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数字时代死去

我在洗手间里躲了大约10分钟。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灰心丧气和尴尬的时刻。几个月前，我在一场专业研讨会上做了相同的演讲，当时非常成功。社交媒体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在社交媒体上悼念别人也真的是一件新鲜事，所以，我是最早谈论这个话题的人之一。在那场研讨会上，我所在领域的学者给出了那么多良好的反馈，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讨论。

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显得心不在焉或困惑不解。我看到很多人交叉双臂，还有很多人摆出了令人沮丧的肢体动作。到了问答环节，现场安静得可以听到一根别针掉落到地上的声音。这次我的听众是普通大众，显然，我对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呢？一开始，我假设每个人都知道社交媒体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带着这个前提我直接开始了演讲，但显然大部分听众都不知道我在这40分钟里都讲了些什么。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2010年，在30岁以上的人群中，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天哪，我真是个大笨蛋。我把凉水拍在滚烫的脸颊上，下定决心回到正在举行的以“死亡”为主题的《星尘》艺术展研讨会的画廊。人们在四处转悠，等待着小组讨论开始。我仍然感到紧张不安，于是站在一个角落里，恨不得与壁纸融为一体。

她在房间另一头看到了我，然后径直朝我走来。在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数字移民”中，她肯定是最资深的一位。她那一头蒲公英般蓬松、稀疏的白发被绾起，胳膊上挎着一个特别大的、过时的手提包，就像女王一样。尽管她步态虚弱，个子也很小，但她的步伐坚定自信，而且显然有话要说，我也相当确定她要说些什么。我无力地笑了笑，准备好接受勒德分子^[3]的抨击，比如：这些新奇的观念，像是全球的某某玩意儿，不过是一堆废话。

“你意识到了，”她尖刻地说道，“你说的不是什么新鲜事。一点儿新的内容也没有。”

“一点儿新的内容也没有？”我茫然地问道。我以为她会说这场演讲的内容太新潮了，人们不太容易接受。毕竟，Facebook对公众开放仅有4年的时间^[4]。人们不仅在网站上创建了纪念页面，而且每天访问逝者在世时的资料。他们将这些网站重新利用，不仅仅是为了悼念和纪念，也是为了对逝者说话。我注意到他们说的话是日常的、随意的，而且几乎总是用第二人称。比如：“我不敢相信今年你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天哪，这糟透了！亲爱的，想你！！”有些评论似乎表示，上网对逝者说话是很有必要的，至少更有效果：“对不起，昨天我没能对你说生日快乐，因为我待的地方不能上网。”

当我和身为研究者的研讨会参与者交流时，他们的确证实了在Facebook上和某个人说话是确保自己熬过那段痛苦时光的最佳方式。他们不一定相信天上有一家网吧，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有天堂或其他形式的来世，但是，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说了一样的话：如果你在墓地，或者在某人的房间里对他说话，谁知道他会不会听到？如果你给死者写了信，然后把信放在了某个地方，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然而，如果你在Facebook上给他们留言——是的，他们会看到。这怎么不是新鲜事呢？实际上她认为这一点儿也不新奇，觉得很无聊。“这件事和太阳一样老。”她叹息道，然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她打开信封，递给我一沓褪了色的、边缘粗糙的纸片，上面印有穿着19世纪晚期服装的人的深色调图片。照片上的人僵硬地坐在直背椅子上，脸上写满了悲伤和坚忍。在背景中，透过柔和的云雾，可以看到一些模糊透明的面孔和身影，那是已经离去的亲人的灵魂。

“你看到了吗？”她问。她肯定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我是格拉斯哥唯心论者协会的成员，”她继续说道，“你说的和这是一回事。我们一直可以和灵魂交流。他们有自己的方法。”

“这些是灵异照片。”我试探着说道。

“是的。”她得意地回答。

她继续说了一些话，但是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这一回，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我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目光在她的肩膀处闪烁不定，寻找着能让我脱身的人，一个我必须在其离开之前找到的人。我那时心想，这位女士显然有点疯狂，她不理解这个现象，也不理解我表达的观点。但是，不论现在她在哪里，我正在向以太（或许是那些照片中的灵魂穿越过的同一片以太）传递一条信息：夫人，真的很抱歉，我无视了你说的话。不是你没有理解我说的话，而是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而且你说得非常好。

有一种关于悲伤的理论叫作“持续联系”（continuing bonds）。后文我将对持续联系做更多说明，这里先点明它的本质：与逝者继续保持联系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甚至认为这是个不健康的观念，那么看看周围，看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幽灵是否正从你身后的薄雾中慢慢浮现。这位早期心理学家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就是如此深厚，至少目前，他能够改变我们心中所有关于死亡和悲伤的现存假设。他自身对“健康的”悲伤所提甚少，却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关于“健康的”悲伤的观念。在一篇题为《哀悼与忧郁》的文章中，他就像讲述常识一样，把一切都讲给我们听。他说道：“我不认为用下面的方式来描述它有些牵强附会。”他继续解释说，悲伤指的是逐渐地、“零零星星地”放下“所爱的对象”，也就是逝者。他没有具体说明细节，但显然，你需要回顾你所珍视的关于逝者的每一段记忆和每一个失去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下它们，平稳地、逐步地释放你的痛苦。弗洛伊德说，如果“逝去的对象继续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就无法“自由和无拘无束”，因为我们需要“处理”悲伤的情绪。

不过存在一个问题。这些权威的、实事求是的声明经不起任何推敲。它们没有描述大部分人的经历，甚至没有反映弗洛伊德失去一样东西或一个人的经历。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或逸事证据支持这些观点，但是，至少在西方，这位伟人关于逝者之归属的观点贯穿了20世纪剩下的那段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人们使用“无法克服”“难以释怀”和“拒绝承认”这样的说法时，我们可以听到弗洛伊德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和逝者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西方人依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病态的，而且别人也容易将他们视作是病态的，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观念有问题。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回应一种与时间一样古老的冲动：珍惜甚至有意经营与逝去的亲人之间的心理和情感联系。有无数个原因促使我们与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逝者保持联系，本书将会对其中一些原因进行探索。

通信技术完美地说明，我们与逝者继续保持联系的欲望是如何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因为一有新的工具出现，我们就会抓住它，用它和逝者保持关联。在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年轻的凯特·福克斯（Kate Fox）和玛格丽特·福克斯（Margaret Fox）拥有活跃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戏剧感，她们成功地让众人相信她们可以和幽灵交流。其事业如野火般迅速发展。她们在第一次接触和忏悔之间进行的干预完全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对姐妹扮演灵媒，大赚特赚了几十年。她们回应了人们似乎无穷无尽的与逝者交流的渴望，使唯灵论运动在美国大受欢迎。到了19世纪80年代，虚假的唯心论风靡一时，成就了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骗局。对于福克斯姐妹发起的著名组织降神会来说，所选择的表现幽灵的方式很能说明问题：当神奇的新事物——电报响起的时候，幽灵们也在敲打着发出声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对这种最新器械的兴趣直接带给了凯特·福克斯和玛格丽特·福克斯灵感，但是，电报传播得越广，人们就越是把敲击等同于交流，幽灵以这种方式说话就越能说得通。

