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各得其所

任何了解日本人的努力，都必须从理解“各得其所”这句话的含义开始。他们信赖秩序、等级制，我们推崇自由、平等，各执一端，对我们而言，很难赋予君主制以正当性，把它当作一种必要的社会结构来理解。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心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即日本对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业已形成的整套观念。只有通过描述他们的民族习俗，例如家庭、国家、宗教以及经济生活，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态度。

与看待国内问题的方式一样，日本人从他们的等级制观点出发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近十年来，日本认为自己居于金字塔的尖端，当下这个位置由西方国家取而代之，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植根于等级制观点。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对这一观点的重视。日本于1940年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公约”前言称：“日、德、意三国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公约签订时天皇所发诏书再次提及此事：

皇国之国策为基于八纮一宇之肇国伟大精神，此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朕为此夙夜眷眷而无所措。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成何极。朕所记念者，唯有早日芟除祸根，光复和平……兹观三国间条约之缔结，朕甚感欣慰。

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居乐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点：

……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这份备忘录是为了回应日前的赫尔备忘录，后者强调了美国尊崇的最基本的原则，恰如等级制之于日本。赫尔列举了四点：互不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间的合作和调停；平等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奉行平等和不可侵犯之权利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循的准则。平等，是美国人渴望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基础，是最高、最道德的基础。对我们而言平等意味着不受专制迫害、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权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世界上正在组织实现的人权的基石。即使我们自己有侵犯之处，我们也支持平等的争议性，并以极大的义愤向等级制挑战。

美国建国以来始终坚守这一观点。杰斐逊把“平等”写入了《独立宣言》，而宪法之中的人权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新国家的公开文件中写入这些正式词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个大陆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份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这就是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于18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后就平等问题所写的著作。他是一个聪明、敏锐的观察家，善于在美国这个陌生世界里发现许多优点。年轻的托克维尔成长于法国的贵族社会，在当时仍很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这个贵族社会先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然后又受到《拿破仑法典》猛烈的冲击。托克维尔高度赞扬了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但他是从法国贵族的角度来观察的，而且这本书也向旧世界宣告了即将来临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国是社会发展的前哨，这种发展也将在欧洲发生，尽管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托克维尔用相当篇幅描绘了这个新世界。在这儿人们真正意识到人人平等，社会交往建立在一种新型、和谐的立足点上，人与人之间可以平等对话。美国人从不拘泥于等级和礼节细枝末节，他们既不要求别人讲究礼仪，也不对别人施与这些礼节。他们喜欢说的是，自己并不欠任何人的情。在这里没有古老贵族式的或罗马式的家族，主宰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已经烟消云散。这些人只相信平等，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相信，即使是自由，有时也会无意忽视，而平等却是生命所系。

对美国人而言，通过外国人的眼睛，了解一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这么多年来美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主要的准则却从未改变过。如我们所见，美国1830年就已经是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过去有，现在也仍然有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的偏爱贵族社会生活秩序的人，但是即使像汉密尔顿之流也认识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并非贵族式的。

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我们向日本声明美国太平洋政策赖以依存的最高伦理基础，也就是说出了我们最信奉的原则。我们坚信，沿着我们认定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必将改善这个仍不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一旦认定了“各得其所”并把其奉为信条，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就是日本人组织生活的准则，既是最容易预见，也是最广泛被接受的。承认等级制对日本人来说就像呼吸那么自然，不过，这还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权威主义。行使权力的人、受权力支配的人都以一种与我们不同的传统来行事，目前日本人认定了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尽可能清晰地了解他们的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我们的方式推测出日本人在当前情况下即将采取的方式。

尽管日本近年来西化了，但它仍是个贵族社会。每一次寒暄、每一次接触必须表现出双方社会等级的差异。每当一个人向对方说“吃”或者“坐”时，他都会根据对方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是上下级关系而选择不同用语。在不同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形式。换言之，日本像许多太平洋民族一样，有所谓的“敬语”，同时还辅以适宜的鞠躬、跪拜。所有这样的行为都要遵照严谨的规则和观念，不仅要知道向谁鞠躬，更要知道鞠躬的程度。对某一个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用在另一个和鞠躬者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身上，就显得是一种极度的无礼。鞠躬有各种形式，从双手平放跪拜在地板上，前额触及手掌；到简单的动动肩、点点头。日本人必须尽早学习，并且学会在特定场合下表现出自己的敬意。

