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线的悲伤
如果你从英国机场乘飞机去爱尔兰，你会发现飞机在刚到达巡航高度的那一刻就开始降落了。到达目的地后，你几乎不会感到有什么新奇之处。无论是在建筑、地形还是在气象上，爱尔兰给人的感觉都很像英国。肉眼难以看到的是文化差异，当语言相同时，人们很容易低估其中根本性的观念变化。不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旅行就能让你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悲伤文化。
我第一次横渡爱尔兰海，是打算在社交媒体上为都柏林的一些组织做关于哀悼的演讲。那是2014年，也就是我与前文中的格拉斯哥通灵者相遇的几年后，网上哀悼已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因此，当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时，我有点吃惊。当接待我的人开车送我去爱尔兰心理学会演讲时，我向她诉说了我的惊讶。她说：“我觉得网上哀悼在这里还很新鲜。嗯，我想着，也许我们只是落后了一点？我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周末，我用一张幻灯片展示了一幅图表，描绘了Facebook在不同国家的使用情况，爱尔兰和英国之间当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话说回来，无论我走到哪里，特别是当我与数字移民听众交谈时，我仍然会遇到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担心上网哀悼这件事。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夸张、情绪化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保留意见，并通过挑衅的方式来让观众保持关注：“这难道不是有点诡异吗？我是说，在网上和死人聊天很病态，不是吗？”每个人都会问一些非黑即白的问题：在网上哀悼是好还是坏？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我们应不应该担心？
当我来到心理学会时，我完全预料到会听到一些同样的问题。通晓悲痛和哀悼的心理学家和其他从业者倾向于用更复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怀疑，比如，在哀悼时查看数字遗物是否会带来“复杂性哀伤”[8]。果然，这组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常见的问题，但也有其他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令我震惊的是，我从未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如此程度的表达。我当时正在指出网上哀悼的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丧亲者可以在一天24个小时、一周7天中的任意时间加入哀悼者的群体。一位年轻女士（她自己肯定也是一位数字原住民）突然举起了手，准备表达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用，”她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丧亲者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其他人点点头，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是的，悲伤的人当然不应该停留在他们的设备上，在他们的房间里与逝者的数字遗物互动，在网上向去世的朋友说话，和其他哀悼者交谈。这是不恰当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应该关掉笔记本电脑，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哀悼。
我以为我听懂了他们说的话。我对这种态度很熟悉，尤其是心理学家和其他心理健康从业者，他们更喜欢面对面交流。我甚至针对英国心理学家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做了一项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的发现是，无论他们的年龄多大，他们都认为在线互动是一种次等的联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真实的”，只是真实接触的替代品。掌握了这些最新收集的数据后，我对自己的回答很有信心，并鼓励人们反思自己在面对悲伤时对“正确”事情所持有的下意识信念。
“这里你做了几个假设，”我说道，“你假设家庭成员能够谈论死亡，然而此时他们自己可能也在与悲伤相抗争。你还假设他们愿意谈论这件事，人们通常认为儿童和年轻人应该受到保护，远离死亡。网络环境可能是唯一一个让人能够自在地表达悲伤或谈论死者的地方；而在家里，可能会有或明或暗的规则反对这种做法。”
换句话说，当我鼓励他们反思他们的假设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表达里带有多少个人观点。对话结束后，我爬回接待人的车里，竭力消除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告诉她，我可能误解了我的听众。我问她：“你能给我讲讲爱尔兰人是如何面对死亡和悲伤的吗？”我来此之前没有研究过这个话题，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这里的情况与英国或美国特别不一样。我不记得她具体说了些什么，但她所描述的确实和我所知道的完全不同。我曾把网上哀悼描述为一种解毒剂，可以消除伴随死亡而来的沉默、孤立的痛苦，但我的爱尔兰听众有点困惑。他们尝试理解，为什么需要治愈一种他们没有意识到的痛苦。
2017年，凯文·托利斯（Kevin Toolis）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父亲的守灵：爱尔兰人如何教会我们活着、爱以及死亡》（My Father’s Wake: How the Irish Teach Us to Live, Love and Die）的书。他为伦敦的一家报纸撰写了一篇有关这本书的文章，在文中写道：“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里，死亡是一种低语。我们本能地觉得应该把灯光调暗，降低声音，关上荧幕。我们想给死去的人、垂死的人和悲伤的人留出空间。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不想打扰别人。” 托利斯为自家的父亲桑尼举行了传统的爱尔兰守夜仪式：尸体被放在家里照料，孩子们在摆放棺材的客厅里玩耍。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死者自家的前厅里，在他的尸体旁边，与他的家人社交、闲聊、吃喝，并表达同情。像这样的守灵仪式曾经更为普遍，但托利斯指出，城市化、医疗化、工业化已使得西方大部分地区的守灵仪式日渐减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凯尔特的传统依然存在。正如托利斯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古老的死亡分享形式”。
我的爱尔兰之行提醒我，要摆脱对悲伤的无意识假设是多么困难，这种假设可能是高度地方化的，特别是对英国的文化、宗教、社群或英国人自己的家庭而言。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健康的”悲伤。对于什么是合适的遗产，什么是合适的送别，什么是可被人接受的对待丧亲者的方式，或者对于自己在面对死亡时应该如何表现，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各自的经验，知道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所以，在我们的个人织布机上已经织满了关于死亡的信念的单色经纱，而我们现在手中拿着的是一种新材料，多彩而杂乱的纬纱，也就是数字技术。我们假设后者是高度可变的，与很多背景因素有关。网络生活要么摧毁我们的社群，要么促进我们与他人的联系。持续的联系要么使隔离愈加深刻，要么防止隔离。社交媒体要么激励我们成为亲社会的人，要么把我们变成猖狂的自恋者。而数字遗物对满心悲伤的人来说要么是好事，要么不是。在数字文化中、在数字社区中，悲伤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应该遵循哪些规则？
2013年2月，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了一个故事，故事与少年阿利姆·哈尔基奇的数字遗产有关。2009年，阿利姆在短信和MySpace（聚友网）上受到网络欺凌，然后跳桥自杀。随之而来的审判是澳大利亚法院受理的第一起网络欺凌案件。在他去世后，他的父亲阿里常常打开儿子的衣橱，感受儿子衣服上残留的气味。但过了一段时间，气味消失了，用阿里的话来说，它变成了“灰尘”。但阿利姆的父母后来发现了一件不会消失的事情：他的Facebook账户依然处于登录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他的父母来说，这个数码产品成了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帮助他们与这个被网络欺凌逼到崩溃边缘的儿子建立了联系。“100万年过去了，我们都不会删除他在Facebook上的资料，不可能，”阿里在新闻故事中说道，“在他死后的第一年内，他每天都会收到朋友们的消息，后来收到信息的频率就慢了下来。当人们不再给他发消息时，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不希望他被人们遗忘。”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没有人能够质疑，对失去亲人或朋友的人而言，保留逝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是一件多么有价值的事，但他错了。就在这则新闻被报道的几个月后，BBC报道称，巴西一位悲伤的母亲因为Facebook给她女儿朱丽安娜·坎波斯创建了纪念页面而将其告上法庭。为阿里·哈尔基奇和迪娜·哈尔基奇带来快乐的事情对于朱丽安娜的母亲来说太难承受了。“这堵‘哭墙’让我太痛苦了，”多洛雷丝·佩雷拉·科蒂尼奥说道，“在平安夜，她的200个朋友中有许多人贴出了他们和她一起拍的照片，回想他们的共同记忆。她很有魅力，很受欢迎。我哭了好几天。”Facebook先尝试了折中的办法，设置成只有好友可以访问纪念页面，但这对科蒂尼奥夫人来说还不够。阿利姆的父母最害怕的，恰恰是朱丽安娜的母亲最渴望的：孩子的Facebook资料永远消失。
