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狄德罗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戏剧家、小说家。1713年10月5日生于朗格尔，父亲是制刀工场主，家境富裕。家里希望他继承舅舅的司铎职务，他在12或13岁行剃发礼。在朗格尔读书时，他成绩优异，但不守纪律。然后他到巴黎继续学业，在阿库尔中学（或名路易大帝中学）学习，1732年获得文科学士。其间，1728～1740年的十多年时间里他行踪不明，可能像《拉谟的侄儿》中所描绘的那样忍饥挨饿，有时睡在马厩里。他在一个检察官那里干过两年，给一个高级教士写过布道稿，教过数学，在一个财政官家里当过家庭教师，他甚至曾想去当演员。这个巴黎的流浪者要过独立生活的代价是昂贵的，但他却获得了经验和各种各样的知识。1742年，他认识了卢梭和格里姆。他在寄居内衣店时看上了店主女儿安托内特，不顾家庭反对，从父亲把他禁闭在那里的修道院逃出来，和安托内特结了婚，可是婚后家庭生活并不美满。狄德罗只喜爱女儿安日丽克，从中获得安慰。

早期创作 为了谋生，狄德罗先从事翻译，出过一部词典和一部希腊史，特别是在1745年发表了英国沙特伯里的《论价值和道德》，他从这部著作中吸取了反对宗教狂热和迷信的思想。174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Les Pensées philosophiques），书中有四个人对话：基督徒、自然神论者、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作者站在自然神论者一边，但无神论者的论据很有力量：为什么原子的运动不能产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呢？从无限和永恒的角度看，是存在一切可能性的，因此用不着去求助于天主来解释世界。这部书受到大法院的责难。1746年，出版商勒布勒东让他主持出版《百科全书》，狄德罗于是有机会在组稿中结交各方面的人物。1747年，狄德罗发表了《怀疑论者的漫步》（La Promenade du sceptique），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一部“比反对宗教更危险的作品”，警察局将狄德罗列为“十分危险的人物”。1748年，狄德罗发表了小说《揭老底的首饰》（Les Bijoux indiscrets）。故事描写一个苏丹感到百无聊赖，他的宠姬使尽了一切消遣方法，最后建议他去问一个精灵，了解宫中贵妇的风流生活。精灵给了苏丹一只有魔力的指环，只要朝一个女人转动一下宝石，她马上会承认自己的隐情。作者再加以大胆评点。苏丹具有路易十五的影子，宠姬像蓬巴杜夫人，小说中的首都影射巴黎。狄德罗借此评论了歌剧和喜剧的改革、古今之争、法律、经济和哲学问题。德国作家莱辛曾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汉堡剧评》的灵感。

1749年，狄德罗发表了《给明眼人看的论盲人的信》（La Lettre sur les aveugles à l’usage de ceux qui voient）。狄德罗同他的朋友德·普伊齐厄夫人谈话，她自炫有文学和哲学修养。他在书中以白内障为出发点：雷奥缪刚刚替一个天生瞎子动过手术，获得成功。狄德罗又提到英国数学家骚德逊，他在一岁时失明。狄德罗认为一切认识来自感觉；从世界的秩序来看，并不能说明天主存在，天主远不是完善的，因为他给予生活很多怪现象；一个盲人很难相信神，盲人没有信仰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不要把毒芹当作香芹，而决非是否相信天主。”狄德罗借人物之口说：“你和我，我们对天主做了什么，一个有这个明眼的器官，而另一个没有呢？”他把盲人写成人的悲剧，今人证明了狄德罗对盲人的心理和感觉的描绘是正确的。这部作品体现了狄德罗对光学、物理学、代数尤其医学的进展十分关注。他认识到感觉可以互换，存在一种第六感觉，认识是通过语言才达到完善的。这种感觉论与孔狄亚克的主张不同。狄德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确立，可是这却触怒了当局，他被关进万桑监狱四个多月，卢梭曾探望过他三次。监狱的恶劣条件给狄德罗以很大打击，出狱后他变得谨慎起来，不轻易发表作品。他的主要精力似乎放在出版《百科全书》上。但他仍然有时间写作自己的作品。约在1756年，他认识了索菲·沃朗，对她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两人的通信一直持续至她逝世（1784年2月）。尤其是1759～1774年，他写给索菲的信被认为是狄德罗的杰作之一，人们从中了解到狄德罗的生活、思想和性格。1757年末，狄德罗和卢梭产生不和，导致两人友谊的破裂和激烈的争执。

成熟期 狄德罗成熟期的作品很少发表，不少作品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这是由于他态度谨慎、事务繁杂，而且并没有文学上的雄心。有的作品写作时间很长，以致无法确定哪一年写成。另外，他同时写作多种作品，精力难以集中在某一部作品上。

狄德罗组织出版《百科全书》花费了大量精力，这部巨著共有17卷，他自己写了1000多个条目，从1751年出到1772年。狄德罗确定的宗旨是：“收集分散在地球上的各种知识，向同时代人阐述这些知识的总体系，使子孙后代更博学、更道德、更幸福。”《百科全书》的问世使启蒙思想不胫而走。

狄德罗首先投入戏剧创作。他想创立一个新剧种，名为正剧或者严肃喜剧。他一面写剧本，一面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1757年他写出《私生子》（Le Fils naturel）和《关于〈私生子〉的谈话》（Les Entretiens sur le Fils naturel）。《私生子》于1771年第一次上演，未获成功。剧本描写私生子多瓦尔是个正直、温柔的年轻人。在社会偏见的打击下，他感到孤立，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但他的品德能讨女人喜欢，他先是获得朋友克莱尔维尔的妹妹孔丝唐斯的强烈爱情，继而获得克莱尔维尔的未婚妻罗扎莉的爱情，他也爱上了她。他内心展开了斗争。为了尊重友谊提出的责任，他决定克制自己的爱情。最后，他发现自己所爱的人是朋友的妹妹。他的朋友娶了罗扎莉，他同孔丝唐斯结婚。