尽管阶级差异很重要，但并非只有阶级差异需要以正确的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都必须考虑在内。即使是两个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尊敬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如果两个人都着便装，双方都不用鞠躬；但若有一方身着军队制服，那么着便装的一方就得向他鞠躬。对等级制的尊奉是一门艺术，需要无数因素的平衡，在特定情况下，某些因素可以互相抵消，另外一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互相之间不拘泥礼仪的人。在美国，这是指各自家庭生活圈子里的人们。回到家这个社会中最为熟悉的地方，一切形式上的礼节我们都不再在意。日本则不然，即使在家，也要学会礼仪并小心翼翼地遵守。当婴儿尚被背在母亲背上之时，她就会用手摁下婴儿的头，初学走路的孩子学的第一课就是尊重他的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子女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而姐妹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兄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形式，它意味着施礼者明白别人的权利，承认别人有权干预原本由自己处理的事情；受礼的一方也认识到自己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当的责任。等级制建立在性别、辈分的基础上，长嗣继承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不言而喻，“孝”是中日两国共有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公元六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吸纳了包括孝道在内的佛教、儒教伦理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但是，为了适应日本不同于中国的家庭结构，孝道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动。时至今日，在中国，个人仍然必须对其大家族尽忠。这个大家族可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并且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情况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同一村庄的居民大抵同属一个宗族。中国有450，000，000人口，却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多少都承认自己是宗族兄弟。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属于同一宗族，而且，远离家乡住在城市的家庭也可能同宗。在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有的宗族成员集中起来修缮宗祠，在祭祖的日子，共同向从祖辈流传繁衍下来的上千牌位致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寺院，而且也有用于宗族子孙教育的宗族基金。宗族把分散的宗族子弟集合起来，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本宗权利者的姓名。它有世代相传的族规，如果宗族不同意当局的意见，甚至会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共同体，只是偶尔在名义上受到国家管理，那些由不断更迭的政府所指派的、定期调任的官员，在当地完全是外人。

在日本，情况则大为不同。直到19世纪，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才被允许使用姓氏。中国氏族系统中姓氏是基础，没有姓氏，或是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发展不起来。在某些宗族中，族谱就是这种相当于姓氏的东西之一。但是在日本，只有上流社会才有族谱，而且那种族谱的记录，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追溯上去的，而不是由古至今列举始祖所传的所有后裔。两种方法绝不相同。除此之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人民效忠的并不是宗族集团，而是封建领主。他是世袭领主，与中国那种短期官僚大有区别，后者在任区内始终是外人，不可能势力坐大。在日本重要的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是与他的藩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氏族神。这种方式即使对那种没有姓名和族谱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也是可行的。但日本没有祭祀远祖这种仪式。“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集中在一起，无须证明他们同出一祖。他们被称为氏族神的“孩子”，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封地上。这样的祭拜者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由于世代定居，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的亲密的氏族集团。

日本家庭对祖先的崇拜是在起居室里的“佛坛”上进行的，一般只供奉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无论在日本的哪个历史阶段，人们每天都在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奉食物，拜祭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即使墓碑上曾祖父、曾祖母的字迹已经模糊无法辨认，也不再刻写，三代以上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遗忘。日本的家族联系淡薄得几乎接近西方，也许与法国的家族最相似。

因此，在日本“孝”只限于家庭内部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意指在父亲、祖父、他们各自的兄弟、子孙范围内根据辈分、性别、年龄“各得其所”。即使在包括了较大集团的名门望族，家族也分成了许多分支，长子以下的男孩另立门户，成为“支系”。这样狭小的面对面的范围内，要求“各得其所”的规定十分细致。直到长辈正式退隐前，都必须严格服从。时至今日，一位有成年儿子的父亲，若他的父亲尚未退隐，做事之前未得他父亲的首肯，就不能付诸实施。孩子即使年届三四十，父母仍会干涉、安排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用餐时第一个举箸，沐浴时首先入浴，在家庭中接受众人必恭必敬的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译成中文就是：“为什么想向父母提建议的儿子就像妄想头上蓄发的佛教徒？”（和尚／佛教徒接受剃度）答案是：“无论多想，都无法实现。”

