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同意以上条款”

2014年2月18日，20岁的霍莉·加扎德身处于她工作的美发沙龙中，她可能非常期待一切恢复常态。几天前，她结束了与阿舍·马斯林的关系。阿舍是个麻烦不断、暴力成性的年轻人，他在他们的关系中一直强迫霍莉。当霍莉将要离开他的时候，阿舍总会特别难过，所以这一周对她来说不太可能是轻松的。但理发是她永恒的爱好，分手后，她本应在拉贝拉美发沙龙里享受日常的一天。她快下班时，她的前男友拿着一把刀走进了沙龙。尽管急救中心竭尽全力挽救她的生命，霍莉还是死于14处刀伤。

这名年轻女子被谋杀，原因有很多，遂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霍莉曾经向警方报告了阿舍的威胁，有人质疑，警方的提前干预是否就能挽救她的生命；另外，在格洛斯特这个犯罪率较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这成了一桩极不寻常的事件。格洛斯特的总督察恳求公众将任何有关该事件的视频片段直接交给警方，而不是发布在网上，因为显然有许多目击者用他们的智能手机拍摄了袭击过程。起初，视频在网上传播可能对调查和审判产生负面影响，这是执法部门（或霍莉的家人）需要考虑的在社交媒体方面最紧迫的担忧。

然而，在阿舍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个月后，霍莉的家人就意识到网上出现了令人惊讶和不安的事情。首先是煽动性的文章。我们有时会认为是互联网创造了中伤逝者的现象，但对逝者说一些令人反感的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元2世纪的文献表明，斯巴达哲学家奇伦（Chilon）创造了“不要说逝者的坏话”这句格言。奇伦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除非真的有人说逝者的坏话，否则他几乎不需要提出这样的建议。人类具有在线上和线下制造深不可测的恶意的天赋，而数字环境让恶霸和网络喷子的影响变得更加恶劣，残酷的评论一直围绕着我们，它们广泛传播，难以抹去，因此更令人难以忘记。

我在一家咖啡馆和霍莉的父亲尼克见了面，就在离他女儿遇害的沙龙不远的地方。尼克在本书第一章中出现过，他说霍莉的数字遗产给他带来了安慰，并描述了这些遗产如何把“霍莉的快乐”带给任何遇到它的人。然而，在她去世后不久，一些未经授权的传记突然冒了出来，这一点并不令人高兴。当媒体点名霍莉为受害者时，喷子立刻嗅到了一个受伤家庭的气味，他们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攻击。尼克记得一个朋友提醒他，他们也成了喷子的目标。“有人给我们发了一个链接，说，看， 我们看到了这个，你需要知道它，”尼克解释道，“美国的网站都在指责我让女儿和一个黑人约会。有一个特别的网站登载了我的照片、我孙女的照片、克洛伊（霍莉的姐姐）的照片、霍莉的照片，还有我妻子的照片。”最终，喷子们对缺少回应感到厌烦了，于是他们加倍努力，采取了更加个人化和直接的方式。“然后Facebook和家庭网站上也出现了喷子。说的是类似的，关于我让女儿和黑人约会的事情。克洛伊的伴侣也是混血儿，我的外孙子、外孙女也是混血儿，这让我很担心。很令人烦恼。”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他，“在你失去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网上发生了这些事情的？”

“哦，”尼克说道，“几周之内。”

加扎德一家人还在为霍莉被谋杀而感到震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能控制陌生人在网上说什么呢？要从哪里入手呢？“这种现象不单单出现在英国，也出现在世界各地……这些负面的事情接踵而至，我们必须努力应对。”尼克说道。他们必须做点什么，这种事太可怕了，他们无法忍受。不知怎的，他们鼓起勇气寻求帮助，寻找解决办法。“我们试图通过政府通信总部（GCHQ，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联邦调查局（FBI）等途径关闭这个网站，”尼克说道，“警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采取了行动。我说，我们需要这么做。你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拜托了。他们说，交给我们吧，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确实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最终被解决了……但我无法百分百地肯定。”尼克停顿了一下说道，“然后，我再也没有重新说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想回想起这件事。”

后来，我自己也去网上看了看。当我输入霍莉和克洛伊的名字时，我的胃有点不舒服，就好像我在做一些肮脏的事情，在我输入的名字的旁边，是攻击者在侵犯关于霍莉的记忆时所使用的残忍的关键词。我看了看，至少霍莉和中伤她的网站之间的链接已经被破坏了。在搜索结果的底部有一条提示，上面写着：“根据欧洲的数据保护法，一些搜索结果可能已经被删除。”尼克认为他们一家已经向有关部门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有关部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了处理。他对我说：“所以我们不得不与之斗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他竖起一根食指，表示这是一件“最令人烦恼的事”。

霍莉去世时，尼克自称是Web 2.0的初学者。当然，他有电子邮件，但他从未使用过任何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即使是现在，尼克也严重低估了霍莉去世时Facebook的传播范围。他似乎认为，2014年大多数人对Facebook的认知程度与他相仿。“Facebook还相当新。我们谈论的关于霍莉的事发生在近4年前，那时这个平台还不太出名。”他所说的那个时期，在Facebook的12.8亿用户中，有2/3的人每天都登录Facebook，而美国人则把智能手机使用时间的1/5都花在了这款应用上。难怪霍莉去世后克洛伊把Facebook介绍给尼克时，他被他们看到的情景吓了一跳。“有人创建了一个‘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小组。”尼克说道。这是一个纪念团体，就像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和网络联系在一起时遇到的那个纪念团体一般。“它立刻得到了大约15000个赞。”我问这是谁创建的，是朋友还是家人？

“我们不认识，”尼克说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挺让人高兴的，因为人们想到了她，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我们无法控制它。那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有点令人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和喷子接触的经验。”

尼克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家为了纪念霍莉，成立了自己的Facebook群组，另外还创建了一个慈善组织“霍莉·加扎德信托”。Facebook上已经建有“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这个群组，霍莉的家人不仅仅担心遭到口诛笔伐，还担心情况可能让人困惑。尼克认为，许多人可能会把“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误认为是由加扎德一家运营的官方网页。他想知道这是否会转移人们对慈善事业的注意力。加扎德一家不想失去那个网页上的点赞和评论，但他们曾经被那样攻击过，他们不禁担心自己无法控制网页上发生的事。他们再次主动出击，试图夺回控制权。尼克解释说，克洛伊联系了“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的管理员，向他建议由加扎德一家来管理这个群组。