还不止如此。随着摄影越来越普及，摄影设备传播得更广、更容易获得，“幽灵照片”成了精明的通灵者放入菜单中的标准项目。1880年，一名调查记者在卡特（L. Carter）夫人位于洛杉矶的摄影工作室中进行采访。尽管她向记者保证，她的通灵绝不会彻底失败，但记者仍拒绝接受3.5美元一次的定价。卡特夫人向他保证，如果他想见的那个幽灵正在做其他事情，会有一个替身代它出现。当这位先生像是要去别处拍摄幽灵照片时，灵媒接到了一条来自“星界”的信息：费用降到2.5美元一次也行。

然而，与进取的卡特夫人和她愤世嫉俗的顾客不同，有些人真的相信依靠技术的力量可以捕捉到幽灵，赫赫有名的托马斯·爱迪生也是其中之一。爱迪生在19世纪晚期发明了留声机。1920年，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撰文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制造出一台足够灵敏，能捕捉到逝者声音的留声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这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那么多年轻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世人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损失惊愕不已，对他们来说，爱迪生的设想一定非常具有吸引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电影大片中，幽灵通过静态的嗡嗡声和未调谐电视机的闪烁线条显现出来。在21世纪的日本，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佐佐木格（Itaru Sasaki）位于山顶的房子，走进他建造的风之电话亭，拿起话筒，诉说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佐佐木格难以承受表弟的离世。在亲人或好友去世之后，我们常常想要找到和联系逝世者，这就是搜索和呼叫反射。佐佐木格就是这种情况，他是日本大槌町地区的一名园艺家，拥有一片可以俯瞰太平洋的美丽土地。为了满足自己想要和表弟联系的渴望，他在花园里建造了一个白色的电话亭。他在电话亭里的架子上放了一台复古的黑色旋转拨号电话，没有连接电话线。佐佐木格知道，他不需要为这台电话接线，因为他不需要和在世的人通话，他只想和离世的人交流。“因为我的想法无法通过普通的电话线传递，”他说道，“既然如此，就让风来替我传达吧……所以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风之电话亭。”佐佐木格拿起话筒放在耳边，透过落地玻璃窗，凝视着微风吹拂下五彩斑斓的花朵、湛蓝的天空以及远处波光粼粼的大海，向他的表弟诉说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他确信海风会把他们的思念传递给那些逝者，因为如此相信，所以他的内心感到了些许安慰。

佐佐木格在2010年建造了这个电话亭。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的3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引发了海啸，海浪卷走了数千人，夺走了佐佐木格所在小镇10%的人的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年，不知怎的，他建造了风之电话亭的消息传开了。人们开始拜访他的花园，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后来人数逐渐增加到几百人，如今依然有许多访客。人们走进电话亭，拨打已经被毁掉的家里的电话号码，或是已经无人接听的手机号码，他们曾经拨打这些号码和自己的父母、丈夫、妻子、兄弟姐妹取得联系。有时候，访客是独自一人前来，有时候是和家人一起来；有些人只来过一次，有些人会定期过来；有些人什么话也不说，有些人会详细地讲述他们最近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有些人向逝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致以美好的祝愿，他们知道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但他们还是问了。人们来到风之电话亭和逝者说话，他们逝去的亲人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当他们拿起听筒时，什么也听不到，只有一片寂静。没有熟悉的痕迹，没有逝者的形象，但他们还是来到了这里，使用这台电话。

福克斯姐妹是骗子，幽灵摄影师也是骗子，《鬼驱人》（Poltergeist）的情节是好莱坞电影的神奇想象。大槌町风之电话亭的访客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他们的亲人能听到他们在听筒这头所说的话。幽灵是否真的存在，是否能跨越生与死的界限进行沟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想要这样相信。面对一个似乎无法承受的损失，我们当中最愤世嫉俗的人会欣然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感受与逝者之间的联系，不论是从文字上还是情感上，他们都希望能再次感受这种联系，而且人们长久以来一直用技术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联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那位90多岁的格拉斯哥通灵者是正确的。同时，“太阳底下无新事”似乎并不正确。我们曾用技术手段抓住逝者，但现在，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帮助我们和逝者取得联系的媒介，逝者就存在于技术之中。

这就是新的天堂，这个地方并不专属于那些被希腊诸神眷顾之人，这个地方属于我们所有人。但前提是，你要留下数字足迹。如果你真的想被别人记住，如果你希望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还能感觉到仿佛一直和你保持着联系，那么请记住，数字足迹的规模有多大非常重要。晚些时候我会更详细地讲述这一点，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数字蠕虫、没有虚拟的腐尸甲虫穿越互联网，蚕食所有逝者的数据踪迹。很多信息都是固定的，有时候可以辨认出一些逝者原本留下的信息，有时候不行。这种情况至少代表了些微倒退的迹象。它可能也就是一个预兆，预示着我们经历死亡的方式、我们的祖先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将发生巨变。让我继续对此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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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认为，许多西方社会处于否认死亡的集体模式中。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谈论死亡有什么看法。举例来说，英国人说：“我们的文化不谈论死亡。”在不列颠群岛，死亡是一个禁忌话题。在我参与上一个早餐时段电视节目之前，制作人提醒我记住这是早间节目，实际上，这个提醒显得有点多余，因为节目预定的拍摄时间着实令人印象深刻——早上5点。布里斯托尔城市博物馆与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死亡——人类体验”的展览，节目对这场展览进行了现场直播。按照公认的权威说法，一份关于展览的宣传资料声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不愿意谈论死亡和濒死。节目播出前为我们做准备的制作人显然相信这一点，尽管播音员已经决定在早间节目中简单地介绍这场死亡展览的情况，但她还是担心人们在喝第一杯咖啡的时候可能不愿意考虑死亡的问题。“现在还很早。我的意思是，我们知道这关乎死亡，关乎一切，所以你必须谈论这个话题，”她站在一块巨大的苹果显示屏前面说道，屏幕上闪烁着一根虚拟的纪念蜡烛，“不过，试着让这个话题轻松一点，快一些说完。”

