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权力及全球化

谢超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摘要：食物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重要议题。本文揭示出小说中所描绘的食物的双重含义：一、食物隐喻权力关系，这种权力的隐喻引发读者重新思考吃与被吃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二、食物是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工具，而全球化在小说中则是造成世界范围生态灾难的幕后推手。通过对小说中食物双重含义的分析，本文提出，《羚羊与秧鸡》实为阿特伍德的警世之作，作者借助食物的隐喻警示我们远离人类中心主义的骄傲自满，提醒我们不顾后果地操纵科技必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关键词：食物；权力；科技；全球化

1．引言

食物研究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评论家们从阶级、种族、性别和美学等多方面对食物进行了考察。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注意到“吃”的社会意义，将食物定义为超越物质层面的、能够创造意义的交流系统（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Barthes 2008：25）。艾莉森·卡鲁斯（Allison Carruth）继承了罗兰·巴特关于食物“多义性”（polysemia）的论述，并将食物“多义性”视作现代性的一项基本特征（Carruth 2013：4）。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卡罗·亚当斯（Carol Adams）认为食物还包含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因为“食物选择其实是，而且一直是政治的、文化的和生态的”（Adams 1995：123）。简·班尼特（Jane Bennett）在《活跃的物质》（Vibrant Matter，2010）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自然界中物质的能动性，认为食物不应该被看作是消极且无生命的物质，而是具有施动性的行为体（actant）（Bennett 2010：39）。这些批评家实际上都将食物置于物质与概念的交叉地带中进行审视。正是由于其处于交叉点的位置，食物才得以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动物研究等相关议题相连接，展现出宽广的文学阐释空间。

食物是“加拿大小说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作品中的重要议题。在她的小说《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1969）、《女祭司》（Lady Oracle，1976）和《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中都有对食物、吃及饥饿的精彩描绘。1987年，阿特伍德编辑并绘制了一本名为《加拿大文学食谱：从笔尖到餐盘》（The Canlit Foodbook：From Pen to Plate—a Collection of Tasty Literary Fare，1987）的关于文学及食物的作品集。乔安娜·拉西凯宁（Johanna Lahikainen）曾评论道：“阿特伍德的所有小说里每五页中定有关于食物的描绘”（Lahikainen 2007：15）。阿特伍德“后启示录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自一问世就受到评论界的热烈关注。¹这部后末世主义小说以倒叙的手法描绘了一个科技挂帅、利益当先的未来世界：各种通过基因嫁接制造的生物在地球上横行；跨国公司为追求最大利益不惜制造致命病毒；一场全球浩劫过后，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吉米“雪人”开始思考人类的去向及未来。小说将时间与空间交叉叙述，引发读者不断思考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过去与未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目前评论界从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及动物研究等多方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解读。然而，作品中的食物及其蕴含的环境伦理却没有得到批评家们的重视，关于这部小说食物主题的讨论也不多见。事实上，食物在《羚羊与秧鸡》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该部小说里，由基因拼接技术制造出的食物颠覆了人与自然的等级关系，且这些食物与全球商品化紧密相连。本文揭示了小说中转基因食物在解构权力中心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运用印度生态批评学家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关于食物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本文还揭示出小说中食物与全球化的紧密关联，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则是造成小说中生态灾难的重要原因。通过对作品中食物双重含义的分析，本文提出，《羚羊与秧鸡》实为阿特伍德的警世之作，作者在这部反乌托邦作品中警示我们远离人类中心主义的骄傲自满，提醒我们人类在企图成为地球主宰者过程中必将付出惨痛代价。