我屏住了呼吸，准备聆听故事的下一部分，同时想起了我的一位研究参与者克莱尔讲述的关于她表妹去世时发生的一件逸事。当时，Facebook上也出现了多个相互竞争的纪念小组。“人们渴望抓住机会，只是为了积攒人气，”克莱尔说道，“有一个人总是试图控制一切，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得名声。我的朋友在事故发生一周后无意中听到另一个女孩在抱怨，因为人们正离开她的纪念小组转而加入我的小组。这种心理实在十分狭隘，十分不成熟。”

不过，好在“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的管理者并不狭隘，也不幼稚，加扎德一家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回复我们说，好的。这里是所有的资料情况，”尼克说道，“于是克洛伊接管了这个小组。我不确定它现在是否还在运行，因为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了主要的信托网站上。”我认为尼克一家很幸运。这个小组的管理员本可以忽略或无视克洛伊的消息，甚至拒绝她的请求。对此，尼克说道：“是的，（他本可以无视）然后发布一些消息。要知道，这不是建立一个假账户，这是‘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他不是在试图扮演某个人。让我们想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事吧。如果他（拒绝交出控制权，而且他）没有恶意或未曾违反（Facebook的）条款和条件，我们将对此无能为力。”

“愿灵安眠霍莉·加扎德”的管理员如此乐意将控制权交给霍莉的家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是一个陌生人，与这个家庭没有任何联系，但霍莉之死在某些方面促使他创建了一个论坛来纪念她。这并不特别奇怪，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我们选择纪念谁往往是基于情感上的共鸣，而不是家庭关系，有时我们会选择纪念从未见过的人。然而，好长时间过去了，一个与霍莉没有联系的人似乎不太可能一直特别密切地监管着这个群体。尼克是对的，这个网页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如果管理员没有回复并告诉他们登录的详细信息，他们将无法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任何干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恐惧立刻得到了缓解。他们可以视情况自由地将该页面的内容与霍莉·加扎德信托的页面合并，也可以不合并。他们重新掌握了控制权。然而，令人沮丧的第三件事让前两件事看起来就像在公园里散步一样轻松惬意。

2014年，尼克可能还是社交媒体的新手，但霍莉肯定不是。她什么都用，Twitter、Instagram、Facebook……尼克在女儿去世后注册了Facebook，他在浏览女儿的个人资料时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尼克说道，“她和Facebook上的朋友、家人，还有其他很多人互动。那很棒，这是我们和霍莉之间的联系。就像是她在告诉我，我一直以来就在做这些事情。”

尼克有幸能看到霍莉发布的内容，原因大概只有两个。首先，Facebook最近在其政策上做出了重大改变。从2007年到2014年年初，一旦一名去世用户的个人资料被更改为纪念状态，该个人页面上的所有内容都会被设置为仅好友可见。第一次登录Facebook的用户永远无法访问已故用户的纪念资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公开的，已故用户也不会接受新的好友请求。那些不在死者好友名单上的人，之前能够看到公开的帖子，但突然之间就再也看不到了。然而，就在霍莉被谋杀的几天后，Facebook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公司一直在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尊重已故用户的隐私，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逝者家属的需要。“人们会怎么想？我们是否尊重了逝者的遗愿和遗产？我们是否在尽己所能，为那些因失去亲人而悲痛的人服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保持这种平衡的最佳方法是让用户在死后的隐私设置与生前完全相同。Facebook将保持与用户生前签订的隐私协议不变，就像这些用户在世时一样。

如果霍莉是一个更谨慎的人，她的隐私设置可能会更严格。如果她的默认设置是“仅好友可见”，尼克就根本无法访问她的个人资料，至少无法通过他自己新注册的账户访问。但这不是霍莉的性格，她开放地接受任何与新、老朋友联系的机会，她的名单上有700位朋友。她发布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是的，大部分都是公开的，”尼克说道，“也许她不明白所有的设置。但在同时，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因为她就是那样的人。她的一生都是在社交舞台上度过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她被杀害的消息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根据这项新政策，霍莉所发布内容的可见性将如她生前那样设置，而尼克认为，霍莉发布过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应该不受限制。“所有内容”当然包括了霍莉和她的谋杀者的一些合照。

Ω

当新闻首次报道这一情况时，提到的合照数量是9张。由于不熟悉Facebook的结构和设计，包括它的诸多相册，尼克最初认为这就是所有合照的数量。后来，他发现真实数量大约是这个数字的8倍：72张。霍莉的个人页面上到处都有杀死自己的那个人的身影，这并不奇怪。事实上，从统计上来看，这很有可能。霍莉是一位20岁的女性。2017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称，美国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有88%的人在使用Facebook，69%的女性在该网站注册。此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被熟人杀害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男性，而半数以上的女性受害者是被她们的亲密伴侣杀害的。在霍莉生活的英国，从2014年3月到2015年3月，44%的女性谋杀案受害者是被伴侣或前任伴侣杀害的。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下，在某人的社交媒体信息中，一段关系有多大可能被可视化地记录下来。据报道，在2018年1月，每天有3.5亿张照片上传到Facebook。当你把一段关系记录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而你又不幸被亲近的人谋杀了，那么你的社交媒体遗产将很有可能描绘出你和凶手彼此相伴的状态。

虽然有些人在分手后会删除前男友的照片，但人们在分手后的社交媒体行为却大相径庭。当然，霍莉和阿舍最近才分手。留下这些照片是否出于一种偏爱、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反映了她的愿望，还是说这是疏忽？她删除了一些，但漏掉了那72张？她是否打算删掉这些照片，但在那个可怕的下午，阿舍出现在她工作地方之前，她还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霍莉是否打算删掉那些照片，或者保留它们对她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知道的是，这对她的家人意味着什么。

尼克并没有真正看过或思考过霍莉的Instagram。当我问他霍莉的Twitter的时候，他的回答很模糊，他认为霍莉的Twitter已经被删除了，因为她不会再发新状态了。他错了，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霍莉发表最后一条状态的4年之后，她的Twitter还在。至少对尼克来说，Facebook是霍莉的数字遗产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他在看到女儿的个人资料时，内心的安慰被阿舍的照片引起的不安淹没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我感到很不舒服，”2015年，霍莉的父亲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说道，“说实话，我尽量不看她的Facebook，因为看到这些照片我就会很难过。”我们见面时，他向我形容他的感觉，当他打开霍莉的个人页面时，这些照片会“砸向你的脸”。我注意到，在我和霍莉父亲会面的一个半小时里，即使他提到了杀害霍莉的那个人，也一次都没有提过他的名字。