1758年，狄德罗写出《家长》（Le Père de famille）和《论诗体剧》 （Discours sur la poésie dramatique）。《家长》于1761年第一次上演，剧本描写热尔默伊·德·奥尔贝松先生宽容而敏感，他有一个儿子圣阿尔班和一个女儿赛西尔。圣阿尔班很浪漫，爱上了一个贫穷而品格高尚的孤女索菲。他装扮成工人，想来到她的阁楼。赛西尔则爱着一个没有财产的年轻人。德·奥尔贝松先生的内弟富有而自私，以社会偏见为由，反对这两对情人结合。经过一番曲折，他的计划遭到失败，德·奥尔贝松先生给孩子们的婚姻祝福。《私生子》和《家长》虽然都提出了社会问题，却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未能揭示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内容较为肤浅。晚年，狄德罗写出喜剧《孰好孰坏》（Est it bon？est il méchant?，1781）。他还考虑表演艺术，写出《演员是非谈》（Le 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1773）。此文直到1830年才在巴黎发表。

狄德罗从事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艺术批评。早在1751年，他为《百科全书》撰写了“美”的条目。他收集版画和油画，常常到艺术家的画室去，与画家韦尔内、格雷士和雕刻家法尔柯内来往密切。他应格里姆之约，为《文学通信》撰写论画的文章，从1759年开始，至1781年（1773年、1777年和1779年缺），他对两年一度的画展进行评论，1765年还写出《论绘画》（Essai sur la peinture）。狄德罗的画评在他去世后结集出版。此外，狄德罗的艺术观点散见于他的其他作品中。

狄德罗第三方面的创作是小说。他喜爱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作品，1761年曾写过一篇《理查逊赞》（Eloge de Richardson）。不过狄德罗的小说中却很少看到理查逊的痕迹，他更多受到斯泰恩的影响，如《修女》（La Religieuse，1760）。这也许是狄德罗唯一的真正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苏珊娜·西莫南是个私生女，为了不妨碍她的两个合法姐姐的利益和弥补她母亲的错误，她被送进修道院。她在家中得不到爱，因此想在修道院找到安身之地。在圣母玛利亚修道院，她发现修女们的假宽容、虚伪和恶毒，也看到一个修女如何发疯。她因不愿发誓当修女而引起轩然大波。回到家里以后，她被监禁起来，不久又被送往巴黎的龙尚修道院。修道院长莫妮像母亲一样待她，但莫妮死后，新修道院长同修女们联合起来迫害她。她企图通过法律摆脱修道生活，可是她的律师败诉了，她遭到更残酷的折磨。然而她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换了一个修道院。可是，阿尔帕荣修道院长是个同性恋者，迷上了她。她在神师的启发下，尽力疏远院长，院长因得不到感情上的满足，神经错乱，最终死亡。苏珊娜虽然抵挡住自杀的愿望，但受到一个教士的欺骗，在逃出修道院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个家伙图谋不轨。她寄居在一个洗衣店里，在奄奄一息中，写出这篇回忆录，请求德·克罗瓦马尔侯爵搭救她。小说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而成的：1760年，德·克罗瓦马尔侯爵很关心龙尚修道院的一个修女，她想收回自己的誓愿。狄德罗据此改写出《修女》。

从1762年开始，狄德罗写作《拉谟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这部小说在狄德罗生前没有出版，直到1805年由歌德译成德文，1821年才传回法国，后来人们发现过多部手稿。1891年有人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狄德罗最完整的手稿。这部作品篇幅不长，描述狄德罗遇到了音乐家拉谟的侄儿，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反对天才人物，认为他们要对人间的罪恶负责；但他羡慕天才，喜欢别人奉迎。他当食客，主人看出他的恶习，一旦他也老生常谈，便将他赶走。他本想忍气吞声，但自轻自贱他又受不了。幸亏他在酷爱的音乐中找到安慰，他在想象中拉提琴和弹琴。他从前教过音乐。今后他的生活计划很简单：一切娱乐量力而行；道德的准则只不过是虚荣。他的脑子里满是受到贬抑的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为了生活，咒骂所有的人；才子生来是为了利用傻瓜的。但无所事事也不快活。他的保护者还抱怨什么呢？正是他们助长他的卑下。沉沦也得玩新花样，宁可当一个大人物，也不要做一个平庸的无赖。他冲动起来，身上升起一股音乐的狂热，这种激动离疯狂不远。随后他提起音乐批评，认为要在音乐中表达强烈的激情。他想到儿子，不想将儿子培养成音乐家。他要教会儿子最便捷的路，毫无危险地得到各种享受。他只不过是一个失败者，这是社会的错误，这个社会容忍一些人撑死，另一些人饿死，迫使人在不得已时做出滑稽动作，本质堕落。他模仿大地震的情景。只有哲学家不要依附别人，不过，好床和好菜就都再会了，还是继续演卑劣的哑剧吧。

狄德罗在18世纪70年代写过几个短篇，包括《布博纳的两个朋友》（1770）、《留恋我的旧便袍》（1772）、《众口铄金》（1772）、《这不是一个故事》（约1772），写得都很有特点。1773年，他写出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小说主人公雅克同他的父亲闹翻，离开家庭，入伍当兵，在封特努瓦战役中膝盖受伤，先在一户农家，后在一个古堡中得到照料。他和主人骑马走在大路上，主人要他讲述爱情经历，雅克的话不断被人物的思索和插曲打断：其中有两个连长的故事，他们既是死敌，又是不可分割的朋友；伪君子于德松的故事；骑士德·盖尔希的故事；圣弗洛朗丹先生的总管的故事；德·拉波姆雷夫人的故事，她被阿尔西侯爵抛弃，便设计让他娶了一个扮成信女的妓女，以此报仇。一路上，雅克喜欢大发哲学议论，对艺术、自然、物质、因果关系高谈阔论。最后，主人扑向他的对头圣乌安，杀死了他。雅克代主人下牢，被芒德兰一伙救出，找到主人和德尼丝，后来娶了她。