美国人说：“我们也不喜欢思考死亡。”养成了足够健康的习惯，有了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化学的发展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或许人们就可以避免死亡了！长寿专家和硅谷的长生不老主义者每天都在研究如何将基因、生物和技术完美结合，延长我们健康而成果丰硕的在世时光，或是让死亡成为一个选项，而非必须。当我为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准备计划书时，我的代理人担心在美国销售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是否可以选择一个和死亡关系少一些的书名？也许再加上一点关于永生的内容，是不是就更能迎合美国人对永生的幻想了？任何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都知道，逃避会引发焦虑，因此这些对话只会让我进一步思考：难怪死亡禁忌和死亡焦虑在美国是并驾齐驱的。但是，我有一个假想：网络可能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将不再奢侈地逃避死亡意识。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刻，死神敲门的时间比如今要早许多。人生险恶、粗野而短暂，死亡就在你眼前。17世纪，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足40岁，大约12%的孩子在1岁之前就去世了。大约同一时期，新英格兰的定居者在新殖民地经历了最初的人口大灭绝，在此之后，情况也只是稍微好转了一点点。随着18世纪过去，工业革命加速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进步，人们对营养知识了解得更多，也变得更加健康。更洁净的水、更好的卫生条件以及最终的疫苗接种使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容易受到感染。抗生素的发明和其他医疗科学方面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化为小小的麻烦，而非死亡审判。在短短的400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就翻了一倍。但是，寿命翻倍不是过去几百年里将死亡推得更远的唯一一件事情。

在农业社会，人们没有什么理由远离他们出生的地方，除非需要躲避瘟疫、饥荒，或是寻找更适合农耕、饲养牲畜或狩猎的土地。如果你想搬到很远的地方，没有什么高效移居的办法。例如，在简·奥斯汀笔下的马车时代的英国，人们通常葬在他们所居住的教区里，埋在教堂的院子或者亲戚和周边居民的土地里。如果你是基督徒（从统计数据来看，你有很大概率是），你会在周日做完礼拜后经过祖先的坟墓，他们就葬在附属于教区教堂的墓地里，镇上的每个人可能都会记得他们。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它增加了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发展了更加复杂的交通技术和网络，使人们远离自己的家乡。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城市化，在19世纪的前30年左右，伦敦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当这些移居城市的人去世后，可能会被葬在他们最终定居的地方，而不是他们出生的地方，如果他们最终定居的地方还有空的墓地，那就会这样安排。过不了多久，过度拥挤的城市墓地就无法安全、卫生地收容所有在城市去世的人了。在英国的首都，新成立的伦敦公墓公司在1832年到1842年建设了大规模的、高雅的维多利亚式公墓，以此缓解公墓紧缺的情况。伦敦公墓公司总共建设了7座壮丽的墓地，其中包括漂亮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和时尚的肯萨尔绿野公墓（Kensal Green）。和那些位于当地社区内的、附属于教堂的墓地不同，这些公墓是独立的。稍晚一些建设的布鲁克伍德（Brookwood）公墓甚至有自己的铁路线路——墓地铁路。这条铁路把伦敦人的遗体从滑铁卢站运送到他们最后的安息地——好几英里远的绿树成荫的萨里（Surrey）郊区。美国也面临着城市墓地空间过度拥挤的问题，波士顿和伦敦几乎同时想出了相同的解决方案。1831年，奥本山公墓（Mount Auburn Cemetery）成立，成为美国第一座现代乡村公墓，也成了后来所有公墓的典范。从此，人们可以在美丽、自然的环境中瞻仰逝者。

新的公墓应运而生，毫无疑问它们在实际上解决了墓地空间拥挤的问题。它们把自己定位为“游乐场”，同时也是纪念逝者的地方，使自己对在世的访客产生最大的吸引力。这里有雕像、野餐场地、成荫的树木、修剪整齐的花坛，甚至可能有许多天鹅在装饰性的池塘里游来游去。然而，作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或意料中的结果，它们也被用来分隔生者与死者的空间。无论你逝去的亲人在生前是搬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还是待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你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太可能经过他们的安息之所。相反，你在拜访逝者墓地的时候需要做特别的安排，付出特别的努力，减少拜访的次数，偶尔拜访的时候举行一些仪式，而不需要每天都去。与此同时，人们更加了解感染和疾病的知识，病人越来越多地在医院里，而非在家中接受照料。公众开始关注公共卫生，受此影响，遗体被迅速地送往太平间和温度可控的殡仪馆，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士进行处理。这方面的法律逐渐设立，规定了你可以对遗体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1917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撰写了《哀悼与忧郁》一文，他在文章中提倡线性地、逐步地接受亲人的离世，并与逝者告别。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尽管可能与自己的个人经验相去甚远，却表达了工业革命的一些价值观：社会的有效运作，总是以清晰的目光朝着更好、更健康和更富有成效的生活前进。生活是为活着的人准备的，而逝者则住在郊区或乡下，住在墓地的大门里面。我们可以把过去的200年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生与死分离的过程，无论是从我们的生理空间上，还是从心理上来看，都是如此。但突然间，“蠕虫”出现了，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某人有意而为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为生者和死者举办的派对当中，这是一场连组织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策划的惊喜派对。很难说清楚这场派对到底是从何时开始，但在2006年它肯定已经开始了。就在那时，我们开始将这项技术付诸实践，而且正经说来，这项技术让逝者能够在生者常去的地方和空间内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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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TIME）杂志于1927年开始评选“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1999年改成了“年度风云人物”（Person of the Year）。从年度评选历史的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以群体而非以个人为特色，例如，1956年的“年度人物”是匈牙利自由战士，1960年是美国科学家。2006年，《时代》杂志把这项荣誉授予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此举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封面图片是一台台式电脑的显示器和一个微微弯曲的键盘。图片是灰白配色，这个配色在当代会让我们联想起苹果的产品。标题宣布，2006年的年度风云人物是：你。“是的，你。你掌控着信息时代。欢迎来到属于你的世界。”

人们不以为然，抱怨有影响力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而且很快就厌倦了那些把“ 《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写入Twitter（推特）个人简介的开玩笑的人。然而，事后看来，任何批评《时代》所做的这一选择的人似乎都是奇怪而短视的，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批评是一种肤浅的、巧妙的逃避。

网络设计师达西·迪努奇（Darcy DiNucci）在几年前创造了“Web 2.0”（网络2.0）这个词，但直到2006年，它的影响力才真正显现出来。Web 2.0不是某个平台或系统，它是一种分类，描述了一种具有特定可用性的技术。它指的是那些强调用户生成内容、易用性（即使像你外祖父母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很容易使用）、交互能力和协作能力的互联网平台。Web 2.0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随着它的到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技术人员，也不需要拥有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就能轻松地让自己的声音传遍世界。1999年，网络日志（如今被称为“博客”）的数量是23个，到了2006年，数量超过了5000万个。注意：1999年的数量不是2300万个，而是只有23个。正是在2006年，YouTube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生日，那一年，Facebook和Twitter诞生了，它们一出生就像小赛马一样向前飞奔。4年后，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不会是你，也不会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2010年，《时代》杂志选中的年度风云人物是操纵着我们一切的关键人物之一：马克·扎克伯格。他是全球最具影响力、改变了游戏规则的社交网站的首席执行官。

