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意识的演进
考察生态批评潮流的发展过程，分析其意识、思想、观念的演进，可以发现它也像其他的思想运动一样，沿着一条由浅入深、从点到面、从个别到全方位的路径渐次展开和深入。就内涵而言，它是层层递进，即从生态意识发展到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其发展过程做一个基本的梳理。
根据心理学基本原理，“意识是心理反应的最高形式，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23)，“是我们对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各种认知过程的觉察”，“为了理解周围的复杂环境，我们会从身边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选择一些加以关注而忽略其他的事件”(24)，所以意识具有主观性、目的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是对客观外界的存在和发生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或觉察。意识表现出主观性，是因为个体的人的心理机制、认知能力、情感或情绪状态及其表现形式不一样，不同的个体就有不同的意识。由于意识是人在觉醒状态下的心理反应，是基于认知活动的心理现象，意识就具有目的性。由于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客观外界的存在，以及自身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意识具有自觉性。还因为意识是一种以认知为基础、以语言为媒介、以经验经历为参照的心理现象，就会因意识者的认知和语言的能力与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会因其经验经历的变动而变动，会因其心理状态的变动而有所变化，当然也会因客观世界和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意识具有能动性。意识的这些特征在生态意识中也都会体现出来。
生态意识具有哪些特征？生态意识属于意识的深层阶段，是人对发生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那些明显变化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和心理现象，是因外界变化而引起的情绪和情感的流露与表达，是因这些变化而出现的态度或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因此，它是意识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人格化、观念化和社会化表达。因为个体人的差异和意识的主观性，生态意识表达的内涵和程度会因人而异；因为意识的能动性，不同的个体在相同的时空有不同的生态意识，同一个个体的生态意识会因外界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与生态意识紧密相关的是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它直接受制于或影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更为鲜明的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和区域性；因为意识的自觉性，生态意识的呈现方式是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它就具有明显的观念性、伦理性、道德性、情绪性特点。
生态意识的内涵有哪些？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与概括。有研究者将生态意识的确立需要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总结，包括“抛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寻回并发扬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形成并强化对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责任感，形成并强化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抛弃物质主义人生观”，“彻底打消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以生态意识对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进行重新评价”(25)等。这些概括涵盖了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在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影响(26)。简单说，生态意识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首先是对自然的敬畏意识。生态意识的观念基础是自然神论（Deism）和生态主义，尽管这一观念在西方和东方有不同的内涵，但核心和基础是类似的，都主张自然万物或大千世界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和运行规律，人类应该对自然环境和客观规律怀着一份敬畏和顺应，而不是相反。第二，有了这个基础，人类就应该与客观世界或自然万物保持一种共存或和谐相处的关系，这就是东方观念中的天人合一，西方观念中的自然神论(27)，可以表述为理性的、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意识。第三，基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及其生活环境的共同基础，平等相待、良性互动、互为你我就是生态意识的必然内容，因此，它也就不主张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附属、占有与奉献等不公正、不平等的关系状态或关系准则。第四，正因为生态意识主张世界万物之间的平等相待，自然也就包含了物爱或物哀意识，即人类对于自然世界发生的物体、物种、群体、环境的损坏、伤害、灾难、毁灭等现象会产生伤感、悲哀、痛苦、怨愤等心理现象，并将这些心理现象诉诸文字。
前已述及，生态意识由来已久，但它的发展是从零散到聚群，从模糊到清晰，从浅泛到深入。从古希腊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由于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大体处于相安无事状态，也由于自文艺复兴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潮流还有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当然更由于人类掌握的征服自然剥夺自然的手段仍然有限，生态意识的生长和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只是到了19世纪，由于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激烈变化，生态意识的生长和勃发的条件得到充分体现，它才得以像雨后春笋般勃然成长。国内有学者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进行专门研究，认为浪漫派大诗人都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从华兹华斯到雪莱、拜伦无一例外(28)。
生态意识在19世纪进入了蓬勃生长期的原因不言自明：工业化的逐步实现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工厂化、机器化、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使得空气污染不断加剧，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地农民蜂拥流入城市成为贫民，同时使得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急剧的城市化使得居住环境恶化，水体污染；急剧变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带来了社会群体结构的急剧变化，阶级与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迅速变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利益冲突不断升级，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此起彼伏；伴随着工业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巨大变革出现的科学技术浪潮，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层出不穷，给长期延续的思想文化传统带来巨大挑战，使得处于激烈转型之中的维多利亚人经受着心理、精神、道德、伦理、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困惑、惶恐、茫然与煎熬。面对如此众多突然而激烈的变化，生态意识最先也最广泛地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爆发和蔓延开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先觉察到以上变化并在其作品中表达出生态意识的是浪漫主义诗人群体(29)。试看数例：R.