此外，狄德罗还写了不少重要的哲学著作：《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L’Entretien entre D’Alembert et Diderot，1769）、《达朗贝尔的梦》（Le Rêve de D’Alembert，1769）、谈话续篇、《布干维尔之行补篇》（Le 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1772，1796年才问世）、《驳爱尔维修的〈论人〉》（La Réfutation d ’unouvrage d ’Helvétius intitulé L’Homme，1773～1774）。狄德罗还十分关心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研究，论证他在《解释自然的思想》（Les Pensé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1753）中确定的实验方法。

从1763年起，狄德罗就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书信往来。狄德罗为了给女儿办嫁妆，想卖掉自己的藏书。1765年，俄国女皇以15000法郎买下了狄德罗的藏书，并给了他一笔年金，允许他死前继续使用这些书。狄德罗感激不尽，认为女皇有“布鲁图斯的心灵和克莱奥帕特拉的魅力”，自告奋勇在艺术家和女皇之间斡旋，如把雕刻家法尔柯内介绍到俄国去。1773年，在女皇的一再邀请下，狄德罗决定到圣彼得堡。他途经荷兰，于1773年10月来到俄国，逗留了五个月。他为俄国政府起草了建立大学的计划和从事研究的文件，女皇感到他的改革计划既不谨慎，又不明智。狄德罗于1774年10月回到法国。1776年，他发表了《一个哲学家同某元帅夫人的谈话》（L’Entretien d’un philosophe avec la maréchale de ××），1778年发表了《论克洛狄乌斯和尼禄的时代》（L’Essai sur les rè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

狄德罗于1784年7月30日在巴黎逝世。

思想 狄德罗是个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他反对区分物质和精神，认为只存在实体，物质是永恒存在的，而运动对物质来说是最基本的。物质或者是积极的（动植物），或者是无生命的（矿物）；敏感性是物质的一般特性，或者是机体的产物。从矿物到有感觉物体是第一阶段：大理石变成腐殖土，腐殖土养育了植物，植物又养育了动物和人。从有感觉的物体到会思想的人是第二阶段，期间经过观念联合和记忆。人的组织纤维就像会感觉的琴弦，一受挤压就会颤动，从而产生的思想会连续下去。精神活动可用分子的灵活活动来解释。人不是特殊的生物，人的命运要受到制约，人不能永生，却一定要死；人的生命是物质的过渡状态，只是物质世界的广泛变化中的一瞬间，但人能达到天才的最高境界。天才是最高的理性，是一种本能，一种强有力的灵感，任何准则都约束不住，它甚至会同理性产生冲突。“它的根源在于极度的敏感中，使它能变成一组新印象，它通过这些印象改变原有的意图……摆脱理性的法则。”总之，他认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识来自我们的感觉。

由此出发导致狄德罗的无神论。他在《达朗贝尔的梦》中写道：“请在天主的位置放上有感觉的物质，它先是有力量的，然后是有行动的，你就会获得宇宙从石头到人所产生的一切。”他在《哲学思想》中说：“认为根本没有天主的思想，决不会吓坏任何人。”他认为排除求助于天主的想法，可以有两个理由：恶的存在与天主不相容；天主不能思考，他的属性是矛盾的。信仰天主会成为幸福的障碍，从道德来说是个危险，因为这对人是个歪曲。狄德罗在《给明眼人看的论盲人的信》中认为，天生的盲人同明眼人不一样，他感觉不到天主的存在，因此不会真正信仰天主。“如果你要我相信天主，你就必须让我用手指触摸到他。”

个性 狄德罗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容易冲动。他把家乡的人说成像风向标一样，随风转动，其实这种性格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说：“我觉得我的脑袋像在大风中发狂似的。不管什么天气，这就是我的心灵状态。”他在一切方面都容易走极端，无论在友谊方面还是在爱情方面，都是这样；他要扑到朋友的脖子上，激动地把对方紧抱在怀里，禁不住自言自语和流泪；他一想到要看见索菲，便感到“全身战栗，几乎瘫软”。头脑的过分灵活，使他产生不协调，有时在同一页中，他先以唯物论者的身份，后以唯灵论者的身份发表议论；他在这里以利益去解释行动，却又在那里坚定地赞扬美德。矛盾似乎成了他头脑的要素。他一方面能够保持明晰、理智，另一方面又十分浪漫，几乎达到狂热地步。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或者说，当他的思想围绕一个重大的想法凝结起来时，他才充分感到自己的激动。正如莫尔奈所说：“一切活生生的人都有一个统一体，否则他就不是活生生的，这种统一存在于狄德罗的个性中。”他作品中的大胆表述，也可以从他的个性中得到解释。他的作品与其说在提出一种理论，不如说是阐述辩证法，是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不倦的抨击，令人感觉到法国大革命即将来临时人民毁灭旧制度的愤怒。

