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伏尔泰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他的父亲是巴黎沙特莱的公证人，生活相当富裕。他从七岁起进入耶稣会士管理的路易大帝中学读书，成绩优异；但他的独立精神和大胆思想令他的老师不安。他的同学不少日后成为名流，如达让塔尔、达让松兄弟、西德维尔，给过他很大支持。他的教父德·沙托纳夫神父把他引进名为“神庙”的圈子，他接触到自由思想和上流社会。此时他开始写诗。他的父亲对他不信教感到不安，强迫他读法律，并送他到海牙当大使馆秘书。他的自由思想引来麻烦，只得回到巴黎，在一个检察官那里当书记员，成为蒂埃里奥的朋友。闲来他写些讽刺诗，其中一首抨击摄政王，1716年他被放逐到卢瓦尔河畔的苏利。回到巴黎后，他又写了一首评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政治诗，这次他进了巴士底狱，被关禁了11个月。

早期创作 1718年出狱后，他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俄狄浦斯》（C Edipe），获得成功，声名鹊起。自此以后，他成为一个时髦诗人，出入于大贵族之家。《天主教联盟》（La Ligue，1723）被评论界捧到天上。1725年他为路易十五的婚姻写贺诗和剧本，获得摄政王和国王的津贴。他继承了父亲的大宗遗产，又汲取了银行家朋友帕里斯兄弟的建议，在投机中发了财。这时他发表作品用了伏尔泰的笔名。

一件意外的事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与罗昂—沙博骑士发生争吵，遭到后者的仆人的殴打，伏尔泰提出要决斗，反被骑士送进监狱，不久获释，但不得不流亡到英国。此事使他认识到贵族的横暴和特权。1726～1729年，他在英国度过，这对他的思想演变起了重大作用。他受到英国政界和文学界的欢迎，了解到英国的政体和文化，特别赞赏洛克的哲学观点和牛顿的科学成就。他接触到英国的法律，看到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他研究了各个教派，访问自由思想家。他同斯威夫特、诗人蒲柏、扬格、哲学家贝克莱等交谈。他把《天主教联盟》改写成《亨利亚德》（Henriade，1728），献给英国女王。从英国回来以后，伏尔泰已成为一个哲学家。

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悲剧《布鲁图斯》（Brutus，1730）、《查伊尔》（Zaïre，1732）、《阿德拉依德·杜·盖克兰》（Adélaïde du Guesclin，1734）；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L’Histoire de Charles XII，1731）；哲学著作《哲学通信》 （Les Lettres philosophiques，1734）。其中，五幕悲剧《查伊尔》的同名主人公从童年起就是耶路撒冷的苏丹奥罗斯曼的女奴，她本来是个基督徒，但和苏丹相爱。这时，骑士奈雷斯唐从法国带来了查伊尔和十个法国骑士的赎金。奥罗斯曼给了100个基督徒以自由，但拒绝了给予吕齐尼昂和查伊尔的自由，他要娶她为妻。查伊尔到奥罗斯曼那里求情，他同意了给有王族血统的吕齐尼昂自由。吕齐尼昂获得自由后，发现奈雷斯唐是他的儿子，而查伊尔是他的女儿。在他的坚持下，查伊尔宣布自己是基督徒，于是奥罗斯曼撤回自己的承诺。查伊尔向奈雷斯唐袒露了自己对奥罗斯曼的爱情，但同意接受洗礼。奥罗斯曼以为他们之间产生爱情，心生嫉妒。绝望的查伊尔向奥罗斯曼一再说她爱他，却无法向他透露秘密。奥罗斯曼截获了奈雷斯唐的一封信，信中邀查伊尔赴约，奥罗斯曼见信后气愤之极。查伊尔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她去见奈雷斯唐，被奥罗斯曼刺死。他知道奈雷斯唐和查伊尔的兄妹关系之后，解放了所有的基督徒，自尽而死。

《查理十二史》描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1682～1718）的生平业绩。1～4卷叙述查理十二如何战胜了丹麦人和俄国人，主宰了波兰，他追逐波得大帝的军队，直到乌克兰；但他在波尔塔瓦被打败，不得不逃到土耳其。5～8卷叙述查理十二在激烈的抵抗之后，成了土耳其人的阶下囚。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回到了瑞典，企图征服挪威，最后被害。伏尔泰把查理十二写成一个英雄，希望通过他的事迹，告诫有征服野心的国王，“一个爱好和平与幸福的政府，是超越无数荣誉之上的。”伏尔泰注重材料的搜集、准确性、科学性和严格的观察，他阅读了许多史书、报告、大使的书信、国王旧部的证明，力图去伪存真。他对风俗和政府机制也十分注意，同时叙述注意戏剧性。他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