2．食物与权力中心的消解

在1981年国际特赦组织演讲中，阿特伍德引用吃与被吃的关系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看法：“说到‘政治’……我认为就是谁有权对谁做什么，而又不受责罚；谁从中受益；谁因此吃掉什么”（Atwood 1982：394）。显然，在阿特伍德看来，谁吃和谁被吃是权力政治的反映，吃这种行为包含着等级关系。小说《羚羊与秧鸡》中充斥着各种人工合成的转基因食物，不论是奥根农场里的“器官猪”还是沃森·克里克学院制造的“鸡肉球”都是权力关系的载体。“器官猪”是奥根农场设计的用于培植各种人体组织器官的良种转基因动物，它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待器官在猪宿主体内成熟后便可进行异体器官移植。尽管农场部门宣称“器官猪”死后不会被制成腌肉和香肠，但文中多处暗示这种转基因动物已成为农场餐桌上的食物。“鸡肉球”被设计成块茎状的且能够迅速成长的鸡，被去除了“所有与消化、吸收和生长无关的脑功能”，还被植入“内嵌机制”，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产出鸡脯肉，有的个体还能够专门生长鸡腿肉，“一个生长单位长十二份”（阿特伍德2004：210）。这些由基因拼接技术创造出的动物是人类科技力量的直接体现，科学家们还因为制造这些动物“有了上帝的感觉”（53）。但这两种标榜科技力量的食物却对食物的传统定义方式提出挑战，同时还引发了伦理问题。评论家苏珊·麦克休（Susan McHugh）将从“器官猪”和“鸡肉球”身上产出的肉称作“真实的假肉（real artificial meat）”（McHugh 2010：186）。这一带有矛盾修辞意味的术语指生产商利用科技手段在培养皿中生产出的人造肉。这种“真实的假肉”通过组织培养获得，已经不需要在动物宿主体内生长，因而使我们重新定义肉类食品及审视人类对动物的道德义务。“鸡肉球”将动物粗暴简化为感觉不到痛苦的蛋白质制造体，这种人工合成的“大肉瘤”（210）成为区别于传统鸡肉的“类食物”（food-like substances）。²含有人类大脑皮层组织的“器官猪”作为医用生物学的副产品进入人类食物链，模糊了食物与禁忌的界限。吉米对把“器官猪”做成食品的想法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他把“器官猪”当作“与他很相像的生物”（26），吃“器官猪”就如同吃人。由转基因科技制造出的动物使得吉米在选择食物时再三迟疑，什么人能吃什么成为困扰这位主人公的重要问题。

食物在小说中不仅体现科技力量，还标记个人的身份及社会地位。吉米和科技狂人“秧鸡”所在大学餐厅的食物就体现了权力等级关系。吉米就读的玛莎·格雷厄姆学院属文科院校，设备落后且食物糟糕：“餐厅里的食物大多呈米白色，看起来像浣鼬的屎”（192），与之相对的“秧鸡”所在的沃特森·克里克学院属理科院校，资金充足，设备先进，食堂里有“真正的虾”和“真正的鸡肉”，让吉米羡慕不已。科学与艺术对立，技术与人文分野，处于统治地位的科技与优质的食物站到了一起。然而，小说家随后便对科技与优质食物的结盟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由“秧鸡”制造出的新型人种“秧鸡人”被设定为素食动物，只吃草、树叶和一种特殊的由肛门排泄出的盲肠分解物。这种由“秧鸡”一手设计的饮食系统模拟了早期进化阶段动物从自己的粪便中吸取营养的行为，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饮食结构的退化。事实上，设计和制造食物早已成为科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杂市”的概念艺术家们告诉吉米，在地球臭氧层和氧气层被完全破坏以后，人们将生活在狭小的地下管道里，吃喝拉撒都将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

人们排成单行，一丝不挂地在管子里爬行，唯一映入眼帘的就是队列中前一个人的屁眼，他们的排泄物顺着地上的孔道流出去。直到有一天，他们被一种数字化机械装置随机挑出来，并被吸进支线坑道，然后机器将他们碾碎，通过管道内壁上的一组乳头形附件喂给其他人吃。该系统自给自足，永久性运行，并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253）。

这里关于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设想杂糅了高科技、排泄及食人主义等多个层面。吉米随后还对管道内人们性生活的方式提出了疑问。玛尔塔·德沃夏克（Marta Dvorak）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幽默》（Margaret Atwood's humor）一文中分析了阿特伍德多部作品中的滑稽、戏仿及讽刺的表现形式。这位评论家认为，阿特伍德倾向于使用“下等滑稽讽刺”（low burlesque），即用粗俗低劣的文体来描述庄重严肃的对象，以此达到嘲讽的效果（Dvorak 2006：126）。德沃夏克还注意到阿特伍德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巴赫金提出的以降级为核心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即“通过低等的、不重要的，特别是关于腹部的活动（交配、妊娠、吸收、消化、排泄）来降低高尚主题的严肃性，将崇高贬低化、肉体化，从而产生狂欢的幽默”（Dvorak 2006：115）。在以上的引文中，人类未来生存方式这一严肃的话题与和腹部相关联的吃、排泄和性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可以看出，阿特伍德在此借用食物嘲讽了先进的科学技术。高科技非但不会保证未来人类优质的食物，反而将人类降级，造就了“秧鸡人”低等的食粪行为和未来人类的自我相食，尖端科技所标榜的强大力量在此因为食物而消解。