二、文艺理论建树

狄德罗在文艺理论上的建树有如下几个方面：对美学的探讨、艺术批评、戏剧主张。他在这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论美 狄德罗将唯物主义运用到美学研究上。1750年，他在给《百科全书》写“美”的条目时，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之中唤醒关系这个观念的东西，称之为在我身外的美；而把唤醒这个观念的一切东西，叫作关系到我的美。”后人把这个句子概括为“美在关系”。17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叶，人们对美是什么这一命题产生浓厚兴趣，但对这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或者只能触及表面，不能触及本质，或者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加以论述。狄德罗则不同，他对美的论断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这个定义分为两部分，前者指出“在我身外的美”，即客观事物在人身上产生某种观念，含有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之意；后者指出“关系到我的美”，即美感因人而异。两者相辅相成，构成辩证关系。这个定义有一个关键的词：关系。它含义很广，既指物与物、人与人的相互状态，也指物与人的相互状态。虽然这个定义未能说全什么是美，但它概括力极强，阐明了美的一些本质特征，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艺术批评 狄德罗的艺术批评主要集中在《画展》（Salons，1759～1781）、《论绘画》里。他的艺术准则有两条：一要真实，二要感人。狄德罗在初期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不断提醒画家和雕刻家，要真实地模仿自然。他赞赏拉都尔绘画的坦率和夏尔丹的纯朴，因为这两个画家以日常生活为创作题材，描绘出乡村或家庭的真实画面。他指责时髦画家布歇缺乏自然，因为这个画家迎合贵族趣味，他笔下的牧童牧女从衣服到精神特点都像贵族男女。他提出，与其模仿古人，不如模仿当代的外国人，如理查逊。但这种模仿不能照搬：“要做彩虹的弟子，不要做它的奴隶。”由此出发，狄德罗激烈反对学院派笔下虚假造作的人物姿态，号召画家走出画室，到教堂去观察虔诚和痛悔的真正姿势，到小咖啡馆去观察发怒的人的真正动作：“寻找公共场所，到大街小巷、公园市场和各类家庭去当观察家，你就会在生活的运转中获得真正动作的正确观念。”这种从实际生活中撷取绘画题材和细节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随着狄德罗对情感的注重，他的模仿主张也有所变更。在《论绘画》中，他指出再现现实时艺术家的机体起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人的性格本身不会影响他的色调呢？”他注意到画家掌握的材料与他所画的东西毫不相干，这就使他最终倾向于这一思想：艺术不是自然。他不是说超自然，但他在《一七六七年画展》中承认，“艺术的太阳不是宇宙的太阳。”这一观点必然导致现代的研究成果与约定俗成的见解决裂。

狄德罗还主张艺术要有强烈的激情，他在1762年7月31日给索菲的信中说：“我任何时候都是强烈激情的辩护者；只有激情才使我震动。不论激情使我产生赞叹还是恐惧，我都会强烈感受到。”他一再主张艺术创作要有热情：“热情从自然的一个对象中产生。如果头脑看到这个对象是在动人的各种形态下出现的，它就会受到吸引，变得激动不安。想象活跃起来；激情骚动起来；人会相继惊讶、感动、愤怒。”他认为优秀的艺术品能给人以强烈印象，以情动人。因此，他要求艺术家“使美德可爱、恶习可憎、滑稽突出，这就是一切拿起笔杆、画笔或凿子的有教养者的设想”。他大声疾呼：“感动我，使我惊讶，使我心碎欲裂；让我颤抖，哭泣，震动，愤怒吧！”他对天才的赞赏使他对他们的弱点或缺陷视而不见。他区分出人身上有两种表现系统，即思维系统和感觉系统，他把后者称为横膈膜，与交感相连；而天才人物的思维系统善于控制和掌握横膈膜的激动。智者、大人物和杰出演员属于这一类。狄德罗从情感出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认为人喜爱“迈着轻盈的步子踩着草地的嫩草，缓慢地穿过富饶的原野，欣赏人的劳作，逃到树林深处，他爱神秘的恐怖。他漫游着。他寻找一个给他灵感的岩洞。是谁把他的声音同山上坠落的激流相混？是谁感到荒漠的崇高？……啊，大自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蕴含在你的怀抱里！你是一切真理的深邃源泉”（《多瓦尔和我的谈话》，Les Entretiens entre Dorval et moi）。他还提到废墟的美。至于诗歌，他也指出要表现“巨大的、野蛮的和孤傲的东西”。这些观点里面已经包含了浪漫派的思想和情趣。

狄德罗早年与画家韦尔内、格雷士和雕刻家法尔柯内过从甚密，经常造访他们的画室，他还收藏绘画，对艺术有精湛的了解，所以他的画评写得精微细致，中肯独到，立论有据，酣畅透辟，实为文评中的精品。

戏剧主张 狄德罗是戏剧改革家。他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论诗体剧》以及《演员是非谈》中提出了创作正剧的主张，为现代戏剧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他反对三一律，认为戏剧样式的区分要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要再现生活。因此，追求自然就成为戏剧的重大原则。他认为古典悲剧引不起当代观众的兴趣，古代帝王将相与今人无关，而且古典悲剧的风格完全缺乏自然。他对莫里哀的喜剧的滑稽可笑也不大感兴趣，认为这妨碍思考。他提出应由能令当代观众激动的剧种来代替，这就是“严肃喜剧”。狄德罗认为：“人并非总是在痛苦之中，也并非总是在喜悦之中”，而严肃喜剧“以人的德行和责任作为对象，或者是资产阶级悲剧，它能以我们的家庭不幸作为对象”；它情节简单，接近现实。而且，描绘人的烦恼能在观众中引起同情。接触和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使人“严肃地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人物应在逼真的背景中活动，剧情不要发生在宫殿里，主题取自日常生活，用描绘社会状况来取代一般化的抽象性格描绘，文人、哲学家、商人、法官、律师、政治家、公民、财政家、贵族、总管、家长、妻子、兄弟姐妹都可以成为主角。而且要放在“他们一生中最动荡最颠沛流离的时候” “把他们放在最大的困境中。”要用散文写剧本，这样才能使观众流泪。总之，狄德罗旗帜鲜明地提出创作适应新时代的新戏剧。

对于表演艺术，狄德罗也有重要贡献。《演员是非谈》是世界戏剧史上第一篇关于表演艺术的重要文献，由此奠定了“表现派”的理论基础。所谓表现派，是指强调模仿并再现特定的形体动作，演员在舞台上应按事先演习而达到的“理想典范”去表演，不能凭感情的驱使去动作。他认为即兴表演会时好时坏，“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表演里看到什么完整性”。相反，演员要冷静地、理智地主宰自己的一举一动。因此演员应模仿一种理想的范本：“一切都事先在他的头脑里衡量过，配合过，学习过，安排过……他不是每天换一个样子，而是一面镜子，经常准备好用同样的准确度，同样的真实性，把同样的事物反映出来。”狄德罗在1769年11月14日的信中也说：“我认为敏感形成平庸的演员；极度的敏感形成狭隘的演员；冷静和有头脑形成崇高的演员。”对狄德罗来说，人的二元性再好不过地体现在演员身上，只有充分控制这种二元性，才能产生天才。他在《达朗贝尔的梦》中指出：“伟大人物如果不幸具有这种天性（指敏感），就要不懈地致力于削弱它，控制它，主宰自己的行动，在大脑里保持全部控制力。”这段话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狄德罗的论述对演员追求演技的完美起到有益的影响。例如20世纪的名演员茹韦说：“必须等到18世纪末，才有一部著作有点意思，从心理学来说是真实的，这就是《演员是非谈》。”诚然，狄德罗完全排斥即兴表演和发挥，排斥情感的作用，未免绝对化了。