有了这种新型的互联网，我们中间最没有技术头脑的人也可以捕捉到文字、图像，甚至我们在网上的生活。从前，即使是发达、富裕的社会，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数字鸿沟”。我们中的一些人拥有资源、技能、硬件和软件，随时可以上网，而有些人则没有。然而，曾经的鸿沟如今已经缩小成了一道小小的裂缝。2016年，智能手机在美国的渗透率超过80%。难怪这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假定了每个人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让人不禁同情起那些意志坚定的勒德分子，以及那些面临技术挑战的沟通困难者、企业经营者、银行业务员或者只关注时事者。

在这里，重要的不仅仅是你在网上做什么，还有你在网上是谁。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老掉牙的说法：某人可以“躲在”互联网后面。网络中的人会歪曲事实、乔装打扮，你无法真正相信任何人所说的话。另外，我们还有第二个说法，一个屡遭讽刺但越来越被人接受的观点：如果网页不可访问，如果互联网搜索结果是空的，你也不能真的信任它给出的结果。一个不存在的或者病态的网络可能和一个罪证确凿的网络一样大有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受过用数字及网络途径存储、共享和利用信息的吸引力。在数字时代，被看作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凭有据的、值得信赖的人似乎成了一种迫切期望。若一位白领没有最新的LinkedIn（领英）资料，一位水管工没有任何网络点评和资质证明书，一位音乐家在Twitter上没有任何追随者，一位时尚设计师未在Instagram上发布图文故事，或是一位作家的书在亚马逊上没有任何评论，那么这些人起码会被当成新手，往坏了说，会让人起疑。

所以，正如《时代》杂志所询问的那样，究竟是我们掌控着信息时代，还是信息时代掌控着我们？当你把数字信息的尾巴拖在身后时，维护它，你会得到公开的微小奖励；忽视它，则会受到惩罚。这不像是狗在摇尾巴一样吗？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如果用下面的尺度来衡量，你处于哪个位置。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数字时代的公民进行分类，但让我们试着按照一个从拒绝者到狂热者的衡量尺度来分类，那么这些公民就可以被分为隐士、实用主义者、管理者、永远在线者和生活记录者。

隐士是真正选择退出的人，他们满足于待在自己的洞穴里，是一个越来越濒危的物种。如果你正在看这本书，那么你不太可能是隐士，但你可能认识一两个隐士，比如仍然需要通过实体邮件而非电子邮件接收关键信息的同事，又如只有固定电话并且用胶片相机拍照的外祖父母。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数字足迹，没有意识到其他信息提供者可能会在网络上暴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即便这只是些基本信息，如工作经历或曾经的住址，也有可能被上传到网上。他们的数字足迹就像是数字的小脚趾，很少包含个人的或情感方面的内容。

数字实用主义者的网络足迹往往更深刻、更明确，但或许同样不带个人色彩。数字实用主义者只是为了生活，才接触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他们一般不以任何个人方式参与或活跃于社交媒体。他们使用联网设备来完成一些基本任务，比如银行业务、信息检索、基本办公以及电子邮件沟通。他们可能有智能手机，也可能没有，即使有，他们也可能更喜欢用手机短信（SMS），而不是WhatsApp或Facebook messenger等专门的信息应用程序。尽管自2011年以来，这类平台导致短信的总体流行度下降，但在全球范围内，短信仍然是最流行的通信方式之一。对于那些没有联网设备的人来说，短信仍然是一种选择。然而，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数字实用主义者很有可能用数字方式拍摄和存储他们的照片。近年来，数码相机的销量有所下降，但这只是因为高质量的拍照手机越来越多，而不是因为人们重新爱上了胶卷相机，重拾打印照片并把照片存进相册的兴趣。如果你是一位数字实用主义者，你可能低估了自己数字足迹的数量和可辨认程度。

管理者对这些事物的了解更深，所以他们的习惯可能会相对谨慎和保守。他们做着数字实用主义者所做的一切，但也使用Web 2.0技术，在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同事，有时甚至和陌生人分享口头和视觉材料，或许他们还通过博客或Twitter等渠道与广大公众分享。出于职业或个人原因，他们甚至可能使用vlog（视频博客）或播客。与实用主义者相比，他们的数字印记更加个人化，制作也更加精细。他们的选择往往与对后果的担忧和更传统的隐私观念有关。他们可能是数字移民，对于他们来说，网络生活，也就是Web 2.0所带来的圆形监狱感^[5]并不完全是自动产生的或自然而然的；他们也可能是数字原住民，或许被侵犯过隐私。语境的崩溃会让管理者感到紧张，而这种警惕会使他们考虑潜在的观众，并相应地对自己的网络表现进行管理，如同在舞台上表演一般。

如果你不确定语境崩溃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想象一下以下的情景：你准备在家里办一场鸡尾酒会，需要拟定宾客名单。在乡下和你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可能会讨厌你在城里的新朋友，反之亦然。你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可能和读书小组的朋友合不来，你的伴侣可能会和你的老板或同事发生冲突。很快，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在生活中把这些人分开是有原因的，把每个人都邀请过来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仅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和睦相处，还因为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在场，你要怎么做才能兼顾所有人？

以上情况均与你的隐私有关，而且不是你所想的那样。“隐私”与“秘密”不同，它不仅仅指与他人保持距离或远离他人的注视。在生活中，你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隐私，根据所处的环境来衡量自己暴露或隐藏了多少，以及暴露或隐藏了什么。每当你遇到一种新情况时，你都会对它进行评估，并做出多个决定（有些决定是有意做出的，有些则不是）——决定要呈现多少你最私密、最内在的信息。这并不是说你在一种情况下是“你自己”，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不是你自己”。相反，在你所有的多面性中，你不断地在开放和封闭之间游移，寻找着理想的隐私水平和最佳的社会互动程度。总之，这是管理者的习惯做法，他们把这种策略从线下带到了线上。

但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大部分网络世界都是一场语境崩溃的派对，没有鸡尾酒，可是包括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形形色色的角色，也就是所有人。一般来说，“永远在线者”很清楚这一点，这可能正是他们喜欢的方式。永远在线者很可能（虽然不能保证）是数字原住民，而通常数字原住民会用迥异的方式来处理和体验隐私。互联网创想中心（Imagining the Internet Center）的第5次“互联网未来”调查是这样描述“AO一代”^[6]的：“到2020年，预计‘永远在线一代’的年轻人（从小一直和他人、和信息保持联系）将成为灵活的、行动迅速的多面手，依靠互联网作为其外部大脑，运用不同于长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永远在线者的朋友列表可能以生活中的圈外人居多，而非圈内人，而且经常会包括一些从未谋面者。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和网友（只在网上接触过的人）的关系如面对面的挚友一样亲密。永远在线者意识到要小心翼翼地展示自己的网络形象，但他们往往会比管理者记录更多的生活细节，并在更多的平台上与更多人分享这些记录。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数字足迹是持久的，也可能不这么认为。那些身为数字原住民的永远在线者可能并没有想太多——年轻人往往对自己的死亡缺乏认识。