不出意料，研究表明，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会发现，社交媒体对缓解悲伤更有帮助；而那些不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更有可能对是否应该继续保留数字遗物感到不安和疑虑，这是一个“应对悖论”（coping paradox）。同样的数字产品，比如在一个人去世后依然存在的Facebook个人资料，对一个永远在线者来说，可能意味着难以估量的安慰，而对一个数字实用主义者来说，可能意味着难以承受的情感痛苦。你是如何体验数字遗物的，以及当你在悲痛时接触它们对你是否有帮助，将取决于你与数字技术的关系，以及你对特定丧亲之痛的体验。如果上一章让你思考了前者，那么本章将帮助你思考后者。不过，在我们谈到那里之前，需要事先说明一点，到目前为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对于悲伤这件事，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询问与数字遗物互动是“好”还是“坏”，不要指望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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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许多人担心，在面对亲友去世时，我们的感受或行为不合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会担心其他人。让我们打开任意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悲伤”这个词。如果你使用的是谷歌，注意“用户还搜索了……”一栏，因为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了解关于悼念，人们普遍的先入之见。在热门搜索中你可以看到，人们认为丧亲后的悲伤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无法回忆起具体的细节。在我搜索的那天，这张清单上的第一个问题是：“亲人、朋友去世后，悲伤的七个阶段是什么？”紧接其后的是“悲伤有哪些阶段”和“悲伤与失去的五个阶段是什么”，查看搜索结果时，你不需要向下滚动太久，就可以多次看到对哀悼阶段理论的引用。
1969年，瑞士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其影响深远的《死亡与垂死》（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悲伤的过程由一系列可预测的阶段组成，最终以接受事实告终。”自那以后，这个观点给无数失去亲人的人带来了安慰。库布勒-罗斯提出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实际上并不是基于丧亲者提出的。她观察到，临终之人自己会经历这几个阶段。然而，它们很快被用于描述在世者的悲痛过程。读者饥渴地抓住了她提出的几个阶段，仿佛他们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等着有人来解释该如何开展弗洛伊德于1917年在《哀悼与忧郁》一文中提到的“悲伤工作”。
如果人类从诞生之初就面对着失去和悲伤，那么为什么还要抱持着不确定的绝望，寻找着正确的行动方向？自20世纪中叶以来，正确对待悲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精神病学家埃里克·林德曼（Erich Lindemann）接受了《哀悼与忧郁》一文中对悲伤进行的模糊解释，并将其翻译成一份现代精神病学的诊断。多亏了林德曼的努力以及随后稳步发展起来的人类医疗，才有了如今这般局面：如果不能在一段合适的时间内彻底切断与死者的联系，你就可能会被送进医生的办公室。你甚至可能带着抗抑郁的处方离开，被医生贴上“重度抑郁症”的标签。曾经，如果有人最近失去了亲人或朋友，他们就能免于接受抑郁症的诊断。然而，在2013年出版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重度抑郁症的诊断不再“排除丧亲之痛”了。
除了担心发疯，或者担心被当成疯子，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坚持循序渐进的悲伤阶段的概念。悲伤的阶段一个接一个地展开，直到你放手的那一刻；或者当你做了你该做的事，你就能投入工作，放下悲伤。人类与那些我们无法预测或控制的事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我们体验到压力和创伤时，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是两个主要特征，这并不是巧合。想象一下，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在凌晨2点浏览着智能手机，忍受着难以想象的情感痛苦。他们想知道自己还要忍受多久，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想看看隧道尽头是否还有一线光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你曾经就是这样子。你甚至不需要敲出“悲伤”这个词，因为一旦你进入相应的“阶段”，自动完成程序会让你立即进入悲伤的状态。
对可预测性的幻想，以及由此带来的希望和控制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库布勒-罗斯提出的五个阶段在互联网和互联网之外继续主导着人们的讨论，尽管它们一直被视为安慰人心的虚构，“几乎称得上是民间传说”。这些阶段令人难以置信，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在库布勒-罗斯的职业生涯后期，她声称她从未打算让这些模型以线性方式被解读，试图以此降低人们的预期。但是，大众的想象力被简明性所吸引。或许，一想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却又要再次陷入那种痛苦之中，许多人会感到太沮丧，无法细想。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希望弗洛伊德向我们做出的保证是真的：悲伤应该结束，如果你做得对，它就会结束。
尽管这些关于西方人如何“体验”悲伤的经典故事很有说服力，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或许我们真的在死亡中迷失了方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支持这一观点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些观点被汇编到一本文集中，围绕着一个名为“持续联系”的概念展开。本书的第一章简要提过这个概念。持续联系理论是你能想象到的最不新鲜的东西，因为在历史上，甚至在史前，大多数文化都存在与死者的持续联系。只有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西方人才开始在岔路口转向正确的方向。对于有关悲伤的种种“奇怪想法”，持续联系理论做出了反驳，这个概念令人信服地认为，与死者继续保持联系并不令人担忧，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些认为必须向前看、必须断绝关系的西方人，正在了解许多来自其他文化的人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的一件事：亲近祖先是正常的、合适的，而且通常具有积极意义。
与保守的医学实证主义和悲伤的阶段模型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持续联系理论是自由而放任的，它们适当地变换形式，以适应每种文化、亚文化，每种家庭或个人的情况。我们可能会以对死者的记忆或关联感的形式，在没有被其他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体验纯粹内在的持续联系。它们可能在我们的行为中发挥作用，无论我们的行为是私下进行的，还是高度公开仪式的一部分。在中国，与特定祖先保持持续联系可能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因为葬礼和追悼会是必要的，以确保去世的人满足且快乐，而不会沦为饥饿、愤怒的鬼魂。如果你来自一个更为倡导个人主义的文化，那么持续联系可能更为自然、个性化和自发，你可能只和那些在你看来联系最紧密的人保持持续联系。这可能指的是家庭成员，但也不一定，你可能与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朋友，还是你从未见过的人，比如你崇拜的名人或其他激励你的榜样。你可能将一个死去的人当成守护你的天使，或者一个触及你心灵深处的灵魂。
显然，在这里，文化背景很重要。社会学家托尼·沃尔特（Tony Walter）解释说，有些人拥有一种哀悼的“关怀文化”。在关怀文化中，人们相信死者仍然存在于某种精神领域，他们仍然需要我们以某种方式照顾他们。他将此与“记忆文化”进行了对比，“记忆文化”认为，我们必须接受逝者已逝的事实，在这种文化中，我们需要做的是记住并尊重逝者的遗产，并且认定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后代延续生命。记忆文化通常不把死者看作是可持续活动的独立个体。东亚和南半球往往以关怀文化居多，西欧则更接近记忆文化。沃尔特说：“如果不使用记忆作为语言，我们就很难谈论欧洲的逝者。”