由于加扎德一家已经能够在一些人的帮助下解决第一个和第二个烦恼，所以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相对轻松地处理这个新问题。彻底现代化的房地产顾问经常建议人们为自己的近亲保留登录信息，但霍莉没有留下任何的虚拟钥匙圈，没有工具可以解锁她在各个网站的数字遗产。即便如此，这家人也不认为这是个问题。霍莉的姐姐克洛伊知道她的密码，所以他们可以登录霍莉的账户，删除那些令人不快的照片。难道他们不能这么做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当他们试图登录霍莉的账户时（尼克认为这发生在她去世的几个月后，不过他的记忆很模糊），她的个人页面已经变成了纪念状态。尼克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家里没有人向Facebook提出这个请求。“我们只能假设，（Facebook）看到了媒体的宣传，记住了这个信息，”尼克耸了耸肩说道，“也许做了搜索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账户更改为纪念状态了。这件事是Facebook自己做的。”登录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克洛伊知道密码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尽管他们遇到了障碍，但加扎德一家认为从她的个人资料中删除一些照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如果他们联系Facebook并解释了情况，Facebook肯定会明白，这些照片太令人难受了，应该被删除。“所以我发邮件给他们，说明了情况，表示我们希望从霍莉的个人页面上删除一些照片。‘你能让我们登录她的账号吗？这样我们就能进行编辑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加扎德一家并没有打算放弃。“我们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想我们收到的回复是……‘好吧，我们不能改变这个页面，但我们能为你关闭霍莉的个人页面’，”尼克说道，“不，不，不，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希望关闭她的个人页面。我们想删除某些东西，那些东西太让人难受了。我可以对银行说‘你能把那个账户关闭吗，因为她已经不在了，而且事实上，那笔钱属于我，因为我是她的遗产受益人’。这没问题。但是，当我们处理Facebook页面时……无济于事。我们完全陷入了茫然。”

所以他们尝试了另一种方法。在霍莉去世后，这家人在媒体上联系了很多人，一位记者请尼克协助他写一篇关于数字来世的文章。一位名叫加里·里克罗夫特的律师也为这篇文章做出了贡献。他是一位遗嘱认证专家，对数字资产和数字遗产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在有关加扎德一家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加里的名字，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询问他对这件事的回忆。“Facebook当时的态度非常分明，”加里对我说道，“要么关闭账号，要么保持纪念状态不变，总之你现在不能编辑它——两者只能选其一。尼克和他的家人说，他们不想关闭这个账号，他们想访问霍莉的纪念页面，想给她发信息……所以他们不想关闭账号，但也不想见到他。我对尼克说：‘你看，有一条中间道路。霍莉拍下了他的照片，版权归她所有。现在你是她的遗嘱执行人和受益人，你就说你要收回这些照片的版权。’我猜尼克就是这么对Facebook的员工说的，他们也同意了。”

当加里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因为那时我已经和尼克在咖啡馆吃过饭了，我的理解有些不同。加扎德一家可能最终通过直接向Facebook提出版权要求而取得了进展，但实际上事情从未发展到这一步。不过，他们由此获得了完全不同和意料之外的帮助。加扎德一家在一份请愿书上收集了大约11 000个签名，并在当地的媒体上更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比如布里斯托尔的《BBC西部热点》（BBC Points West）节目。“我只是想保留霍莉的纪念页面，”尼克说道，“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就在那时，“网络治安官”（Web Sheriff）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在接到约翰·贾科比的电话之前，尼克从来没有听说过网络治安官，我也没有听说过。尼克了解到，网络治安官在广阔的互联网上巡逻，与网络盗版者、知识产权窃贼和侵犯隐私者等恶棍展开较量。贾科比是网络治安官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他似乎是一名知识产权律师，与名人、电影制片厂、唱片公司和摇滚明星打交道。网络治安官的网站上印有老式的星形治安官徽章图案，《滚石》、《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和《公告牌》（Billboard）等杂志都提到过这个网站。“一位摇滚客户曾经对我说，让互联网远离盗版和其他问题就像给花园除草——你必须控制住它的长势，否则杂草就会长回来，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你最终会拥有一个美丽的玫瑰园，”贾科比在他的网站上说道，“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比喻。很多时候，有人联系我们，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把一个网络空间从杂草堆变成玫瑰园。”

当然，阿舍只是霍莉的玫瑰园里的一株野草，但贾科比的公司不是只为服务名人、演员和音乐家而成立的吗？不一定。“如今，你就算不是好莱坞一线明星或摇滚巨星，也可能在网上遇到问题，”贾科比在其网站上发布的首席执行官信息中写道，“从小型企业到网络购物者、家庭、学校，甚至儿童（他们可能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网络问题，包括电子欺诈、冒充、网络诽谤、侵犯隐私、恶意攻击、网络跟踪，甚至更糟的情况。”很难想象有什么事会比你女儿的谋杀者的照片出现在她的数字遗产上更糟糕。所以当贾科比在新闻中听到霍莉的故事时，他主动和尼克取得了联系。

“他说，‘听着，尼克，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和Facebook之间出现了问题……我会帮你删除这些照片，还有你想删除的网络上、谷歌上或其他什么网站上的任何引用的内容和照片……我都会把它们删除’，”尼克回忆道，“而且他这么做了。他把谷歌里的一些东西删除了，当你搜索某些关键词的时候，有些内容不会出现了。”

“你是不是有一天上网，然后发现它们不见了？”我问他。

“约翰通知我们了，”尼克说道，“他说，一切都已经解决了。那是两三周之后，那些照片都消失了。”霍莉的家人和朋友终于可以好好浏览她的数字遗产，感受霍莉的快乐了。

Ω

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加扎德一家的故事，我注意到他们在获取和控制霍莉的数字遗产时遇到的问题，使他们的痛苦和苦难变得更加复杂。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知道缺乏控制、无法预测会导致压力甚至创伤。如果加扎德一家能够预见，拥有技能和思考空间来预测和解决网络上出现的问题，如果他们对霍莉的数字遗产有更大的控制权，他们的痛苦本可以减轻。但是出于几个原因，他们不可能做到控制和预测。当然，第一个原因与技术的本质有关。互联网让信息能够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散，使我们能够影响远方的陌生人并受到对方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的喷子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霍莉在英国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他们就不可能突然对她的家人进行种族主义的谩骂。这个家庭缺乏权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法律。当前数字时代制定的法律与现代信息技术发生冲突时，一种普遍的混乱和矛盾状态往往会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加上死亡，事情就会变得一团糟。

法律、法规及其执行会对人的情感产生重大影响，这无可厚非。真正令我感到有点诧异的是，在数字时代，如果不了解法律，就几乎不可能理解丧亲之痛的心理。在我早期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亲眼看见了法律常常会加深网络中的丧亲之痛，于是我给总部位于伦敦的情感与法律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motion & Law）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们是否在研究关于死亡和数字媒介方面的事。他们的回信很短，说没有，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回答说，他们应该关注这个领域，因为对我来说，承认这一领域的情感影响极其关键。我想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幸运的是，我认识一些非常专业的法律专家，他们熟知法律、死亡和数字媒介相交的黑暗地带。

