第二节　生态批评的发展

生态批评的观念和理论支撑来自生态学，它依据生态主义观，采用生态学、地理学、文艺学的方法对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就是以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美国批评家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下了简短的定义。她在《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1996）一书中这样说：“简而言之，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⁵⁾”这个定义简洁明了，但也缺少丰富性。同年，另一位美国批评家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这样定义生态批评，“生态批评是……在履行环保实践职责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文学与环境关系研究。⁽⁶⁾”比尔的定义也很简洁，但显然要比前者更加包容，将生态批评与环保意识和职责联系起来，体现出生态批评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在2001年对生态批评做了进一步的描述。他指出，“虽然仍有争论，但生态批评已经因为两个原因使其与其他流派区别开来：第一是它所采取的伦理立场，它亮明了自己对自然世界所要承担的责任，不是将其作为一个主题研究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客体；第二是它致力于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⁷⁾”

就生态批评的意识源头而论，古代我们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时期，中代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环境关注（environmental concern）或生态意识（ecological awareness）。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群，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然环境受到破坏的担忧和批评，其中，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对社会生态的关注，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杰勒德·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等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然环境遭受破坏、传统道德伦理受到动摇境况下的迷惑、彷徨、失望与愤怒，这些都是生态意识的群体性显示。

就社会动因而论，生态批评的历史社会源头可归结到自18世纪下半叶兴起、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化运动。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史上第一个最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的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类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掠夺，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社会群体贫富程度的极大分化，社会矛盾的凸显与激化。这样的社会环境催动着一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思考，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找到并开出诊疗和救治社会时弊的药方。在理论上，先后出现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自由主义（Liber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费边主义（Fabianism）、工团主义（Syndicalism）等思潮都是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上，英国18世纪三次议会改革、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⁸⁾、新模式工会（New Model Union）⁽⁹⁾以及80年代的新工会活动为缓解社会矛盾、实现参政权的平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理论上的开拓创新还是实践上的大胆尝试，从本质上说，其目标都是为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些也构成后来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后文将对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社会、思想观念动因做进一步论述。

简而言之，在宽泛意义上，迄今为止的生态批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孕育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形成期，90年代至今的高潮期。

（一）孕育期。所谓孕育期是指作为流派或方法的生态批评尚未出现，但它所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已经出现甚至普遍存在的时期，这就像欧洲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y）时代一样，它的出现要比工业时代早几百年⁽¹⁰⁾。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孕育期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标志之一是，一批作家面对工业化所带来的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社会环境受到破坏的现象产生普遍而深重的怀疑、质疑，为之痛心，进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明确表现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换句话说，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主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的是描画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被破坏后的景象，比如G.霍普金斯的《宾西的白杨》（“Binsey Poplars”），G.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有的描写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对比工业革命前后乡村的巨变，以唤起人们对环境的重视，比如T.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Wessex Series）作品；有的直接批判或揭露工业化给自然和社会环境带来的种种伤害与弊端，比如W.莫里斯的环境诗歌，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1810—1865）的《北与南》（North and South），R.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荒岛小说等，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主题指向是一致的。

从“一战”到20世纪40年代是孕育期的第二阶段。总体上说，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表达基本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这一时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危机，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及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英国更因作为两次大战的参与方而被深深拖入战争泥潭；即使是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间隙，人们的注意力总体上也都放在产品和武器的生产上，以解决基本生活和战争的需要，无暇或少暇顾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恶化。这一阶段英国作家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不公的忧虑和揭橥上，比如，J.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对都柏林沉闷、压抑、猥琐社会氛围的贬抑，A.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在《旋律与对位》（Point Counter Point，1928）中对现代世界“充满道德堕落、性欲变态的人的疯人院”的描写⁽¹¹⁾，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对破坏自然又摧残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描写与鞭挞，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在《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将城市描写成“并无实体的城”⁽¹²⁾（an unreal city）等。但总体而言，人们对于生存和经济生活的关注要远远甚于对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二）形成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战后重建及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随着大量化学制品和化石燃料在生产生活中的使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挥霍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与此相伴的是自然环境污染和破坏迅速加深，同时引起环境学者和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一方面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证据；另一方面著书立说，试图引起广大民众、企业家和政治家对环境污染的重视。其中，美国环境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利奥波德的著作《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在他去世后的1949年出版，被看作是环境危机的当代预言。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大启示意义的观点，比如“土地伦理”（land ethic），主张“一件事，只要乐于去保护生物群落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美丽，那就是对的”⁽¹³⁾。卡森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进行了一系列环境调查工作，在50年代发表了不少保护环境的文章。在环境主义者和作家的努力下，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开始成为业内的共识。格洛特费尔蒂以及其他一些生态批评家都认为，生态批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及其出现的环境危机⁽¹⁴⁾，他们借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各自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和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为不断走入窘境的人类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人文学者也都行动起来，加入了反思人类行为、检讨人与自然关系、探寻拯救之道的队伍中。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从长时段的角度去梳理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整体历史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主张要用“从下向上”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史和工人运动史，反对只关注“阁楼”上的历史；美国计量史学家采用实证和计量的方法去研究铁路发展、粮食产量、人口变迁等史实，注重考察经济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新文化史学家则将研究对象放到那些被官方历史文本所忽略、忘记甚至歪曲的弱势群体身上；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并推出研究文本《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2），提出了文化解释的“深描说”（thick description），将研究重点对准边缘群体；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等著作中考察了历史上作为权威体现与实现方式的权力从观念到技术的发展过程，解构了权力话语和权力实践的本质。