最后，还有生活记录者，他们有意地、尽可能多地记录自己的生活。文字版的生活日志配上反映每分每秒、每次互动的视频，搭载着多种时髦的可穿戴设备，一度成为新闻热点。据报道，2013年前后，生活记录“风靡一时。像Narrative clip（故事剪辑）超迷你相机、Autographer（自动拍照相机）可穿戴相机，当然还有谷歌眼镜这样的设备都预示着，未来我们将记录下我们生活的每一刻，留给子孙后代，或与世界即时分享”。顺便说一句，这句话出自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新闻报道，这篇报道讲述了上述迷你相机的制造商Narrative（其前身为Memoto）的消亡，同时也承认Autographer最近也倒闭了。隐私和公众认可问题可能是这些企业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许多人或许喜欢使用这些设备，当然，被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还有与之互动或遇到的其他人的生活。

生活记录者如此行事可能有许多动机，比如记忆力不好、自恋、偏执、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或希望给后代留下一份遗产。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在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中讲述了生活记录和生活分享所具备的反乌托邦可能性。随后，Netflix（网飞）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由汤姆·汉克斯和艾玛·沃森主演，这部电影令人不安地让这些反乌托邦可能性变得可信。阅读小说《圆圈》或观看电影，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生活记录还没有流行开来。

那么你属于其中的哪一类呢？如果你是管理者、永远在线者或生活记录者，请记住这一点：总有一天，你的肉体会消失并陷入沉默，被隔离在墓地的大门后，被封闭在一个装饰性的骨灰瓮中，或者飘向四方，但你或许仍拥有一个相对可见的、有声的、灵活的死后虚拟自我。你现在越多地参与网络世界，无论是自主选择，还是被强迫，甚至被胁迫参与，在你死后，数字足迹的潜在影响力就会越大。而且，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你的数字足迹很像你实际的脚：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可以活动的部分。如果把它分解得足够细，研究得足够深入，你就会慢慢地成为一名数字足科医生。在你死后，对你的网络存在很重要的东西有：你的资产、你的自传、未经你授权的传记、你的档案，还有你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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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产的概念还处于萌芽阶段，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几乎困扰着世界上所有的房地产规划师、遗嘱认证律师和遗嘱执行人，甚至那些竭尽全力跟上潮流的人。传统的法律与数字平台格格不入，就好像有条铁链连接着一个笨重的铁球，拖在它们身后。在英国，要检验一件东西是不是可以在遗嘱中执行的资产，通常有双重标准：首先，它是不是有形的？其次，它有价值吗？大多数数字移民能够想到的资产或遗产大抵符合这两项标准。工党女贵族、资深播音员兼记者琼·贝克韦尔（Joan Bakewell）也不例外，我在主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见过她。“我需要说服你们，”她对聚集在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专门小组说道，随即援引了资产有形性测试，“数字资产会是一个多大的问题？我是老一代人，我认为资产是家具、书籍和照片，是所有你能处理的东西。但数字资产储存在网络空间里。”过了一会儿，她又提高了要求，进行了第二次测试。她在Facebook，甚至Twitter上建有账号，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两个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本身具有价值。“在我看来，它们会消失，”她说道，“只有我这一代的人会这样想吗？……我只知道‘资产’意味着价值。”

我知道她有多怀疑这个概念，因为节目制作人告诉我，琼女士一开始就不相信数字遗产的话题居然可以持续45分钟。然而，英国数字遗产协会的创始人詹姆斯·诺里斯（James Norris）在短短45分钟里甚至不能说清楚这个话题。为了做到简洁明了，他把自己所认为的数字资产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货币价值的数字产品。对于其中一些产品，我们可能拥有用户许可，而不是直接拥有它——我们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的电子书、音乐和电影的“所有权”可能会过期。而对于另一些产品，即我们的原创著作、音乐作品、艺术图像或摄影作品，我们可以更确定地拥有以数字形式储存或出版的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须遵循相关的继承法。换句话说，除非遗嘱中另有规定，否则这些数字遗产的控制权属于你的近亲。这听起来很简单，是吗？

然而，如果你更深入地研究这些宽泛的类别，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迷失在了迷宫中。更复杂的是，詹姆斯提到的第二类数字资产包括“情感的、个人的”资料。你可能会认为它们有价值且有形，但这些资料在法律上不会被认为是资产。而且，分类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它的规模。为了让你有个概念，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串关键词，比如“数字遗产/数字资产”。请注意，当你这样做时，你的搜索可能会被跟踪，你很快就会开始看到房地产广告（稍后将详细探讨）。让我们来看看搜索结果中可能出现的工具之一：“数字资产盘点工作表”。

这张特别的工作表一开始很简单。第一类是“电子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外置硬盘）。表格中有几行用来列出设备的名称、用户和密码。当我对自己家里的设备以及我如何管理它们进行脑内盘点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将行数翻倍，还需要准备橡皮擦，以修改不断变化的密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橡皮擦？因为如果它是一个数字文档，而且以数字形式存储，我的亲人就需要先输入密码才能阅读这个文档。由此，文档的类别迅速增加，不仅指技术资产，也指具有财务价值的东西，有些只是管理这些资产的数字门户。有些属于自传体数据——语音数据、视觉数据，以及他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在线方式获得的音频或视频资料。有些指的是你的数字档案——那些并非有意记录的、你从未打算与他人分享的资料，比如电子邮件和历史消息，或者你储存在设备上的文件和照片。有些东西不需要传承下去，只需要关闭，比如在线订阅的《华盛顿邮报》。

我敢打赌，数字资产盘点工作表上的一些数字资产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些则是你从未想到的，可能会在你离世后给某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受益账户，如航空公司或其他旅行里程，酒店奖励计划，或不同零售商的忠诚度计划；你所有的电子邮件账户，新的、旧的，工作的、私人的；你的许多金融账户，不仅仅是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信用卡、共同基金、退休和社保账户、员工福利账户、PayPal（贝宝），与亚马逊、沃尔玛、乐购、易趣等各类商家建立的在线账户；慈善机构和组织的成员资格；Spotify（声田）、iTunes（苹果播放器）、Snapfish（喀嚓鱼）、Instagram、Flickr（雅虎网络相册）上的摄影和音乐账户；订阅的报纸、杂志、博客；你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如Facebook、Twitter、Pinterest（缤趣）、LinkedIn；YouTube和Vimeo上的视频账户；具有现金价值的虚拟货币账户，比如比特币；“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魔兽世界”这类虚拟世界中的具有价值的资料。那些存储在Dropbox（多宝箱）、谷歌云端硬盘、iCloud（苹果云端）和其他云存储网站上的文档不是也该算上吗？还有，不要忘了你自己的网站和域名。

