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种传统文化中都有其关于战争的信条，西方各国尽管存在差异，仍然存有某些共性。正因为他们同属一种大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包括战争，所以有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如号召人民投入战争的动员方式，局部战败时安抚民心的形式，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比例的某种规律，以及对待战俘的某些行为准则等等。

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战争常规上的一切差异，都是了解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资料。为了系统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无须在意日本与我们在军事上背离的行为是否重要；他们的任何一种行为可能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日本人性格的问题有待我们回答。

日本人为战争辩护的前提与美国人截然相反，它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把战争归根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国用他们的征服行为非法破坏世界和平。无论轴心国占领的是满洲、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这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欺凌弱小的罪恶方针。他们严重违反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践踏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日本人则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战争，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奋起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并真正懂得“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本土已经获得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叛乱，修筑了公路，建立了电力、钢铁公司。据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接受了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根据日本人的等级秩序观点，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兄弟作为大东亚的同等种族。要达成这一目标，日本首先应该将美国，然后将英国、俄罗斯从世界的这一区域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各国应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制度固定的世界中。下一章我们将讨论日本高度推崇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对日本而言，这是它创造出来最合其心思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领的国家却不能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种幻想。尽管如此，即使战败后，日本人仍然认为不能从道义上否定其“大东亚”理想，甚至于那些好战情绪最弱的战俘也很少有去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的行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这与我们同样热爱忠诚的美国人是绝对不同的，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好处。

对于胜利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础也不同于美国的通行见解。日本叫嚣着必胜，而且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日本认为：美国是大国，军事设备优越，但是物质又能如何？所有这些都是早就预见的，根本没有必要放在眼里。日本人从他们一家大的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我们就不会开战。敌人资源丰富，并不是由这场战争创造的。”

即使在战胜期，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并不是军事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抗衡。”即使是战败之时，他们还是不断重复这一信条，在这样一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败。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已经成为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硫磺岛溃败时合适的辩解之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托词。日本人连胜之时，这个信念是进攻的号角，而且早在珍珠港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了。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曾在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小册子中写道：日本人的真正使命就是“弘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像其他正在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其实也在担忧。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用于军备投入的比例惊人地增长。在他们偷袭珍珠港之时，日本国民收入的近一半都投入到了陆海军的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毫不关心物质装备，而是日本视战舰枪支为其内在精神的外在象征，犹如武士的配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全力增产运动，只是日本的这种运动是以它自己的前提为基础的。日本认为精神是主要、永恒的，物质虽然必要，但是物质是附属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嚣：“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变的物质，这就是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依赖被原原本本地用于战争的日常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话:“以吾等之训练抗敌之数量，以吾等之血肉抗敌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订的。他们的战争手册第一页上就用黑体字写着：“必读必胜。”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战斗机以自杀方式撞向我们的战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有力说明。日本把这些人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其船队遇飓风而遭毁灭，这次飓风被视为“神风”，它拯救了日本。

即使在民间，日本当局也是照字意那样解释“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的。人能忍受12小时连续工作，整夜不停地轰炸吗？他们说：“我们的身体越疲惫，意志就越是高昂，精神高于一切。”当日本人在冬天受冻时，大日本体育会就在无线电广播中号召人们做暖身柔软体操，说这种体操不仅能替代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替代人们维持体力所需但又匮乏的食物。他们说：“当然，有些人认为目前食物匮乏，我们无法谈什么体操运动，此话不然，食物越是不足，我们越是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按照美国人对体力的看法，计算一个人有多少有效体力，总是看昨天是否有了8小时或5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规律，是不是寒冷。日本人的计算则与此相反，他们并不依赖体力的储备，那只是物质主义的看法。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是首批返回者之一。从他的机舱跳出之后，他站在地面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在他的队员返回过程中，他一架一架地清点数目。他脸色苍白，但是非常镇静。最后一架飞机返航后，他写了一个报告并迅速送往总部。在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就扑倒在地，在场的军官们赶紧跑上前帮忙，但他已然断气了。检查他的尸体，才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胸部有一处弹伤。刚去世的人身体是不会这样冰凉的，可大尉的身体已经像冰一样冷。大尉必定是死去多时，他的精神支撑他完成任务并做完汇报。一定是这位战死的大尉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个奇迹。