三、小说创作

狄德罗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较大成就。龚古尔兄弟曾将狄德罗称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缔造者，当代评论家也称他为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狄德罗创作的小说并不多，只有四部长篇和四部短篇，而且篇幅都不长。他的卓越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揭露社会黑暗 狄德罗将小说看作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在小说中猛烈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狄德罗说过：“我不相信有人写过对修道院更可怕的讽刺作品。”狄德罗对修道生活和修道院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在小说《修女》中进行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狄德罗反对修道生活，他通过苏珊娜·西莫南的遭遇，展示了修道生活是违反人的正常生活愿望的。苏珊娜进了修道院，便感到“没有比被迫当修女更痛苦的了”，她觉得同意进修道院等于“签署了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她说：“修道院比囚禁盗匪的监狱还要可怕千百倍；我一定要出去，否则我就会死在这里。”当时，一个女子如果发了誓愿进入修道院，她就不再可能走出修道院的围墙；所以，修女想弃绝修道生活，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修道院成了终身监禁修女的地方。苏珊娜想离开修道院的想法遭到了教会甚至法律的反对，连政治家也加以歧视：“他们怕的是，假如一个修女对她的出家誓愿提出抗议得到了胜诉，将会引起无数的修女采取相同的步骤：他们暗地里感觉到，假如是为了一个不幸的女子打开了监狱的门，那么其余大群的修女都会涌到那里，想要把狱门砸开。”修道院和法律于是对敢于提出离开的修女实行坚决打击的措施。作者借人物的口指责说：“修道院，对于一个国家的组织真有那么重要吗？修士和修女的制度，是耶稣创立起来的吗？……人类需要这么许多的牺牲品做什么？难道人们从来就不感到有必要来填平这些灭绝人种的深渊么？”狄德罗认为修女立下这种誓愿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它限制了人的情欲。许愿服从，就是放弃自己的自由，而这是“人类不能转让的自由”。狄德罗问道：“天主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发狂的处女呢？”狄德罗从根本上否定了修道生活和修道院的设立，体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狄德罗还通过苏珊娜在三个修道院的经历，进一步揭露了修道院的黑暗，对上述的抨击做出印证。在圣母玛利亚修道院，苏珊娜看到有的修女忍受不了幽闭的生活，最后发了疯。在龙尚修道院，第一个院长宠爱苏珊娜，但她很快去世了。新来的修道院长为此要惩治苏珊娜，使她重新生出离开修道院的愿望。修道院长发现了她的图谋，要她交出写请愿的纸，被她拒绝。于是她被拖到楼下，拖得手和脚鲜血淋漓，“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了也会伤心的。”她们甚至把她放在停尸架上，盖上卷尸布，上面还浇满了水，然后吹灭蜡烛。大家把她看成一个被神遗弃的人，院长不准其他修女同她讲话或同她接触，否则就要受到处分。院长还经常让她挨饿，即使是最粗劣的食物，也要掺些灰土和垃圾在里面。她房里的盘和罐都被打碎了，她只能到井边汲水喝。她路过别人的窗子时，会有一些污秽的东西泼到她的身上。她进不了唱经室，只能坐在门口。修女们出来时，院长叫她们从她身上踩过去，把她看作一具死尸。她们把别针烧红了扔在地上，她在阳光下看不清楚，便捡起来，马上被烫掉了皮肤。修道院对她的折磨真是层出不穷，修道院长的颐指气使和歹毒心肠令人发指。苏珊娜好不容易转到了阿尔帕荣修道院，这里的院长却是个同性恋者，喜怒无常。她看中的对象能得到她不正常的宠爱，一旦来了个更标致的姑娘，她便会喜新厌旧。苏珊娜被她看上了，先前那个被她宠爱的修女德利思便受到了冷落，痛苦异常，但在院长的淫威下只得屈服。因为德利思知道，早先她受宠时，她的前任曾想反抗，结果遭到了院长的严厉惩罚。苏珊娜对院长的抚爱先是感到莫名其妙，继而受到感染。她在忏悔时告诉了神师，神师不许她再与院长这样接触。不能获得满足的院长神经错乱而死去。狄德罗对这个院长的同性恋是加以谴责的，不过，他把同性恋的形成归咎于修道生活，认为是修道生活压抑了人性，使人的正常情欲无从释放，才导致了生理的变态。阿尔帕荣修道院长的喜怒无常和同性恋倾向就是情欲受到压抑的结果。修女们不仅情欲受到压抑，而且还要受到比外界更严厉的管束：修道院就是一个小社会，修道院长说了算，她们一切都要听从院长的吩咐，没有一点自主权，比一般的老百姓还要受人主宰，结果形成了拍马奉迎的一套处世方式。如果需要整治一个院长所不喜欢的修女，她们会做出连续不断的恐怖行为并使出各种阴毒残暴的手段，应该说，这也是修道生活造成的结果。她们常常呻吟悲叹，夜不成寐，在莫名其妙地郁闷之后又无缘无故地痛哭起来。有的想反抗的修女无法忍受束缚，最后神经错乱。后来，苏珊娜在一个本笃会教士的帮助下逃离了修道院，可是，这个教士居心不良，想在马车里占苏珊娜的便宜。原来教士中不乏人面兽心的家伙。