《哲学通信》又名《英国通信》，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1～4封信论公谊会教徒，介绍他们的历史、风俗和信仰。伏尔泰嘲笑他们难懂的教义和所谓神意，但对他们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正直、纯朴、宽容、地位低微。他们没有洗礼、领圣体、教士。他们的信仰近于自然神教，取消了神学，认为教阶毫无用处。第5封和第6封信反对英国国教教徒，他们有世俗野心；也反对长老会信徒，他们不赞成宽容，教规过度严格。伏尔泰认为宗教应从属于政府。他像贝尔和孟德斯鸠一样，宣扬宽容的社会的好处：“如果在英国只有一种宗教，那么它的专制就会很可怕了，如果它有两种宗教，它们会互相割断脖子；但如果有30种宗教，它们就会和平共处，幸福地生活。”第7封信论索齐尼教徒，他们的教义近似自然神教，并与自然神教的信仰者（在英国很多）相安无事。这几封信表达了伏尔泰的宗教立场：主张自然神教，反对教派斗争，要容忍各种教派，宗教从属于政府是社会和平的保证。第8封信谈议会，认为议会保证了宗教和平与公民的自由。第9封信谈政府，勾画了英国的政治发展过程，认为人民占大多数，品德最高尚，他们研究法律、科学，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从事最高尚或最卑贱的职业。伏尔泰指出英国宪章确定了自由，没有土地特权，税收平等，贵族也要交税，取消了人头税。第10封信谈商业，赞扬英国人的务实精神，他们通过商业获得财富和国力。11～13封信谈哲学问题。第11封信提到英国人接种牛痘。第12封信赞扬培根是实验哲学之父。第13封信谈论洛克的哲学，将洛克置于笛卡尔之上。洛克摆脱了思辨体系，相信经验。伏尔泰认为人的头脑具有物质性。他认为人对精神和物质都不甚了解。14～17封信谈论牛顿、万有引力、他在光学上的发现和微积分。伏尔泰认为牛顿高于笛卡尔。18～24封信论及悲剧、喜剧、诗人和科学院。伏尔泰赞赏莎士比亚，但对《奥赛罗》和《哈姆莱特》的“古怪”感到困惑。他指出：“他创造了戏剧；他拥有充满力量、丰富性、自然和崇高的天才，毫不显露高雅趣味，一点不了解规则……有着非常美的场景，非常崇高和非常可怕的片段，散布在所谓悲剧的可怕闹剧中，这些剧本演出时总是获得巨大成功。”第25封信论帕斯卡尔。伏尔泰认为帕斯卡尔是个狂热的人，让人迷失在思辨中，厌恶人世生活。伏尔泰认为行动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人生来是行动的，就像火要朝上，石头要朝下一样。无所事事和不存在，对人来说是一回事。”行动“这种秘密的本能，是社会的首要原则和必要基础，宁可说它来自天主的仁慈，是我们幸福的工具，而不是我们不幸的感受”。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把英国看成进步和繁荣的范例，特别推崇洛克的感觉论和牛顿的物理学，是一部有分量的启蒙著作。

《哲学通信》是“第一枚投向旧制度的炸弹”（朗松语），被视为颠覆性的著作，列为禁书。大理院的判决是：此书“能引起对宗教和社会秩序最危险的自由思想”。伏尔泰不得不离开巴黎，来到洛林。1734～1744年，伏尔泰就住在女友杜沙特莱夫人的西雷古堡里。这儿离洛林只有几法里，一有情况，他便可逃走。他写出了多部剧本：《恺撒之死》（La Mort de César，1735）、《阿齐尔》（Alzirer，1736）、《浪子》（L’Enfant prodigue，1736）、《祖利姆》（Zulime，1740）、《穆罕默德》（Mahomet，1741）、《梅罗普》（Mérope，1743）。杜沙特莱夫人劝告伏尔泰谨慎从事，伏尔泰的《上流人士》（Le Mondain，1736）还充满自由思想，但《论人》 （Les Discours sur l’homme，1738）就缓和多了。在女主人的影响下，他关心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写出《关于牛顿的书简诗》 （Épître sur Newton，1736），并将牛顿的《哲学基础知识》（Les Éléments de la philosophie）通俗化，1738年，他将《论火的性质》（Essai sur le feu）提交给科学院。为了让杜沙特莱夫人对历史感兴趣，他着手写作《路易十四时代》和《论风俗》。他有时悄悄跑到巴黎，有时来到比利时、荷兰、普鲁士，想在腓特烈二世和法国之间做斡旋工作。

中期创作 1744年，他的同学达让松当了外交大臣，把他召到凡尔赛。1744～1747年，他投身到宫廷的旋涡中，他先任国王的史官，继而是普通的宫廷贵族，为王家喜庆写歌剧。1745年他进入了学士院。可是国王和王后并不欣赏他，保护过他的蓬巴杜夫人不满于他的随便，更喜欢克雷比庸。于是伏尔泰转向杜梅纳公爵夫人的圈子。他的第一篇哲理小说《查第格》（Zadig，1747）透露了他作为朝臣的不顺利遭遇。这篇小说描写巴比伦青年查第格想获得幸福，但爱情给他带来失望，钻研科学受到人们谴责，权力只给他短暂的满足。他当了宠臣和首相，治理有方，但他爱上了王后阿丝塔泰，国王十分嫉妒，他不得不逃走。为了让一个女人摆脱情人的虐待，他成了一个阿拉伯商人的奴隶，主人赏识他，给了他自由，派他到塞朗第国王那里执行任务。查第格受到宗教狂热者的追逐，只得逃走，却落入强盗手中，幸亏脱身。他重新回到巴比伦，发现阿丝塔泰成了奴隶，他搭救了她。这时王国发生革命，查第格在天使的帮助下当了国王，娶了阿丝塔泰。