我发现上面的列表缺少了一些东西——应用程序的密码，包括WhatsApp这类非常流行的信息应用程序的密码。一想到要输入密码，我就有点畏缩，而且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各种假设。这张表格假设，你很高兴你的近亲或遗嘱执行人能够访问你所有的电子邮件、所有的聊天记录以及所有的个人文件。它假定你对于别人能够在网上假扮你感到满意（至少暂时满意），即使纯粹出于实际的原因。它假定你可以完全相信，在你去世后，只有适合的人能够在适当的时间获得这些资料。它假定，像Yahoo!（雅虎）、Facebook或iTunes这些网络平台得到用户已经去世的风声之前，受信任的人能够登录逝者的账户，直到这些平台的条款和条件迫使它们开始阻止他人登录，并最终删除账户。它假定你不经常更改密码，或者，如果你经常更改密码，你也具备足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能够持续更新这张表格。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处在一个极不可能实现的领域。据许多人估计，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立了遗嘱。在你的想象中，有多少人已经对自己数字遗产的管理和处置做好了安排？但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地假设，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上面列出的一系列可能出现问题的假设，就像之前列出的数字资产一样，并不全面。

亚当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从未填写过自己的数字资产清单或密码清单。有一天，亚当突发脑溢血，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这一系列事件后来使他丧了命。由于门未上锁，当时的情况并不明晰，警方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犯罪现场，于是他们控制了他的手机。他的女儿金刚到度假的地方，就接到朋友马丁的电话。马丁从未见过金的父亲，但通过社交媒体上复杂的信息传递，他发现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不太喜欢Facebook，我不认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帮助，”金说道，“但实际上这是我们发现出了事的唯一渠道。”多亏了Facebook的共同好友功能，金能赶在父亲去世前回到他的身边。

金接受了遗嘱认证，并承担了管理亚当遗产的责任，一开始，事情似乎一目了然。所有传统的遗产都很容易处理，比如税收、银行、天然气和电力账户。然后，她开始处理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协会的詹姆斯·诺里斯说，他听说过好几个关于人们和停尸房合作，希望用亲人指纹验证手机的奇闻。我与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死亡和社会中心（Centre for Death and Society）的约翰·特罗耶博士探讨了这个话题，他认为这不太可能成功。具备指纹触控技术的手机使用的是电容触控解锁，这依赖于活人皮肤产生的电荷。不过，这个案例中不存在无法访问的问题，因为亚当的手机甚至没有设置密码。“我可以登录他所有的账户，”金说道，“我坐在那里，拿着他的手机，我登录了他的苹果账户、亚马逊账户，以及其他所有账户。我可以登录这些账户的原因是，我可以访问Gmail（谷歌邮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重置所有的密码。”然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亚当曾经是一位书商，他只在易趣、亚马逊以及少数几个专门的图书网站上进行在线交易。

金表示：“他去世后，还有人下订单。我们找到了那些书，完成了订单，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且这比取消订单要容易得多。”但是，金不想继续经营亚当的生意了，她想关闭售书业务。于是她把未出售的书下架了，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店铺。如果她没有这么做，那么还会有订单进来，而且可能最终无法完成订单，最后导致顾客写下差评。“如果有人写了一些不公正的评价，而这些内容又不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些评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人们对他的回忆。”金说道。所以，她很高兴自己在Gmail上的“黑客行为”使她能够登录并清空亚当的在线库存。但是，那还不够。“我想关掉他的书店。不知为何，我只是想这么做。这样做有道理吗？毕竟书店没有必要继续开下去了。”为了关闭书店，她需要和相关的平台联系。她这么做了。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我打电话过去，他们会告诉我一件事。我再打一次电话，他们会告诉我另一件事……这花了我好几周的时间。我登录LinkedIn，把账户关闭，但是它没有关闭，他们依然给我父亲发送提醒。我打电话过去，他们说，噢，它已经关闭了。但是，它并没有关闭。亚马逊和易趣也是一样。如果我不了解所有这些细节，无法读取电子邮件，他们甚至不可能和我取得联系，我甚至无法使用卖家服务热线。除非你是卖家本人，否则你无法使用卖家服务热线。真正消除人们的数字足迹似乎很难。”金找到了自己的手机，操作了一会儿。然后，她把手机屏幕给我看，向我展示了亚当的空书店。“看到了吗？”她说道，“书店还在那里。”

“等等，”我说道，“你试着关闭书店已经有多久了？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年半以前。”她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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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当的在线业务以及其他数字资产不同，你的数字自传可能不具有任何金钱价值，但说不定也有例外；或许你的财产代理人会把你博客上的文章整理成一本超级畅销书。不过，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的电子自传想象成任何你有意在网上“发布”给读者的、关于你和你生活的东西。如今，大多数社交媒体和在线出版论坛都能容纳多种类型的帖子：文字的和视觉的；文本、音频和视频；原始资料或他人资料的链接。无论你在发布内容时是不是空闲的，是不是有选择性的，无论你是像一位管理者，还是像一个生活记录者或特别活跃的永远在线者那样持续更新，你基本上都可以创造性地塑造和编辑你的数字自传，它代表着你希望呈现给世人的样子。通过与他人共同构建的对话和“点赞”互动，它也向你展示了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的样子，这种形象根植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传统的讣告和悼词是由别人写的，可以很容易地把你描绘得更好、更糟或不同于你本来的样子，而你却无力改变什么，但一个人去世后在网上留下的自画像，让他人很难掌控你将如何被人们记住。已经去世的人在网络上持续控制着自己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可能确实是生动而丰富的，尽管在金钱价值上微不足道，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尤其是当几乎没有人再打印照片或把文字写在纸上的时候。

2014年，尼克·加扎德失去了他的女儿霍莉，霍莉的经历很悲惨，本书晚些时候会对此进行介绍。尼克告诉我，他的女儿在Facebook上有大约700个朋友，“在那个年代，那是很多朋友了”。霍莉去世的时候，尼克本人还是个社交媒体新手，几乎从未看过她的资料。但是，在她去世以后，尼克探索了女儿的社交网络账号，并被他的发现深深打动。“这些是她的遗产，”尼克说道，“如果我想更了解霍莉，我会去看她在Facebook上的个人页面。之前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用Facebook。但是，一切发生之后，我注册了一个账号，浏览了霍莉的个人页面……一切都在那里。那是她的人生。就像是她在告诉我，她在做这些事情。有我根本不知道她做过的事情，有她对人们所说的话，她做的一些有趣的事……这让我对霍莉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能看到……快乐，霍莉的快乐。”

Facebook这类社交网站的个人页面依然具有自传功能。早在2007年，它就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对个人资料进行纪念，并承诺将保留这些资料，作为悼念和纪念的场所。虽然Facebook曾经只关注近期发生的事情，但在2011年，它拓宽了视野，推出了新的时间轴设计，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自传体工具，一个讲述和存储从出生开始的整个人生故事的地方。几年后，也就是2015年，它推出了一项功能，允许人们指定某人在自己去世后管理自己的个人资料页面，而为该功能所起的名字同样意义重大：遗产联系人（Legacy Contact）。