狄德罗还揭露社会上利用修道院作为解决私生子问题的手段。据统计，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私生子数目不断增加，巴黎的私生子占初生婴儿的三分之一。私生子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狄德罗对此一直十分关切，曾写过一个剧本《私生子》。小说中的苏珊娜由于是她的母亲与情夫的私生子，而导致了她的悲惨命运。她不能与两个姐姐争夺遗产，因此被父母送进修道院；她的两个姐姐也不愿意她离开修道院，原因就在于担心她出来后会争夺财产。她们一个钱也不会放弃的，就算她们想帮助妹妹，她们的丈夫也不同意。“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作者指出：“修道院就是一些有野心和生活奢侈的人家，为了使他们的一部分子女有个更美好的前途，而不惜牺牲另外一部分子女的地方；所以修道院是人们抛弃社会渣滓的地方。”

对教会人士的揭露在《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也有出色的描写。于特生神父是个修道院长，他对修士管理极严，自己却荒淫无耻，专门勾引有点姿色的忏悔女子，甚至和妓女鬼混。他的对手派了两个人混入他的修道院，了解到他的放荡行径。可是于特生先下手为强，让一个与他有关系的妓女与这两个人约会，然后又让警察去抓人，因为警局督察同于特生是沆瀣一气的。两个修士上了当，被关进了监狱。于特生这时去见主教说：“主教阁下，这就是一个人在伤风败俗、丑名四扬的修道院中进行了整顿改革，驱逐了一切异端分子之后，面临的危机。要再迟一会，人的名誉就扫地了。迫害还不会止于这一点，凡是可以玷污一个好人的所有恶毒的话，您都会听到的。”就这样，他以攻为守，击败了对方。他要求主教将那两个修士放出来，又获得主教的好评。这件事在于特生的敌人中引起了恐慌。几个月后，他被调到一个富裕的修道院去。于特生的左右逢源，暴露了教会腐败龌龊的内幕。

除了对教会的揭露以外，狄德罗对贵族的腐朽堕落也进行了抨击。《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对上层社会男女的淫乱关系有较深入的描写。阿尔西侯爵的故事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阿尔西侯爵引诱了德·拉波姆雷夫人，过后把她抛弃了。她寻机报复，她要让侯爵痛苦一辈子。她找了一个妓女，冒充良家妇女，勾引上阿尔西侯爵。他还以为德·拉波姆雷夫人宽宏大量呢。教士也听从德·拉波姆雷夫人的安排，让侯爵上当。德·拉波姆雷夫人要爱侬母女照她的计划行事，连侯爵提出赠送一大笔款子迎娶杜盖若华小姐的建议也被拒绝了：她一定要逼侯爵签订夫妻财产制契约。直到这时，德·拉波姆雷夫人才将爱侬母女从事过十几年下贱职业的情况告诉侯爵。侯爵一气之下离开了家，长达半个月。然后他把妻子带到乡下，一住三年。上层社会的男女关系一向以互相欺骗、放荡无行为其特点，德·拉波姆雷夫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阿尔西侯爵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还描写到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一对农民夫妇抱怨年头不好，“债权人贪婪狠心，令人胆战心惊。”另一个农民表示养不活儿子和女儿。一个女仆打碎了主人装油的罐子，坐在道旁哭诉：“我这一个月完了，在这个月里谁来养活我可怜的孩子们呢？心比石头还硬的管家是不会减免我一个钱的。”贵族太太喂一条狗的食品足够两三个穷人维生，“人民都是暴君压迫下的奴隶。”小说描绘了封建社会末期民不聊生的景象。

辩证法的杰作 狄德罗的小说创作以辩证法的思想和手法为其特征。狄德罗不以塑造典型性格取胜，他的主人公只是他的思想的传声筒。但由于狄德罗掌握了辩证法的精粹，并运用到小说中，使他的小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色。马克思在1869年称赞《拉谟的侄儿》是一本“无与伦比的作品”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它称为“辩证法的杰作”4。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专门论述到这部作品，这也是唯一得到他论述的现代作品。黑格尔认为这是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现代世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人通过对自身和世界的了解，发现他在参与世界的变化，个人只能在超越自然的个性的特点之后，才获得发展；这种特点使他和别人区分开来。实际上，个人是在作为政治和社会的个体行动，才获得对自身普遍本质的经验。与此同时，他矛盾地发现，这种经验的方式、政权和财富也是这种经验的障碍：政权和金钱把人区分开来，又将人集合起来。人就是这样获得对自身的两重认识。在小说中，“狄德罗—我”是崇高意识，接受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拉谟—他”是卑劣意识，反对君主和财富。即使它热爱和追求财富，也深知只能短暂地享受。拉谟的侄儿看到他的人格出于偶然或命运的捉弄而附属于他人。意识到这种矛盾的事实显露出人的实质，他也就使自己的悟性摆脱了普遍的奴役。这样，卑劣的意识便超越了崇高的意识。拉谟的侄儿的身体是一个深渊，充满了真正的意识和反抗。他既保留了个性，又深深地异化了，成为小丑。这种分裂使他能揭露一切价值的倒错。他既是活生生的矛盾体，又能抓住一切事物的矛盾，把一般人看来距离很大的思想汇聚起来，他的语言便闪烁出智慧的光芒。相反，他头脑中崇高的意识却指鹿为马，颠倒了一切概念和现实，他既不了解自己，又不了解别人，把错误看成最高真实。