然而，无论你来自关怀文化还是记忆文化，这一切都是在持续联系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你失去过一个亲近的人，你可能也经历过与他们之间某种形式的持续联系。你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在你的思想、梦想或生活中，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指引或支持。你带着他们一同前行，不仅仅是他们的记忆，还有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特质，甚至他们性格的各个方面。你可能会有意识地努力去做他们会做的事情，或者去他们会去的地方。在情感和心理上，他们仍然是你的一部分，他们仍然在你周围的系统中发挥作用。“生者在家庭和精神系统中通常扮演着很复杂的角色，”新版《持续联系》（Continuing Bonds）的编辑写道，“他们死后，角色会发生变化，但死者仍可能是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成员。”
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次丧亲之痛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有4个兄弟姐妹，你不会和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兄弟姐妹”关系。如果你在Facebook上有200个好友，你不会和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联系。你和你的同胞之间的关系可能在主题和特征上相似，因为这些关系的共同点就是你，但是每一种关系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一种关系在生命中都是独特的，在死亡中也是独特的，所以每一次失去的经历也将是不同的，即使它可以被归入特定的类型或轨迹中。例如，研究悲伤的学者乔治·博南诺（George Bonanno）绘制了丧亲者的三种悲伤反应模式。那些拥有慢性悲伤反应的人会因失去亲人而不知所措，他们可能要挣扎好几年才能正常生活；那些逐渐复原的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们最终会设法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他们的生活；而适应力强的人“对失去亲人感到震惊，甚至受伤，但……会设法恢复平衡，继续前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一种特定的悲伤“风格”，因为根据失去亲人的情况，你可能会经历很快恢复、逐渐复原或慢性悲伤。
然而，这些轨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悲伤的强度会上下波动。悲伤有高峰也有低谷，悲伤与满足甚至欢乐交替出现。这些波动的发生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完全不可预测和不均匀的。一些悲伤理论试图为这种经历提供一个框架，例如，双重过程模型（the dual process model）描述了当我们全神贯注于逝者时，我们如何在迷失方向和恢复方向之间来回摇摆；而当我们专注于生活中逝者以外的方面时，我们就会恢复方向。但博南诺认为，即使是这样也过于死板，没有充分考虑到所发生的振荡的绝对数量。“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随着时间推移丧亲者的情感经历时，会发现波动的程度相当惊人。”他说道。
所有这些概述都非常简单。尽管你个人可能会与库布勒-罗斯提出的五个阶段产生共鸣，但悲伤没有对错之分。无论过程是怎样的，变幻莫测的情绪波动，或是在失落和恢复之间摇摆不定，在沉沦于悲痛和继续前行之间摇摆不定的现象，都是正常的。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与逝者保持联系是正常的过程，就像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做的那样。无论你是在积极地关心并与逝者互动，还是仅仅缅怀和尊敬逝者，都不失为一种纽带。每个人的需求和欲望都是不同的，这无可厚非。如何继续你们之间的联系，或是不再继续，应该由你自己，而不是由其他人决定。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数字时代让持续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同时也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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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简单的部分开始：数字环境能被完美地用于促进持续联系，但它究竟是一种支持缅怀逝者的文化媒介，还是一种关怀逝者的文化？在博客、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人在生活中建立起实质性的数字遗产，所以互联网几乎是专门用来支持持续联系的记忆类型。20世纪90年代，很少有普通人拥有鲜活的、实体的数字遗产。上网后，你不太可能找到关于重要之人的特别生动的描述。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上发生了什么有助于延续生者与逝者的联系的话，那就是人们去世后编辑的网上纪念页面。
当Web 2.0出现时，千兆字节和太字节的数据开始存储在个人设备和远程服务器上，互联网开始存储无数普通人的大量档案。技术上的“记忆”变得出人意料的容易，因为我们的现代技术可以毫不费力地保存数据，在默认情况下，无声地将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巧妙地对数据进行分类，以便于我们，或者知道位置并拥有访问权的其他人进行搜索和检索。我们不仅仅用数字领域来纪念死者，还开始用这些技术来照顾他们：保持接触，与他们建立联系。从本质上来讲，由于死者依靠科技继续留存下去，我们现在正见证着西方人对死者的观念转变。但现在先让我们回到最开始，回到它还只和记忆有关的时候。
一位名叫迈克·基比（Mike Kibbee）的年轻工程师构想了一个平台，这是纪念大量死者的最初的网络平台之一。那是在1995年，迈克很快也会死于霍奇金淋巴瘤。他勇敢而务实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首先，他设计了自己的棺材，然后与一位朋友合作，创造了一种结合墓地、悼词和讣告的技术，并将它们全部编译成网络形式。他自己的纪念网页现在仍然存在，复制了刊登在多伦多《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上的讣告。讣告将基比提出的建立全球公墓的想法描述为“天才之举”，如果此举得以实现，远方的儿子就可以通过电脑“拜访”父母的坟墓。它还进一步描述了在线墓地如何复制了线下生活中的哀悼仪式，使游客可以在在线坟墓上留下一束数字鲜花、一首诗或一条吊唁信息。讣告中写道：“互联网的奇妙互联性让人们很容易将在多年前、在不同国家去世的家庭成员的死亡（以及生活的精彩细节）联系起来。”
全球公墓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在线公墓和纪念网站。就像线下的墓地一样，这个“优雅、平和、宁静”的空间是一个单独的、专门用来纪念逝者的地方，游客可以参与所有熟悉的哀悼仪式，比如分享故事、回忆和照片，留下虚拟的鲜花，给逝者写信息。而且，和现实生活中一样，有些墓地欣欣向荣，有些却被废弃了。当全球公墓作为第一个在线公墓成立时，有相当多的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当时人们的接受度良好。全球公墓上的大多数纪念活动都是为那些很少上网或不会因为其他事情上网的人准备的。
马克·萨纳接手了公墓的管理工作，因为公墓的前任管理者已经厌倦了这项工作。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接手，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他的教子没有可供访问的数字遗产。“在他去世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就从互联网上消失了，”他对我说，“这让我很苦恼。我接手全球公墓的初衷是希望让我的教子和我的父亲拥有一个永久的网络存在。”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不是——近期公墓就变得异常安静。它拨出了一笔长达100年的基金，试图保护自己，让自己存在得更长久，然而到了2095年，参观它或许有点像是去一个不再有人埋葬在那儿的小教堂墓地。据我所知，2017年只创建了一个纪念碑。在撰写本书时，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个季度，这一年似乎根本不会出现新的纪念碑。当我和马克直接交谈时，他不愿意说出新纪念碑的数目。“数字很小。”他承认道。
其他数字墓地可能更成功，因为它们处在特定的背景下，满足当前的需求，甚至与国家的日程相符。例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开设了一个在线纪念网站，希望鼓励火葬和其他可持续的埋葬方式。只有当“至爱”被火化或埋葬在香港公墓、骨灰龛场，才可为其设立纪念网页。Legacy.com是一个与上述公墓类型迥异的在线纪念网站，它是搜索引擎和死亡新闻平台的华丽结合。这是一家营利性企业，允许人们访问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各地1500多家报纸和3500多家殡仪馆的讣告。阅读讣告的时间通常是有限的，具体的时间根据他们与各家报纸达成的协议而定。它的特色是由专业讣告作者根据遗产内容撰写对名人的悼念，而不是由与死者关系密切的个人撰写。
虚拟世界“第二人生”中有各种纪念花园，其中一些专门用来纪念某种生命，或某种死亡方式。例如，其中有一块可以俯瞰大海的岩石露出地表，那里柳枝低垂，灯光闪烁，上面立着一块变性人仇恨犯罪和自杀的纪念碑（Transgender Hate Crime and Suicide Memorial）。在其他地方，你可以找到和平谷宠物公墓（Peace Valley Pet Cemetery），这里没有强行规定死去的宠物必须是碳基的生命形式：“穿过墓地，看着居民们选择有趣而感人的方式来纪念他们失去的小爱宠，既真实，又虚幻。除了公墓，这座建筑还配有一个礼拜堂，可以为一位朋友举行最后的仪式。”如果你因为距离、日程安排或身体状况无法参加葬礼或表达你的敬意，你可以经常去殡仪馆的网站上签名。