对美国人而言，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不会嘲笑这则广播。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编造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这则广播如实说明了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会有奇迹？灵魂是能够被训练出来的，很显然这位大尉是自我修炼的大师。如果整个日本都明白“镇静的精神万古不灭”，那么这种精神为什么不能在一位把“责任”作为人生信条的大尉身上多维持一段时间呢？日本人深信通过严格的训练，能够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学会了，也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不屑一顾，视之为贫穷民族的托词，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妄想。然而，如果我们越这样想，就越无法在战时或平时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是用一定的禁忌、排斥或通过一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培植得根深蒂固。只有美国人认识了他们，我们才能了解日本人在战败后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才能估量他们这番话的涵义，即在战场上，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日本人认识到光有精神力量是不够的。正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意识的”。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物的说法（不仅是关于等级制，关于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经常会说安全、士气问题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无论结局如何，民间遭遇的轰炸，或塞班岛的溃败，又或是菲律宾保卫战的失败，日本政府对老百姓的解释总是一切都在预料中，无须担忧。录音机仍然夸夸其谈，显然指望国民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预料之中的世界。“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处于美国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势，但这是我们计划内的事情。”战俘，甚至于那些希望日本在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中尽早战败的人也确信，轰炸不能摧毁本土人民的士气，“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美国人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协会副会长在电台广播中宣称：“敌机终已飞到了我们头顶。然而，飞机制造者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且已准备好万全措施。因此，没什么可担忧的。”只有一切都在预料计划中，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万事都是我们主动要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敌人，愿意你就来吧”。他们不会说，“该来的终究会来”，而是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遇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一个人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广播声称，当美国军队进驻马尼拉之时，山下（奉文）将军“微笑着说，敌军在林加延湾登陆后，已在我们的掌控中，马尼拉的迅速陷落，只是山下将军算计的结果，契合了将军的部署。眼下山下将军的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言之，败得越惨，事态发展得越顺利。

美国人也走极端，但是走向了日本人的反面。美国人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的。我们受到了打击，所以一定要还以颜色。发言人在计划安抚大众情绪时，谈及珍珠港事件、巴丹半岛溃败，绝不会说“这全部在我们意料之中”，相反的，官员们会说，“敌人强行干了这一切。我们将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美国人把他们的全部生活调节得适应于充满挑战的世界——随时准备接受挑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建立在“诸事俱在意料之中”的前提之上，最大的威胁来自意料之外。

日本人在行动作战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主题也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活。他们经常觉得“世界的眼睛始终注视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展示日本人的整体精神。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岛之际，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正处于世界的直接注视之下，必须表现他们的男儿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被告诫，一旦遭受鱼雷攻击，奉命弃舰时，他们必须以最“男人”的姿势登上救生艇，否则“会遭受世界的嘲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放映”。这关系到他们留给世人的观感，他们对这一点的重视，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

日本人态度中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的统治力究竟如何？一些美国权威指出，贯穿日本封建王朝七百多年历史的天皇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每个人都直接效忠他的领主，即大名，除此之外，就是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效忠与否几乎不是问题。他被软禁在孤立的宫廷，宫廷里的仪式、活动都必须依照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即使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领主，效忠天皇也是一种叛逆。对一般民众而言，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日本的历史才能理解日本，一个从日本民众模糊不清的记忆中被重新抬出来的天皇，何以成为日本这一保守民族集结力量的真正精神中心？日本评论家喋喋不休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永恒的统治权，完全是夸大其辞，他们的坚持恰好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对天皇没有任何礼遇。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对准这个日本刚刚捏造出来的邪恶“元首”概念。这个概念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挑战进而摧毁天皇的神圣性，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凡是熟悉日本的美国人，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的有才干的美国人，则持相反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攻击天皇在日本人眼中无异于攻击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目睹“民主”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臭名昭著，东京军人上街前谨慎地换上便服，然而在那样的日子里，对于天皇的崇敬照样狂热。曾经在日本居住的人认为对于天皇的“崇敬”与纳粹的“嗨，希特勒”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是纳粹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的罪恶密切相关。

日本俘虏的证词说明了这点。与西方士兵不同，日本俘虏并未受过在被俘后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缺乏统一性。这种缺乏训练当然归根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没有改变过，但那时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战俘们的证词足以引起重视，因为他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中的普遍观点。他们并不是那种由于士气低落就会投降的军队，不会因投降就丧失了代表性。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在负伤、失去知觉、丧失抵抗力的情况下被俘的。

顽抗到最后的日本战俘们都把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他们都认为是在“遵圣意”、“慰圣虑”，是在“为天皇的命令而献身”，“天皇领导国民进行圣战，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那些反对这场战争及日本侵略计划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和平信念归于天皇。对全体国民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提及天皇，更坚称他为“热爱和平的陛下”、“陛下仁爱、反战”、“陛下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件中表现出了对军方的不满”、“战争伊始并未得到陛下的许可，陛下反感战事，决不会允许他的臣民被卷入战争”。这些言辞和德国战俘所言大相径庭，尽管德国人抱怨德国的将军们或最高司令部背叛了希特勒，他们仍认为战争以及备战的责任归咎于战争的煽动者——希特勒。日本战俘非常清楚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然而，对他们而言，天皇与“日本”又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 “无天皇之日本无法想象”，“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之象征，宗教生活之核心，天皇就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如果日本战败，天皇不会因此受到谴责。“民众不会认为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任”，“如果战败，军部内阁及军部领导人理应为此负责，而非天皇”，“纵使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将一如既往地尊崇天皇”。