2012年，我与其中几位律师合作，为阿姆斯特丹隐私会议（Amsterdam Privacy Conference）的死亡与死后隐私小组（Panel on death and posttem Privacy）工作，他们的专业各不相同，但都对死亡感兴趣。在那里，我第一次看了电影《我爱阿拉斯加》，这部电影无意中展示了美国在线搜索者#711391的自传。如果要我说的话，这是一场面向大约3名全神贯注的观众的精彩演讲。我不确定参加会议的人是被“尸检”这个词吓跑了，怀疑这个词与隐私的相关性，还是找不到房间。然而，对我来说，参加这样一个小组帮助我首次意识到其中涉及了多少条法律：合同法、隐私法、知识产权法和继承法。正如你可能已经想到的，这不是一个一目了然、容易谈判的十字路口，在那里每个人都知道交通规则。这是一个指示牌混乱、令人困惑的环岛，失去亲人的家庭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这个环岛里旋转多年，这个地方会发生事故，会有人受伤，却没有统一的高速公路法规。而且重要的是，在这里，即使是规划和建造街道的人，也很难指导我们如何在街道上行走。我们得到的最好的指引是以条款和条件的形式出现的，这些条款和条件控制着我们如何使用任何给定的互联网站点——然后引发了你的第一个问题。

在我探讨条款和条件对于死者的重要性之前，让我们从更一般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它们。在前数字时代，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与我们的经济状况有直接关联的条款和条件。我曾不止一次，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打电话给一家手机、信用卡或公用事业公司，抗议它们收取过高的费用或意料之外的费用，而且我自信地认为是它们犯了错。几乎每一次，我的电话都是由一位和蔼而坚定的客户服务助理接听的，他向我指出了我在签约使用他们的服务时同意的条款和条件。挂掉电话，我发誓下一次一定会更仔细地阅读条款和条件……下一次，我又没有做到。对于在线服务，我们关心的条款和条件往往涉及如何使用我们的数据和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这是网络世界的首要考虑，“隐私政策”几乎等同于“条款和条件”。即使你使用的是免费的在线服务（Instagram、Facebook和一些基本的电子邮件服务目前在技术上都是免费的），你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仔细检查使用条款也不会在将来让你付出任何代价。

早在200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就开始估算，阅读我们使用和访问的所有网站的全部隐私政策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金钱成本。请注意，不是我们在这项任务上实际投入了多少时间，而是作为消费者，我们为了履行一项相关的责任，必须投入多少时间。“在行业自律的理念下，消费者应该访问网站，阅读隐私政策，并选择提供最佳隐私保护的网站。”研究员克拉诺和麦克唐纳写道。我猜，对你访问的每一个网站执行如此严格的程序，在你听来相当陌生，如果克拉诺和麦克唐纳的计算接近正确，那么我们对这样一项任务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研究人员分析出，隐私政策的平均篇幅是2518个单词；按照每分钟250个单词的平均阅读速度计算，每份条款的阅读时间总共约为10分钟。这个时间听起来并不长，但如果考虑到你在12个月内访问了多少网站，总时间就相当长了。在2007年、2008年左右，克拉诺和麦克唐纳进行研究时，估计美国人平均每年访问1452个网站。在全国范围内，这带来了美国每年7810亿美元的假设机会成本。就个人而言，你每年需要花244个小时来阅读你所访问网站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如果再使用克拉诺和麦克唐纳所说的“比较购物”方式，时间就会翻倍，一年总共需要约76个工作日。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会努力花76个工作日来阅读所有的条款和条件，更不用说在那之后的10年里，需要花的时间更长了，如今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人手的延伸。当然，时间不够并不是我们不读条款和条件的唯一原因。首先，就像霍莉·加扎德一样，我们可能并不在意它们。“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页面……因为她就是那样的人。”她父亲说道。但他也猜测，她并不理解所有的隐私设置（也许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和一些青少年做了一个一次性的小项目……用通俗易懂的英语向他们解释Snapchat（色拉布）和Instagram等网站的条款和条件，”帮助了加扎德一家的律师加里·里克罗夫特说道，“‘ （我说）你知道当你注册时，这些公司可以读取你的私人信息，我们可以出售你的数据吗？’这些孩子说：‘我不知道！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会注册了！’当青少年和成年人在同意这些条款和条件的地方打钩时，其实他们并不明白这么做意味着什么。”理解我们找不到的东西也相当困难。我想起了《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的一个片段，阿瑟尔·登特躺在一辆黄色推土机前，强烈抗议他们为了给一条路让道而要拆除他的房子。地方议会的一位不友善的人士说，规划署发放拆除通知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登特先生没有看到吗？阿瑟尔结结巴巴地说，他当然看到了，但要看到它相当困难，因为它是这样被展示给任何感兴趣的居民的：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通知书被放在一个上锁的文件柜底部，柜门上写着“当心豹子”。

正如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可能预测到的那样，阅读条款和条件的时间往往比最优时间要短，我们在实际使用一个网站或应用时，需要点击好几次才能看到条款和条件，或者它们被隐藏在网站最不容易打开的地方。对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研究表明，当条款和条件出现在应用程序商店时，我们不太可能阅读它们；而当我们实际使用应用程序时，如果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条款和条件，那么会更有可能注意到它们。但是，即使我们能找到它们，我们也可能无法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无法达到大学水平的理解要求，也无法解读其中所用的模糊措辞。也许条款和条件更多的是出于对法规的遵守而不是对消费者的道德义务，所以它们已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简洁，更冗长而不是更简短。我们被信息淹没了，被即时的满足占据了，即使这些信息与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有关，我们也无法耐心地读一读。虽然霍莉自己可能并不太在意数据保护，但很多社交媒体用户确实很在意。2018年3月，有新闻报道称，Facebook的安全网被“攻破”，数百万用户的数据被“入侵”，入侵者是违法犯罪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成千上万的Facebook用户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

Facebook进一步澄清，剑桥分析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得个人数据，是因为相关人员（Facebook用户）允许第三方访问他们的数据，此时怒不可遏的情绪有所消散。也就是说，就像《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议会一样，Facebook并不总让用户方便地审查和理解他们的选择，也不总让用户行使自己对数据的控制权，所以这个案例和其他很多案例一样，并不完全是用户的错。幸运的是，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解决长期、复杂、隐蔽的条款和条件问题。例如，在欧盟，新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于2018年5月生效，要求所有处理数据的机构以“简洁、透明、易懂和容易获取的形式，使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并提供有关它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信息。这是个好消息，尽管当我浏览这些公司对我的信息的处理方式做了哪些更新、改进时，我仍然感到有些疲劳，但无论如何，现在管理我们数据的规则正在改变，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对很多事情有更清晰的认识，包括在我们去世后，我们的数据会遭遇什么……对吧？