所有这些在线设施都与线下设施有很多共同之处，此外，它们还做了互联网最擅长的事情——使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们能够共享和访问信息与记忆。哀悼者应该能够在不受任何限制或阻碍的情况下参加这些仪式，需要交费才能进入一个近期去世者的墓地是很罕见的情况。同样地，一些专门的在线纪念网站对任何能使用浏览器的人免费开放，例如，全球公墓承诺，永远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访问者不需要输入账户或密码就能访问纪念网页。然而，也有许多例外。
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在Facebook上发现了她远方朋友的丈夫的死讯。遗孀悲痛欲绝，只在讣告上发布了一个链接，没有进一步发表评论。当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同事拿起她的手机，找到她朋友发的帖子，她知道这是一个过期的链接。她说：“现在情况显然会有所不同，因为那是4年前的事了。”无论如何，她还是点击了这个链接。令她惊讶的是，它确实链接到了殡仪馆的讣告和访客留名簿页面，上面写着逝者的名字，让我们称他为拉尔夫·巴克斯顿吧。该页面上写着：“你可以为本纪念网站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将拉尔夫·巴克斯顿的纪念页面保留下来。”为了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纪念产品”可供选择，它列出了一个时间表，标明了在线纪念拉尔夫3个月、1年、2年、5年和10年的费用。纪念10年需要花费499加拿大元。我们目瞪口呆地坐了一会儿。页面上还写着：“这本留言簿已经存档，无法再访问其内容。修复留言簿是让熟人和亲人表达同情、分享美好回忆的好方法。”该网站还呼吁，即使是家庭以外的人也可以考虑修复这本留言簿，把它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拉尔夫·巴克斯顿最亲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将死亡商业化的例子中，让在线纪念页面保持“活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些不同种类的在线纪念页面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它们呈现的人物形象是传记性的，而不是自传性的，受作者的编辑和控制。死者并不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他并不会质疑别人对他的评价。哀悼者可以自由地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包括抚平粗糙的棱角，随意地神圣化或诋毁，以及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需要被记住的。最终，留下来的人协商并创建了一部经久不衰的传记，一份对死者相当真实的描述，个人或社群对此会感到足够满意，并将其延续下去，而死者自己不会有太多意见。然而，当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创造了大量可见的数字遗产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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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和地接受了自己的年纪，并且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无论我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有多适应，我都坚定地站在“数字移民”的行列。20世纪80年代初，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最初是一台德州仪器TI-99/4A，后来是一台Commodore 64（康懋达64），接着是一台Amiga（阿米加）。我从电脑中获得的最大规模的社交互动，就是请朋友们来玩Parsec游戏。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万维网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我们有一个内部网，我会在上面学习。这是太空时代的一项技术奇迹，它使学生们能够通过文字实时聊天。但我们看不到对方长什么样，无数人对此感到失望。
毕业后，我去欧洲徒步旅行。在这两个月里，我和所有的朋友、家人失去了联系。那时我还未拥有自己的美国在线电子邮件地址，当时咖啡馆里只有咖啡，没有电脑。当Friendster（交友网）和MySpace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上市时，我正忙于研究生的学业，无暇顾及其他。因此，我最初体验的在线社交平台就是Facebook。我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它，通过这个平台，我可以轻松地发布照片和更新我的状态，并与我的众多朋友、家人保持联系。这对一个曾在许多城市生活过的人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仍然想念着那些地方的人。
我第一次在社交网站上遇到死亡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在注册半个小时后，我输入我的高中和大学朋友的名字，看看他们是否也在这个新平台上。我很想和有些人重新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但对于有些人，我只是好奇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我输入了一个熟人的名字（我们就称她为杰茜卡·史密斯吧），出现了好几个杰茜卡·史密斯，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比我正在寻找的37岁的杰茜卡·史密斯年轻得多。不过，有一个链接和其他链接是分开的。我留意到它并不是因为我认出了照片中那个年轻的金发女郎，而是因为照片旁边写着“纪念杰茜卡·史密斯”。出于好奇，我点击了那个链接。
那是在2007年，而就在一年前，Facebook刚突破教育机构的限制，允许13岁以上的人通过电子邮件地址登录。在它公开发布之前，很难想象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同事曾经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说：“好吧，伙计们，11年后，我们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20亿的常规用户。每10年就会有数百万用户死亡。对此我们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安排多少人来应对出现的特殊情况？”
当然，我当时并不在场，但我敢打赌上述讨论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建立这个网站是为了连接活着的用户，而不是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社交网络平台和大规模的数字墓地。起初，Facebook上没有纪念功能，也不可能单单根据设计功能来区分已故用户和活着的用户。你只能通过墙上（后来是这么称呼的）的内容、账户持有人突然停止发帖以及其他变动来得到提示。
显然，从长远来看，这样是行不通的，Facebook很快就意识到它们需要采取行动。2007年，Facebook在上市一年后开始将已故用户的个人资料改为“纪念状态”，最初采用的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一旦有人将一个用户的死讯告知Facebook，而且这个死讯得到了确认，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再登录这个用户的账号，也没有人可以再对这个用户的个人资料做任何修改。所有的帖子都将重新设置为“仅限好友访问”，包括之前已经公开的帖子在内。来自该账户的通知，比如生日提醒，将会停止。人们仍然可以在墙上发帖纪念逝者，与逝者交流，但除此之外，个人资料会被冻结，看起来和对方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Facebook似乎并不十分确定这些在世时的档案是否会被用于纪念页面。“在纪念状态下，为了保护逝者的隐私，某些个人资料和功能会被隐藏起来，”2007年，Facebook的一位代表说，“我们鼓励用户利用群组和群组讨论来悼念和缅怀逝者。”所以，我偶然看到的页面并不是杰茜卡创建并在生活中使用的Facebook个人资料。相反，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是她的朋友们在她去世后成立的一个团体，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们在全球公墓中创建的内容。我读了人们写的信息，看了他们上传的照片，体会到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超然的好奇心，带有一丝辛酸。当你路过一个发生了不幸的地方，停下来读别在泰迪熊身上、系在枯萎的花束上、挂在灯柱或栏杆上的褪色字条时，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会想略微刺探一下他人的隐私，同时夹杂着对脆弱生命的沉思。
在点击和滚动了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想知道杰茜卡的个人资料到底怎么了。Facebook才出现不久，也许她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页面。不过，我点击了几下，先是在群组管理员的名字里，然后在管理员自己的Facebook好友列表上找到了她。她不仅在Facebook上有自己的页面，而且资料非常完整，这并不奇怪。她于1985年出生在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2006年她21岁。杰茜卡是出生在计算机时代的孩子，她是一个数字原住民。她和她的朋友们显然是Facebook的早期用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数字足迹就在这个刚刚起步的社交网站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她的生活是公开的，无论她的衣着多么暴露，语言多么粗俗，聚会多么喧闹，一切都在那里。她显然活得很充实，她和很多观众分享了她的生活，现在我也处在观众群体中。