这些一致认为天皇不受任何批评的论调，在美国人看来是虚假的，他们早已习惯用怀疑、批判的眼光看待所有人。但是毫无疑问，这确是日本直至战败的统一论调。那些最有经验的审讯战俘者认为没有必要在讯问笔录上写上一笔“拒绝诋毁天皇”，因为所有的战俘，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为我军向日军做反战宣传的人都是如此。纵观收集到的许多战俘的供词，只有三人流露出反对天皇的情绪，仅有一人极端地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个错误。”另有一人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只是一个傀儡”。第三个人则只是猜测天皇会让位于太子，如果废除日本君主制，日本妇女就有望获得艳羡已久的美国妇女拥有的那种自由。

正因如此，日本的统帅们才会利用全体国民的这种一致尊崇。他们向士兵分发香烟时，声称这是“天皇陛下的赏赐”，在天长节，率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即使部队遭受日夜不停的炮火攻击，指挥官们也会早晚号令部下共诵天皇在《军人敕令》中亲致军人的“神圣语录”，让“洪亮的歌声传遍森林的每个角落”。军国主义者极尽可能地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部下“奉诏必谨”、“除圣虑”、“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为天皇献身”。但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是把双刃剑。正如战俘们所说的那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即使手中只有竹竿也会毫不犹豫马上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他们也会迅疾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军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满洲的关东军——最骁勇好战的军队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命令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心甘情愿为了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与对其他人及集体的横加指责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的供词，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们对指挥官大肆抨击，尤其是那些不能和士兵们共患难的军官，他们尤其痛恨那些坐飞机逃跑却撇下士兵并命令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他们并不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常常对一些指挥官大加赞扬，对另外一些则严厉指责。甚至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这个政府”，他们要求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大的协同努力，并且指责政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道：“我认为有多种方式可以振奋日本民心，但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日本人民都不敢坦白地直抒己见，他们担心一旦陈述事实就会受到责怪。他们犹疑不决，只是忙于表面应付，民心怯懦。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激发出人民的全部战斗力。”另一位发言者对此进而发挥道：“我几乎每晚都同选区的人举行讨论会，询问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但他们噤若寒蝉，根本不敢开口。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肯定不是激发人民斗志的正确方法。人民受到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安全法的严格制约，怯懦如封建时代的老百姓，因此本该发挥出来的战斗力至今仍未发挥出来。”

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国民也在无休止地批判政府、最高司令部和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毫无条件地认可君主制的优越，然而天皇是有特权的。天皇的特权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他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日本人性格中有什么怪僻会使天皇获得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士兵们就会挥舞竹剑战斗至死。同样，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会坦然承认失败，接受占领。日本战俘所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还是为了用这些废话来误导我们？又或者确有其事？

所有这些关于日本战时行为的重要问题，从日本人的反物质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局势。还有其他一些态度，更是事关日本军队。其中之一是对日本军队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舰队总司令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广播电台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其态度与美国人截然相反。广播内容如下：

对总司令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尽管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这么说，因为尼米兹公报已经这样宣告了。……麦肯因将军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救援了两艘受损的美国战舰，并且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回海军基地。这条小信息之所以重要在于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而非虚构。……因此毋庸置疑麦肯因将军救援两艘战舰的真实性，我们希望你们了解的只是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拯救两艘战舰就能授勋。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如果能拯救受难者，就更加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排斥这类拯救，即使是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设施，也会招致他们“胆怯”的怒斥。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强调这一点，只有视死如归才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这一点，在对日本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反映得极为明显。这些伤患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在这儿也起了重大作用。日本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就是精神的胜利，我们对伤者的细心照顾就好比飞机上的救生设施一样，是违背英雄主义的。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远远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注，在和平时期，这一点引起了欧洲来访者的议论，而在日本人眼中，这是很怪异的。总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救护队能够冒着战火抢救伤员并及时救护伤者；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及远离战场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完善的医疗系统。日本对医疗品补给的关心更是可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干脆杀掉伤病员。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医院驻地撤走，他们却根本没有在尚有希望的情况下预先转移伤病员的惯例。只有部队执行“有计划撤离”的计划，或是敌军已经近在咫尺，他们才会想一些应急措施。那时，负责的军医往往在敌军临近前射杀伤病员，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对伤病员的态度是他们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日本人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非常重要。根据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以这种方式对待战俘，对待他们自己的伤病员，是犯了虐待罪。驻菲律宾前上校军医哈洛德·W·格莱特利在台湾做了三年战俘，亲眼所见“美国战俘得到了比日本士兵更好的医疗救护。当日本士兵没有任何医生治疗的时候，俘虏营里的盟军医官却精心治疗着美国战俘。有一段时间，日军自己配备的唯一一个医官是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上校一年只能看到日本军医一两次。