嗯，没那么快。《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一项简短条款解释说，新规定“不适用于死者的个人数据。成员国可就死者个人资料的处理方式制定规则”。欧盟将数据保护这一令人困惑的责任推卸给了成员国，这并不特别令人意外，但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合情合理：数据保护通常不涉及逝者。涉及数据保护、隐私、版权和合同的法律一般只适用于“自然人”，即具有法律地位的活着的人。自然人享有人权，他们拥有物质和知识产权，可以签订和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他们可以期望自己的数据按照公认的标准得到适当的保护。逝者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自然人，他们没有这些权利。

虽然某些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可能会传给逝者的继承人，但个人持有的在线服务供应商账户并非如此。大多数在线服务都将“一个账户匹配一个用户”的政策作为其使用条款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互联网的隐形斗篷，即无法通过个人的身体和面部特征在网上识别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使得各种犯罪活动成为可能——身份盗窃、冒充、侵犯版权、银行欺诈、恶意通信、中伤、诽谤。当一家互联网公司不能确定它的用户是谁的时候，它就处在了责任危机的边缘。当某人去世时，合同应该解除，即使账户的内容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传递，但账户不能转让，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尼克·加扎德认为，这样的对价^[9]不太可能让霍莉感到不安。“霍莉永远不会知道她在Facebook上同意了什么，也不会知道她离开后将受到什么影响，”尼克说道，“她甚至不会想到这件事。即使它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当你处于这个年龄时，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然而，并不只是用户对这些东西感到困惑。控制了我们的数据的是公司，他们可能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涉及用户的死亡时，他们很难接受并回应说自己也负有重大的责任。当我和加里·里克罗夫特（给加扎德一家提建议的律师）交谈时，我向他讲述了金试图关闭她父亲在亚马逊上的卖家账户，但失败了的故事。^[10]“这只是一个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新领域，企业还没有把它们的条款整合在一起，”他说道，“法律并没有要求公司必须给出这些条款，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在商业上有必要，因为这是提供给客户的一项服务。我认为，当人们遇到问题并抱怨时，当公司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想：‘好吧，伙计们，我们遇到问题了，这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变得更圆滑。’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商业现实。”

我想，也许，我应该给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做无罪推定^[11]。毕竟，自从金第一次联系他们，告知她父亲已经去世以来，已经有一年半了。也许在此期间，他们已经更好地掌握了这些商业现实，所以我决定给自己设定一个任务。首先，我要试着在亚马逊网站上弄清楚，一个丧亲者应该如何处理他们亲人的账户。我打开了手表上的计时器，但20分钟后就放弃了，各条线索都断了。然后我拨通了客服热线。

“我能问一下，如果有人去世了，那个人在亚马逊上有一个卖家账户，我该如何关闭他的账户呢？”我问道。

“您想销户吗？”客户服务代表说。

“不，不，”我说道，“我不想关闭某个账户。我只是在网站上看看，如果你确实需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程序是什么，我想知道你能否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信息。”

他让我等了大约5分钟。

“实际上，网站上没有任何相关信息，”他重新拿起电话后说道，“但您需要做的只是通过安全检查，并要求关闭账户。”

“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呢？”我问道。

“您必须验证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姓名以及与该账户关联的电子邮件。”他说道，尽管他似乎也不完全确定。

“不需要填写那个人的密码吗？”我问道。

“不，您不需要输入密码。”他说道，听起来更不可信了。当我指出，只要有电话、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关闭任何人的账户，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去世时，他似乎变得更加困惑，这似乎是不对的。你不需要证明那个人已经去世了吗？

“呃，不，”他说道，听起来更慌乱了，“您不需要这么做。只需要电话号码、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您想要我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主管吗？”

我说好。当那位倒霉的客户服务代表回来时，信息就不一样了。这一次，他说，如果你有密码，你可以登录并请求关闭，但实际上，如果那个人已去世，你需要发送一份死亡证明的副本，然后它就会被关闭。我建议把这些信息放在网站的某个地方可能会有用，这样丧亲者就可以更容易地访问这些信息。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问他，我还能和谁谈谈这个想法，他又让我等了5分钟。他回来后说，“内部审查部门”的人很快就会与我联系。直到现在，我还在等待。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四处挖掘的作家，在想象一个假想的场景。我没有失去任何亲人，也没有处于悲痛之中。客服每次让我等一会儿，我对金的同情就会增加3倍。我想起了所有我听说过的其他事件，关于家庭成员遇到过令人发狂或冷漠无情的数据控制者的故事。尤其是像加扎德一家一样，由逝者的直系亲属讲述的故事，这些作为逝者之至亲的哀悼者认为，他们本应拥有比实际多得多的权利。

Ω

“当地法律”这个短语针对的是某个特定地方——我们在做某些事时所处的地方。正如我们有悲痛和哀悼的地方文化一样，我们也有关于死亡和继承的地方法律。地方不一样，各个地方的法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有些类型的法律在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一致的，比如版权法，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的公约。数据保护法的变数要大一些，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存在分歧的地方。欧洲的数据保护法可能与美国的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欧盟内部是一样的。如果你在欧盟成员国居住或经营生意，你将受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约束。但是，规定着我们去世后财产如何传递下去的法律呢？有的地方统一，有的地方不统一，各地的法律各不相同。

埃迪纳·哈宾佳博士（Dr Edina Harbinja）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极其专业的法律伙伴，她马上告诉我，我们的对话时间太短，甚至无法开始讨论细节。“我们甚至不能看每一个司法管辖区，我们只看原则，”她说道，“我们不能讨论27个或26个（欧盟）成员国，也不能讨论所有美国的州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她解释说，简言之，在美国，继承法属于州管辖，而不是联邦管辖，所以内华达州的继承法可能与新罕布什尔州的不同。在欧盟，继承法也因成员国而异。一个匈牙利人和一个芬兰人可能受同样的数据保护法和隐私法的保护，但法律对继承权的规定可能大相径庭。“继承法真的、真的不一样。”她摇着头说道。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我有很多问题。我意识到这很复杂，但我想至少试着去理解一些事情。我想知道，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数字的“东西”是否可以算作可传承的东西，作为个人财产在遗嘱中执行？你听过很多关于数字化遗嘱的讨论，但如果有人在法庭上提出质疑，你会坚持吗？Facebook的遗产联系人和谷歌的“闲置账号管理员”（IAMs，Inactive Account Managers）是否具有与遗嘱执行人相同的权限？如果你像霍莉·加扎德一样，在没有遗嘱、数字化遗嘱，也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意外死亡，会发生什么？

