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眼里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为古怪的。在其他任何战争中，美国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主要对手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如同1905年那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争，我们同样与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但是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国家战斗。很显然，日本人并不具备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我们必须认识到太平洋战争不仅是一系列海岛登陆战，不仅是一场艰难的后勤服务战，为了对付日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行事方式。

困难超乎想象。自从日本放弃闭关锁国，开放门户七十五年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类的词语被用于描述日本人，这是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一位严谨的评论家论及日本人之外的其他族裔，他不会说他们空前的礼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蛮横、骄傲自大。”当他说到他们在行为上无比刻板时，他不会补充：“但是他们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当他认为他们温驯时，他不会过多解释他们并不容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不会既说他们高贵宽厚，又声明他们粗鲁、睚眦必报；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异常，又细述他们的怯懦、不坚定；也不会既说他们不介意别人的意见、自行其是，又说他们极具是非心；也不会既说他们的军队中有着机器人般铁的纪律，又描述军队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从管教；也不会既说他们热心于西方学识，又强调他们的极端保守。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述该民族是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艺术家以及培育菊花的艺术以崇高评价，又写一本书来说明这个民族是如何醉心于刀剑文化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千真万确，而且是有关日本论著的基础，菊与刀都是这幅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过失一无所知时，他们心里会充满了罪恶感。他们的士兵受到了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既然美国意识到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性，那么上述尖锐的矛盾及其他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都不能置之不理。严重的事态接踵而至，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进攻日本，日本有无可能投降，我们应该轰炸皇宫吗？我们该如何处置日本战犯，在我们的宣传资料中，我们该如何劝说日本军队、日本国民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又该如何教化那些一意顽抗到底的日本人，当和平到来之时，日本还需要永远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我们的军队有必要为了打击那些隐匿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的疯狂抵抗分子而备战吗？世界和平降临之前，有必要效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日本也掀起一场大革命吗？由谁来领导呢？彻底消灭日本也是选择之一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被委任做日本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所有技术去解读日本人的真实面目。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刚刚拉开序幕，美国人大多认为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日本方面则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在他们看来，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本土甚远，故而美国只能取得局部胜利。他们的官方公报从未承认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以后，战局开始转变。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宣告了日本的彻底失败。从那时起，我们的士兵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通过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的战役，我们清楚认识到了与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

因此1944年6月，弄清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一系列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那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出自在日本前线散布宣传册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这样一场对日本的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我们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在军事上的意图和目标，不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必须清楚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那里指望什么。我们必须努力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上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了解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约束力。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前提放到一边，避免轻易得出结论，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又会怎样做。

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日本在交战中，虽说战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敌对国非常容易，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然而这件事还是必须得做。问题是日本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会怎么做。我必须设法用日本人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不利条件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引导战争的方式，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与和平中一样，日本人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鞭策战争精神、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我们两国交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极大的弊端。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查。我不能去日本，住在当地观察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气，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也无法看到他们在做出一个决定时的复杂心态，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另一个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关于日本乡村的学术研究专著——《须惠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1944年我们面对的关于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该书写作中都没有提及。

尽管存在着这些重大困难，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仍然对目前可用的方法、技能很有信心。至少我不必放弃人类学家在与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时拥有的那份信任感。在美国有大量的日本人，他们在日本长大，故而我可以向他们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详情，发现他们对自己进行判断的方法，根据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中的疏漏之处，对人类学家而言，这一点在理解别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其他研究日本的社会学家大都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分析过往的事件、数据，或是参考日本宣传资料上的只言片语。我相信他们所企求的许多结论都暗含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中，因此从在日本真正住过的人身上探讨日本文化，结论会更加令人满意。

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阅读，也不意味着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人。日本博大的文化和大量居住在日本的西方观察者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是去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未曾享受过的。这些部落没有文字，无法用文笔来表现自我。西方人的评论极少且流于表面，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专业研究者必须在没有任何先前学者的帮助下，完全靠自己去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运行方式，他们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吸收了许多学者的成果。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写满古卷；来自欧美的人们记载了他们生活中有趣的经验；日本人则记录了那些异常真实的自我。与许多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描写自我的冲动，他们记录了生活中的点滴，记录了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出乎寻常地坦率，当然他们没有展示出自我的全貌，也没有人能这样做。一个描写日本的日本人通常会忽略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对他而言很平常，在他看来就像他呼吸的空气那样自然。美国人在描写美国的时候也会这样做。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欢暴露自己的。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如同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对议会演说中的一大堆观念的罗列，我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满不介意，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边读边想，“这幅图画的问题”在哪儿？为了理解，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有关东京日常生活和农场生活的片子，然后再和那些曾经在日本看过类似电影的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他们无论如何都能以日本人的立场，而不是以我的眼光看待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人物。当我对电影某些细节茫然不知时，他们却显然不是如此。情节、情节发展的动力和我所想并不一致，但他们却能按照电影构思的观点去理解。至于小说呢，我领会的和日本读者领会的意义之间则有更多的不同。这些日本人中有一部分很快就表现出日本习俗的防御性，另一部分则憎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从哪一个群体我理解的更多。但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景象则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对象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他所做的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评论者所做的全部研究毫无区别。如果一个人类学家所能贡献的仅止于此，那么就不能指望他在以往外国旅居者有关日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然而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接受过训练，具备某种特殊能力，因此能够在这一拥有大量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他特有的贡献。