日本人的牺牲精神最极端的表现当属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一支西方军队在战斗中拼尽全力，却发现陷入绝境，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也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士兵，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将被通知全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作为士兵还是普通公民，家庭成员都不会感到耻辱。日本人对此则不同。光荣就意味着战斗至死。无望的境况中日本士兵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进行大规模集体自杀式攻击，赤手空拳与敌搏斗，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投降。即使士兵们受伤，失去知觉被俘，“在日本他就再也无法抬头做人”，他丧失了名誉，对以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日本军队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是从数据上看，显然在前线没必要对此进行特殊教育。日军忠实地执行这一军纪，以致在北缅会战中战死与被俘的比例是17166∶142，这个比率是120∶1。俘虏营里的142人，绝大部分是受伤、失去知觉被俘，只有几个是单独投降，或二三人一起“投降”的。西方国家的军队不会战斗至死，这几乎是个真理。阵亡率如果达到全军军力的1／4或1／3，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然而在霍兰迪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是1∶5，这与北缅的1∶120相比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眼里，那些成为战俘的美国人，仅是投降这一事实就够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痢疾使他们从“健康人”中除名，他们也已经是“废物”了。许多美国人都曾讲述，在俘虏营中美国人发笑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又是如何地刺激了看守。在日本人看来，当了战俘已经够耻辱的了，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一点，这对他们而言是无法忍受的。许多要求美国战俘遵守的规则，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他们的看守必须遵守的。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的运输船，对日本兵而言是家常便饭。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人反复严格要求战俘隐瞒违章行为，因为对日本人而言，最大的犯罪就是公开违抗。在战俘营，战俘们在白天外出筑路或构筑工事，规定他们不能从乡下带回食物，但这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和蔬菜包起来就行。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猖狂的犯罪，这意味着美国战俘嘲弄了看守的权威。即使只是“顶嘴”，这种公开挑衅权威的行为也必将受到惩罚。日本军队对顶嘴的惩戒是很严厉的，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严惩顶嘴。战俘营中发生的这样那样残暴、放肆的行为是各种文化习惯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理由可言。我们把作为文化习惯之结果的行为和暴虐行为加以区分，并不是为其开脱。

尤其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杀死所有战俘，因而更加耻于投降。日军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瓜达加纳尔被俘的日军士兵全部被坦克碾死了。此外，一些日军准备投降，美国却认为有可疑，因谨慎而将其杀害，这种怀疑往往是有其道理的。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本士兵，通常会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光荣，甚至在被俘后也常选择这条道路。就像其中一个战俘所说的那样：“一旦下定为胜利捐躯的决心，未建寸功就默默死去简直是奇耻大辱。”上述可能性使我军倍加警惕，投降人数也因此减少。

投降可耻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意识。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行为，但与美国人理解的战争惯例大为不同，反之亦然。美国战俘要求把他们的名字通告美国政府，以便家属能得知他们安然无恙的消息，日本人极端鄙视这种行为。驻巴丹岛美军向日军投降，他们毫无准备，因为他们本以为美军一定会和日军一样顽抗到底的。日军对美国人不耻于成为战俘这一事实难以接受。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行为上最具戏剧性的差异，毫无疑问在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他们根本没有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身份。就在战争的最近几个月，才有一些人猜想，不管战争结果如何，他们也许能够回国。也有些请求被处决，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甚至比模范战俘更好。有些老兵以及多年的极端爱国主义者给我们指出日本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们写宣传手册，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只有表现出来的忠诚是一致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全都如此，也有极少数是顽固不化的。无论如何，为了使上述行为得以实现，我们必须先创造某种良好的条件。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以至有些战俘营根本未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然而在有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原先的怀疑则必须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美国人没有料想到战俘们会做出如此大的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格格不入。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选择了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一旦失败，他们会自然地改弦易辙。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战后我们能否考虑加以利用？或者这只是个别被俘士兵的特殊行为？恰如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其他行为的特殊性强迫我们思考一样，它提出了有关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他们的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他们学到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等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