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

2月

1日《新潮》第1卷第2号刊出胡适《十二月一日到家》、叶绍钧《春雨》、罗家伦《“雪”》、顾诚吾《悼亡妻》、俞平伯《冬夜之公园》、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诗。

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出周作人的诗《小河》。诗有序：“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来尔（Baude 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

周作人：“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是那篇《小河》，民国八年所作的新诗，可以与二十年后的打油诗做一个对照。这是民八的一月廿四日所作，登载在《新青年》上，共有五十七行，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说，摆脱了诗词歌赋的规律，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这是一种新表现，夸奖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其次是形式也就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传》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所以说到底连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苦茶庵打油诗》，载1944年10月10日《杂志》第14卷第1期）

胡适：《小河》“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茅盾：初期白话诗“注意句中字的音节的和谐。这在有韵诗是如此，在无韵诗也是如此。后者的最好的例子是周作人的《小河》。这是白话诗史上第一首长诗。”“我们在《小河》里看到了对于压迫自由思想和解放运动者的警告。”（《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朱自清：“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但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调子，变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彻底的，他能找出我们语言的一些好音节，《送客黄浦》便是；但集中名为诗而实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3月

1日《新潮》第1卷第3号刊出康白情的诗《雪后》、《“棒子面”》、《先生和听差》和罗家伦《“除夕”入香山》、傅斯年《老头子和小孩子》等诗。

15日《新青年》第6卷第3号刊出周作人的诗《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北风》和俞平伯的信《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及胡适的答信。俞平伯信：“诗歌一种，确是发抒美感的文学，虽主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发抒高尚的理想。”白话诗“（1）用字要精当，造句要雅洁，安章要完密”；“（2）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定句末用韵”；“（3）说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叙事要灵活”。关于第一点他认为“这是凡白话文，都该注意的，而用白话入诗尤甚。因为如没有这种限制，随着各人说话的口气，做起诗来，一天尽可以有几十首，还有什么价值呢？自己先没有美感，怎样能动人呢？用白话做诗，发挥人生的美，虽用不着雕琢，终与开口直说不同。”讲到第三点时强调：“诗尤与文不同。在文可以直说者，诗必当曲绘；文可以繁说者，诗只可简括。所以诗的说理表情叙事，均比较散文深一层。话说正了，意思依然反的。话说一部分，意思却笼罩全体。这无论文言白话都是一样，而用白话入诗，比较更难。”

16日 《每周评论》第13号刊出仲密（周作人）的诗《背枪的人》。

4月

1日《新潮》第1卷第4号刊出康白情《牛》、俞平伯《春水船》、顾诚吾《山中》等诗。康白情《牛》编入诗集《草儿》改题为《草儿》，诗集《草儿》改版为《草儿在前集》此诗又改题为《草儿在前》。

茅盾：“以我看来，初期白话诗的好处，——值得我们现在注意的，第一是力求解放而不作怪炫奇。这要举例，简直是举不胜举。姑且把当时最能脱离了旧传统的康白情的《草儿在前》抄在这里……这首诗里，有两字占一句的：这在当时，还是很少的‘新式’，然而我们只觉得自然得很，只觉得非这么办不可；作者也是觉得非这么办不可而这么写下的，绝没有想用形式的新奇来刺戟一下读者的眼睛的意思。只有不存心作怪炫奇，然后他所创造的新形式是有价值的。”（《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13日《每周评论》第17号刊出仲密（周作人）的诗《京奉车中》。

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刊出沈尹默《生机》、胡适《应该》、唐俟（鲁迅）《他》、胡适《一涵！》、沈尹默《赤裸裸》等诗。

胡适：“《新青年》六卷四号里面沈尹默君的两首诗。一首是《赤裸裸》……他本想用具体的比喻来攻击那些作伪的礼教，不料结果还是一篇抽象的议论，故不成为好诗。还有一首《生机》……这种乐观，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他却用最具体的写法，故是一首好诗。”（《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胡适：《应该》“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废名：“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旧体诗大约表达不出，可是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新剧里确最容易表达得出，若以之作新诗，结果只有几层意思，似乎没有什么诗的情绪了。中国的旧诗似乎根本上就不表现‘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些意思，若其所能表现的东西确乎比《应该》更成为诗。唐诗人张籍有一首诗，胡适之先生曾用白话翻译过，原作末二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虽然不像白话诗《应该》那样表达许多意思，却是很能表情的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1943年9月《文学集刊》第1辑）