对我们中的许多或大多数人来说，使用社交媒体意味着生活，而不是预测死亡和考虑遗产。然而，对于那些意识到遗产的人来说，除非你不断跟上时代的发展，并相应地规划你的数字财产，否则你可能会发现，你对数字自传的寿命和完整性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假设。如果你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包含了你的全部历史，以及你从16岁开始拍摄的每一张重要照片，并且你百分百地确定你的Facebook个人资料将永远完整无缺、无穷无尽，让你的朋友、亲戚和后代记住你，那么本书其余部分的一些故事可能会让你觉得需要赶快检查网站的条款和条件，特别是自己的账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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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公众形象”这一错觉让人心旷神怡，但你选择并上传的个人简历可能并不是互联网上流传的有关你的唯一信息。最近你“百度”过自己吗？也许你应该这样做，因为你可能会从各种各样的来源中发现关于你的信息。除非你是个名人，作家们都在竞相发表关于你生活的权威故事，否则你在搜索结果中看到的未经授权的传记将是零散的拼凑，而不是连贯的叙述。我猜，你会认为其中有些内容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会对其他部分感到担忧。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些信息是不准确的，或由于断章取义而具有欺骗性，或完全准确但不是你想要发表的东西，抑或只是出乎你的意料。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因为你忘记了一些东西，或者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这项信息会被捕获。也许有些信息表面上是关于你的，但实际上是关于别人的。你甚至可能发现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去世4年了——这正是发生在蕾切尔·艾布拉姆斯身上的事。

不管最初的错误是由算法还是人类（或者由两者共同）造成的，这个错误都激起了外部的涟漪。需要证明自己还活着这件事让蕾切尔相当烦恼。她在2017年12月的《纽约时报》上描述了自己努力地让谷歌相信，有关她死亡的报道实际上是错误的（正如马克·吐温的名言所说）。“很多人试图从互联网上删除关于自己的负面信息或不准确的信息，”她写道，“有很多公司会为你做这件事。但通常情况下，错误信息会出现在谷歌以外的网站上，谷歌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

未经授权的传记中的另一部分是人们在你死后所写的关于你的材料，这也是你的数字遗产的一部分。人们可能会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他们对你的美好回忆。他们可能会在互联网中运营时间最长的在线纪念网站“全球公墓”（World Wide Cemetery）上写一些可爱的讣告，或者在殡仪馆的在线留言区写下他们的回忆。他们可能会创建并上传一个纪念视频到YouTube或Vimeo等网站，或创建一个网站来纪念你的一生。这些都很美好，但不幸的是，有时情况也很糟糕，稍后你会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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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档案”一词可以指各种各样的收藏品，但就本书的目的和分类而言，数字档案不同于在线向读者发布的自传和传记信息。数字档案是幕后资料：我们的电子邮件、短信、应用程序聊天记录，以及我们存储在个人设备或有密码保护的云服务器上的文档和图像。虽然我们可能与他人分享这些资料（当然，尤其是与我们交谈的人），但它们是私人数据，而不是公共数据。它们有时平淡无奇、井井有条，有时缺乏人情味，有时又极为发人深省，无论它们的本质如何，人们可能从未打算更广泛地传播这些资料，如果广泛传播，它们可能会与个人偏爱的公众形象发生戏剧性的冲突。不论你是一个开放的人，还是一个宁愿割掉手指也不愿让另一半接触你的密码和密码文件的人，一旦你想到你档案里的所有东西在你去世后都会被你的近亲看到，那么我猜，你们大多数人都会有点犹豫。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对吗？

大约在新千年开始的某个时候，一位来自密歇根州，名叫贾斯汀·埃尔斯沃思的少年在雅虎开设了一个电子邮件账户。在注册账户时，他会经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的例行程序：必须在一两个框内打钩，表示他接受了服务条款。我们中3/4的人都会承认，我们根本不阅读条款和条件，但如果贾斯汀碰巧属于认真谨慎的那1/4，他就会读到这个账户是不可转让的。在他去世后，他的雅虎账号和电子邮件的内容不会被移交给任何人，一旦雅虎确定他已经去世了，就会删除这个账户。或许他不担心这一点，他年轻健康，年轻健康的人往往相信他们会永远活着。不过，无论如何，这一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措辞明确，贾斯汀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去世了，雅虎会说到做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贾斯汀·埃尔斯沃思没有活很久。他成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前往伊拉克作战。2004年，他在费卢杰（Fallujah）的一次路边炸弹袭击中丧生。除了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外，他现在之所以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一起法庭案件，这起案件成了数字时代对尸检隐私的首次重大考验。贾斯汀未婚，没有子女，没有遗嘱，其财产的个人代表是他的父亲约翰。贾斯汀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他的雅虎账号密码，但约翰坚持说他需要访问这个账户，原因尚不清楚。媒体报道说这是出于感情，约翰要制作一本关于他儿子在伊拉克生活的剪贴簿，但在其他场合，约翰说，重要的财务信息存储在这个账户里，管理和处置贾斯汀的财产需要用到这些信息。雅虎反驳说，既然贾斯汀已经签署了他们的服务条款，如果约翰·埃尔斯沃思想访问贾斯汀的账户，他就必须把他们告上法庭。于是，约翰这样做了。

账户不可转让和登录细节受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冒名顶替。服务提供商通常与个人签约，一群人通常不能共享单个电子邮件账户的权利。此外，还有美联邦《电子通信隐私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提出的小问题，该法案支持了雅虎条款里不可转让、“死后即毁”的规定。因此，法院最初并没有允许约翰·埃尔斯沃思访问他儿子的账户，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考虑到这一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当令人吃惊。这家人提出上诉，而法院做出了让步。法官们仍然拒绝约翰直接访问账户，但在考虑到贾斯汀隐私的前提下，他们判决雅虎提供一些与之相当的东西。他们命令雅虎公司将贾斯汀受密码保护的账户内容，包括照片、文件和电子邮件，下载到一个可以访问的格式中，并将这些内容发送给他的父亲。不久之后，约翰收到了三个大箱子和一张CD，里面有大约10000页的资料。当然，这些数据中有很多并不适合用来制作贾斯汀在伊拉克生活的剪贴簿，也与他的财产状况无关。事实上，很多电子邮件都是写给或来自约翰·埃尔斯沃思从未听说过的人，但他现在可以自由阅读他们与儿子的通信。就像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内容一样，我们的电子邮件账户的内容也是有来龙去脉的。