与霍莉不同的是，我有一份遗嘱，对于一个40多岁的人来说，这也是相对不寻常的。我是自己利用网上找到的一项服务撰写的遗嘱，而不是遵循遗嘱和遗嘱认证律师的建议撰写的，我认为我可以把我想留下的东西留给任何我想给的人。我觉得，我可以将一切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安排好，从如何处置我的财产和身体，到在葬礼上演唱什么歌曲，我的遗嘱会把这些全都确定下来。我会这么想是可以理解的。在东方世界的许多地方，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家庭重于个人，那里的法律往往规定，你必须把一定比例的财富留给特定的人。但在西方个人自治的传统中（我出身的传统），遗嘱是自由撰写的。所以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可以自行决定哪些受益人会得到我的个人财产。我假设了几乎所有东西都属于“个人财产”（包括数字化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埃迪纳解释，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和不可以用传统的物质与知识产权以及资产做什么时，一切似乎都相对简单、易于管理、条理清晰，甚至考虑到了国家之间的差异。然而，一旦我们将“数字”这个词加入其中（数字财产、数字资产、数字作品），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我问埃迪纳关于贾斯汀·埃尔斯沃思（那个在费卢杰路边被炸弹炸死的士兵）的情况。和霍莉一样，他去世时没有留下电子或其他形式的遗嘱。和霍莉一样，他很可能从未完整地阅读过有关使用该平台的条款，也不知道如果他去世了，他的数据会被如何处理。这两个例子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霍莉的数字遗产是公开可见的，而贾斯汀的情况涉及私人电子邮件。然而，与霍莉的父亲不同的是，贾斯汀的父亲能够对抗服务供应商的条款和条件，而且服务供应商给了他想要的：访问他孩子的个人数据。如第一章所述，约翰·埃尔斯沃思能够获得贾斯汀的雅虎账户里的所有内容，即使雅虎的条款与条件已清楚说明，账户持有人去世后，必须关闭该账户。贾斯汀的父亲辩称，根据加州继承法，作为直系亲属，他有权获得这些资料。

即使涉及死者，我的立场大体上也是支持保留用户隐私的，但是法院决定将贾斯汀的私人信件交给他父亲，为了试着理解这种情况，我和埃迪纳对这一具有争议的决定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指出，就在不久前，财务记录、个人记录以及通信内容都是纸质的，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希望你的私人资料在你死后不被人看见，你可以把它们保存在秘密的地方或销毁它们，又或是在遗嘱中委托一位可信赖的遗嘱执行人处理它们（在英国显然可以这样做，因为即使它们在技术层面上一文不值，它们也满足“有形性”这一要求）。纸是有形的，一箱箱的信件也是有形的。对于那些没有留下遗嘱就去世的人，在没有销毁私人信件的情况下，在世者可以自由地阅读他们想要阅读的任何东西，唯一的约束是他们的良知。所以即使它们不是纸做的，贾斯汀的电子邮件不就和纸质信件是一样的吗？法院认为贾斯汀账户里的内容类似于传统的财产，如果一个人去世后没有遗嘱，财产会传给他的直系亲属，这难道不对吗？如果作为他的父亲，约翰·埃尔斯沃思能够在一个更进步的时代，轻松地获取贾斯汀的通信和财务信息，法院可能会想，为什么现在他不能拥有同样的能力，就像其他许多悲伤的父母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那样？

“从‘重要法条’（black letter law）的角度来看，规则就是那样，它不能被视为财产，”埃迪纳说道，“它不满足‘财产有形性’的要求。但除此之外，网络信息非常个人化，包括个人数据、个性、个人身份……它们与线下那些不那么个人化的财产（传统的资产、土地、财富和金融资产）极为不同。”我争辩说，实体信件也可以是个人化的。它们可以被赋予书写者的人格和身份，它们可以作为物质财产传递给直系亲属。

“是的，这些信有一种物质性，”埃迪纳说道，“但信息更少，数据更少，也更简单。没有一个属于某家公司的账户。它是一张纸，一份有形的财产，一封信。写信的人拥有它。所以线下的信件归属更简单。在线上，一个账户包含许多不同的元素，既有中介服务供应商，也会涉及多个个体、数据、服务器。”

因此，就有形性而言，数字“资料”可能被认为与非数字“资料”不同，它可能被认为是合法可执行的，也可能不被认为是合法可执行的，这取决于当地的法律。但是你的知识产权呢？一个人的知识产权，你头脑中的无形创造可能有价值，可以以各种形式储存，并传递给你的直系亲属。埃迪纳解释说，是的，一个人的继承人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版权，时间长度取决于制度，可能是当事人去世后的50年，也可能是80年。约翰·埃尔斯沃思无法以版权为理由获取贾斯汀的信件，因为他的电子邮件既没有向公众公开，也没有被视为原创作品。但霍莉在Facebook上发布的内容，包括她拍的照片，几乎都是公开的。在网络治安官成功地将阿舍的照片从霍莉的Facebook个人页面中删除之前，霍莉的近亲希望利用版权为理由将照片（尤其是霍莉自己拍的照片）从网站上删除。也许这是可能的，因为霍莉的资料是如此公开。事实上，也许这就是网络治安官所使用的方法。但是，如果霍莉只有10个朋友、50个朋友，或者有100个朋友呢？那这种行为能算作“出版”吗？那么我呢？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我当然把自己精心制作的照片视为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我在Facebook上发布一张这样的照片，只邀请一些人来浏览，浏览人数只有300多人，而且我的隐私设置是阿尔卡特拉兹^[12]级别的，这算不算“出版”？即使我的近亲无法登录我的账户，他们能否就资料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并在我死后对其拥有发言呢？

“不清楚，”埃迪纳说道，“目前缺乏判例法。对于Facebook来说，这取决于你的隐私设置。所以，如果你对某些内容设置的是仅朋友可见，或者朋友的朋友可见，这都是一个有限的圈子，我认为这不算公开。这是个人数据，是私人的，还没有出版过，所以已出版作品的版权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但是，如果你在Facebook上的设置是公开可见，那么它就是向公众开放的，这就涉及了知识产权。围绕着它有很多问题：知识产权、数据保护、产权、合同。这是一团糟，是一个烂摊子，没有经过严格的监管。”

当我和埃迪纳谈论这个令人绝望的错综复杂的法律环境时，我感到了一种对知识的迷恋。而当我和一个叫迈克拉的人交谈时，我感到很难过。迈克拉的故事发生在实物和数字化的模糊边界上，介于有形财产和无形创意、知识产权之间，它说明当人们去世时，受到质疑的不仅仅是在线数据。迈克拉交往多年的男友卢卡是一名电影摄影师，他把他们去加州旅行的珍贵静态图片和动态影片存储在笔记本电脑上，没有做任何备份。后来卢卡突然去世了，他的家人从他们的公寓里拿走了卢卡的东西，包括这台笔记本电脑。