5月

1日《新潮》第1卷第5号刊出仲密（周作人）的诗《背枪的人》、《京奉车中》和傅斯年《前倨后恭》、康白情《鸡鸣》、骆启荣《爱情》、程裕清《秋千歌》等诗及鲁迅致孟真（傅斯年）的信《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其中仲密的诗《背枪的人》、《京奉车中》转自《每周评论》，记者斯年按：“我们《新潮》登载白话诗业已好几期了，其中偏于纯粹的摹仿者居多。我想这也不是正当趋向。我们应当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偶一为之，未常不可。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模样。”鲁迅的信：“《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傅斯年复信说：“先生对于我们的诗的意见很对。我们的诗实在犯单调的毛病。要是别种单调，也还罢了，偏偏这单调是离开人生的纯粹描写。我很后悔我的诗不该发表。”

胡适：“后来《新潮》五号里傅君有一首《前倨后恭》的诗，——一首很长的诗。我看了说，这是文，不是诗。”因为“长诗是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本月 《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出胡适《一颗星儿》、陈衡哲《散伍归来的“吉普色”》等诗和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

胡适：“吾自己也常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和谐。例如《一颗星儿》一首……这首诗‘气’字一韵以后，隔开三十三个字方才有韵，读的时候全靠‘遍，天，边，见，点，半，点。’一组叠韵字（遍，边，半，明，又是双声字，）和‘有，柳，头，旧，’一组叠韵字夹在中间，故不觉得‘气’‘地’两韵隔开那么远。”（《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6月

8日 《每周评论》第25号刊出仲密（周作人）的诗《偶成》。

茅盾：初期白话诗中有好多“历史文件”性质的作品。例如周作人的《偶成》，据北社《新诗年选》编者的案语：“这当是‘五四运动’里‘六三运动’的一段写实。当日北京大学法科做了临时监狱，被拘的学生八百多人。后来文科也拘了二百多人。这是法科门外的样子。”……这诗在艺术上也许比不上《小河》，然而在中国的自由解放斗争史中，这诗将被记录。（《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刊出适（胡适）的诗《威权》。

▲ 《星期评论》第4号刊出大白的诗《风云》、《盼月》。

刘大白：“我学做新诗，是从一九一九年夏间开始的，到如今只有三年的历史。可是从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作品，已经无异青年人重看幼稚时代的涂鸦，虽然现在也并非成熟。”“我自己知道，我因为沉溺于旧诗词中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历史，所以我底诗\[传\]统的气味太重。由旧入新的过渡时代的诗人，本来都免不了这一点；只有周作人先生，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可是别人诗里传统的气味，都是渐减渐淡，以至于无的；我却做不到这样，差不多循环地复现著，至今不曾消灭，这也许可算得我底诗中最可指摘的一端了。”（《旧梦付印自记》，见《旧梦》，商务印书馆1924年3月出版）

7月

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刊出适（胡适）《“爱情与痛苦”》、辛白《动》诗2首。胡适诗前有序：“我的朋友陈独秀被捕之前作了一条‘爱情与痛苦’的随感录（本报第二十五号）。后来我也做了一条‘爱情与痛苦’的随感录（第二十八号）。有一天，我觉得这个意思可以入诗，遂用‘生查子’词调，作了这首小诗。”

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刊出寒星（刘半农）《云》（仿儿歌体）、辛白《怀陈独秀》等诗。

