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绿色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传统增长动能不足，亟待绿色发展创新

我国传统供给体系已经不适应需求变化新趋势，亟待创新发展内容。加入WTO以来，我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全球绿色发展大势下，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和基本物质消费趋于饱和，优美生态环境、高效资源利用、优质医疗教育等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传统粗放低效生产能力不仅将使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还面临形成低效无效产能和资产沉没损失等风险。

我国驱动经济增长要素条件发生明显变化，也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近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已经由10%左右下滑到6%～7%，并且还在持续放缓。在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边际投资效益递减、资源和环境容量要素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继续依靠扩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难以为继。今后一段时期，伴随要素禀赋条件出现结构性变化，如何减少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一般要素投入，增加人才、技术、知识等创新要素投入，成为我国培育、催生新动能的重要方向。

（二）生态环境严重超负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硬约束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数量过大，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已经不存在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空间。“十一五”以来，尽管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但雾霾等突出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的拐点仍未到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主要集聚在东中部地区，面临的污染物减排压力更加严峻。虽然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把生态环境视为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但从近年来部分城市出现的“环境移民”现象、PX项目“散步”现象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已经对劳动力要素流动、先进工业生产力布局等形成直接约束。

此外，我国还面临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挑战。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和欧盟排放总量之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全球平均水平高。要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2℃温升控制目标，到21世纪下半叶全球要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我国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力争提前实现，这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形成“天花板”约束，未来还将面临持续减排二氧化碳甚至实现零排放的更大挑战。

（三）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绿色跨越转型是唯一出路

我国许多地区的发展建立在资源型经济基础上，亟待实现绿色跨越转型。以山西为例，由于工业经济产值的80%以上来自煤炭及相关高耗能行业，在产能过剩情况下遭遇严重困境。2010—2016年，山西经济增速由13.9%下滑到4.5%，2014年GDP增速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一，2015年排名倒数第二。2015年，山西省80%的城市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其中一半以上的城市财政收入同比降低15个百分点以上，降幅最大的朔州市下降了近41个百分点。此外，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也出现高耗能行业占工业比重不降反升现象，工业发展重型化趋势明显，也面临严峻的绿色升级发展压力。

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是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面临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严峻挑战，也面临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推动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切实转化成为发展成果，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绿色发展的具体模式和路径，形成新的绿色发展比较优势。同时，生态环境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也是新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在推动高效能源服务、优美生态环境公平普惠供给基础上，积极培育绿色低碳等新的消费内容，也能为欠发达地区“弯道超车”提供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