“各得其所”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表达“极端混乱的秩序”时，常说“非兄非弟”，如同我们讲“非鱼非鸟”。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保持其长兄的性格。长子是继承者，到访过日本的人都说“日本的长子自幼就学会一套负有责任的气派”，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昔日，幼弟们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他；现今，尤其是在城镇和乡村，当弟弟们接受更多的教育、收入更多、继续向前奋斗的时候，囿于规矩，长子仍然只能固守家业。等级制仍旧十分牢固。

即使在当今政坛，传统的长兄特权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表露无遗。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在代表战时政府发言时，就大东亚共荣发表了以下讲话：“日本是长兄，其他国家是日本的弟弟。这个观点必须贯彻到占领地区的家家户户、每位居民。对居民们过多体谅，只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对日本统治产生不良影响。换言之，兄长决定什么对弟弟有益，在实施过程中就不要过多考虑。”

年龄无关紧要，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取决于性别。日本妇女必须跟在丈夫身后，地位低下。即使妇女们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一旦换回和服，就仍然得退到后面。日本家庭中的女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礼物、关怀、钱、教育全部被兄弟们占有。即使有几所高等学校是为年青女子开设的，教授的课程却主要是关于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的。女孩子们的智力训练与男孩子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其中一所女校的校长鼓励中上流社会的学生学欧洲语言，其理由是让她们在丈夫们读完书后能为书掸去灰尘，正确放回到书架上。

然而，与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妇女状况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有更大的自由的，这并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现象。她们不像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那样缠足，而是可以自由上街、出入商店，无须锁足深闺，这使印度妇女羡慕不已。日本妇女掌管全家开销，购买日常所需。如果经济上陷入困境，也是妇女们从家私中挑选几样，拿去当铺。使唤用人的是主妇，她对子女的婚姻有极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她就会对儿媳行使家庭中家务决策权，似乎她自己前半生从未当过唯唯诺诺的儿媳妇。

辈分、性别、年龄在日本的特权是非常大的。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扮演的是管理者，而不是随心所欲的独裁者的角色。无论家庭成员是生是死还是尚未出生，父亲或兄长都要对全家负责。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保证其实行。他并没有无条件的权威，他的行为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兄弟们能牢记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遗产），激励他们自强自重。即使他是个农民，他也会向祖先祈求保佑他担起责任。总之，他所属的阶层越高，他所负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高于个人的一切。

遇到任何重大事件，不论门第如何，家长都要召开家族会议，在会上加以讨论。例如，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决议产生的过程会参照所有人的意见。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左右决定。如果家长表现得无视众人意见，他将使自己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当然，那些命运被左右的人可能很难遵从这些决议，但那些一生都习惯了服从家庭决议的长辈，会毫不让步地要求晚辈像他们当年一样服从。家族要求背后的这种约束力，与普鲁士那种在法律上和习惯上赋予父亲对妻儿的专制权力是不同的。这并不意味着在日本这种约束力就有所减弱，但效果确实会有所不同。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未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并未轻易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无论那种要求多么严苛，家族意志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也就是以这种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

