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春秋战国深衣与胡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带较发达地区涌现出一批有才之士，在思想、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学上造诣极深。各学派坚持自家理论，竞相争鸣，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及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诸学派，其论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服装美学思想。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文质彬彬”。道家提出“被（披）褐怀玉”“甘其食，美其服”，即以其服为美。墨家提倡“节用”“尚用”，不必过分豪华，“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属于儒家学派，但已兼受道家、法家影响的苟况强调：“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法家韩非子则在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

深衣　这是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服式。《五经正义》中记：“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具体形制，其说不一，但可归纳为几点，如“续衽钩边”，不开衩，衣襟加长，使其形成三角绕至背后，以丝带系扎。上下分裁，然后在腰间缝为一体。上为竖幅，下为斜幅，因而上身合体，下裳宽广，长至足踝或长曳及地，走起路来却不觉拘谨。一时男女、文武、贵贱都穿（图1-18～图1-22）。《礼记·深衣》写道：“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深衣多以白色麻布裁成，在斋时则用缁色，或有加彩者，在边缘绣绘。腰束丝带称大带或绅带，可以插笏板。后受游牧民族影响才以革带配带钩。带钩长者盈尺，短者寸许，有石、骨、木、金、玉、铜、铁等质料，贵者雕镂镶嵌花纹。是当时颇具特色的重要工艺品。《史记》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已显示出服装佩饰的普遍性和工艺装饰的独具匠心（图1-23～图1-26）。

胡服　这是与中原人宽衣大带相异的北方少数民族服装。胡人，是中原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贬称，但在讲史时，必须尊重历史。所谓胡服，一说为原内地劳动人民的服装，也是可信的。这种配套服装的主要特征是短衣、长裤、革靴或裹腿，衣袖偏窄，便于活动（图1-27～图1-30）。赵国第六个国君赵武灵王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看到赵国军队的武器虽然比胡人优良，但大多数是步兵与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加以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烦琐，动辄即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灵活迅速的骑兵却很少，于是想穿胡服，学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与大臣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赵武灵王遂下令：“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后仍有反对者，王斥之：“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于是坚持“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果然，赵国很快强大起来。随之，胡服的款式及穿着方式对汉族兵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都出土的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上，即以简约的形式，勾画出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具体形象。从军服影响到民服，这种服装成为战国时期的典型服式（图1-31）。

从《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中看女子服装，当是五颜六色，因此才使“缟衣綦巾”者显得格外朴洁端庄。这种淡绿巾或绛红巾等与白色衣裳相配，其审美形象或许有如清水芙蓉。另如《诗经·郑风·野有死麕》中“无感我帨兮”，说明扎戴佩巾在女子中也十分普遍，无论戴在头上还是系在腰间（图1-32～图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