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社会的和私人的

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的兴起，在历史上是与对私有财产的私人关注变为公共关切同时发生的。在首次进入公共领域时，社会伪装成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组织，这些财产所有者不是因为富裕了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公共领域的保护以便积累更多财富。用博丹(Bodin)的话说，政府属于国王，财产属于臣民，因此为维护臣民财产的利益而统治乃国王的责任。正如最近有人指出的，“共和国”(The common wealth)“主要是为了共同财富而存在的”^[73]。

这种共同财富是从前被贬入家庭私域的活动的产物，一旦允许它占领公共领域，私人所有物就开始削弱世界的持久性，因为对于拥有它们的有死者来说，它们要比共同世界短暂得多、脆弱得多，而共同世界却总是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并旨在为未来的一代代人延续下去。当然，财富可以积累到任何个人一辈子都用不完的程度，以至于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成为它的所有者。可是不管它能延续多少代人寿命的时间，也总有用光耗尽的时候。只有在财富转化成资本，而资本的主要功能是生产更多的资本时，私有财产的持久性才等同或接近于我们共享世界内在的持久性。^[74]不过，财富的持久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一种过程的持久，而非一种稳固结构的持久。没有积累，财富就立刻因使用和消费而陷入了相反的消解过程。

因而，共同财富永远不可能在我们所谈的共同世界的意义上成为共同的；它始终是或始终倾向于严格私人的。只有政府是共同的，它被指派来保护私有者，防止他们为了夺取更多财富而相互冲突。在政府中人们唯一共同拥有的东西是他们的私人利益，这个现代政府概念的明显矛盾已不再像曾经困扰马克思那样困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初期典型表现的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矛盾，只是一个在私域和公域之区别彻底消失之前的暂时现象，随着区别的消失，它们最终会一起融入社会领域。出于同样理由，可以说我们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可以认识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消失(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私人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唯一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对人类存在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对亲密关系的发现，似乎让人整个地逃离了外在世界，躲进了从前靠私人领域遮掩和庇护着的个人内在主观性当中。私人领域解体和融入社会领域的过程，最直接地显示在不动产向动产的不断转化中，直到最后，财产和财富的区别，罗马法律中可交换物(fungibiles)和可消费物(consumptibiles)的区别，全部都丧失了意义，因为每个有形的、“可交换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消费”对象；失去了由其所处位置决定的私人使用价值，获得了一种由不断变动的可交换性决定的纯粹社会价值，后者的变动只有联系到货币这一共同衡量尺度，才能暂时地固定下来。^[75]与社会这种对于有形事物的消解紧密联系的，是现代对于财产概念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财产不再是所有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取得的一个固定处所，一个牢固地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它的来源在于人自身，在于他拥有一个身体和他无可辩驳地拥有属于这个身体的力量，马克思称为“劳动力”。

由此，现代财产失去了它的世界性特征而定位于人自身，也就是定位于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无法失去的东西。从历史上看，洛克关于财产起源于人身体的劳动的假定是十分可疑的，但是就事实上我们已经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的技术和劳动力是我们唯一可依赖的财产——来说，则他的假定极有可能变成真的。因为财富在成了一种公共关注的对象之后，已经发展到了私人所有权难以控制的地步，仿佛公共领域要报复那些把它用于他们的私人利益的人。不过这里最大的危险不是取消财富的私人所有权，而是取消私有财产，即取消一个人在世界上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位置。

为了理解取消私人领域(亲密领域并不是它的一个很可靠的替代品)对于人类存在的威胁，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比亲密关系的发现更古老和独立于它的、私生活的非剥夺性质。公共所有物和私人所有物之间的区别首先是，我们私人拥有的、日常使用和消费的东西要比公共世界的任何部分更迫切地为我们所需；如洛克所指出的，没有财产，“共同的东西就没有任何用处”^[76]。必需物也同样拥有一种任何人类所谓更高级的欲望抱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推动力(从公共领域的角度看，却显出其褫夺自由的消极一面)；因为它不仅在人的需要和操心中始终占首位，而且它也防止了冷漠和创造性的消失，而后者对于所有过度富裕的共同体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77]必需性和生命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在必需性完全被消除的地方，生命本身也岌岌可危。但必需性的消除决不会自动导致自由的建立，反而模糊了自由和必然的界限(在现代关于自由的讨论中，自由从未被理解为人存在的一种客观状态，而是要么显示为一个无法解决的主观性问题，要么显示为一种未被决定或被决定的意志，要么从必然性中导出自由。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事实，就是自由与被必然性所强制之间客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区别，已经不再被人们察觉得到了)。

私生活第二个鲜明的非剥夺性质是，一个人私有财产的四面墙垒，为他提供了离开公共世界后唯一可靠的藏身之处，让他不仅可以摆脱发生在公共世界内的一切事情，而且可以摆脱其特有的被他人所见和所听的公开性。过一种完全公开的、在他人注视下的生活是浅薄的，因为这样的生活虽然保有可见性，但却失去了从某种更幽暗之所(在十分真实的、非主观的意义上，这个幽暗之所必须隐藏才有深度)上升到光亮处的性质。而私有财产，一个私人所有的藏身之处，是保护这种需要隐藏的黑暗以抵挡公共之光的唯一有效途径。^[78]

尽管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即私生活的非剥夺性质只有在人们有丧失它的危险时，才清晰地向人们呈现；不过，前现代政体对待私有财产的实践也清楚地表明了，人们过去一直对它们的存在和重要性有所认识。不过人们并不直接地保护私人领域内的活动，而是间接地保护把私有物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尤其是与公共世界部分分开的界线。相反，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的突出特征是，就它把私有财产视为重中之重而言，强调的是财产所有者的私人活动，以及为了积累更多财富，他们需要政府的保护，为此不惜牺牲有形的财产本身。实际上，对于公共领域来说重要的不是私人商业主有更多或更少的竞争精神，而是围绕着公民房屋和花园的围墙。社会对私生活的侵蚀(马克思所谓“社会化的人”)以剥夺的手段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里，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手段也可以很好地被一种较为缓慢但同样确定的“消亡”方式替代：即一般而言的，私人领域的消亡；特殊而言的，私有财产的消亡。

从私生活而非政治体的角度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等于应该隐藏的东西和应该显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只有现代，随着它对社会的反叛，才发现了这个隐藏的领域在亲密关系的条件下是多么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的是，自有史以来直到我们的时代，人存在的身体部分，所有与生命过程必需性有关的东西(在现代以前包括所有服务于个人生存和种族延续的活动)，都需要隐藏在私生活当中。要藏起来的是“用他们的身体照顾(身体)需求”^[79]的劳动者，和用她们的身体保证种族延续的妇女。妇女和奴隶属于同一类型，她们被藏起来不仅因为她们是其他人的财产，而且因为她们的生活是“辛劳的”，服务于身体功能的。^[80]在现代一开始，“自由”劳动刚刚丧失了它在家庭私人领域内的藏身之所的时候，劳动者被隐匿起来，从共同体中被隔离出来，他们像犯人一样被关在高墙后面，并一直处于监控之下。^[81]现代的工人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几乎发生在同一时刻的历史事实，确实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不再相信身体功能和物质需要应当隐藏。更能反映出这类现象之本质的征候是，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与“必需品”(在由于有一个身体而“必需”的原初意义上)相联的严格意义上的私生活，只有少量残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