▲ 《星期评论》第6号刊出大白的散文诗《思想的监狱》。

20日 《每周评论》第31号刊出寒星（刘半农）的诗《羊肉店》（仿儿歌体用江阴方言）。

▲ 《星期评论》第7号刊出玄庐的诗《种田人》和大白的诗《应酬》。

27日 《星期评论》第8号刊出玄庐的诗《入狱》。

8月

3日 《每周评论》第33号刊出适的诗《我的儿子》。

▲ 《星期评论》第9号刊出大白《救命》、康白情《石头和竹子》等诗。

10日 《每周评论》第34号刊出适的诗《一颗星儿》。

▲ 《星期评论》第10号出刊，是期起该刊“创作栏”改为“诗专栏”，刊有季陶的诗《可怜的我》。

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刊出康白情《送客黄浦》、田汉《朦胧的月亮》、周无《过印度洋》等诗。

胡适：“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举，且引最近一期的《少年中国》（第二期）里周无君的《过印度洋》”，“这首诗很可表示这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了。”（《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17日 《星期评论》第11号刊出玄庐的诗《兵官》、《打更》。

24日 《星期评论》第12号刊出玄庐的诗《想》。

31日 《星期评论》第13号刊出玄庐的诗《哀湘江》。

9月

7日 《星期评论》第14号刊出玄庐的诗《光》。

11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

郭沫若：“民八以前我的，乃至任何文字，除抄示给几位亲密的朋友之外，是从没有发表过的。当时胡适们在《新青年》上已经在提倡白话诗并在发表他们的尝试，但我因为处在日本的乡下，虽然闻听了他们的风声却不曾瞻仰过他们的实际，《新青年》杂志和我见面是在民九回上海以后。我第一次看见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题名大意如此），是民八的九月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看见的。那诗真真正正是‘白话’，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其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那样的辞句，我看了也委实是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那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我便把我的旧作抄了两首去，一首就是《鹭鸶》，一首是《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此诗女神中似有，《诗集》中未收）。那时的《学灯》的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喜兴，于是我的胆量也就愈见增大了，我把已成的诗和新得的诗都继续寄去，寄去大多是登载了出来，这不用说是增进了我的作诗的兴会。”（《我的作诗的经过》，1936年11月10日《质文》第2卷第2期）

郭沫若：“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通起了信来。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者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了他无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也有整登着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场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道的当时的实感。但到1920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从此也就消涸了。”（《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9月20日出版）

朱自清：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穆木天：“五四”诗歌，由胡适开始，而由沫若完成；这是我在过去论沫若诗歌时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始终认为不错。沫若的浪漫主义的诗歌，使“五四”青年，在感情上得到解放。（《在风暴中微笑罢》，1941年12月15日《诗创作》第6期）

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刊出李大钊《山中落雨》、宗白华《问祖国》、康白情《送慕韩往巴黎》等诗。

28日 《星期评论》第17号刊出胡适的诗《乐观》。

29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死的诱惑》。

郭沫若：“既嗜好了太戈儿，便不免要受他们的影响。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崇拜，学习静坐，学习致良知的工夫。有一次自己用古语来集过一副对联，叫着‘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自己非常得意。那时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但在这儿我不能把详细的情形叙述。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我的作诗的经过》，1936年11月10日《质文》第2卷第2期）

10月

2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新月》、《白云》。

10日 《星期评论》纪念号刊出玄庐《忙煞！苦煞！快活煞！》、仲荪《见火星随感》等诗和胡适的诗论《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谈新诗》：“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字套数之类。但是词曲无论如何解放，终究有一个根本的大拘束；词曲的发生是和音乐合并的，后来虽有可歌的词，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终不能脱离‘调子’而独立，始终不能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制。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都是如此的。”“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

朱自清：“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胡氏以为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这四项其实只是泛论，他具体的主张见于《谈新诗》。消极的不作无病之呻吟，积极的以乐观主义入诗。他提倡说理的诗。音节，他说全靠（一）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须要用具体的做法。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茅盾：“这一理论，是初期白话诗一根大柱。这说明了初期白话诗所达到如许新形式，是依了新内容的要求而自然产生的，决不是故意在形式上作工夫。”（《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12日 《星期评论》第19号刊出玄庐的诗《悼周淡游》。

