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挑战
(一)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的绿色发展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水平过高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加,资源环境制约问题不断涌现。2017年,我国以全球19%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15%的GDP,但是消耗了全球64%的铁矿石、57%的铝,以及47%的钢铁、铜和铅锌。以能源为例,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3.6亿吨标准煤,世界第一,占全球能源消耗的22.9%,但消耗了全球50%的煤炭,其中工业能耗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接近70%。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工业大宗资源消耗量达到全世界的90%,水资源消耗量约占1/4,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4%,资源保障和能源安全面临极大的挑战。
2.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严重
在城市经济建设过程中,工业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建筑越来越密集,机动车数量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挤,密集区域显著增加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导致大气细微颗粒物和臭氧污染不断加重,环境问题频发。尤其是2013年以来,全国出现大面积的雾霾,空气质量改善已成为人民心底最深切的期盼。OECD发布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称,我国的大部分水域都存在生态问题,1/3的地表水和7/10的地下水补给、陆地水域以及1/4的沿海水域都面临着严峻的水生态问题;垃圾围城现象严重,因工业和城市垃圾污染,各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黑臭水体。日趋严重的水体污染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以及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健康状况。由于农业化肥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工业污水的不合理排放、固体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理,我国的土壤污染也日益严重,根据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湖南、江西等地陆续出现了镉大米、镉麦等粮食污染,对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产品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来看,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阻碍力量。
3.各种资源浪费问题突出
由于城市规划、拆迁不合理,以及房屋质量问题等,住建部估计我国建筑物平均寿命只有30年左右,远低于英国、美国等国家。建筑大拆大建,每年产生了数亿吨的城市垃圾,也浪费了大量资源和能源。我国每年约消耗掉450亿套一次性餐具,因生产一次性餐具需要砍伐1600万~2500万株树木,平均每天有近100亩的林地遭到砍伐。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3—2015年的调查结果,我国餐饮食物浪费量为每年1700万~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这些资源浪费现象仍普遍存在于城市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之中,距离绿色发展的目标仍有较大距离。
(二)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在绿色发展方面之所以还存在如此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体制机制、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方面的挑战。
1.尚没有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
一是对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考核,过于强调GDP总量及增速指标,国家虽然也强调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但这些目标在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突出;同时,与GDP相比,这些指标也不容易测度,使得地方发展出现了“唯GDP”论,一些资源大省虽然保持着非常高的经济增速,但增长方式过于粗放,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二是引导绿色发展的价格、投资、税收体系尚未建立。现有的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体系不完善,市场监督机制、资源价格机制不健全,不能完全和充分反映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以及各种能源、资源现有状况及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害代价成本等相关指标。生态相关税种不全面,“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没有完全落实。排污收费征收标准过低,企业没有实行清洁生产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征收阻力大。调动地方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发挥市场机制筹措资金的绿色金融制度尚未建立。三是我国各地开展的绿色发展,大多是运动式、周期性的,靠行政措施比较多,市场手段较少,导致绿色发展的治理多呈现短期效果,治标效果突出但难以治本,要形成持久、制度性的绿色发展机制,形成长期治理手段,难度很大,这也是绿色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2.绿色发展与当前传统发展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路径冲突
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延续形成了粗放、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强调单一产量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大量资源、土地、资金以及环境等要素投入实现规模和数量扩张。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内及相互之间各个要素的复杂关系,被简化为各种要素都要优先服务于经济发展、数量扩展这一唯一目标,因而,这些经济行为在依赖大量物质投入、能源消耗的同时,不断突破自然生态边界,常常以无偿的方式或较小的成本侵占公共生态环境,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其结果往往是经济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如化石能源资源富集地区持续高强度开发,特别是煤炭生产,造成了大面积土地塌陷和水土流失,长江流域的“化工围江”问题突出,磷化工污染已成为沿江居民健康的重大隐患,农业部门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引发的面源污染问题仍然突出,禽畜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随意处置现象还很普遍,这些都是与绿色发展模式背道而驰,但仍大行其道的鲜活案例。
由于没有考虑或大大低估了能源、水、土地等资源的生态保护投入及无形资产价值,这些资源的获取成本大大低于实际应该付出水平,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些经济行为更加依赖高物质投入、低效率产出的发展模式。能源行业是我国资源集约化利用的一个典型代表。以能源投入为例,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能耗强度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1倍,能源投入产出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3.还没有真正建立绿色发展的社会理念
虽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首次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格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绿色发展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自觉意识。
一方面,在许多地方政府、企业的意识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之间仍然是割裂的,甚至是对立的,绿色发展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些地方的实际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多的是生态资源让位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还很普遍。此外,许多地方、企业对绿色增长在传统增长动能接近释放完全后可成为新的供给和新动能的认识也不到位,对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路径方法探索也不深入。从我国当前各地的发展模式看,浙江、广东等地在绿色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已开始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作为发展的前置性条件,并已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但也有很多省份,特别是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对绿色发展的总体认识是陈旧的、片面的和肤浅的,仍然在沿袭高物质投入、依赖资源开发的传统发展道路,依托煤炭、矿产等优势资源,形成了从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为特征的路径锁定,绿色发展道路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较为薄弱,虽然人人都接受并认同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发展理念,但对身边的绿色发展关注呈典型的“自我保护型”,绿色发展的参与度并不高,如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浪费水、电、粮食等非绿色行为,奢侈消费、超前消费、炫耀式消费等仍普遍存在,绝大部分城市都没有实现垃圾分类,个人出行选择公共交通或低碳交通方式的比重也不高,生活中缺少对循环利用的关注和实践。此外,对远离自己生活的环境问题,一般敏感性不强、关注程度较低。总之,公众个人在生活中体现绿色发展的行为大多相对消极和被动,虽然这些行为可以归结于价格机制引导、便捷性不足、基础设施缺乏等多种外部原因,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贯穿于生产、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绿色发展的文化氛围,要将绿色发展理念根深蒂固植根于全社会并形成一种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