伏尔泰终于失宠，他回到西雷，大有浪费光阴的感觉。1749年，杜沙特莱夫人突然去世，他只能去找住在巴黎的侄女德尼夫人，并想返回宫廷而未果，终于向腓特烈二世的邀请让步。伏尔泰将这位国王看作一个开明君主、“北方的所罗门”，可是实际情况却令他大失所望。他在普鲁士从1750年待到1753年，发表了《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1751～1758）和哲理小说《小大人》 （Micromégas，1752）。《路易十四时代》是他的另一部重要历史著作，他的意图“不在于描绘一个人的行动，而是描绘有史以来最明智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伏尔泰是赞赏路易十四时代的，他要写“一部人类精神史，从人类精神最光辉的时代去汲取材料”。伏尔泰本想借赞扬路易十四时代，间接地批评路易十五时代。他认为人类历史有四个伟大的时代：佩里克莱斯、奥古斯都、梅迪奇和路易十四时代。1～24章叙述路易十四的军事史和外交史。25～28章叙述路易十四的宫廷、他的思想、私生活、伟大和弱点。29～34章叙述当时的艺术、神学争论、耶稣会对国王的影响、《南特赦令》的颁布。35～39章叙述各种教派事件，关于中国仪式的争论，落脚点是对理性精神的赞扬。在写作这部历史著作时，伏尔泰同样注重材料的搜集。他否认天主主宰历史，认为是命运在起作用，在帮助伟人，取得历史的进步。人类在向理想的文明前进，有朝一日实现人间乐园。其中，伏尔泰对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学和艺术的评论有不少真知灼见。

《小大人》描写天狼星一个卫星的居民，身材高达8法里。由于他的书里有异教味道而被放逐，他只不过想知道天狼星的蚤子肉体是否和蜗牛一样。他的案子打了220年。司法官从未看过他的书，却做出判决，居然下令作者要800年后才能出现。小大人于是开始星际旅行。他向土星科学院的秘书解说宇宙的相对性，使后者感到惊讶。这个土星的侏儒身材高约两公里，陪伴他去旅行。他们到过木星、火星，最后于1737年来到地球。他们将一艘装着学者刚从北极圈回来的船放在手心里，设法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谈话。

他在取道法兰克福回国时曾受腓特烈二世的阻挠。他不敢直接回巴黎，先在阿尔萨斯待了两年。1755年初，他在日内瓦附近的“乐园”住下来，一直待到1760年，写出了《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这个剧本取材于我国的《赵氏孤儿》。伏尔泰从中发现这个中国剧本的道德美和精神美，以对照法国社会的精神匮乏和道德沦丧。他改写了这个剧本，塑造了体现忠君仁爱的臧惕，把他写成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即孔子的化身。女主人公伊达梅处于四种冲突中，她集大宋的臣民、亡国大夫的妻子、临危孩子的母亲和新朝主子的恋人于一身，在人性与原则、感情与责任的矛盾中显示出纯洁的心灵，成为文明与道德的象征，体现了启蒙思想的光辉，即伏尔泰主张的“蛮力臣服于文明”的思想。这是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和典范事例。1756年，伏尔泰发表了长诗《里斯本的灾难》（Poème sur le désastre de Lisbonne）。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数千人死亡。伏尔泰从中看到一个反对莱布尼茨的“一切皆善”的题材，而认为世界上到处存在着恶，既打击恶人，也打击善人。人应该同恶做斗争。

1756年，伏尔泰还发表了《论风俗》（L’Essai sur les mœurs）。这部著作写的是世界史，从查理大帝写到路易十四。伏尔泰认为世界是不断进步的，科学和艺术不断发展。即使历史并不令人乐观，他也坚信理性的进步。他的话题从美洲转到远东，强调习俗和信仰的相对性，指出人性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是一致的。但他认为人是荒唐的、凶恶的，虽然人趋向于文明。他不从军事业绩，而是从是否给人民造福去评判国王。

伏尔泰曾想让新教牧师相信他的哲学，在日内瓦建立对自然神教的崇拜。但日内瓦人禁演他的戏，对加尔文在《论风俗》中受到指责感到十分愤怒，还不满于伏尔泰把日内瓦人说成是自然神教的信仰者。

1759年，伏尔泰发表了《老实人》（Candide）。小说主人公在威斯发里男爵的古堡中长大，与男爵女儿居内贡青梅竹马，他们的老师是莱布尼茨的信徒邦葛罗斯，他认为世界上一切尽善尽美。老实人因为爱上了居内贡而被男爵赶了出去。他被保加利亚的军队强拉入伍，后来逃到荷兰，看到邦葛罗斯沦落街头，古堡被烧毁，居民遭到杀戮。他和邦葛罗斯同回里斯本，遇到了大地震，被宗教裁判所判处了死刑。老实人被居内贡救出；她逃脱了屠杀，来到里斯本。老实人为了救居内贡，杀死了一个犹太人和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他们两人坐船前往美洲，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避免宗教裁判所的追逐，老实人只得与居内贡分手，逃到巴拉圭，遇到居内贡的哥哥。后者成了耶稣会士，在一场争斗中，老实人把他杀死了。他来到了黄金国，但没有长住。他和学者玛丁返回欧洲；玛丁认为世间一切皆恶。他们住在巴黎，见到的都是混蛋；又来到英国，看到枪决海军提督平格；再来到威尼斯，流亡的国王都汇聚在狂欢节上。老实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又遇到邦葛罗斯、未死的男爵之子、变得又老又脾气暴躁的居内贡。他娶了她，在一个农庄里安居乐业。