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在《我的心儿在高原》（“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写给小鼠》（“To a Mouse”）等诗歌中表现的“自然意识”；W.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在《病玫瑰》（“The Sick Rose”）、《爱的花园》（“The Garden of Love”）等诗中以哲理形式表达的生态意识；S.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在《老水手谣》（“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描述的是一位老水手在海上如何经历海难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骨子里却是隐喻超自然神性掩盖下的生态关注；雪莱（Percy Shelley，1792—1822）在《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淋漓尽致渲染的横扫一切的西风，喻指一种摧枯拉朽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喻体却是能够给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以生机和活力的自然之神；W.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诗歌中几乎遍布了带有他独特自然神论内涵的生态意识：《写于早春》（“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中将自然界的和谐快乐与社会上的压迫和互相残害进行了对比(30)，《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描画了与自然的音、色、光、像融为一体的割麦女形象(31)，而在《丁登寺旁》（“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诗人从大自然中看清了“事物内在的生命”，“大自然成了我的一切”(32)。诚然，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表达虽然也有雪莱式的“狂风暴雨”，但总体上更多具有原真性、温和性和警示性特征。
维多利亚时代是生态意识的爆发期。之所以进入爆发期，自然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满足或适应了生态意识急剧生长的需要。到底是哪些条件促成了这一状态的出现，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讨论。总体来说，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发生的急剧变化促生了生态意识的急剧生长。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其敏感的情感机制和敏锐的事物洞察力，总要比一般人更早更强地感受到环境的变化，也更快地将这些感受、感悟和反思表达出来。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巨大变化，当时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物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维多利亚前期、中期英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他在小说《西比尔，或两个民族》（Sybil，or the Two Nations，1845）中提出的“两个民族”的说法，就是对社会不公现象的生态意识的集中体现。又如，一个名叫珍妮特·卡明（Jennet Kamin）的11岁小女孩向采访人讲述了自己在煤矿井里没日没夜背煤的经历(33)。再比如，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达尔文、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这些思想家、哲学家、生物学家都加入了加快社会改革、呼唤社会公平的队伍，像阿诺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这些来自上层阶级的教育家、作家也在自己的写作中呼唤社会正义，像莫里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这样一些激进派诗人更是直接加入批判社会丑恶现象、抗议社会不公的队伍。
生态意识增长与深化的进程被两次世界大战阻遏，并在世界范围内被转移甚至打断，只是在美洲大陆还在环境主义运动中弱势延续，直到战后才再次进入发展和深化的轨道。
“二战”后，随着战后重建的大范围全面推开和工业化运动在各国的推进，自然环境加速退化，社会环境持续动荡，环境主义运动广泛展开，不断吸引民众尤其是环境主义者参与其中，并逐步引起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和重视，生态意识随着环境主义运动和各学科领域文化转向的深入开展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勃生与深化。概略地说，这一时期生态意识的增长与演化经历了以下阶段。
首先，生态意识的发展从分散走向群体，从专业人员走向大众，从民间走向官方，从国别走向世界。前已述及，19世纪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是生态意识蔓生增长的繁盛期，但这些生态意识还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政治家的著述中，并没有体现为一种组织行为：既没有专门论述生态环境变迁的著作出现，也没有专门机构去从事保护环境的宣传，更没有类似功能的官方机构出现。虽然也有争取民权的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但这些斗争的目标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如选举权、工作权、居住权等，并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就是在环境主义运动开展走在世界前面的美国，对于自然环境的观察和研究在“二战”前后也局限于那些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员，如利奥波德和卡森这样一些博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主义运动的逐步推开和深入，还有前文说到的一个个环境灾难，尤其是有识之士发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在一点点退化和恶化，活生生的现实给生态意识完成上述四个“走向”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次环境大会为标志，生态意识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大众化、组织化、全球化的道路，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至今仍然在路上。
随后，生态意识在上述“三化”的道路上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深化与提升阶段；在这个阶段，生态意识逐渐深化为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也就是对生态意识的条理化、概念化和理论化。如前所述的前生态批评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诸多不当行为和不堪现象的觉察和表现，都可以归纳为生态意识，因为这些还没有深化为一种理论。这里有必要强调，意识、思想和观念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像江河切开地域、赤道分开南北那样明确的划分线。它们之间既相互交织，又可以从大的方面区分；诚然，意识中间也蕴含了思想，蕴含了观念的基因，思想总是以意识为基础。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观念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很难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观念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分界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意识是思想观念的前奏，思想观念是意识的提升或凝练。至于说在什么时候生态意识深化成了生态思想观念，这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一样，都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而不同于物理化学活动，会有一个不同物质或状态转变的临界点。也许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50至70年代是生态意识向生态思想深化的时期，上述提到的以卡森为代表的环境主义运动，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的召开，以及《人类环境宣言》的通过，乃至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1978年生态批评术语的提出等，都是生态意识概念化、组织化、全球化的标志，也是生态思想与观念被广泛接受的标志。从那个时期开始，随着环境主义运动、生态批评实践、生态科学研究等活动的推进，更因为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急速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环境的迅速恶化，生态思想和观念或者称为生态主义思想观念(34)逐渐被世界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广泛接受。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承诺将按照《公约》的条款去指导本国本地区的各种生产生活活动，这是生态共识广泛达成、生态主义思想观念被普遍接受的例证。