每个日本人起初都是从家庭中学习等级制习惯，然后把他所学的运用到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日本人学到一个人得尊重地位比他高的人，无论他们在这个集团中是不是真正具有支配力。即使是一个惧内的丈夫，又或是一个受弟弟支配的兄长，在正式关系上还是受其妻子、兄弟尊重的。特权间的界限不会仅仅因为有人在背后操纵而遭到破坏。表面关系也不会为了适应实际支配关系而改变，规矩是无法亵渎的。这些，有时甚至会给不拘正式身份而运用实权的人带来某种策略上的方便，因为那样不易受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经验中学到，对做出的决定，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个家族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不是处于家长地位的专制者强行推行的法令。日本的家长更像物质财产和精神财产的保管者，这些财产对全体家庭成员都很重要，要求个人意志从属于它的需求。日本人拒绝使用武力，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减弱对家族要求的服从，也不会因此而对有特定身份的人减少敬意。即使家庭长者也没有机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仍能维持。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们读到上述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的粗浅介绍时，并不能理解日本家族中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日本家族存在着相当的稳定性，他们如何获得这种稳固性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之一。其间，要想理解日本人在经济和政治等更广泛的领域对等级制的要求，了解在家庭中如何彻底贯彻等级制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在阶级关系上像在家庭中一样强烈。纵观日本的整个国家历史，日本是个特权阶级盛行的社会。一个有着几个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特权阶级有其长处，自然也有其短处，当然，无论优劣，在日本历史上总归很重要。回顾日本整个有文字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尊重阶级特权始终是日本生活的基本准则。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7世纪到8世纪，日本天皇及其宫廷树立了“强大日本”的目标，立志使日本成为一个具有中国那种使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拥有高度文明习俗的国家。他们以别人难以企及的精力进行这项事业。在那之前日本甚至没有文字，公元7世纪它借鉴了中国的表意文字并用之记述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在那期间，日本曾有一种宗教，四十万神祗守护着山川乡村，为人民赐福。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成了现在的神道。7世纪，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作为“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在此之前，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日本没有大型永久性建筑，天皇根据中国京城修建了新的首都奈良城，华丽的佛教寺庙和大型的佛教寺院依照中国式样进行建造。天皇们采用了使节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法。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引进外国文明的例子。

然而，日本起初就未能复制中国无阶级社会组织。中国的官阶主要授予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官员，日本采纳的官位制则不同，它把官阶授予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他们成为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不断分裂为大量的半独立领地，领主们互相嫉妒彼此的势力，许多相关的社会习俗也都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无论日本如何从中国引入文明，它却始终不能采纳足以取代等级制的其他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那种把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联合到一个庞大宗族之内的中国式宗族制度。日本也不能采纳中国世俗皇帝的观念。“天皇居所”在日语中称为“云上所”，只有这个家庭内部的人才能继位。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朝代更替，日本则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天皇不可侵犯，生而神圣。日本天皇及其宫廷为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作了哪些安排，也想不到他们作了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是新的文明只是为此后几百年间控制了国家的领主和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7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攫取了统治权，把天皇软禁起来，赶到后台。斗转星移，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群雄之一，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对手，成为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将军”是他名义上的头衔，全称“征夷大将军”。像日本的通常情况那样，只要他的后代能牢牢控制其他封建领主，他们就能世袭这一称号。天皇徒具虚名，没有任何实权，他的意义只在于向将军进行形式上的授爵（封赐）。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通过武力来控制不肯服从的各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又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他们手持刀剑，随时准备为大名或将军向敌对势力挑战。

16世纪，内战无休无止。经历了几十年的无序混乱之后，伟大的德川家康击败所有对手在1603年成为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族掌握政权长达250年，直至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值得重视的时期之一。它使日本的政治稳定一直持续到德川统治的最后一代，并有效地推行了为德川幕府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面临了最为严峻的困局，而他也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曾在内战中反对德川，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这些就是所谓的“外样”。德川允许他们继续控制他们的领土和家臣，事实上日本所有的封建领主在他们的领地上有绝对的自治权。然而他却剥夺了他们身为幕府家臣的荣誉，也不准许他们担任重要职务。这些重要职位都保留给内战中德川的支持者——“谱代大名”。为了维系这一艰难政局，德川家康制订了以下战略：防止大名、封建领主屯兵，防止任何威胁将军统治的联合。德川氏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为了维持日本国内的和平和德川幕府的统治，还极力加强这一体制，使之更加稳固。