后期创作 1760年，伏尔泰定居在费尔奈，这里离瑞士不远，随时可以避居那里。这是个意大利式的古堡，伏尔泰把它改成现代化的建筑。村庄里有300个居民，由于该处是沼泽地，居民们生活贫困。伏尔泰进行了排干沼泽的工程，将受到排挤的日内瓦居民移居此地，还建立了钟表厂、丝袜厂和制革厂，并发展贸易。他建造教堂、广施救济、种植树木、改良种子、发展畜牧业、取消了人头税。到他逝世时，费尔奈的居民增加到1200人。伏尔泰以通信的形式，与欧洲各地保持密切联系，这段时期他写了6000多封信，通信者包括腓特烈二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波兰国王、瑞典国王、丹麦国王、达朗贝、爱尔维修、孔多塞等。伏尔泰接待了无数的拜访者，其中有亲王、作家、各国的崇拜者。他在费尔奈上演戏剧（他新写了十多部悲剧），并亲自扮演角色。

伏尔泰的晚年更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他写出各种小册子，抨击反对启蒙思想的人，宣传反对宗教迷信、主张容忍的思想，往往以缩写的“摧毁卑鄙”来署名。尤其是他不遗余力保护受宗教迫害和诬陷的人，使他的声名广为传播。他为之奔走呼号的案件有：第一，1762年的卡拉斯案件：卡拉斯是图卢兹的新教徒，被指控与家人合谋，吊死了想成为天主教徒的长子。图卢兹法院判处他车轮刑。伏尔泰了解到案情后，起来保护这一家人，让他们住在费尔奈，发动朋友，写出小册子和请愿书，经过三年的努力，卡拉斯恢复了名誉。第二，1764年的西尔旺案件：西尔旺一家是新教徒，被指控害死女儿，在马扎梅被判处死刑。他们逃到费尔奈。伏尔泰经过斗争，终于使案件获得重审，结果改判。第三，1766年的拉巴尔案件：拉巴尔骑士19岁，被指控折断十字架，他受刑时被发现身上有一册《哲学词典》。伏尔泰无法获得重审。第四，1770年的蒙巴依案件：年轻的蒙巴依被指控杀害了母亲，同妻子一起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缓刑。伏尔泰使她免刑。在小册子《阿拉斯的误会》中，伏尔泰指责判决专断。第五，1776年的拉利—托朗达尔案件：法国在印度属地的总督拉利被英国人打败，投降了。他被判处死刑。伏尔泰为他恢复名誉。

伏尔泰在费尔奈写作了两部重要哲学著作：《论容忍》（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1763）和《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1764）。在《论容忍》中，伏尔泰以卡拉斯案件为例：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就是天主教狂热的牺牲品；如果他是有罪的，他的行动是出于新教徒的狂热。伏尔泰通过历史的回顾，指出宗教的不容忍从理性上说是荒谬的，对社会十分有害。继而伏尔泰罗列了容忍方面的材料。他向各种教派提出，要遵循自然神教，它能使大家一致。

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论及文学批评和美学（包括古人和今人、戏剧艺术、美、史诗、趣味、历史、风格、悲剧）；哲学（包括灵魂、无神论、天主、人、哲学）；社会和政治批评（习俗、奴隶、政府、战争、税收、法律、祖国）；宗教评论（包括神父、教理问答、基督教、教义、殉教者、教士、先知），共收118条目。伏尔泰将趣味与知识结合起来，形式多种多样，有虚构的，有写成对话的，有轶事与历史相结合的，也有大胆的评论；有的采用论战式，有的冷嘲热讽，充满怀疑精神，反对奴役和一切暴政。1766年此书被判烧毁。

伏尔泰继续写哲理小说：《雅诺和科兰》（Jeannot et Colin，1764）、《天真汉》（L’Ingénu，1767）、《有四十埃居的人》 （L’Homme aux quarante écus，1768）、《巴比伦公主》（La Princesse de Babylone，1768）等。《天真汉》的主人公是个休隆人，来到下布列塔尼，受到一个教士和他的妹妹的迎接，天真汉爱上了美丽的圣伊佛小姐。他因击退了英国人的登陆而出名，被送到凡尔赛。可是由于言论过于自由，他被送进了巴士底狱。美丽的圣伊佛为了解救他，失身于一个大臣的亲戚和宠信，羞愧而死。

1774年，路易十五逝世，伏尔泰想回到巴黎。杜尔果当了一个时期的大臣，伏尔泰为他的改革而兴奋。1778年2月，伏尔泰回到巴黎观看他的悲剧《伊雷纳》（Irène）的演出，他得到凯旋般的迎迓。他在德·维莱特侯爵府下榻，全巴黎的人都来看望他，尊称他为“博学的人”。学士院遴选他为院长。3月30日，他参加《伊雷纳》的第六场演出，演员在舞台上给他的胸像戴上花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呼。也许过分激动使老人的精力耗尽了，他于1778年5月30日逝世。伏尔泰一生患有肠炎，骨瘦如柴，可是创作力却持久不衰。他的遗体由他的侄子葬在香槟省。1791年7月，立法议会下令把他的遗骸安葬到先贤祠。