值得注意的是，食物不仅消解了由科技所代表的权力中心，还使得吃与被吃、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浩劫之前，吉米的生活充满各种食物；而浩劫过后，吉米则在不断寻找食物，填饱肚子已成为他的首要目标。原先为人类食物的“器官猪”在后末日世界已成为致命捕食者，它们锁定吉米为“一块等着被享用的美味肉馅饼”（278）。至此，人类已由吃的主体变成了被吃的食物。在评论这种戏剧性的吃与被吃关系的逆转时，顾忠浩（Chung-Hao Ku）精辟地指出，吉米对权力的掌控以及他的人类身份受到了来自基因嫁接生物的挑战，食物链的逆转否定了人作为“人”的地位，使得人从主人降格成了“怪物”（Ku 2006：111）。通过高科技创造出的“器官猪”动摇了人类作为科技霸主的地位，打乱了正常的食物链秩序，它们将人视作猎物，人也不能再被称为“人”。人类妄想通过科技操纵自然的企图受到了来自自然的回击，现代科技最终将人类推到了饥饿的边缘。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为了充分展示食物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的消解过程，将食物放在了全球化这一宽广的场域中进行审视。

3．食物与全球化

全球化被普遍认为是一系列旨在推行跨边界连接性模式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被当作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代名词。由于全球化在地区发展平衡和环境正义方面造成不少负面影响，许多批评家已开始重新评估全球化的合法性。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就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通过某种思维的单一文化取代丰富多样的本地文化的同化过程（Garrard 2012：184）。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市场已成为食物的生产、运输及销售的重要场域。全球化使得食物的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一方面加速了商品化进程，一方面也深化了抵制资本主义的运动（Carruth 2013：7）。印度生态批评学家范达娜·希瓦认为，全球化就食物层面而言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名义下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帝国主义（bio-imperialism），在这种生物帝国主义中，新兴的国家精英阶层和跨国公司相互勾结，他们用经济作物单一文化消灭和取代了本土的生物多样性。希瓦在揭示精英阶层与跨国公司共谋关系的同时也揭示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共生关系。生物科技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对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结构造成强大冲击。

《羚羊与秧鸡》展示了食物在全球化的助力下对人们吃的方式及环境造成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小说中食物大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前者更是推动后者的重要途径。“袋羊肉”是在澳大利亚通过杂交袋鼠和绵羊获得的肉类食品；“器官猪”项目背后有大量的投资和完备的产业链，这种食物还能解决由于气候恶化造成的全球肉类食品短缺的问题；由于产量高价格低，“鸡肉球”很快取得外卖特许销售权，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竞争力。这些与全球市场相关的食物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起垄断机制，在最大范围内攫取商业利益。转基因咖啡“乐一杯”集中体现了食物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生态灾难。

由荷尔史威瑟一家子公司开发的转基因咖啡“乐一杯”能使植株上的咖啡豆在同一时间成熟以便于机械收割，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销售利益。但这种看似高产的转基因经济作物却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抵制运动和骚乱。“乐一杯”咖啡使得农业大型机械化成为可能，而小型种植园主却因此纷纷破产，雇工也被推到忍饥挨饿的贫困境地。此外，由于大面积推行单一农作物，“乐一杯”咖啡受到“豆象虫”威胁，并且该昆虫能抵抗所有的杀虫剂。最终，本该带来欢乐的“乐一杯”成为灾难的根源，抢劫、焚烧和暗杀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蔓延。³

希瓦在她的多部著作中对现代高科技农业提出强烈质疑，在她看来，基因改造技术是科学商业化和自然商品化的最终表达。在《失窃的收成》（Stolen Harvest，2000）一书中希瓦指出，农业产业化所谓的“增长”实际上是对自然和人类的一种“偷窃”，并且全球化就是这种“失窃的收成”的幕后指使。希瓦尖锐地评论道，通过推行单一作物文化，生物科技生产出的农作物实际建立在对其他物种和第三世界农村贫困人口的掠夺之上（Shiva 2000：12）。这也就是说，生物科技同跨国公司相互勾结，他们非但没有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反而催生了食物短缺和饥饿。小说中“乐一杯”咖啡这种单一农作物的种植和推广非但没有给当地农民带来利益，反而使他们更加贫困，而推行单一农作物潜在的威胁，如“豆象虫”的爆发，还会让当地农民付出更大的代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小说里，国家政治力量也参与了“乐一杯”咖啡的买卖。为了腾出土地种植“乐一杯”咖啡，他们发动军队使用核武器摧毁大片云雾林，并对当地抗议的农民实施暗杀。国家精英集团使用武力为种植“乐一杯”咖啡开路，实际上体现了“食物极权主义”，即食物的生产已被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而倡导可持续发展、代表“食物民主”的小型地方农业发展模式则备受欺压（Shiva 2000：17-18）。本土农业经济难以抵抗全球市场的冲击，最终导致的后果是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本土经济的结构性崩塌。