到目前为止，情况听起来相当清楚。根据英国法律，死者没有留下遗嘱，笔记本电脑是死者的一件有价值、有形的物品；由于这对情侣没有结婚，所以卢卡的父母是他的直系亲属。根据版权和继承法，卢卡的知识产权（他拍摄的照片和影片）也传给了他的直系亲属。起初这并不重要。迈克拉的情绪不太好，她有更紧迫的事情要考虑：她需要照顾好自己。几年后的一天，她比往常更思念卢卡，想再次看到那些照片，于是她在Facebook上给卢卡的弟弟发了条信息，问能否得到笔记本电脑上这些数据的一份副本。她得到的回答是生硬的，多少有些自我保护的意味——难道她不能早几年来要这些东西吗？笔记本电脑坏了好长时间了。迈克拉崩溃了。她一直以为，等她准备好了，就能拿到一份资料副本，但显然，这份资料永远消失了。

然而，和数字时代的所有这类案例一样，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电脑上不仅仅有卢卡的创造性产出。迈克拉也是一名摄影师，她曾用卢卡的相机给卢卡拍照，这些照片也被储存在了笔记本电脑上。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在笔记本电脑坏掉之前，他的家人已经把一些照片下载并保存了下来，那些照片对迈克拉来说具有巨大的个人和情感意义。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卢卡的家人会时不时地把照片上传到Facebook上。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拍的照片，这真的很奇怪，”她说道，“那是我的视角，是我眼中的他，它们是我的照片。”我试探性地问她，是否考虑过申请版权，这似乎很有可能成功。不过，尽管迈克拉看到这些照片会很痛苦，但她对用法律手段获得这些照片并不感兴趣。她试图通过做其他事情来接受这个事实，比如在附近的公园里种一棵树来纪念卢卡。她说：“这些事关乎成长，关乎未来。”

Ω

尽管Facebook上突然出现的卢卡照片让迈克拉产生了矛盾的情绪，但她所面临的情况并不完全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这种情况与朋友和家人之间的冲突有关，与谁有权照顾逝者的遗体以及他们的财产有关。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让我们回到我们交给在线服务供应商的数据世界中，许多控制和处理我们生活中数据的公司显然在死亡方面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其他人已经开始努力去解决这个混乱的问题，它是如此草率和令人困惑，以至于埃迪纳和我花了喝好几杯咖啡的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取得重大进展的是谷歌，在2013年，它推出了闲置账号管理员功能。与我在亚马逊网站和客服中心的经历大相径庭的是，我能够很快找到关于闲置账号管理员的详细信息，因此我最初对其透明度，对于其他用户可以访问什么内容，不能访问什么内容的用户设置方式印象深刻。谷歌用户可以指定一个受信任的联系人，当他们第一次设置闲置账号管理员时，不会收到消息，但是当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参与任何与Google相关的内容时，闲置账号管理员将收到通知。“约翰·多伊（john.doe@gmail.com）指示谷歌，在约翰停止使用他的账户后自动发送这封邮件。谷歌账户团队谨上。”这是此类通知的一个范例文本。现代公民至多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不使用谷歌，如果过了一年，闲置账号管理员就会收到这样一封邮件。用户决定闲置账号管理员是否可以访问他们所有的数据，还是只能访问其中的一部分：“约翰·多伊允许您访问以下账户数据：‘谷歌+’、Blogger（博客）、Drive（云端硬盘）、邮箱、YouTube。点击此处下载约翰的数据。”^[13]

我认为这是清晰合理的，但当我自己尝试时（使用链接并尝试用自己的Gmail账户登录），一个卡通形象就会弹出。这个卡通形象描绘了一个看起来很沮丧的机器人拿着扳手，两条腿和左臂都零零碎碎地放在地板上。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你的账户无法进行这些设置。”点击几下之后，我仍然不知道我的谷歌账户是否真的无法决定我的数据在我去世后的命运，以及如果不行的话，不能设置的原因是什么。即使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从来没有指定过闲置账号管理员，我的近亲也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我的数据。谁知道呢？“没有一家供应商曾在条款和条件中承诺，我们会这么做，”埃迪纳说道，“所以对于谷歌来说，如果你没有设置过闲置账号管理员，那么他们有一条政策，可允许他人访问一些内容，但他们说他们不会保证这一点。”

Facebook的遗产联系人能更好地保证这一点吗？我已经调查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得出了结论。这个于2015年引入的功能，看起来没有谷歌的闲置账号管理员那么细致深入，但设置起来可能更简单。正如书中早些时候介绍的，遗产联系人的权利有限。如果死者事先设置好了，谷歌闲置账号管理员可以看到电子邮件，而Facebook上的遗产联系人则无法看到私人信息。他们可以下载的档案只有来自可见时间轴的资料。遗产联系人只能添加好友，而不能删除他们。他们不能改变逝者自己的隐私设置，事实上，除了主要照片和时间轴顶部的固定内容，他们根本不能改变太多内容。我对别人在我离开后，相对而言不干涉、不侵入我的Facebook个人资料感到放心，所以我很高兴地指定我的伴侣作为我的遗产联系人，我认为这个决定会很有分量。然而，我的伴侣还不是我的近亲，所以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埃迪纳。

“告诉我，这种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我说道，“假设某人设置了一位遗产联系人。这个人不是他的近亲，而是他的朋友，或者别的什么人。假设他的父母联系Facebook员工，告诉Facebook：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去世了。他们对遗产联系人一无所知，他们说：‘我们想更改这个设置。’大概Facebook会对他们说，对不起，某某的爸爸妈妈，某某指定了一位遗产联系人，这个人负责管理这个账户，没有哪项条款规定某某去世后要更改这个设置。所以，他一直都是遗产联系人。”

“不对。”埃迪纳打断我。不对？“在英国不是这样。”她自信地又说了一遍。我有一点惊讶。我问她，确定吗？“确定。”埃迪纳说道。

我注意到这是我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感到最慌乱的一次。最近，我在多个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向英国公众保证，“遗产联系人”功能是一种控制你数字遗产的方式，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蠢。“那么……那么……在英国，”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某人可以指定一位遗产联系人，并且确信（呃，确切地说，这只是他们的臆断）此人将有权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保留该账户。但是，用户的近亲依然会出现，并且……并且……”