思想 伏尔泰的思想从英国返回后就已经定型，50年来没有多少变化。在哲学上，他接受了洛克的经验论，反对形而上学。他认为天主的属性和真正的本质、世界和生命的起源、灵魂的存在和不朽、灵与肉的关系、恶的根源、人的命运，所有这些问题都超过了我们的理解力。人们企图解决这些哲学家永远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我们还不如保持怀疑，像洛克一样，转向通过感觉而认识的物质世界。形而上学有两个危险：它分裂人，将人导向狂热；它使人面对不可解决的问题时感到忧虑，远离生活。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呢？明智的做法是，背向形而上学，寻找人间幸福。

伏尔泰谈论最多的是宗教问题。他信奉的是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肯定是一部出色的机器；因此，世界上存在一种出色的无处不在的悟性”（《哲学词典：无神论》）。天主是“时钟” “永恒的几何学家” “永恒的世界建筑师”。他论证宗教信仰的必要性，认为如果检察官、裁缝、仆人都信天主，就很少有人偷窃，因此，“如果没有天主，也要把它创造出来”；害怕有一个惩罚和报复的天主，对简单的心灵是最好的道德基础。伏尔泰心目中的天主是朦胧的：“我根本不知道天主的属性，我生来不是为了拥抱它的本质。”这是他的自然神论的出发点。对他来说，已知的宗教都具有欺骗性，他特别对《圣经》和宗教仪式加以无情的批判和嘲笑，认为宗教纯粹是人为的，利用了人们对神圣事物的尊敬，变成统治的工具。而愚笨的人则走向狂热。事实上，所有宗教都对最高存在产生争执，伏尔泰想以自然神论来替代之。他反对祈祷，认为祈祷这种方式是不理解神圣的伟力。他赞赏英国的索齐尼教，这一教派主张宽容，近乎自然神论。他也曾幻想将新教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自然神论。伏尔泰特别看重伦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他的准则。伏尔泰提倡容忍，他认为既然我们的宗教具有不确定性，那就应该容忍别人的宗教，因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以为掌握了真理。他嘲弄神学争论和宗教迫害的荒谬。

伏尔泰的政治观点较为保守。他主张人人自由与平等，但他认为民主只能在小国实施，他关心的是对君主国进行改革，幻想有一个开明的专制者，让臣民幸福。路易十四的错误和腓特烈二世的野心使他的理想破灭。他于是偏爱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幻想国王在开明人士中选择大臣。文明的大敌是战争，战争要毁灭国家。内战和宗教迫害更为可恶，国家有责任加以阻止，使宗教从属于政府，实施宽容政策。英国的立法能保证正义和自由——第一重要的是财富，包括言论自由。伏尔泰要求取消奴役，发展工业、商业和农业，取消各种徭役、什一税、人头税。他主张促进文艺繁荣、知识界活跃，依靠开明的精华人物把社会引向完善。

狄德罗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正确地评价了伏尔泰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他的性格弱点：“这个爱嫉妒的人是个八旬老翁，他一生都举起鞭子抽打暴君、宗教狂热者和世上其他作恶多端的人。但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是人类坚贞不渝的朋友，有时帮助不幸中的穷人，为无辜的受压迫者复仇。这个失去理智的人将洛克和牛顿的哲学引进他的祖国，在舞台上抨击过最受推崇的偏见，宣扬了思想自由，启发了容忍精神，支持过奄奄一息的高雅趣味，多次做出值得赞美的行动。他的名字在所有地方传颂，并且将流芳百世。”

二、悲剧和诗歌创作

悲剧创作 伏尔泰一生写过27个悲剧，这是他的文学创作的兴趣所在。从《俄狄浦斯》起，观众已把伏尔泰看成最重要的悲剧家。但伏尔泰不是一个革新者，他仍然坚持古典主义的规则和趣味，甚至比布瓦洛的观点更为严格：赞成三一律、区分文学样式的高低。他的典范是拉辛，认为后者“接近最完美的诗人”。伏尔泰虽然一开始受到莎士比亚的吸引，但最终把莎士比亚说成“喝醉酒的野蛮人”。即使他的《查伊尔》模仿《奥赛罗》，他也不由自主地减弱暴烈场面，使之适合古典主义趣味。伏尔泰的悲剧弱点就在这里：不能摆脱拉辛的模式。在他的悲剧中，随时可以找到古典戏剧的场面，似乎可以看到安德洛玛克、爱妙娜、朱妮的面影，认出拉辛的半句诗。可是，伏尔泰在心理分析的真实和深刻方面，却无法与他的典范匹敌。

伏尔泰的悲剧题材都取自古代，大半来自古希腊戏剧家和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既有古希腊罗马，也有中东、美洲，甚至中国的题材。爱情往往被放在第二位，如《梅罗普》（Mérope，1743）中最突出的是母爱，《中国孤儿》中则是母爱与政治品德的冲突，激情都被置于第二位。此外，他汲取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手法，有的悲剧出现了鬼魂和幽灵，观众能听到雷声、炮声、军号声。

《查伊尔》是最受欢迎的悲剧。据伏尔泰逝世200周年时的统计，此剧至1936年在法国上演过488场，由此可以看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查伊尔》集中了伏尔泰的悲剧的优点：情节比较紧凑，爱情线索贯穿其中，国王的嫉妒心是导致悲剧的根源，矛盾冲突还来自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信仰选择不可调和，表达了作者宗教宽容的思想。查伊尔爱着苏丹奥罗斯曼，但她和父亲相认之后，不得不改信了基督教。爱情和宗教信仰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面对奥罗斯曼要她结婚的催促，她不知如何是好。奥罗斯曼由怀疑转向嫉妒，感到被出卖了；他以为兄妹相会是情人约会。在愤怒中，他手刃查伊尔。这种强烈的舞台效果，被认为开了浪漫派戏剧的先河。