杰茜卡在世时的个人页面与纪念页面不同。在纪念页面上，人们谈论关于她的事情，但在个人页面上，他们直接与她交谈，进行着生活中的对话。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她和朋友们躺在躺椅上，在某个酷热的地方度假。这张照片是在她去世前发布的，下面还有她自己的评论：“天哪，我们看起来都很瘦，皮肤都变成了健康的小麦色！！我还想回到那里！！！”她去世后，她的朋友们继续回复她的留言，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评论是随意的、对话式的，每天都有。就好像她根本没有去世，只是离开了一段时间，今年不能去佛罗里达参加一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但也许下次可以。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一直在直面丧亲和悲伤，并对它们做了研究。许多与丧亲之痛相关的事情促使我对她的个人页面产生了好奇，但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在杰茜卡去世后的6个月里，她的朋友们频繁地进行着普通的对话，而且是用第二人称直接对杰茜卡本人说话。
我注意到的另一点是我自己内心的反应。阅读杰茜卡的文字，浏览她和朋友们的对话，看她的照片，看她的人际关系，这些都带来了与浏览纪念页面截然不同的体验。浏览她贡献的数字遗产时，我开始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好像我认识她一样。事实上，我还记得她的长相。即使是在10年后，我还记得她个人页面上的照片。但这并不是因为我还在看她的个人资料（现在我已经不能浏览她的个人页面了）。那年晚些时候，当我开始正式研究这个课题时，我试图查找她的资料，但未在搜索结果中找到。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为了对她进行纪念，根据当时的政策，只有她的好友才能找到并浏览她的个人页面。
无法浏览杰茜卡的资料并没有让我很烦恼。我只是一个对某一现象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我总能找到其他“数据”用于我的研究。如果无法获得杰茜卡的资料，那就用别人的。然而，现在我意识到，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无悲无喜的情感体验，顶多只会引起一点点烦心，然而对于那些可能与杰茜卡关系密切，但因为某种理由不在她的Facebook好友列表上的人，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如果她的母亲或外祖父母曾因看了她的个人页面而得到安慰，然后某天醒来发现他们再也看不到了，那该怎么办？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相当多数字足迹。Facebook上有一份个人档案，其中有成千上万的照片、视频、状态和评论，这些资料都表明了我是谁。我在Instagram上展示了我觉得美丽的东西；我在Pinterest上发布的帖子展示了我如何穿衣打扮，如何装饰自己的家；我在Apple Music（苹果音乐）和Spotify上展示了最能打动我的音乐。但只有少数人能看到所有这些信息。我的博客向更广泛的公众公开了我的想法和观点，我的Twitter展示了我的职业身份，发表了我的政治观点，我的网站向大伦敦地区的居民推销我的治疗和写作服务。在成千上万的文字和图片中，我已经写下并继续撰写着我的自传，告诉这个世界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关心什么。这种生动、丰富、多感官的记录几乎完全类似于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许多年前，韩国的一位学者描述了数字存在是如何介于思维存在和身体存在之间的。数字存在与两者有着相同的品质，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我的所有数字足迹中，我在Facebook上的数据最全面地展示了我的个性、价值观、幽默感、形象和过去10年的经历。如果我明天就去世了，这些数据对生者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的个人资料在我去世后消失了，我的数字足迹也会随之消失，这对某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有很多意义。阿娃是一位数字原住民，她的一个好朋友死于一场车祸，她参加了我的一项研究。她简要总结了她朋友的Facebook页面对她的意义。“ （如果她的个人资料被删除了）我就会觉得没法好好和她交谈，”她说道，“这就等于删除了关于她的仍然接近真实的最后一点东西。”
好好与她交谈。我经常听到这种话，似乎除了纪念死者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在21世纪初，一项关于哀悼者在网上墓地等虚拟纪念页面上交流的研究显示，只有约30%的人会与逝者交谈。10年后，我将自己研究的Facebook上5个纪念页面的近1000条帖子列成表格，其中77%的内容是说给逝者听的。对于更加信奉记忆文化，认为逝者听不见他们声音的人来说，留言是为了表达对逝者家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为了与逝者取得联系。“我知道他看不到我们在这里写的东西，”一位访客说，他们觉得有必要强调这一点，这很有趣，“但我只是想和他的朋友、家人分享我的感受。”
另外3/4的留言则是出于不同的目的留下的。“虽然在Facebook上和你聊天好像很傻，但我知道你能看到，能理解我输入的每一个单词。”一个人说道。“我知道你能看到我的留言，你不能回复真是太逊了……谢谢你让我再次和你说话。”另一个人说道。显然，Facebook在促进联系方面非常有效，无法登录可能会大大阻碍人们互相联系。“迟到的生日快乐！我昨天没法用电脑……但是我记得你的生日，我整天都在想你！”一个人说道。另一位网友也表达了歉意，尽管不是关于错过一个生日：“很抱歉，我有一段时间没给你发信息了，我知道那座城堡很豪华，但那里连网都上不了。”
用这种方式写信息只是在遵从习惯的力量或遵循对话惯例，而不是准确地描述我们对人们去世后发生的事情和逝者去向的看法吗？或者我们能把这些信息当作写作者信念的真实反映吗？人们是否认为逝者不仅是有知觉的，而且真的在死后世界的某个网吧里阅读发送给他们的信息？个人的宗教信仰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自己能够与逝者取得联系的信念？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在2001年和201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中，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从71.7%下降至59.3%，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从14.8%上升至25.1%。据报道，自1990年以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的比例从8%上升至22%，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2倍。据保守估计，到2020年美国无宗教信仰的人数将超过天主教徒的人数，2017年天主教徒占美国人口的20%，到2035年，美国“无宗教信仰”的人数可能会超过新教徒的人数。目前，新教徒是美国最大的教派，45%的居民认为自己是某种类型的新教徒。宗教信仰逐渐淡化，这是否意味着来世的观念和逝者有知觉的观念也在衰弱？
你可能会这么想，但事实并非如此。有趣的是（与我一直以来的假设相反），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来世的信仰并不总是同时存在的，即使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也可能相信死后会有某种形式的生命。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正规的宗教教育、信仰以及人与宗教之间的从属关系都有明显的下降，但人们对上帝和某种来世的信仰水平仍然很高，而且人们在网络世界中能够如此容易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以至于学者发现一切都更容易调查。社会学家托尼·沃尔特利用网络资料组织了多项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目前对天堂、天使、灵魂和来世的看法。一名研究人员称，在瑞典，人们普遍能理解死亡和来世的宗教观念，而且与传统宗教相比，这种宗教观念与新时代的思想有更多的共同点，死后重生的概念“颂扬个人、颂扬来世不再受任何惩罚的极乐状态”。
沃尔特还注意到，最近有关逝者成为天使的说法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毫无信仰的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天使曾经是一个人，活在地球上，这是一种新的天使，完全与任何传统的教会教义无关。沃尔特认为，对这种天堂实体的信仰是一种表达与逝者关系的方式，如今天使般的逝者的数据在网上持续存在，使得这种关系更容易被建立起来。他写道：“最常遇到天使般的逝者的地方是网上。”他认为，网络空间和天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人们似乎把两者都看作是穿梭在地球和天堂之间的方式。“不像被关在天堂里的灵魂，”他写道，指的是我们过去对逝者的想象，“天使可以阅读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因此，技术的发展为宗教信仰，或者说为精神话语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无论在线环境本身是一种新的天堂，还是只是人们与其他领域的天使接触的媒介，似乎有证据表明，无论是世俗人士还是宗教人士，都相信逝者会收到我们的信息，并为我们在地球上的利益着想。