值得注意的是，希瓦将女性和动植物一道列为殖民主义的新目标，女性身体同动植物内部基因结构一样被看作是可供操纵的对象。在《生物剽窃》（Biopiracy，1998）一书中希瓦指出，生物科技对植物繁殖再生能力的控制已延伸到女性身体（包括性能力和繁殖力）上，资本主义父权制视“女性身体、动物和植物的内部空间”为“最后的殖民地”（Shiva 1998：45）。在资本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小说中女主人公“羚羊”就是这种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羚羊”这个人物总是和食物及全球商业紧密相连，可以说“羚羊”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更好食物和获取更大商业利润的过程。“羚羊”来自一个遥远、贫困的亚洲国家，当地食物匮乏，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出售。为了避免死于饥饿，“羚羊”被数次倒卖，最后在一家色情公司里充当演员，她所拍摄的色情影片通过网络在全球传播。尽管身处色情产业，“羚羊”却再也不用为食物发愁，因为她在那里“吃得比平常好”（141）。食物已成为“羚羊”生活的内驱力，为了避免挨饿，“羚羊”不惜用身体换食物。小说中“羚羊”不仅全盘接受转基因食物，还不断地消费和浪费食物，这一方面显示她已接受这个世界的现状，一方面也反映出她想要恢复女性主体性的强烈愿望。“羚羊”不仅是秧鸡和吉米共同的情人，还是资本主义营销的经纪人，她的工作是奔波于“杂市”之间兜售已开拓国际市场的“喜福多”药丸。在食物的驱动力下，“羚羊”由第三世界的“他者”逐步晋级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代言人，她不仅帮助搭建了全球市场，还间接推动由“喜福多”所造成的全球浩劫。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特伍德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审视了转基因食物对自然环境和女性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小说中的食物联合科技和全球化使得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无节制的试验场”（236），作者实际上是借助全球化这个宽广的场域揭示出人类无限制发展科技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4．结语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1992）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风险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人为因素是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由人为因素引发的风险促成了风险社会的形成，使得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Beck 1992：17）。贝克的“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他的研究也重点关注“风险社会”、全球化和“反身性现代化”（reflective modernity）三者的关系。贝克将基因技术列为三种全球威胁之一（Beck 2000：39），他还提出，在风险不断聚集的现代社会里，我们需要“反身性现代化”这种第二现代性来反思第一现代性所带来的副作用及不稳定因素，如食品安全和环境危机等。《羚羊与秧鸡》无疑是这种“反身性现代化”的表征，小说家通过创造出一个末日世界来启发我们反思科技发展可能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全球性灾难。阿特伍德在一篇名为《关于〈羚羊与秧鸡〉的写作》（“Writing Oryx and Crake”）的文章中谈到她更愿意将《羚羊与秧鸡》称之为“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而非“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因为它没有凭空臆想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东西（Atwood 2005：285）。诚然，转基因动植物和大型跨国公司对种子的控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地区冲突及环境恶果在现实生活中已屡见不鲜。《羚羊与秧鸡》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对通过构建一个转基因科技大行其道的风险社会发出了生态预警。小说中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全球化联合起来深刻变革了食物的传统定义和人类吃的方式，人类在被技术和利益所控制的世界里迷失并最终走向绝路。这部基于社会危机现实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小说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导向现实的媒介，小说家所描绘的由转基因食物造成的全球生态灾难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对读者而言，这些灾难可能就近在咫尺。从这个层面上说，《羚羊与秧鸡》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作者实际上是通过食物这个母题来启发我们认真思考吃与被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无疑体现了这部小说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姿态，也凸显了阿特伍德作为一位关心自然环境和人类未来走向的当代作家的良知。

注释

1． “后启示录三部曲”的后两部为《洪疫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2009）和《风颠亚当》（MaddAddam，2013）。

2． 评论家麦克·波伦（Michael Pollan）用“类食物”（food-like substances）一词指代后工业时代通过食品科学生产出的人造食物，这种食物与自然产出的食物相对。参见Michael Pollan，In Defense of Food：An Eater's Manifesto．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8：1。

3． “乐一杯”咖啡的英文拼写为：Happicuppa，是由happy（欢乐）和cuppa（一杯）构成的合成词，阿特伍德以“乐一杯”为转基因咖啡命名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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