人类学家了解关于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有着紧密联系。这些联系，有些体现在马来西亚，有些在新几内亚，也有些是在波尼西亚。思考这些联系是否体现了古代的移民或者相互接触当然是很有趣的，但这对我来说，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却并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在于能够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因为，我懂得这些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对亚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暹罗、缅甸及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而可以把日本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这些民族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已经不止一次在他们对原住民的研究专著中指出这些文化对比是多么的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和它的邻近部落在正式习俗上有90%的相似，然而它也会按照自己的需要逐渐修改从而形成与邻近部落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得不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尽管其对整体而言比率很小，却可以把整个未来的发展规范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对人类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这种在整体上相似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家也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他的研究技术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难题而加以磨练。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面对的情况必有差异，不同的部落、国家对这些情况的判断方式也必有不同，在某些北极的乡村或者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遇到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远非任何丰富的想象力所能想象的。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财务交换的具体细节，而且要调查部落行为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自我约束，世代相传，如同其祖先所做的那样。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约束及其后果的关注，在研究日本时也可以加以利用。人人都明白美国和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关于日本人的传言：“我们无论做什么，日本人一定反其道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简单地认为这些差异是如此怪异，那么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这种想法当然是危险的。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就能很好地证明，即使最古怪的行为也不能妨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人类学家比其他社会学家更能有效地利用这些差异作为有用的资料，引起他们注意的也恰恰是那些表现离奇的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他们不会想当然地看待部落的生活方式，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少数选出的事实，而是一切细节。在研究西方民族之时，一个未接受过比较文化知识培训的人往往会忽视从整体上去把握行为。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需要去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不用在意那些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事实上，正是这些习惯以及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民族背景之上，其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力远甚于外交官们签署的种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训练研究日常琐事的技能，因为他所研究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他们是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发现他不得不投入很大的精力在细节上，这些，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通常是不为人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也知道如何依据这些细节进行深入挖掘。

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这种尝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这些人类生活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在任何部落或任何最文明的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要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观点是多么怪异，他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总是会和他的经历有关联。我越是对日本人行为的点点滴滴困惑不已，我就越能判断日本人生活中必定存在着某些造成这种奇怪行为的极为平常的条件。如果这种发现能引领我关注日常交际中的细节，其结果会更好。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确信这样一个前提：即使在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必定存在着系统的联系。我非常重视从数以百计的细节中总结出构成总体模式的方式。人类社会必须为它自身设计出某种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同。社会中的人把这些解决方法作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有多少困难，他们都把它们综合到一起。人类一旦接受了某种价值体系，就不会在行为、思考中奉行相反的一套价值体系，这样只会导致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大程度上的和谐一致，他们给自己提供了共同的理由和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要的，否则整个系统都会陷入溃散。

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意识、政治目的也因此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领域的变化可能比其他领域发生得快，而且也会造成其他领域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的产生源自和谐的需要。在追逐权力统治的无文字社会，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之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活动之中。在那些拥有古老文字的文明民族，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上百年的文字；没有书面文字的部落不能如此，但是随着经济、政治权力的公开认可日益增强，在那些与此相抵触的领域，教会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文字保留下来了，但是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宗教仪式、经济活动没有停留在各自隔离的小区域内，它们总是越过各自的界限互相融合。因为这种情况是千真万确的，故而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视线扩散到经济、性、宗教及孩子培养等诸多事实之上，他就越能明了他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情况。他可以大胆做出假设，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去搜集确实的证据。他可以学会把任何一个民族的需求视作他们从社会经验中学到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现，无论这些需求是用政治经济术语，还是道德表达。因此，这本书并非专注于日本人的宗教、经济生活或者政治、家庭，而是要验证日本人对生活规划的设想。它只描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述而不论当时的政治，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人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的一大障碍是我们对很多事情仍然持模糊不清、偏执的观点，不仅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是如此，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国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国民族、俄罗斯何以成为俄国民族也是如此。缺乏这些知识，国家之间就会互相误解。有时，问题只是毫厘之差，我们担心的却是无法调和的巨大分歧；而当一个民族基于自身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形成了与我们的设想不同的方案时，我们却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对方的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能这样做，或许我们能发现某一行动方案并不是邪恶的，它只是与我们设想的有出入而已。