“法庭不会承认的，”埃迪纳实事求是地说道，“遗嘱有相应的手续。目前遗嘱还没有数字化。它必须用纸和笔签署，不可能是电子的，必须提交给法院，并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因此，电子遗嘱或任何形式的电子设置在英国根本不被认可。”我感到很尴尬，就改变了话题，询问美国的情况。埃迪纳解释说，在美国，联邦层级有一条示范法，如果各州立法机构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模板来遵循。它被称为《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简称UFADAA。当埃迪纳说出这条法律的首字母缩写词时，她笑了，但她说，法律本身是要认真对待的，因为它完全是革命性的。“这条法律明确表明，如果死者在生前用任何在线服务或技术进行了设置，表明他们想要自己的数字遗产在自己去世后以某种方式进行处理，那么对这份遗产的这种设置将会凌驾于遗嘱之上。这是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被承认。”

换句话说，在一个《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法律生效的州，Facebook的遗产联系人将具有法律效力。在撰写本书时，美国的许多州使用了《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的模板，在它们的地区实行这一规定，但并非所有州都这样做。如果你正阅读到这里，并且自信自己已经在任何平台上为自己的数字遗产做好了安排，那么你知道这项设置在你居住地的继承法中是否具有法律强制性吗？我认为你不知道。

所以，那些看起来相对简单的东西，似乎再也不简单了。我以为我能控制那些东西，其实我不能。约翰·特罗耶博士定期在巴斯大学教授死亡社会学的课程。对于每一批新生，他都会提出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能把一件数字物品传给你的后代，那会是什么？”对于我来说，答案就是我的Facebook个人资料，那些公开可见的内容。作为一名作家、摄影师，作为一个移居国外的人，我10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平台上向远方的朋友和家人描述我的生活、我的激情、我的喜怒哀乐以及我的观点，并为子孙后代记录有情感价值的事情。这不仅很有自传色彩，还记录了我小女儿的成长历程、她的性格、她的外貌。令我震惊的是，我为这件珍贵的数码艺术品所做的安排，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重要。而且我很惊讶，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一切。多年来，我一直专注于这个话题，我被认为是一名专家……我不是一名律师，但在电视和本书的这一章中扮演了律师的角色。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别人还有什么希望知道呢？我们何时才能指望我们的法律赶上新的数字现实？

就像加里·里克罗夫特所说，商业激励最终将推动企业解决问题，但现实是，只有当大问题出现并在各地的法庭上得到检验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开始选择一套适合数字时代的新法律。一个如此不同的数字时代，可能需要创建一套全新的法律，而不是对旧的法律进行修改。对埃迪纳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领域。“很不幸，”她满怀渴望地说道，“我们还没有就这种情况打过一场大官司。当我们打这场官司时，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混乱，也将引发更多的讨论。”

这些法庭案件还没有达到临界数量，事情正以一种庄严的步伐前进着，速度大约是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速度的1%。2017年，英国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发起了一场公众咨询，即围绕遗嘱问题对法律进行现代化改革，其目的完全值得称赞。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你谈到数字资产——他们说他们暂时不会监管这些资产。这听起来很愚蠢，但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立法者不想碰它。大多数参与法律改革的人仍然坚定地站在数字移民的阵营里。“我不想贬低我的同事，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把工作做好，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加里·里克罗夫特说道，“这是一个新兴领域。我想，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因为连我都被当作是对这个领域相当了解的人。有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新手，而不可避免地，其他人会比我还要落后一些。”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自己是一个伪装成数字原住民的数字移民，但我一直沉浸在死亡和数字化的主题中，我明白它的重要性。立法者所具有的数字化专业知识更少，优先考虑的范围更广，他们在法律和政府部门工作；我与失去亲人的人一起工作，与帮助他们的从业者一起工作，目睹了当前缺乏明确的法律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我明白，当失去亲人的家庭在数字遗产法律的蛮荒地带与企业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多痛苦。令人高兴的是，即使面对严格的条款和条件，以及令人困惑的法律和政策，有时也能找到解决个别问题的办法，就像加扎德一家的例子一样。这是原本可以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可能不是典型的情况。尼克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变，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家庭经历加扎德一家所承受过的痛苦。

“当然，首先，拥有这些账户的人需要更多地意识到，一旦他们去世，他们的账户会发生什么，”尼克说道，“其次，我不认为你可以一概而论。我认为……当出现需要特别关注的情况时，比如谋杀、恋童癖、虐待，公司需要考虑家属提出的要求……你需要考量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你正在销售一件产品，你就代表了一项服务和一件产品……即使你没有法律责任，也有道德上的责任。我们需要给人们机会，让他们采取行动，使整个社会、个人、近亲受益。”

道德责任。我一直认为，推动条款和条件发生演变的不是道德责任感，而是经济现实，是由于媒体报道了一件大事（比如剑桥分析公司那样的故事），引发用户强烈反对，带来威胁。我记得就在Facebook改变其纪念资料政策之前，发生了一件事（该政策是在2014年2月霍莉遇害的那一周宣布的）。一位名叫约翰·伯林的父亲曾多次请求Facebook为他的儿子杰西制作一段特别的“回顾”视频，但都没有成功。杰西今年21岁，是一名来自密苏里州的吉他手，他在睡梦中毫无征兆地去世。Facebook的政策是不为纪念账户创建回顾视频，所以他们最初拒绝了。绝望之余，约翰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不加粉饰的、充满感情的视频请求，这段视频迅速走红，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这段视频促使Facebook改变了之前的立场，他们宣布，今后将乐意向逝者家属提供回顾视频。在同一份声明中，他们做出了改变，意外地让尼克看到了霍莉的帖子，尽管他自己的Facebook账户是在霍莉去世后才注册的。

声明是这样说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保持个人内容的可见性。这样人们就可以以符合逝者对隐私期望的方式查看纪念资料。我们尊重某人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让他的家人和朋友能够继续看到他们一直能看到的内容。”理想主义的观点是，Facebook做出这些改变是出于对用户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感。更愤世嫉俗的观点是，这是出于经济考虑——保留那些纪念资料可能意味着对获取数据的特殊要求会减少，社群运营团队的工作量也会减少。也许你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但我既无法确定企业的动机，也无法确定我自己的数据在他们监管下的命运。

Ω

不确定个人数据之命运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以至于他们甚至不敢使用Facebook个人资料的纪念功能。有的人自己安排去世后的事，有的人在犹豫要不要让数据控制者知道有人去世了。他们对这一行动的过程或结果一无所知，对这些变化的真正意义既不确定也感到不安。有些人没有通知Facebook，让逝者的个人资料完全保持不变，就好像这个人还活着，或者由已经登录或拥有密码的朋友或家人管理。为了让资料保持“活着”的状态，并与去世的人保持联系，丧亲者最终可能会冒充逝者来管理Facebook。

后一类人的数量致使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个我们已经接触过，但值得更仔细研究的问题。在传统和法律上，死者没有隐私权。这种情况改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