以上诸种学术实践的学科不同，研究对象各异，但在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上有着共同的方面。首先是对传统学术观的挑战：以“从下向上”挑战“高大上”⁽¹⁵⁾，以“边缘”挑战“中心”，以实证、深描挑战宏大理念，以街谈巷议挑战权力话语。其次是以“文化”这个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共核，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连接起来，推倒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或篱笆，打通学科之间的学术通道，建立起跨学科研究范式。这可以看作是20世纪60和70年代普遍发生于各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生态批评打下了学理基础。

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运动也为生态批评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助力。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如果不包括宽泛意义上由马修·阿诺德发端的社会文化批评视角，就是文化转向这一潮流在文学评论领域的集中体现。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虽然并不是后来文化研究重镇伯明翰学派的成员，但他作为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主要撰稿人，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发动者⁽¹⁶⁾，他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通常被看作是文化研究潮流的启动器（initiator）之一⁽¹⁷⁾。他在著作中将“文化”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并列为工业革命以后构成“生活思想变迁”这幅“特殊地图”的“关键词”，梳理了“文化”内涵的变迁与发展，将其在新情境下的意义定义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并且指出，文化由指“心灵状态”和“知识与道德活动”到泛指“整个生活方式”，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结果⁽¹⁸⁾。文化转向潮流所采用的文化透视、文化分析和学科跨界研究方法为生态批评实践提供了借鉴。

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运动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后来被称为“环境启示录”和“丰碑”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般认为……《寂静的春天》就是激发生态批评的扳机⁽¹⁹⁾。”作者以文学想象的笔法，叙述了一个美国中心地带的美丽静谧村庄因为化学杀虫剂的滥用而变得万物萧疏凋敝的故事，“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呼喊”⁽²⁰⁾，引起了无数美国人对环境危机的警醒，也为环境保护运动以至后来的生态批评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随后十余年又接连出现的几次影响巨大的环境事件，让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迅速复苏并增长。1967年，托尼·卡尼翁号（Torrey Canyon）油船在英国西南海岸附近搁浅，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海峡的一口海上油井发生泄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事件；1971年，日本一法院对长期受汞中毒居民的有利判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催动下，也是在环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1969年由瑞典政府建议，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首次人类环境大会，各国政府代表坐下来讨论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会议决定设立各国政府驻联合国环境机构，成立联合国环境项目。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与环境主义运动的勃兴呼应，生态批评文章和著作也开始成批出现，其中主要的有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的《生存的喜剧》（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4）等。1978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威廉·吕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爱荷华评论》（Iowa Review）冬季号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态学：一种生态批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吕克特正式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从而给已经兴起的批评流派一个名称，从此这一类批评的理论和实践都用生态批评来称谓，标志着生态批评潮流的兴起。作者在文章中不只是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批评的概念，还就文学与生物体的关系、自然规律的控制力、能量与文学创作、文学教学和文学阅读之间的关系等论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核心观点是：自然规律不仅制约着自然万物的运行，也深刻影响着文学相关的一切活动⁽²¹⁾。

进入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和环境主义学者们共同努力要将生态批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流派，建立起独立的文学生态学学科。这样的努力在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的《环境文学讲稿：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该书收集了十九位生态环境文学课程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更深的了解和认识⁽²²⁾。

（三）高潮期。1990年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美国内华达大学设置了第一个文学与环境教授席位（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被聘为首位教授。以格洛特费尔蒂出任首位文学与环境教授为开端，生态批评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高潮时期的生态批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一，成立了第一个专属学会——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1992年，从事环境、生态和文学研究的学者聚集于美国内华达，召开了第一次文学与环境研讨会，并成立了第一个专门从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会，旨在凝聚学术力量，团结批评人才，进一步构建生态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组织基础。此后，这一学术组织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为生态批评与环境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

第二，也就在这次研讨会上，决定筹办第一个专门发表生态文学批评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期刊命名为《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该期刊以季刊形式于1993年问世，成为生态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重要平台。

第三，1996年，格洛特费尔蒂与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一起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问世，题名为《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收入自生态批评兴起以来的部分著名论文24篇，该论文集全面多层次地呈现了生态批评的主要观点、批评方法和实践范本，被业内认为是生态批评的集大成之作。

第四，在《生态批评读本》出版的同一年，劳伦斯·比尔出版了他的《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996）。这部著作以亨利·梭罗的自然写作及其影响为个案，将美国文化的形成纳入自然和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是与《生态批评读本》齐名的生态批评经典。

第五，生态批评著作和论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有劳伦斯·库帕（Lawrence Coupe）的《绿色研究读本》（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此外，还有克瑞格·加拉德（Greg Garrard）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2011），迈克尔·布朗奇（Michael Branch）和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主编的《跨学科文学与环境研究读本》（ISLE Reader：1993—2003，2003），格兰·洛夫（Glen Love）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Practic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2003），乔治·瑟申斯（George Sessions）的《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1995），道格拉斯·沃克奇（Douglas Vakoch）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Feminist Ecocriticism：Environment，Women and Literature，2012）等。这些著作多层次、多维度地进行生态批评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推动着生态文学及其批评实践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