各民族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是不能完全指靠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对本民族做出一个总括，但这并不容易。各民族用于观察自我的镜片和其他民族所用都不尽相同。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以何种眼光来观察事物的。任何民族都把这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天安排。我们不能指望戴着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希望他能告诉我们镜片的度数。终有一天毫无疑问我们会承认社会学家能告诉我们目前世界上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这也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项工作既需要坚硬的心肠，又需要宽容的态度，它需要那种遭到善意人士指责的坚硬心肠。这些善良人士——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奢望使全球每个角落的人都相信：“所有差异，东西方之间的、黑人与白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都只是表面的，所有的人类事实上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也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人一旦相信了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就意味着再也不能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又是另一种方式。似乎这些软心肠的人们认为，除非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由同一张底片冲洗出来的，否则上述“兄弟”之说的基理就无法成立。但是要求以这种一致性作为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前提，就如同一个人要求他的妻儿同他完全一模一样那样荒谬。硬心肠的人则不然，他们承认差异并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包容一切差异的安宁世界。美国在不扰乱世界和平的情况下做地道的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亦如是。试图以外来干扰抑制这种人类态度存在的做法是很无稽的，研究者根本无须说服自己差异就是人类头上所悬的达摩克力斯之剑。他也无须惧怕这种立场会使世界变得僵死不化。提倡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造就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就是英国人的，不同的各代人适合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民族特质。

除了硬心肠，对民族差异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包容的态度。只有当人们自己的信条得到足够的保障，他才会满怀包容，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繁荣。他们可能是基督教徒，阿拉伯清教徒，或者根本不信教，但他们绝不是偏执狂。同样，只有当人们不再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把它当作世界的唯一生存之道，比较文化研究才能繁荣。固守成规的人永远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使自己置身于愉悦的体验之外，固步自封，一味要求别的民族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美国人，他们使自己的喜好意志凌驾于别的民族之上。但是别的民族并没有办法使他们的生活方式符合我们的要求，这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休息一样。

因此，这本书就是阐述在日本被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它将叙述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他们什么时候会感到羞愧；什么时候他们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有哪些要求。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根据，也许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什么人都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得亲自置身于每一特殊场合，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就会如何如何。这种研究的目的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即使这一目标并未达成、半途而废，这也仍是作者的理想。

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能发现，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再增加多少调查资料，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真实性。例如，谁向谁鞠躬，在什么时间，这样的事根本不需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若再得到几个确证后，就不必再去向百万日本人求证同一个信息了。

研究者若想弄清楚日本人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的工作远比统计证实要艰巨得多。对于研究者最大的要求在于，研究出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角度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不同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法庭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即普通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他的观点，而且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似乎无此必要。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研究都认为那些前提是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执着关注各种观点和行为的分布，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则是统计法。他们热衷用统计法分析大量的数据材料、问卷调查或是采访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试图从中剖析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公共舆论领域，利用科学的抽样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有效测验，这种技术已经在美国达到了高度的完善。通过这种技术，完全有可能测出有多少人支持还是反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是某一项政策。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加以进一步的区分。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了解美国人的意见，并能理解投票结果，但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提及的前提，即他们都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投票的结果只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事情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为了尽力了解另一个国家，首先对民众的生活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有质量的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才是投票方式。通过精心的抽样调查，投票的结果能显示出有多少人支持政府，又有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对于国家的具体看法，投票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什么。民众对于政府的看法较那些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更具普遍、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摆脱不掉的祸害，它限制个人自由，政府官员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任职者社会地位更高，仅在战时另当别论。这种国家观同日本人的国家观大相径庭，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也相去甚远。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他们的观点体现在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论、有关民族历史的神话传说及节日辞令中。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间接表现来进行研究，当然这需要一种系统性。

我们为查明选举中赞成票和反对票在居民中所占具体比例，往往会全神贯注，尽量做到详尽细致。如果我们倾注同样的注意力与细致心，那么任何民族对生活怀有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处世方法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值得我们仔细发掘国家内在的基本观点。我确实发现，一旦弄清了日本人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观念不相符合，掌握了日本人使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么过去在西方人看来其行为中许多的矛盾之处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懂得日本人是如何把剧烈变化的行为当作是完整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的，我也懂得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词句和概念，一变而为具有重大含义，并充满长年积蓄的感情。同西方人所了解的道德观、罪恶感有着巨大差异，日本人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了日本的长处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