黑格尔将拉谟的侄儿看作他的时代特征的一个佐证，认为这是对正在死亡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批判。黑格尔指出：“意识到自己的支离破碎状态并把这种支离破碎状态表露出来的意识，是对于现有的存在以及对于整体的错综杂乱状况和对于自己本身的一种刻薄的嘲笑；同时它是这整个的错综杂乱状况还可以辨认得出的反响。”5这个忽而穿着破衣烂衫，忽而衣衫漂亮的落魄文人，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鄙，又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正当合理的。他骂自己不知廉耻，是一个无赖、骗子、贪吃的人。他也蔑视别人和社会的习俗，这些习俗在于掩盖人的不完善。这种人物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这个虎狼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狼和窃贼的方式彼此对待的。拉谟的侄儿虽然认识到这种情况，也只能以卑劣的方式去处世。一方面是这个小丑的无行，另一方面是哲学家的传统道德观念，但是，这个人物关于社会基础所提出的最大胆的问题——道德、家庭、祖国、真理、天恩——正是萦回在《百科全书》主编脑子里的问题。尽管“我”厌恶和反对“他”的挑战，读者仍然感到“我”被“他”的智慧所吸引，因为“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精神和生活的自由观念，使对话的人感到迷惑。“我”不由得表示：“如此洞察深刻，又如此卑鄙下流；有这么多正确的思想，又有那么多错误思想与之交替出现；那么普遍邪恶的情感，那么彻底的堕落，却又那么罕见的坦率，使我惊讶万分。”人物正反两面的交融，使他充满了矛盾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拉谟的侄儿》反映了对生活现象和社会的理解的辩证法观点。

确实，拉谟的侄儿具有清醒的头脑，道出了许多真谛。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人与人的关系十分险恶，各种地位的人互相吞噬，富人是强盗，人们像狼一样贪婪，像老虎一样残忍：“我们像大地久久为白雪覆盖以后的狼那样大吃大嚼，我们像猛虎一样把每一个有所作为的人贬得一钱不值。”社会上“人人嘴上津津乐道什么道德准则，但是没有一个身体力行。在这些事情上，你如果按照某些道德准则办，就会发现，原来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人们大口吞“甜滋滋的谎言”，而“苦涩的真理”要一滴滴地喝下去。他认为人要成为伪君子，但不要像伪君子那样说话；对人有用的恶习，可以保留，但不要有表现出恶习的口吻和外部表现；根据利害关系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人：好人或坏人，智者或小丑，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拉谟的侄儿认识到：“金钱就是一切。其余的事情，没有金钱，便毫无价值。”他瞧不起贵族，认为他们的身份代代相传，像老树根分出许多枝杈来，“是一大串傻瓜笨蛋”。虽然拉谟的侄儿看到这一切，但是他并不想推翻它，而是去适应它，甚至等而下之，用卑劣的手段和小诡计去对付别人，或者传情递信赚些外快。如果他成了富人，他会去吃喝嫖赌。他尊敬君主，愿意卑劣地接受这个世界。他是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

拉谟的侄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从实际生活中来，又是作者的创造。生活中的他在神学院待过，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教过琴和唱过歌；在巴黎因小过错而入狱；写过《拉玛伊德》等作品；有一定的音乐才能，但只是一个不入流的音乐家，缺乏他的伯父拉谟的作曲才赋。因而当“我”谈起天才时，他没有响应，认为难以相处的天才，就该被淹死。在小说中，拉谟的侄儿表现出模仿的才能，他善于演哑剧，有时是表演各种曲子，模仿各种人物的步履、姿态和手势，相继表现愤怒、温和、高傲、讥讽的表情，忽而是一个痛哭流涕的少女，忽而是教士、国王、暴君，威胁、发号施令、暴跳如雷。这时他手舞足蹈，进入忘我的境界，简直像发疯一样，令人又赞叹，又怜悯，又感到滑稽可笑。这是一种畸形的才能，是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又日夜企盼着出人头地，精神受到扭曲的表现。狄德罗将这类为社会所抛弃的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无可怀疑，拉谟的侄儿是一个被社会异化的人物。一方面他认识到：“金钱，金钱。金钱是一切，其余人没有金钱，什么也不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看看大人物吧，研究他们的趣味，顺从他们的怪想，为他们的恶习效劳，赞成他们的恶行劣迹：这就是秘密。”这是他的处世经验，又成为他的行动准则。他是社会行将解体前的产物。

《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人物也有着这种双重性格。雅克来自底层，本是农民，当过兵，还干过其他职业，如今找了个主人。他头脑灵活，机智诙谐，议论独到，有乐天性格，看问题和处事都明显在他的主人之上。从智慧上来说，他倒是主人的主人，他敢面对主人说“雅克领导他的主人”是一句格言，“名义上您是我的主人，而实际上，我是您的主人。”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往往以“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世界上人们所遭到的一切幸运和不幸的事情都是天上写好了的”来解嘲，“定命论者”的称谓由此而来。这种说法看似是宿命论，但是说多了就显得滑稽，给人的印象反倒是对不合理现实的一种嘲讽，因为这些事明明是不合理的。如他替主人找回了丢失的钱包和表，反而被主人打了一顿，这种事说成上天安排好了的岂非咄咄怪事！“我们的生活无可指摘”，这句话只能被理解为一句反话。因此，“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也就成了一句反语。雅克就以此对不合理现象嬉笑怒骂：“每个人都有他的狗，部长是国王的狗，办公厅是部长的狗。”他的议论往往带上了哲理意味，令人思索：“所谓道德规范，我只知道是一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命令别人遵守的规则而已。”又如：“幸福会带来痛苦，痛苦也会带来幸福。”但是狄德罗并没有把雅克写成一个纯朴的、毫无污点的人。他对到手的机会不会放过：他钟情于裘斯蒂尼，但她却看中车匠的儿子。有一天，她待在阁楼里睡过了头，无法溜走。雅克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便谎称疲倦，车匠让他到儿子的床上去休息。雅克就此占有了裘斯蒂尼。雅克还装作天真无邪，和苏柴尼太太、玛格特太太发生了关系。无论是对这个人物的刻画，还是人物自身的议论，都不是单一角度，这体现了狄德罗的辩证观点。总之，狄德罗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去分析社会生活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理解。