法官对埃尔斯沃思一案的判决仍有争议，我们不太可能确切地知道说服法官命令雅虎公司把邮件交给贾斯汀父亲的关键论点是什么。遗嘱、信托和遗产方面的专家，来自亚特兰大的前法学教授丽贝卡·卡明斯（Rebecca Cummings）对埃尔斯沃思一案的反应非常强烈。她撰写了一篇论文，其中写道，这个案子本不应该是这种结果。她论述说，虽然有很多理由能够证明贾斯汀的父亲可以访问，但没有一个理由“足以令人信服地推翻（贾斯汀）在遗嘱认证问题上的意图，也没有理由允许个人代表默认访问……有密码保护的电子邮件”。你怎么看？你是否愿意填写一张包含密码的表格，授权你的遗嘱执行人、近亲或任何其他人完全自由地访问你的所有数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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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探讨了我们所知道的数字足迹，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要将它当作我们数字遗产的一部分。剩下的类别，数字卷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我们越来越关注在线监视技术，但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在上网时，自己被无声地监视和跟踪的程度有多深。我们在数字世界中留下的数字碎片，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留下的无形皮肤细胞一样，不可避免地、无意识地脱落。如果你认为Cookie、算法、指纹识别和跟踪技术不能真正准确地描述你是谁，那你显然还没经历过我所遇到的事。

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十分需要一双新靴子。我设想的是某种百搭的皮靴，黑色，大概齐膝高。尽管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一点，也没有在网络上进行过任何搜索，但突然间，我就被广告轰炸了，广告的内容正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齐膝长靴。我在Facebook上描述这件事情时抱怨说这太过分了。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带来了更多的靴子广告。也许因为我长期使用搜索引擎谷歌，所以我的需求非常容易预测。《生命黑客》（Lifehacker）^[7]上的一篇文章说：“搜索巨头非常擅长追踪你的搜索痕迹，并利用算法预测你的需求。”正是如此。

而且，监视你的不仅仅是谷歌。每次你在Facebook上点赞，在某个地方签到，或者点击社交媒体上的推荐链接去购物，你都在向诸多第三方提供有关自身的重要信息。如果某些设置被启用，或者默认设置未被禁用，你的智能手机或智能手表就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甚至传播各种形式的个人数据。即使你不签到，你手机上的许多应用程序也可以用你的照片来识别你的位置。几年前，英国科技记者杰夫·怀特（Geoff White）和安全研究员格伦·威尔金森（Glenn Wilkinson）通过一个名为《手机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Your Mobile Phone）的互动舞台节目向英国各地的观众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在网上观看他们的视频，就可以看到一个倒霉志愿者的面部表情，杰夫和格伦甚至不用碰她的手机就能告诉她，她最近去了阿姆斯特丹的哪家咖啡馆。

也许你认为这类信息对任何尾随数字足迹而来的人而言都没什么意义，但是，让我们思考一件为了你的方便和更有效的浏览体验而经常被追踪的东西——你的搜索历史，即你在网上寻找信息时输入的几个关键词。它们真能证明这种追踪有多么个人化吗？2006年，美国在线公司（AOL）将65万多名用户的未经编辑的搜索数据向公众公开，而不是只开放给他们的学术研究人员。虽然你搜索的一小部分内容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并没有什么启发性，但是一系列的搜索能够揭示大脑内部的工作、内心的挣扎、灵魂的暗夜。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揭露深层心理的自传，由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作的人所撰写。

你再也找不到比《我爱阿拉斯加》（I Love Alaska）更能说明这一论断的资料了。这部2009年上映的纪录片由艺术家莱纳特·恩格尔贝特（Lernert Engelberts）和桑德·普拉格（Sander Plug）合作完成。《我爱阿拉斯加》仅仅由一个用户的搜索数据组成，这些数据来自美国在线信息泄露事件，背景是仿佛与世隔绝的北方。一位女性用美国南部口音讲述了搜索者#711391在3个月里的搜索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呈现了一部令人心碎的有声小说。这部电影的宣传片被剪接成了13个小短片，描述了“一个矛盾的家庭主妇的渴望，她梦想着逃离得克萨斯州的炎热生活，逃离肥胖、性挫折和皮肤问题，去到阿拉斯加”。

虽然她从未被指名道姓，但我们知道她是一位中年、已婚、做过手术的休斯敦更年期妇女，体重问题和性问题正困扰着她。搜索者#711391在使用搜索引擎时，并非只是使用一串无聊的单词，与之相反，其搜索风格和措辞将她的浏览历史推入了史诗般的领域，她搜索的顺序和内容一样生动。2006年4月21日星期五的搜索内容有：“背痛”……“如何在第一次与网友见面时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乳房高潮”。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的搜索内容有：“花花公子是什么？”……“你能在手机上使用预付费电话卡吗？”2006年4月23日星期日的搜索内容有：“如何摆脱相亲时的紧张情绪？”……“你怎么分辨网上的人是否在撒谎？”2006年4月24日星期一的搜索内容有：“心脏病发作的症状”……“胸腔积气”……“永远不要承认有婚外恋”。想象一下，如果不是两位电影制作人，而是搜索者#711391的丈夫在她死后仔细研究她的搜索历史，他可能会意识到哪些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尽管如此，即使是更简洁、更通用的搜索风格，仍然能透露个人信息。搜索者#4417749的搜索历史表现出的情感痛苦和病痛较少，风格也不那么冗长，比如“佐治亚州利尔本的庭院设计师”和“手指麻木”，但这并没有阻碍《纽约时报》迅速确认她是62岁的寡妇特尔玛·阿诺德。阿诺德女士对向她展示搜索历史的时报记者说：“我的天哪，这是我的整个私人生活。我不知道有人在我背后偷看。”

数字卷宗是数字遗产的组成部分，很少有人会提前想到这一点。这些数字痕迹超越了更显而易见、更引人注目的Facebook个人资料、博客和以数字形式存储的照片。公司从未打算向他人展示这些资料，但它们可能更能揭示出所谓的社会面具背后的人。韦雷德·沙维特失去了她的哥哥。她在查看他的笔记本电脑时，看到了他整理桌面的方式，看到了他给文件起的名字，她感到很激动。这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她了解了哥哥如何推理、思考，如何决定事情的优先顺序，她得以进入哥哥的认知世界。当凯特·布兰嫩失去母亲后，每当她想再次体会母亲在身边的感觉时，她就会回到母亲的电脑前。这些无意中产生的自传资料碎片再次成为笔记本电脑上最令人感动的东西之一。凯特写道：“她在电脑上的活动反映了她的内心生活、她的兴趣、她的希望和她对未来的计划，甚至那些永远不会实现的计划的痕迹。母亲的Safari浏览器里的书签就像指南针一样指引着我进入她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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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除非你是几近灭绝的数字隐士之一，否则你一定会留下数字足迹。除非你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去消除它，否则总有一天，无论好坏，这些足迹都会成为你的数字遗产。你每天登录电子邮件，每次使用智能手机，每次在网上闲逛，每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状态，都是在书写你的自传。你在为你未来的陵墓添砖加瓦。你并不是在某个独立的数字墓地里建造它，而是将它建于繁华大都市的中心，也就是Web 2.0的互联网上。逝者已经从郊区的游乐场回来，再次融入社区。他们无处不在，他们的图像映在你的屏幕上，他们的声音回荡在你的耳朵里，他们随时随地栖于我们的手掌中。这改变了数字时代的哀悼和悲伤吗？我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不，一点也没有；第二个答案是肯定的，你最好相信它的确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