日本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秩序井然，每个人的地位凭世袭而定。德川氏巩固了这一制度，并对每个阶层的日常行为作了详尽的规定。每个家长都必须在其门口挂上牌子，表示该户的阶级地位及有关世袭身份的必要说明。他的衣着、食物、房子的规模都由他的世袭身份而定。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以下，有四种世袭等级，分别为武士、农民、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数量最多，最为出名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禁忌职业的工人，如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者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村落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个地区及其居民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生活极为贫困，虽准许他们从事此类职业，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日本封建社会却是铁一般的现实。商人阶级总是封建主义的破坏者，当商人阶层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17世纪德川氏颁布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未有过的锁国令，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的基础。日本曾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贸易交往，商人阶层随之必然发展。德川氏规定建造或驾驶的船不能超过一定尺寸，否则就要处以极刑，这都是为了遏止这种趋势。被允许建造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贸易更受到严格限制，各领地藩主在边界设税收关卡，严禁商品的出入。其他法令则规定商人阶层地位低下。节俭法（奢侈取缔法）对商人的穿戴、携带物品、婚葬开销都作了具体规定。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的凌辱。当时日本正是靠货币经济运转的，在货币经济面前，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是注定会失败的。但德川氏却试图倒行逆施。

维持封建社会稳定的是武士和农民，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内战期间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解除了农民的武装，武士则成为唯一有权佩刀的阶级，他们再也不能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最低等的武士也不能再做生产者，他成了寄生阶层的一员，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年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完全依赖领主。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候，大名和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间无休止的战争中结成的，到了太平的德川时期这种纽带变得具有经济性了。武士、家臣不同于欧洲的骑士，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富有的士兵。武士只是领俸者，而且他的俸禄早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庭水平固定了。这份俸禄并不会太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对武士家庭最不利的莫过于几个继承人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们限制家庭规模。对武士而言最恼人的莫过于威望取决于财产和外表，所以他们的信条是，简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和其他农、工、商三个阶层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后三者是“平民”，而武士则不是。武士的佩刀不是装饰，是他们作为特权阶级的标志，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这是在德川统治前就已经形成的传统。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凡是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就地处斩”，这也不过是强调旧的习惯。德川家康根本没有考虑在庶民和武士之间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他的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范基础上，两个阶级都效忠大名，直接受命于他。他们各属不同的阶层，每个阶级各有其法令、规则、统治和互相的义务。两个阶级之间只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有时迫于形势，阶级之间要一再搭起桥梁，但这毕竟不是这一体系本身所固有的。

德川统治初期，武士家臣不只是舞刀弄枪。他们日益成为领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例如能乐和茶道。所有的文书均由他们处理，而大名的谋略也依靠他们的巧妙手腕来实现。两百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舞刀弄枪是很有限的。就像商人，尽管受到特权阶级的制约，还是会追求舒适、高雅的生活方式，武士虽然随时准备应战，但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

尽管明文规定农民不得反抗武士，但考虑到他们饱受强加的沉重年贡和各种限制之苦，仍然有某些安全保障以保护农民对农场和土地的所有权，而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土地严禁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这项法令并非用于保障封建领主而是保障个体耕作者的利益。农民有他极为看重的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并且像其后代一样勤勉、不辞劳苦地在稻田里耕作。然而，农民养活着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共计两百万人，其中包括将军幕府、大名机构及武士家臣的俸禄。农民被征收实物税，也就是要以一定比例向大名上缴收获。在同样是水稻种植国家的暹罗，传统赋税是10%，日本则为40%，事实上比这还要高，在某些领地高达80%。此外还有强迫劳动和义务劳动，消耗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和武士一样，农民限制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全国的人口数量几乎保持不变。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日本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是靠年贡生活的武士，还是生产者阶级，都受到了斯巴达似的严格限制，但在下属和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依赖性。人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农民即使赤贫，也发起过反抗，不仅反抗封建贵族，而且也反抗将军统治者。在德川统治的250多年中，全国发生了至少1000多起叛乱。这些叛乱的起因并非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由于种种新增赋税。在忍无可忍之时，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拥向藩主，但是请愿、抗议都是有序进行的。农民们写好匡正苛政的请愿书，并把它呈交藩主内臣。当请愿书被内臣扣押，或者藩主对此置之不理，农民就会派代表前往首都，把意见呈递上去以保证不被扣押。尽管农民递状子要冒极大危险，但幕府收到状子后则立即宣判，其判决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