当我在研究Facebook上与逝者对话的现象时，我自己的研究参与者也证实了这一点。沃尔特将Facebook描述为“天使特别容易接受的地方”。我问阿娃（一位无宗教信仰的年轻女性）她觉得在Facebook上与逝者交流，跟写一封信并把它放在朋友的墓地里有什么不同。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如果在她的Facebook页面上和她说话，她会看到的。但当我看不见我写给她的信时，我觉得她也看不见。”那么，关于传递想法和祈祷呢？“你可以在脑子里想一些事情，然后想，‘哦，我希望他能听到我说的话’。”一个叫鲁比的女孩说道，她失去了她的表哥，“但是当你在Facebook上写东西时，这是一种更切实的交流方式。”这不仅仅是纪念，而且是交流。如果走进一个人的房间，闻他们衣服的气味，置身于他们的物品之中，就像阿利姆·哈尔基奇的父亲那样做呢？“这很奇怪，”一个叫克莱尔的人说道，“但我感觉他好像能看到。当我在Facebook上和他交流时，我不会立即意识到他已经离开了。但当我在寂静的墓地里看到墓碑上写着他的名字，或者看到他的房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这会带给我更多的压力。”
如果天使仍有代理人的话，那么他们也应该有社交代理。在Facebook的大部分纪念逝者的页面上，以及偶尔在定制的纪念页面上，我看到了关于逝者的这种假设的大量证据。是的，他们已经去世了，似乎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在社交方面死了吗？还没有。不像东方文化中的饿鬼，要求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得到适当的关注，社交网络上的逝者通常被认为是善良的，与他们的联系（就像通常意义上的天使一样）往往被认为是积极的。不过，人们一般认为他们心存一些期望；或者至少，你可能仍然觉得自己对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如果你不上网祝他们生日快乐，或者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招呼，他们可能会感到失望或被忽视，所以如果你一直忽视他们，你或许应该道歉。他们每天仍然会津津乐道地收听足球比赛的新闻，对婴儿的出生或者你去看的演出很感兴趣。所以在网上分享这些很好，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描述的那些去佐佐木格家的日本游客一样，通过没有接线的风之电话，分享他们生活中的新闻。如果你和他们解除好友关系，他们可能会感到受伤、被抛弃或被拒绝，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把已故的朋友从你的社交网络中删除会让他们产生复杂而奇怪的感觉。通过网络交流来认可并感谢逝者“发来”的信息以及提供的帮助，这很重要，尽管这些帮助是通过网络外的途径实现的，比如自然现象，或者保佑你免受伤害。“谢谢你给我托的梦，你这个怪人。” “最近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我知道那就是你。”“汽车差点滑过了中线，谢谢你让我留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数字环境是否真的鼓励我们相信，它有能力帮助我们穿越地球和天堂，就像天使一样，跨越生与死之间的障碍吗？无论我们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来世，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直觉，认为在社交网络上沟通是跨越死亡，跨越横亘在我们与有知觉、有社交能力的逝者之间的鸿沟的一种有效方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通过技术手段与远方的人进行沟通。我们不需要听觉上的暗示，不需要看到某人的脸，就能对自己传达的信息有信心。这种自信可以从WhatsApp上的两个蓝色的钩，你朋友的图标滑到你在Messenger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或者你收件箱里的一个自动“读取”收据中得到。将信息发送到以太网的同时，我们便假定了它几乎会被立刻接收，不管你的通信者有多遥远。
你曾经给一个意想不到的收件人发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吗？也许那是一条包含敏感内容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会安慰自己，也许他们不会收到，不会读它？你当然不会。你知道他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现在可能正在看，你很恐慌。如果你所知道的交流都是无边界的、无限的、即时的，你每天利用高科技进行的沟通一贯如此，那么若这种体验会随着你朋友的去世而停止，不是很奇怪吗？看不见或听不见从来没有阻碍过他们收到你的信息。
社交网站上的联系如此紧密的原因还有一个，而且你已经在阿娃说的话里看到了线索。“当我自己看不见我写给她的东西时，”她说道，“我觉得她也看不见。”听起来阿娃是在描述一种内在的持续联系，一种与自我的融合，这样她的朋友就能透过她的眼睛来感知事物。但这句话也反映了其他的东西，与社交网站本质有关的基本的东西。它们的存在意义就是把人们联系起来，把我们都置于一个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这些算法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新的接触点。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英文译者大量地使用连字符来表达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持续联系：我们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存在，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Being-in-the-world-with-others），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摆脱这个特定的存在状态。社交网站只是我们与他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数字化存在（Digital-Being-in-the-world-with-others）。当然，一开始你是自己创建个人资料，但从那以后，你的个人页面是你与他人共同构建、共同书写的。当马克·扎克伯格在2011年推出新的时间轴布局时，他邀请我们所有人撰写自传，并且慷慨地提议让他的网站成为出版商。扎克伯格在发布会上说：“这是帮助你讲述人生故事的重要步骤……这是为了突出和整理你所有的故事，这样你就能讲述你到底是谁。”然而，这些社交媒体上的自传作者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合著者。如果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你生活的精装书，你可以完全控制其创作过程，并把它付印：它就在那儿，白纸黑字，来源可靠。但在社交媒体上，你是和你的合著者、朋友一起写自传。如果你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一个朋友互动，在她离开后再去看她的个人资料，你不会觉得“这就是她”，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们”，甚至可能觉得“这正是（is）我们”。
Facebook一直在不断改进对待死亡用户的方式，它公开宣称，此举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容易继续保持联系。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还会详细介绍，现在只要知道，他们最近的创新之一是遗产联系人，这个角色类似于平台的遗嘱执行人，由用户在生活中指定。遗产联系人不能删除逝者原始好友列表上的任何朋友，但他们可以添加不在原始好友列表上的人，比如逝者的父母或祖父母，也可能是Facebook的新用户，他们只是为了访问逝者的遗产而申请成为好友。如果那个人觉得这样做很古怪（有研究表明，不太熟悉社交媒体的人往往会发现，与数字媒体的互动让人感到不安，而不是安慰），遗产联系人也可以下载数据存档，前提是逝者在设置遗产条款时允许这样做。这样，那些没有Facebook账户的人也能够访问下载的档案。用户也可能会要求自己的个人资料在去世后被删除，但要做到这一点，Facebook的用户必须在生活中有足够的意识和动力，深入研究自己的用户设置，并勾选相关的选项。
当你把“Facebook的个人资料在默认情况下会一直保留”这一事实与庞大的用户数量（超过20亿并且还在增长）结合起来，就不难理解，在这个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死亡人数正在激增。目前还不清楚逝者名单的增长速度有多快，也不清楚逝者的人数何时会超过在世者。研究者预估的Facebook在2065年和2098年的数据已在大众媒体上广为流传，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似乎都是相当快速的粗略计算的结果。当然，准确预测临界点将在何时出现是一项挑战，尤其是我们无法预测Facebook未来命运的波峰和波谷，无论是精明的商业决策将成倍地放大这些波峰，还是重大丑闻使其偏离轨道，我们都无法预知。例如，在2018年第二季度，该公司的增长陷入停滞，原因之一可能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的争议。即便如此，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利用现有的最佳资料（现有19亿Facebook用户的人口数据，以及来自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对Facebook上累积的全球死亡人数做出了更为深思熟虑的预测。虽然包括2018年注册的最后一个用户在内，新增用户数量大幅下降，但他们计算得出，到21世纪末，将有多达13亿用户去世，此后不久逝者人数将会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该网站要继续乘风而上，以每年13%的速度吸引新用户，并且继续保留逝者的资料，那么到21世纪末，网站上的36.8亿个人页面将成为纪念页面。