18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两对儿女》。

19日 《星期评论》第20号刊出康白情的诗《女工之歌》。

20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某礼拜日》。

22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梦》。

23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火葬场》、《晚步》。

24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浴海》。

26日 《星期评论》第21号刊出康白情《暮登泰山西望》等诗。

30日 《新潮》第2卷第1号刊出康白情《送客黄浦》、罗家伦《天安门前的冬夜》、寒星（刘半农）《铁匠》、叶绍钧《我的伴侣》等诗和俞平伯的诗论《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俞平伯诗论：“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我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会，好像我对于白话做诗，自己也不很能相信的。其实不然，我觉得在现今这样情形之下，白话实在是比较最适宜的工具，再寻不到比他更好的工具；但是一方面，我总时时感用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白话虽然已比文言便利得多，但是缺点也还不少呵，所以实际上虽认现行白话为很适宜的工具，在理想上，却很不能满足。”“以后我们做诗，要增加他的重量，不要加他的数量，这因为用白话做诗，表面看来非常容易，对仗字面韵脚，统统都可以不要，只用空口说白话，岂不是太容易了吗？但从实际上讲来并不然的，岂但不然简直相反，说白话诗容易做的，都是没有尝试过的外行话。依我的经验，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他是赤裸裸的，没有固定的形式的，前边没有模范的，但是又不能胡诌的；如果当真随意乱来，还成个什么东西呢！所以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要拿机器来试验的。白话诗既是一个‘有法无法’的东西，将来大家一喜欢做，数量自然增加，但是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社会上本来在那边寻事，我们再给他‘口实’，前途就很难乐观了！”“多读古人的作品，少去摹仿他。”“西洋诗和中国古代近于白话的作品，——三百篇乐府古诗词曲我们都要多读。这种诗都是淘炼极精的著作，我们可以学许多乖，省许多事；但是我们是要创作的，不是依赖人的，样样去摹仿他，有了古人没有我了。中国历来的大毛病，我们总要‘矫枉过正’，刻刻记在心里。”“以后我们勉力做主义和艺术一致的诗，不要顾了介壳，掉了精神。这层意思是极重要的，新诗和古诗的不同，不仅在于音节结构上面，他俩的精神，显然大有差别。我们做诗的人，也决不能就形式上的革新以为满足；我们必定要求精神和形式两面的革新。主义是诗的精神，艺术是诗的形式。新诗的艺术，果然也很重要但艺术离了主义，就是空虚的，装饰的，供人开心不耐人寻味起人猛省的。中国古诗大都是纯艺术的作品，新诗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浓厚人生的色彩上面。我们如果依顺社会上一般愚人的态度，轻轻把主意放弃了，只在艺术上面用工夫；到了后来，还同古时的‘倡优文学’‘半斤对八两’！大吹大擂的文艺革新，结果不过把文言变了白话，里面什么也没有改换，岂不是大笑话吗？”

本月 《黑潮》月刊第1卷第2期刊出开贞（郭沫若）的诗《风》。

11月

1日 《新青年》第6卷第6号刊出刘半农《D—！》、胡适《威权》、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胡适《乐观》、沈尹默《小妹》、周作人《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等诗。

▲ 《新社会》第1号刊出郑振铎的诗《我是少年》。

2日 《星期评论》第22号刊出蔚南的诗《云与波》。

11日 《新社会》第2号刊出郑振铎的诗《灯光》。

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刊出康白情《暮登泰山西望》、《日观峰看浴日》等诗。

23日 《星期评论》第25号刊出玄庐的诗《夜游上海有所见》。

24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

本月 《曙光》第1卷第1号刊出王统照的诗《秋夜对月》。

12月

1日 《新潮》第2卷第2号刊出胡适《上山》、傅斯年《心悸》、俞平伯《送金甫到纽约》、汪敬熙《方入水的船》、康白情《日观峰看浴日》等诗。

11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余捷（朱自清）的诗《“睡罢，小小的人”》。

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刊出康白情的诗《再见》和周无的诗《去年八月十五》。

20日 《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沫若的诗《夜步十里松原》。

本月 《曙光》第1卷第2号刊出王统照《初冬京奉道中》、《鹁鹁鸪》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