伏尔泰把悲剧创作当作宣扬自己的启蒙思想的工具。《中国孤儿》虽不是他的主要悲剧，却很能说明他的戏剧手法。

诗歌创作 伏尔泰写过史诗、哲理诗、书简诗、抒情诗、讽刺诗等，当时被看作第一位诗人，其实他的地位被夸大了。伏尔泰青年时期写作的史诗《亨利亚德》在生前被誉为杰作，如今已被人遗忘。史诗共分十歌，描写亨利四世登基前的宗教斗争，讽刺宗教狂热，批判当时的体制，宣扬宽容思想。史诗模仿维吉尔、卢奇安、塔索，寓意用得过多，创造性较少。他的哲理诗大多写得很长，表达了伏尔泰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议论过多，真正的好句很少，显得沉滞、夸张。

伏尔泰较为擅长的是轻巧的短诗，包括抒情短诗和讽刺短诗。他写给朋友西德维尔的信中所附上的一首诗《致杜沙特莱夫人》（1741），以委婉的笔致叙述自己恋爱的年龄已过，如今只能追求友谊：“嬉戏打闹，寻欢作乐，／那是青春年少的事。／人生只有两个时期，／就给明智留下一个。”这首诗以理智的态度与女友交心，娓娓道来，情真意切，富有抒情意味。写作《致吕兰夫人》（1773）时，伏尔泰已是八旬老翁，但他仍能“吟诗乐悠悠”。面对死神，诗人感到一点惆怅：“美好季节过去以后，／还能听见鸟儿啼鸣；／但这鸣声毫不温柔，／它再也不歌唱爱情。”不过诗人对生命仍然充满热望，还想拥抱、爱抚。诗歌表达了晚年的伏尔泰的复杂心境。讽刺本是伏尔泰的拿手好戏，他写的一些讽刺短诗就能令人回味。《可怜的家伙》（1758）是讽刺哲学上的敌人弗雷龙的，诗歌写道：“那一天，在深谷之中，／一条蛇咬了弗雷龙。/你知道出了什么事？／那条蛇却倒地而死。”诗歌抨击了弗雷龙的歹毒胜过毒蛇。另一首诗《虚荣心》（1760）是讽刺死对头勒弗朗·德·蓬皮尼昂的：“你知道耶律米为什么／一生之中哭得那么多？／因为他是一个预言家，／知道勒弗朗会出卖他。”勒弗朗的法文有“法兰克人”的含义，这里一语双关，用典巧妙。

三、哲理小说

伏尔泰的文学才能在哲理小说中找到了最好的发挥形式。他并没有诗人气质，他的讽刺才能更适合于散文。在表面看来平和的叙述中，他对敌人的抨击是犀利的，他在嬉笑怒骂中宣扬了自己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他在悲剧和诗歌中所做的一切。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一般都有一个主题，如《查第格》探索人的命运，《小大人》谈宇宙的相对性，《老实人》讽刺盲目的乐观主义，《天真汉》攻击社会的虚伪现象，《有四十埃居的人》涉及经济问题。但在每一部小说中，伏尔泰都不放过任何机会暴露当时的风俗、信仰、体制、法制、文明等方面存在的弊端。

宽容思想 宗教问题是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揭露最多的题材。他反对宗教纷争，主张宽容思想。《查第格》描写白衣派和黑衣派争执不休，“白衣派一口咬定，面向东方的祷告是亵渎上帝；黑衣派坚持说，上帝最恨祷告的人面向西方。”伏尔泰以简化的形式，将宗教教派之争并非在原则问题上的论争点了出来。身为宰相的查第格下令“面向何处，各听自由”，这是宽容思想的通俗表露。伏尔泰反对宗教裁判所施以异教徒火刑或木桩刑等非人道的刑罚。他还指责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赦令》，它使5万个家庭逃亡，5万个家庭被迫改宗，法国失去了50万有用的国民。他认为一切宗派都是错误的，它们几百年来翻来覆去搬弄一大堆论据，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伏尔泰并非不承认有天主，他认为，有一个“万物的本原”，这是“最高的主宰”，这是他的自然神论的通俗解释。伏尔泰对《圣经》中的种种矛盾也进行了嘲弄。最可恨的是，宣扬宗教教义的高级教士，往往胡作非为，偷鸡摸狗，道德败坏。《老实人》中写道：“院长去求见拉希士神甫（按：国王的忏悔师）；拉希士神甫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对院长们一概不见。他到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德·莱提吉埃太太商量教会里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乡村别墅；这主教正和德·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神秘之爱。”圣伊佛小姐为了搭救关进狱中的天真汉，不得不去见拉希士神甫的表弟圣波安越，他见圣伊佛小姐漂亮，便起歹心，乘人之危，进行要挟。圣伊佛不从，去找万事灵神甫。这个神甫一口咬定圣波安越是“正人君子，护法大家，地道的基督徒；他不会有这种念头的”。最后圣伊佛走投无路，只得依了圣波安越。圣伊佛不由得感叹道：“什么德行啊！伤风败俗！还成什么世界！”这个世界是“神甫们无所不有，老百姓一无所有”。