小说创新 狄德罗关于小说创作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对小说创作做出了贡献。他提出小说必须反映现实生活，符合真实，需要“严格的准确”，同时又要有虚构成分，他的准则是“又真又假”。他的小说多半来自真人真事，但又不完全与真人真事相同，带有很多虚构成分。他在《布博纳的两个朋友》中写道：“他在故事里穿插了许多与本题紧密相关的细小场景，穿插了许多非常普通和自然，但很难想象的描述，你不由得寻思：说实话，这是真的：这种事杜撰不出来。这样，他就弥补了雄辩和诗意带来的夸张；自然的真实与艺术魅力相得益彰；他便满足了两个看来相反的条件，即既是历史学家又是诗人，既真实又虚构。”在这里，狄德罗重视的是“细节”，他注重人和物的外表描绘，包括人物的面貌、手势和姿态，而人物在那里活动的环境也应得到再现。可以看出，狄德罗的主张接近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观。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狄德罗善于描写一个个生动的场面，人物的感觉和思想、意象和印象纷至沓来。例如，他描写拉谟的侄儿模仿欣赏者、哀求者、怜悯者，手指在想象的琴弦上拨弄，“叫呀，唱呀，像发疯似的狂乱，独自模仿舞男舞女、男歌手女歌手、整个乐队、整部抒情剧，分身扮演20个不同的角色；奔跑，像着魔者那样站住，目光炯炯，嘴上冒沫。”这种描绘的逼真性为现代小说开辟了道路。在描述时，狄德罗采取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和方式。虽然在小说开头，狄德罗往往也作为当事人参加谈话，可是，这仅仅是狄德罗的一种叙述手法。对于小说主人公，狄德罗既描写他们好的一面，同时也不讳言他们坏的一面，以此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但狄德罗并不主张冷冰冰的描写，相反，他主张带感情的描述。早在《理查逊赞》中，他就提出情感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小说家应充满激情。重大事件是充满强烈激动的，就像日常生活所包含的那样；重大事件需要由许多细小的真实细节做准备，并不是因为这些事件不够真实，而是因为它们更加动人心魄，读者的心灵会毫不犹豫地置于它们引起的强烈震动中。

狄德罗喜欢用对话来写小说，这同他的思维方式有关。他在1860年10月26日给索菲的信中指出：“谈话是一种奇特的东西……有时很难把汲取了许多分散的思想、不易觉察的链环连接起来。一个人说出一句话，再把它与前面说过的一句话和头脑里紧接着的一句话区分开来，另一个人也是这样做；然后，什么东西都能抓住。”狄德罗的思想非常丰富，思路非常活跃，而对话的形式能够把他的思想完美地表达出来。对话一般在“我”与“他”之间进行，有时插入第三者，如《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旅馆老板娘；有时作者现身说法，在开头或中间插进来，如《拉谟的侄儿》中就是这样，其中的“我”大半代表了作者的想法。在《拉谟的侄儿》中，对话是在咖啡馆里进行的，而在《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对话是在旅途中展开的，尽管作者没有交代人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短篇小说《众口铄金》中，则是两个人物从大厅里出来散步时的对话，写法又有不同。狄德罗喜爱这种自由自在地表述的方式，正如他所说的：“我的著述酷似我的散步……总是由我的遐思指引。”随兴之所至而展开的对话，虽然多少有点凌乱，但狄德罗就主张这种自然状态的不规整，而不注重作品的严谨。感受和观点、意象和印象一齐喷涌而出，像汛期到来的大河一样汹涌奔腾，具有一种天然、粗犷的魅力，令人感到亲切随和而又含义无穷。狄德罗的对话不同于柏拉图的对话，不是由次要角色为对话之前已经存在的真理服务，这是将他的思想与对立面相交换，拉谟有时是另一个狄德罗。狄德罗总在追求各种对立的综合。

正如上述，狄德罗一般是不大注意小说结构的，但细细分析，也可看出其中有着“不易觉察的链环连接”。《拉谟的侄儿》就是一个例证。小说分为两部分：对话部分和叙述段落。小说从介绍人物开始（叙述），中间部分是拉谟的侄儿滔滔不绝的谈话，发展到对音乐和人物的种种模仿，这时他洋洋得意，似乎获得了成功，然而很快他转向了精神颓唐。当中插入了“我”的叙述作为过渡，对话推动情节发展，而叙述部分构成联结链环，使谈话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前三个问题：天才与社会和道德的关系，对音乐的赞颂，颂扬伪善、恶的崇高等等，是“他”占据优势；而后面的三个问题：艺术美、教育、再回到天才问题上来，描写拉谟是个失败者，这时，“他”又转向精神崩溃。这种表面看来凌乱的结构，却有内在的回环次序，今日的结构主义者看出其中隐含着严密的联系。

令人感兴趣的是，狄德罗对小说叙述的革新。尤其是《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出现了很多现代小说手法：故事的进展节奏很不规则，有时膨胀开来，而有时长长的一个阶段却只有几句话的交代；时序是颠倒的，雅克膝盖受伤的插曲被放在他和父亲的争吵前面，事情发生的次序颠倒；和德尼丝相遇的情节被放在雅克在乡下的爱情经历前面，和德尼丝最初的两次相遇也被放在被囚前面；本来是雅克讲他的恋爱史，可是主人的恋爱史先讲完，故事到此结束，好像这是主线似的；而雅克的恋爱史总是被打断，到最后也没有讲完；客店女老板所讲的德·拉波姆雷太太的故事和阿尔西侯爵所讲的于特生的故事，是真正的故事中套故事。修士让、雅克的连长、蓬迪舍里和古斯的诗人的故事，虽然短些，也是故事中套故事。其他故事与雅克的故事相连，如连长的故事、连长朋友的故事、雅克兄弟的故事、昂日修士的故事、勒佩勒蒂埃的故事、德格朗的故事、他的私生子的故事、阿尔西侯爵的故事、拉波姆雷夫人的故事等，像大杂烩一样纠结在一起，形成复调般的结构。这种写法与当时流行的小说大相径庭，却颇有反小说的味道：反爱情小说，它嘲弄爱情故事；反冒险小说，它有意戏仿流浪汉小说令人难以相信的情节，如走失的马又在途中遇到的农夫手中找回；反历史小说，年代的精确性只是表面的，如将封特努瓦战争和里斯本大地震放到一起。这些写法令人感到狄德罗的思想超越了时代，他对小说写法的革新确实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