然而，将军对农民申述的判决并没有满足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常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但是农民领袖逾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判决对农民有利，他们还是触犯了这一法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合理，也必须被判处死刑，甚至农民起义者也无法否认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受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聚集于刑场，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斩首或被钉上刑架，目睹行刑的民众也不会暴动。这就是法令和秩序。行刑后民众会为亡者修祠，把他们尊为烈士，但却认为行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

总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力图在各藩巩固特权阶级结构，使每个阶层都依赖封建领主。各藩大名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对他的下层行使特权，将军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联盟，或推行逆谋计划。各藩藩界设有哨所关卡，查验过往行人，严禁“出女入炮”以防大名送走他的妻妾、私运武器。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得缔结任何婚约，以防政治婚姻联盟的危险。各藩之间的通商受到阻碍，彼此之间甚至不能通桥。将军的耳目还向将军通报大名的开支，一旦藩主的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资巨大的公共建筑工程，使其财政水平降至原点。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是限定大名每年必须在京都居住半年，即使他返回自己的领地，也必须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东京作为人质。幕府不择手段确保权势，加强其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拱门的拱心石，毕竟他只是接受天皇的任命而掌握统治权。天皇及其贵族宫廷被软禁在京都，毫无实权。天皇的财政收入比最小的大名要少，宫廷仪式受到了将军（幕府）的严格规定。然而，即使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废除这种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并列的双重统治，这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2世纪以来，将军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权力分割过甚以至于徒有虚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后者的权力又由其世袭政治顾问来行使，原来的权力一分再分。即使在德川幕府统治末年，培里将军也没想到将军背后还有天皇，而美国的第一位驻日公使哈里斯于1858年与日本签订第一个商贸条约时，也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位天皇。

实际上，日本关于天皇的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观念。他是神圣领袖，可以参政，也可以不参政。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他自己行使权力；在另一些岛屿上，他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但他本身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新西兰各部落，首领神圣不可侵犯，他不会亲自进食，由专人奉食，甚至他奉食的勺子也不可侵犯。在新西兰各部落，神圣首领外出之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经圣足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成为圣地，而归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同样神圣不可触摸，他的话的分量等同于部落神。在某些太平洋岛屿，诸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完全与世俗生活脱离，世俗首领则操持国家的各项事务。詹姆斯·威尔逊于18世纪末到访太平洋的汤加岛时写道，“与日本政府最为相似，神圣首领就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但却主持宗教仪式。他们得接受果园摘下的第一批果实，并且主持举行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神圣首领去世之后，使用“天国空虚了”的悼词，人们举行隆重的仪式，把首领埋葬在巨大的王陵。首领地位如此崇高，但他毫不干政。

天皇即使毫无实权，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其应有的位置。天皇积极参与俗务，对日本人而言这并非是衡量天皇地位的尺度。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人始终看重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在西方人眼里，天皇的存在是多余的，日本人习惯了严格的阶级等级角色，所以并不这么看。

封建时期，上自天皇，下至贱民，等级制度的规定都非常严苛、极端，给现代日本留下了深刻影响。毕竟，封建统治直到75年前才正式结束，而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不可能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霎时无影无踪。时至近代，日本政治家们也曾审慎计划（我们在下一章就可看到），尽管国家的目标有了极大变化，但仍然维持着大量的旧体制。日本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君主制国家，它对世界早有规划，日常行为的最小细节及个人所处的地位都有明确规定。两百多年以来，日本以铁腕推行法令、秩序，日本人都学会了把这种细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还待在熟知的屏障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就会信任这个世界。盗贼得到控制，大名间的内战也得到遏止。如果臣民能证明别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一样提出诉讼。这样做虽然很危险，却能得到大家认可。历代德川将军中的最开明者甚至设置了“诉愿箱”，市民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投掷箱内，只有将军才有开箱钥匙。如果日本人的行为不容于现存的行为规范，日本则有真正的保障足以纠正类似的侵犯行为。只有人们遵循现存的行为规范，他们才会觉得安全、有保障。人们显示出极大的勇气、正直来顺从，而不是更正、反抗这些规范。在规范之内，人们觉得世界可知而且足以信赖。这种规范并不是摩西十诫中抽象的伦理道德准则，而是详细说明具体问题，诸如这种或那种情况不该如何处理；武士或贱民的不同规范；对兄、弟的不同态度等。