揭露现实 伏尔泰对司法制度深恶痛绝，他自己有过亲身经历，进过巴士底狱，因而对封建王权滥捕无辜、贪赃枉法的现象异常愤慨。查第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真话的人”，他靠观察发现王后的母狗和一匹从国王马厩跑出来的马在旷野和树林里的痕迹，可是大司马和太监总管却认为是他偷走了母狗和马，会审的结果是判他先吃鞭子，再送西伯利亚终身流放。但刚宣判完，狗和马都找到了。法官们“忍着委屈重判，罚查第格400两黄金，因为他把看见的事说成没有看见”。但好几位大祭司认为应当把查第格当作妖人烧死，幸亏王上下令发还400两黄金的罚款。检察官、书记官、执达吏大排仪仗，把400两黄金送回查第格家，“只扣掉398两；他们的跟班又问查第格讨了赏钱。”天真汉也是这样被不问情由关进了巴士底狱，“难道这个国家没有法律吗？连问都不问一声就把人判罪吗？”伏尔泰描写查第格当了宰相以后，“让每个人感觉到法律的神圣，而不让任何人感觉到他爵位的压力。”他判案子，是按法律判的，公平合理，他以善于断案而深孚众望。伏尔泰以此表明依法治国的必要。《老实人》中描绘的黄金国里是没有法院、大理院和监狱的，因为“专制手段不在我们的风俗与法律之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科学馆的走廊长两百丈，摆满了数学和物理仪器。伏尔泰以此同法国现实相对照，抨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虽然大半以古代或东方作为背景，其实写的都是法国和欧洲当时的现实。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已经入不敷出，千疮百孔。在伏尔泰去世后才全文发表的《查第格》（Zadig，1784）的《跳舞》一节中，描写到国库官员总是贪污，多次换人也无济于事，国王所得总是最小的一部分。国王要查第格找到一个不偷他钱的官员。查第格说，那么让想当官的人跳舞，那个跳得最轻巧的人便是最正直的人。国王不信，便按查第格说的去做。有64个人应征前来，他们经过一个放满财宝的走廊，才能来到大厅跳舞，结果一个个都直不起腰，用双手按住两侧，哪里跳得起来。只有一个腰板挺直，双臂张开，跳得轻巧。于是国王选出了一个正直的国库官员。其余63个人是骗子，国王对人性堕落到这一步感到非常生气。这段故事把当时法国贪污成风的社会状况到了何等猖獗的地步写得淋漓尽致！国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还要继续打仗。《如此世界》写道：“屠杀、焚烧、破坏的城镇、糜烂的地方，越来越多；生灵涂炭，而战祸方兴未艾。我们的宰相和印度的宰相屡次声明，他们所作所为无非为了人类谋福利；每次声明过后，总多几个毁坏的城市和遭难的省份。”老实人被抓去当兵，在战场上看到身上满是窟窿的老人，母亲的怀里孩子含着血污的奶头，姑娘被奸污后又被开膛破肚，满地是断臂折腿和脑浆。战争是为了争夺土地和势力范围，少数人发了财，而人民却遭了殃。伏尔泰对法国在海外开辟殖民地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在《老实人》中，他描写到苏里南的一个黑人奴隶。他在糖厂被砍去一条右臂，因逃跑再被割下一条左腿，“我们付了这代价，你们欧洲人才有糖吃……狗啊，猴子啊，鹦鹉啊，都不像我们这么苦命。”这是殖民地人民的血泪控诉。

伏尔泰力图从哲学上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做出概括。他一贯反对莱布尼茨的诊断：“世上一切尽善尽美。”《老实人》中的哲学家邦葛罗斯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老实人开始时相信这种说教，但是，生活告诉他的却是相反的感受。他每走一步都遇到新的恶：沉船、地震、战争、宗教狂热、奴役、诡计……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周围的现实，“不论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你想象得到的矛盾都应有尽有。”老实人发出感叹：“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祸啊。”他得出结论：“邦葛罗斯从前和我说，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现在想来，竟是残酷的骗人话。”至于邦葛罗斯，他的遭遇并不比老实人更好。他先是染上梅毒，烂掉鼻子，瞎掉一只眼睛，差点死去；随后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死里逃生；后来他当了奴隶，当划船的苦工，历尽了艰辛。他嘴上虽然很硬，但是心里明白，这个世界绝不是尽善尽美的。居内贡小姐也经历了人世沧桑，受到奸污，当过奴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好端端一个男爵之家也家破人亡。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无一不是遇到厄运的。伏尔泰满含讽刺地写道：“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这个句子将两个最高级的形容词放在一起，表达无以复加的意思，但也透露出这个论断的荒谬可笑。伏尔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悲观。《查第格》的结局是美满的，《老实人》中的黄金国体现了伏尔泰的社会理想，这里黄金钻石不算一回事，极为富有，人们的衣服是金银织绣的，吃的是珍馐美馔，房屋像宫殿，不需要法院和监狱，国王贤明。这是开明君主统治的国度。对于人世中充满的恶，伏尔泰提出用工作来对付，因为工作可以“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老实人和居内贡最后靠分种田安度余生，他信奉的是“还是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个结局对于人物来说是过得去的。而《天真汉》的主人公虽然最后成了个军人，可是他的情人圣伊佛却悲惨地死了，而一个个坏蛋却志得意满，各得其所。这个世道是每况愈下。