不管你怎么看，那都是相当多的死亡用户，“数百万的死亡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游荡，却很少社交”的谣言是完全真实的。虽然全球公墓从来没有对有形的墓地构成太多威胁，但Facebook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墓地”。实体墓地和制作墓碑的公司无疑想知道自己的金库是否会逐渐变空，他们把Facebook视为竞争对手。许多人认为，如果你不能打败对手，那么不妨加入他们。例如，大卫·奎林位于西雅图的纪念碑公司，是几家生产可嵌入传统花岗岩墓碑的二维码的公司之一。他们的网站明确地将二维码关联网页的服务定位为Facebook纪念页面的替代品或附属品，这意味着在世者可以在“生活历史”（Living HistoryTM）档案网站上编辑讣告、家庭遗产信息、照片和评论。死亡和社会中心的约翰·特罗耶设想了一种“未来的墓地”，你可以戴着VR设备穿过墓地，在路上还能遇到“复活”的祖先。我见过“增强现实”技术的演示，当你把iPad（苹果平板电脑）的摄像头对准一块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墓碑时，就能像游戏“精灵宝可梦”一样，在屏幕上弹出逝者的照片。
所有这些技术当然可以让实体墓地更吸引人、更有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可以在雨中、在手机上、在舒适的家里轻松地进行持续联系时，我们还会有动力去拜访真正的墓地吗？我所担心的不仅是墓地没有访客的问题。就像数字遗产和数字技术提供了持续联系的可能性一样，它们也可能破坏这份联系。让我们通过几个听起来似乎永远不会发生的故事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
Ω
首先，想一想你最亲密、挚爱的、结交时间最长的朋友。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会是你的童年伙伴，或许你们是在学校结识的，从你记事起，你就认识并珍惜他；又或者这可能是一段更近期形成的友谊。无论如何，关键在于这个人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没有陪在你身边，和你在一起，你今天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没有人像他们那样了解你，而且你们一起创造了很多回忆。你数不清这些年来你们有过多少次对话，互相发过多少条信息，或是在一起拍了多少照片。想象一下，你把所有这些友谊的纪念物都放在一个大鞋盒里，在盖子上写上你朋友的名字。这是一个大盒子，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你们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传递的小字条，当你搬到另一个城市后收到的信件，以及几十年来累积下来的一沓照片。
有一天，你收到了最坏的消息：你的这位朋友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去世了。你感到震惊和怀疑，他一直陪伴着你——你的一部分已经和他一起死去了。你悲痛欲绝，渴望与他建立一种联系，于是你翻遍衣柜，找到了鞋盒，把它拿出来，放在床边。在朋友死后的几周里，你每天都要看很多次盒子里的东西。无论怎么翻看，你的朋友也不会回来，但盒子里的一切不仅让你想起你朋友的样子，还让你想起你们在一起时的感觉。盒子里的东西让你大笑、哭泣、微笑。当你的朋友和家人得知你失去这个朋友的噩耗时，他们会给你发来善意的信息，你也会把这些信息放进鞋盒里。几个月后，你发现你看盒子里东西的时间变少了，但没关系。如果你需要它，如果你心中涌起了看那些东西的冲动，如果你想再次感受你们之间的联系，你知道它在哪里。盒子就在那里，触手可及。
有一天，你听见有人在敲你的前门。打开门，你惊讶地看到了你朋友的父母。自葬礼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现在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你家，而且没有事先告诉你。他们就像看不到你一样，沉默地走进来，经过走廊来到你的卧室。他们草草地把鞋盒捆好并拿上，像来时那样突然地、一言不发地关上门走了。你被击溃，变得不知所措。你渴望找回你的记忆。当你最终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询问你的鞋盒在哪里时，他们告诉了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他们把盒子和里面的东西都毁了。你的血液涌进了你的耳朵里，继而似乎从你的身体里被抽走了一般，你几乎能感觉到你朋友的手从你的手中滑落。你又一次失去了他，就像是他又死了一次。
这一次，你不是身为一个朋友，而是身为父母，比方说，你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或女儿。有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去了。几个小时后，警察敲响了你的门。你悲痛欲绝，但马上开始做你必须做的事情：振作起来，把发生的事告诉每一个人，并做出必要的安排。作为父母，你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将在纪念孩子的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那时候，所有人都将聚在一起，哀悼这一重大损失，并相互支持。然而，当你艰难地拿起电话打给你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时，你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了，而且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听说了。你孩子的一些朋友对事故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你自己的了解，不需要你通知他们这个消息。
虽然你很慌乱，但你还是设法恢复了计划。你寻找照片来呈现你孩子的一生，但是你意识到你没有近期的照片。你再次联系你孩子的朋友寻求帮助。令你惊讶的是，你得知他们拥有的所有照片都被用于一场你孩子的追悼会，而且这场追悼会正在进行中。数百人参加了这场追悼会，而且是在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举行的。你急着赶去那里，却发现门被锁上了。在紧闭的门外，你可以听到人们一起欢笑和哭泣。他们在展示照片、分享故事、互相支持、谈论你的孩子。你敲门，但没有人开门。你更大声地捶打着、踢着门，请求进入，并威胁说如果你不能进去，就要把那里烧掉。那是你的孩子，你应该参加这场追悼会，你本应该是组织者。最起码，你应该在场。
但是，没有人开门让你进去。
Ω
如果你认为这些情景很荒谬，那么你是对的。任何未经邀请擅自进入他人家中盗窃和销毁一盒重要文件的人都可能被逮捕，并被指控非法侵入、盗窃和肆意破坏财产。另外，什么样的人会联合起来为一位已故的朋友策划一场追悼会，却故意不让这位朋友的父母参加？实质上，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数字遗产对持续联系造成影响时，事情几乎总是和访问权或控制有关。
有三大类关于访问权的体验会让人感到忧虑，所有这三类都可能影响哀悼者的承受力，从而促使哀悼者决定自己是否想维持持续联系。第一，数字遗产彻底消失所带来的威胁。像云端这样的自动备份机制可能会让我们对所有这些数据的持久性产生一种安全感，但不要上当。数字产物有一种令人焦虑、自相矛盾的双重本质。一方面，它们可以永远存在；另一方面，它们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阁楼里再也没有其他的鞋盒了，所以人们非常害怕失去亲人的数字遗产，他们认为如果失去了，就是又死了一次，就像夜间小偷偷走了与亲人联系的最后希望。“我几乎感到伤心欲绝，”一位年轻的研究参与者说，“对某些人来说，这些东西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切，（他的资料）是我拥有的和他有关的最后线索。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资料，就好像又失去了他一次。有些东西会撕裂你的伤口。”
有些机制会永久地切断你与某人的数字“自我”之间的联系，比如软件故障、网页订阅过期、某个平台规定在账户持有人去世后删除其资料的条款和条件、硬件故障或过时，以及近亲删除社交网络个人资料。如果你是一位数字原住民，你的通信历史和照片完全储存在Facebook上，然后你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或她的个人资料也被删除了，这就好像是有个人进入你家，偷走了你的鞋盒，毁掉了里面的所有东西，而且这么做都是合法的。
访问权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知道数字遗产在那里，你想要访问它们，但你做不到。虽然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有人把你关在线下追悼会的门外，也没有人能阻止你在公共墓地的墓碑前摆放鲜花，但是你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你亲人的数码影像（或许是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最全面的反映）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令你感到非常沮丧。也许你不是Facebook的用户，但你的孩子却是，他们生前指定的遗产联系人未能加你为好友。你希望有人能和你一起坐下来，带你看完这些数字遗产，帮你把你想要的东西截屏或者下载下来。此外，人们往往有充分的理由将父母或其他人排除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之外，而他们最忠实的朋友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除了无法访问资料，你也将被排除在社交平台上的那个哀悼者群体之外。一位母亲参与了另一名研究人员的调查，她描述了这种排斥造成的破坏。她说，儿子去世后，她没有收到儿子朋友寄来的贺卡和吊唁信，这让她很惊讶。在葬礼上，她儿子最好的朋友告诉她，Facebook上有一个纪念她儿子的页面，但她没有Facebook账户，所以无法访问那个页面。她说，她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空鞋盒”，她本应把写有安慰话语的卡片放入其中。如今，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空鞋盒”。