此后，生态意识的发展将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生态社会、生态文化或生态文明的建设阶段。这就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及其人民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工作。在这个阶段，生态意识将会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原生性意识，也就是个体的人在进入意识生长期后就会接受的意识，每一个公民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接受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每一个人都会自觉履行生态规则与规范。在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群体、团体、组织、党派，无论规模大小，数量多寡，历史长短，成分复杂或简单，宗旨宏伟或具体，纲领繁复或简洁，诸如家庭、群组、社区、街道、城市、村镇、族群、政党、国家、政府、跨政府跨国家组织如联合国，都会自觉按照生态思想观念和生态法则去开展活动。在这个阶段，生态关注、生态考量、生态利益、生态前景将会成为优先选项进入各国民众、各国政府和跨国组织的日常工作和生产生活的计划与实践之中。当然，这或许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却应该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目标的不二选择。
(1) 夏征农总主编：《辞海》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4772页。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logy，检索日期2015年6月27日。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logy，检索日期2015年12月9日。
(4) 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207—217页。
(5)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1996，p.xviii.
(6) 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iv.
(7) Simon Estok，“Bridging the Great Divide：Ecological Theory and the Great Unwashed，”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31，Issue 4，2005，pp.197-209.
(8) 宪章运动是发生在英国19世纪上叶的一场工人运动，其高潮出现在1836年到1848年期间，运动主要目标是争取平等选举权。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54—263页。
(9) 新模式工会指英国19世纪中期在宪章运动后出现的一种工会组织，它以行业为工会的组织框架，收取会费，成员都有一种技术能力，活动体现出排他性和非暴力性特征。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0—282页。
(10) 史学界通常将工业化实现之前的欧洲历史时期称为“原工业化时代”，一般是指15世纪到19世纪。参见杨豫：《论原工业化的解体》，《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第24—35页。
(11) 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6页。
(12) 艾略特：《荒原》，赵萝蕤、张子清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3) 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262；阿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杨蔚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2页。
(14)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1996，“Introduction”，p.XV；Greg Garrard，Ecocriticism．London：Routledge，2004，pp.1-15.
(15) “二战”以前的传统史学基本上以研究上层阶级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为对象，诸如宫廷生活、战争活动、外交、贸易等，这里用时下流行的“高大上”代指，取其外延并含揶揄之意。
(16) Catherine Gallegher，“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Studies”，Social Text，No.30，1992，pp.79-89；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uart_Hall_（cultural_theorist），accessed 2015-12-13.
(17) Stuart Hall，“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ies”，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October 53，1990，pp.11-23．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将文化研究的起点推前到1956年，并以三部著作为标志，分别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读写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8)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2页。
(19) Greg Garrard，Ecocriticism．London：Routledge，2004，p.1.
(20)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许亮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21) 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 Review 9.1，Winter，1978，pp.71-86.
(22) 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第135—140页。
(23) 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24) 查尔斯·莫里斯、阿尔伯托·梅斯托：《心理学导论》（第12版），张继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
(25)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8—245页。
(26) 参见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与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7—127页，脚注。
(27) 这里的自然神论主要指约翰·洛克、乔治·伯克利、大卫·休谟、托马斯·潘恩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自然神论，主张人的信仰自由、天赋人权、宗教宽容和道德，崇尚理性，反对盲目神性。
(28) 鲁春芳：《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29) 鲁春芳：《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222页。
(30)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脚注”。
(31)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9—220页。
(32)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第222—228页。
(33) 罗伊斯顿·派克编著：《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34) 在哲学上，思想和观念一般被看作同义语，可以互换，也可以并列使用。思想是指思维活动的结果，观念指看法、思想，也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参见夏征农主编：《辞海》，第606、20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