艺术魅力 哲理小说的成功还来自它的艺术魅力。伏尔泰从《一千零一夜》等东方故事中吸取了题材，但给了这些故事新的含义，从而创造了哲理小说。在伏尔泰笔下，虚构和哲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虚构的故事排除了哲理所需要的分析和阐述，又能回答论敌的反驳，抨击则隐含在各类机智的讽刺手法中。反过来，哲理又容许虚构放弃某些惯常的手法，不必过分考虑逼真。例如，《老实人》中就有推到极点的描写，显得古怪和不真实。在夸大非正义和荒唐事件时，伏尔泰并非想歪曲事实；他强调的是它们的不正常，引出滑稽和讽刺的效果。让读者接受滑稽可笑的特点，这是另一种逼真，同样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在描写人物上，伏尔泰也是将虚构与哲理相结合。人物带有寓意，老实人具有老实、坦诚、没有经验的特点。居内贡体现理想的爱情。她的兄弟代表贵族的偏见和狂妄。邦葛罗斯体现玄学的空泛，等等。哲理故事的主线是很明确的，往往是主人公寻找情人，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巴比伦公主都是这样，要寻找失去的爱情。各个插曲迅速变换，用作对政治、宗教、社会的批判。至于人物，不是以形象的鲜明生动取胜。与其说他们是活生生的文学形象，还不如说是木偶，是传达作者思想的工具，后面有一个牵线人，在主宰他们的行动。他们带读者游历各个国家，最后达到作者的哲理结论。老实或天真并不能成为小说主人公的真实性格，伏尔泰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这种老实或天真的外貌。这是一种木偶式的愚钝，而不是由不幸造成的性格特征。伏尔泰总是隐藏在次要人物身后，但却在主人公身上现身说法，主人公是他的思想的传声筒。

伏尔泰的文字风格自然、明晰、清丽。他的散文被誉为不可模仿，但表面看来，这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东西。伏尔泰不喜欢复杂和雕琢，他怎样想就怎样明白地表达出来。他的句子流转自如，像清水一样透明；他在委婉中显出灵活：他的武器完全适合于哲学上进行的斗争。他善于以明晰、准确的笔触描绘他见到的事物、陈述历史、组织情节、使科学知识通俗化、得出因果关系、搜集论据和抽出结论。他的句子很短，没有拖泥带水的枝节，也很少运用形容词。这种语言并不枯涩。他能给予描写对象色彩和生气，也善于使用对比和意象，如形容玄学派是“玩锁链的苦役犯”。这不是一种修饰语，而是用来阐明思想。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的魅力更主要是来自他的滑稽、可笑和讽刺幽默。伏尔泰描绘现实时以某种机械性使人发笑。他以重复某句话来突出滑稽，如老实人爱说一句口头禅：“我要再找到居内贡”；又以形体产生滑稽：人物笨拙、丑陋，像机器人一样；还以对比产生滑稽：从两个概念之间意想不到的联系中得出，如宗教裁判所“烧死200人，搜集到200多埃居”，大祭司说，“相信太阳自转，相信一年有12个月，都是与国家为敌”；或通过一系列事实，显出某个结论的滑稽：“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尽善尽美。”这是完全与事实相悖的结论，它的滑稽不言自明。

伏尔泰擅长从他所攻击的理论和人物身上抽取出可笑之处。他常以独到的定义来代替某个关键的词：火刑变成了“观看用文火去烧几个人”；或者以不合逻辑的推论显出效果的愚蠢：查第格“因为看到一条母狗走过，被判罚款”。他推导出极端的结果，得出可笑的解释，如这样去写斋戒期的饿肚子：“饭桌上享有500法郎名贵的鱼的富人将会得救，而只能吃四个苏的小咸鱼的穷人将被罚入地狱。”这种现象因荒唐而令人发笑，但是其中蕴含着某种苦涩的真实，不得不令人深思。

伏尔泰常常将自己的思想加以乔装，得到可发一噱的效果。他的句子获得了不同于语法上的意义；句中的思想具有讽刺和幽默，其手法是假装进入对手的圈套中。在表达和思想之间形成对比；读者在颂扬中看到了批评，在拒绝中看到了赞成。伏尔泰就是这样对“战争这门十分出色的艺术”假装表示赞赏，或者对信仰的敌人——他的同盟者表示假装的愤怒，他陈述了他们“可怕的”理论。在伏尔泰那里，幽默不在于把严肃的事看成小事，而在过于严肃地对待小事，在表达与思想之间存在的不协调：读者需要在开玩笑的表面下识别严肃的思索，在假装的庄重之下识别易变的真实。伏尔泰在《老实人》中以轻松的笔调描写残酷的现实，仿佛是在描绘一幅市集的场景；他在《雅诺和科兰》中庄重地叙述一场关于德·拉雅诺蒂埃尔先生的教育的谈话，得出可笑的结论：“考察过各种科学的得失之后，侯爵先生决定要学会跳舞。”有时他不露声色，似乎不加评点，其实隐含讥讽：“总主教正和美丽的德·莱提吉埃太太商量教会公事。”所谓教会公事乃是偷情。有时他追根溯源，用平淡的语调揭出隐私：邦葛罗斯的脏病来自侍女，而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各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这段话将上层社会乌七八糟的淫乱关系描述得淋漓尽致。

伏尔泰的讽刺艺术与小故事诗和《巨人传》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更为细巧，表达得更为含蓄，体现了机智隽永的思维方式，获得了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