这个问题对家人的影响比对朋友的影响更大。曾几何时，当一个人去世了，有权接触逝者的是他的家人（合法的近亲），他们可以接触逝者的身体、信息、个人物品、文字作品和照片。继承法就是一切。拥有特殊的访问权也就意味着拥有对其他访问者的控制权，而家庭成员是这扇门的守护者。相比之下，朋友们则处于访问范围的另一端。无论他们与逝者的关系有多么重要，朋友们都有被排除在外、被剥夺哀悼权的危险（剥夺哀悼权指的是某人的悲伤不被看见，其哀悼的权利不被承认）。某位逝者的长期秘密情妇想要回她的信件，她很有可能无法光明正大地从正门进入。学校里的朋友可能自始至终没有听闻逝者的死讯，也可能他们想要参加纪念仪式，但未能及时得知仪式举办的时间、地点。然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力量的平衡发生了逆转，因为社交网络时代是朋友的时代。如果情妇和他是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结识的，那么她将比一位悲伤但害怕科技的妻子更容易接触到数字遗产。某位父亲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孩子的照片，他不得不请求孩子的朋友们提供在葬礼上展示的照片。第二种情况似乎不再那么荒谬了，不是吗？
关于访问权的第三个问题出现在访问过度的时候。如今，人们对纪念资料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但不会经常遇到“表现得如同活着一般”的虚拟存在。那些未能转为纪念页面的逝者个人主页提醒你，是时候祝你去世的朋友莱斯利生日快乐了，或者提出你喜欢“豪华野营假日公司”，因为你去世的朋友基思很享受这家公司举办的活动。非纪念性质的个人页面也会通过被其他人访问和管理而表现得活跃，结果可能会让许多哀悼者难以接受。有些人由于技术上的无知或心理上的天真，不知道他们在逝者页面上的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多大的困扰，但有时即使他们意识到了，还是会这么做。
瓦妮莎·尼科尔森的故事是最后一种情况的一个令人心碎的例证。她已故的女儿罗莎的Facebook非纪念主页依然处于登录状态，就好像罗莎还活着一样，她从中得到了安慰。一天，瓦妮莎通过女儿的主页看到了女儿去世时的男友亚当的重要状态更新。这条状态表明，他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瓦妮莎在《卫报》上解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瓦妮莎感到自己的女儿被“取代”了，这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情感痛苦。瓦妮莎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就在亚当的新状态下面发了一条评论。她说：“你不觉得现在谈恋爱有点太快了吗？”她刚做完这件事，就恢复了理智，她意识到这条信息会作为亚当已故女友罗莎发出的一条信息，和她的头像一起出现在帖子下方的评论中。瓦妮莎在那一刻所感受到的各种情绪加上恐慌都交织在了一起，这对亚当和其他朋友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确实，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配偶或父母接管了用户的个人资料时，这对其他哀悼者的应对能力普遍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即使逝者的主页转为了纪念页面，不会有令人吃惊的信息从坟墓里冒出来，它仍然可能是有问题的。Facebook上没有单独的墓地，你可以选择去或不去。纪念页面的设计一直在发展中，在撰写本书时，即使是纪念页面也被整合在在世朋友的名单中，按字母顺序与所有人的个人主页一起列出。这使得双重过程模型的“丢失方向”和“恢复方向”之间的摆动就像点击或滑动鼠标一样简单——活着的朋友、去世的朋友、活着的朋友、去世的朋友，循环往复。这就像在熙熙攘攘的社区街道上，墓碑随处可见一般。与纪念页面建立联系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决定接下来的方向：现在是适合停下来、纪念和联系，还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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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联系的另一类潜在破坏来自控制方面的挑战。即使你确实能够访问一个人的部分或全部数字遗产，也可能发生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夺走你的代理权，从而破坏你继续联系的能力。缺乏控制的问题以多种形式出现，其中之一就是死亡通知。社交媒体传播新闻的速度比地球上任何一支警察部队都要快，所以就像上面的第二种情况一样，在直系亲属知道死亡消息，在他们有机会面对这个事实，或者在他们决定公开事实之前，Facebook或Twitter上就可能出现死亡消息。然后，这些通知可能成为持久存在的数字足迹的一部分，永远提醒着人们那一刻的痛苦。
一些意想不到的数字遗产也会颠覆你对某人的认知，把你们之间的纽带撕成碎片。例如，你可以想象，如果搜索者#711391的悲伤的丈夫偶然发现了妻子的搜索历史，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搜索历史里有她的性幻想、她与其他伴侣秘密会面的计划，以及她离开丈夫去阿拉斯加的梦想。即使数字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也能给悲伤的人带来安慰，但其中存在的令人烦恼或造成心理创伤的因素仍会破坏整体氛围。个人资料照片可能全错了，用户的家人甚至可能无法更改他们所爱之人的个人资料，只能任由这份资料充斥着对逝者的痛苦和死亡负有责任的行凶者的描述，例如，被伴侣杀害的女性，被朋友或家人虐待或欺负后结束生命的人。虽然不那么戏剧化，但正如持续联系存在的种种问题那样，数字足迹一般不会形成哀悼者普遍接受的那种可以流传很久的传记，而哀悼者对此无能为力。任何时候，当多个具有不同需求和偏好的团体访问一组核心的数字遗产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其中出现的所有东西感到满意。谁能最终确定逝者究竟是谁？
20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艾丹决定离开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他留下了一个需要依靠他的家庭，包括一个6岁的女儿凯茜。他离开后，这个家庭在贫困中挣扎。“他是个酗酒、打骂妻子的人，他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让妈妈变得几乎一贫如洗。”凯茜说道。她从来没有原谅他的离开，也没再见过他本人。然而，几年后，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了，她在Facebook上收到了他的好友请求。凯茜从来没有把她那误入歧途的亲生父亲当成父亲，更别说一个“朋友”了，她没有理会这个请求。艾丹继续发送好友请求。最终，凯茜接受了。如果他打算回英国一趟，或者永远留在英国呢？她来自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她不想在大街上因为碰见他而感到惊讶。如果他改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如果他死了呢？就算他没有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任何角色，难道她不应该知道这个消息吗？
最终，艾丹还是死了，尽管他们从未在网上真正互动过，但事实证明，凯茜很难接受艾丹在网上的存在。令凯茜很不高兴的是，她的一个兄弟/姐妹已经和父亲和好了，最近几年，认识他的人为他创建了一个纪念页面来美化他。“我一直讨厌那张他和我兄弟/姐妹的孩子一起拍的照片，”凯茜解释道，“这张照片永远不会消失。它总是在那里。所有这些人都在赞美这个离我们如此遥远的人……我不是说他没有好的品质。但是历史就在这一页上被重写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不能把他从好友中删除，因为那样我就永远无法看到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我忍受不了这些内容，因为当我读到这些不像他的描述时，我都有点想吐了。”凯西意识到自己是少数派，所以她不愿在父亲的Facebook个人主页上发布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她仍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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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笔下的著名人物一样，艾丹既是杰基尔博士（Dr Jekyll），也是海德先生（Mr Hyde）。这两个角色是同样真实的，至少对认识他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对于艾丹在美国组建的家庭和社交圈来说［据凯茜说，她用Messenger（微软通信）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她认为他们的描述非常不准确，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艾丹继续存在的数字自我与他们认识的这个男人非常契合。他的数字遗产促进了他们与失去的父亲、丈夫和朋友之间的联系。而对凯茜来说，艾丹那本经久不衰的传记简直就是对现实的歪曲，是她痛苦的源泉，是她心中的一根刺。“这不是复杂性哀伤，”她坚持说道，她熟悉丧亲之痛的用词，“但它是复杂的。”确实，这是复杂的。当一份数字遗产对某些人来说是一剂良药，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处伤口时，应该怎么处理它？谁能决定？好吧，这种情况比你想象的更常见。决定权在公司手中。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来告诉你发生在霍莉·加扎德身上的奇怪而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