某些民族因处于强权等级制统治之下，人民变得恭顺，日本人则不然。重要的是要承认，日本的每个阶层都得到了可靠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承诺，保障他们对其所在行业享有垄断经营权，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的限制条件，但也更加有序、安全。

日本的等级制还有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所没有的灵活性。规范提供了一些具体措施，既可巧妙调节制度，但又不违常规。一个人可以通过好几种途径改变他的阶级地位。在日本的货币经济制度下，借贷者、商人必然富有，富人用各种传统手段跻身上流社会。他们利用典押和地租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农民的土地不得转让，但是日本的地租非常贵，把农民留在田地上是非常有利的。借贷者收取田租，依靠土地安身立命，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使他们权、利双收。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阶层通婚，也就成为上等阶级。

另一个变通等级制的传统方式就是过继和收养，它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德川氏有诸多限制，商人们还是日益富裕，他们设法使自己的儿子进入武士家庭。在日本，个人很少收养儿子，只会为女儿招婿，也就是“婿养子”，他们随之成为岳父的继承人。因为名字受到原有家庭的困扰，他以极大代价把自己的名字从原来的户籍中抹去，冠以妻姓并和岳父母一起生活。尽管代价沉重，但获益匪浅。大量商人后嗣成为武士，穷困拮据的武士家庭则与富贾联姻。这种行为并未危及等级制度，但是通过变通手段，为富者提供了上层阶级身份。

因此，日本并未要求只能在同一阶级内部通婚，相反，有公认的可互相通婚的手段。富裕商人渗入低层武士阶层，对于加深日本和西欧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封建主义的崩溃，归因于日益壮大的新兴中层阶级带来的压力，他们主宰了现代工业时代。在日本从未出现过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借贷者通过社会许可的手段“购得”了上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商人、下层武士结成联盟。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行将崩溃之时，日本竟然容许比欧洲大陆更大的阶级流动性，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奇，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存在斗争，就是这种情况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说日本这两个阶级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有利，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在法国也可能对双方都有利；在西欧也有二三个类似的例子；但是阶级固定性在欧洲却十分顽固，正是阶级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法国剥夺贵族财产。推翻衰败幕府将军统治的联盟是由商人、金融阶层和武士阶层组成的。近代日本政府维持了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被容许的阶级流动手段，这种情况是很难维持的。

日本人喜爱并信赖他们缜密的行为规范，这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只要遵循这些规范，就能得到保障；它允许对非法的侵犯进行抗议，并可加以调节以适应自己的利益。它要求相互履行义务。德川政府在19世纪后半叶瓦解了，却没有人有意粉碎这些规范。没有法国革命，甚至没有“1848式的革命”。上自将军，下至贱民，每个阶级都欠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债。大量的非生产者阶级和巨大的财政支出都无法支持了。拮据的大名再也无法支付其武士、家臣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都无异于一个笑话。他们试图增加农民本已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丧。常年预征，农民生活贫困至极。将军也破产了，无力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1853年培里将军率军到达时，日本陷入了极端贫困。培里于1858年再次率部强行进驻日本，强迫日本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此时日本最大的呼声是“一新”，即追溯过去，复古中兴。这种口号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不是进步的。和“尊王”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是另一同样流行的口号“攘夷”。全国上下都支持回到锁国政策的黄金时代，只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他们奋斗过，却被暗杀了。似乎没有丝毫征兆表明日本这个不喜革命的国家会改弦易辙、顺应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居然能与西方列强一争长短。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西方各国不同的自我优势，达到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未曾企及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如果从水晶球中看到了日本的未来，他们一定不敢也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大的乌云预示未来的几十年会有风暴席卷日本。然而，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滞后、受制于等级制的日本民众转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并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