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

1月

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出胡适《鸽子》、沈尹默《鸽子》、沈尹默《人力车夫》、胡适《人力车夫》、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沈尹默《月夜》、刘半农《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象》、胡适《一念》、胡适《景不徙》诗9首。

朱自清：“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捡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话；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胡适：“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狠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狠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

胡适：“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例如他的《人力车夫》”，“稍读古诗的人都能看出这首诗是得力于《孤儿行》一类的古乐府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成仿吾：胡适《人力车夫》，“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是纸半张，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诗之防御战》，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1号）

罗家伦：“沈尹默先生那首《月夜》，颇足代表‘象征主义’Symbolism”。（《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

茅盾：“一般地说来，初期白话诗中写社会现象的作品，在技巧方面（不谈意识了罢），似乎不及其他的作品，如上举的《小河》、《三弦》、《生机》、《草儿在前》等等。以我看来，似乎病在说尽，少回味。《相隔一层纸》正是如此。换一句话，明快有余而深刻不足。”（《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2月

15日《新青年》第4卷第2号刊出沈尹默《宰羊》、沈尹默《落叶》、刘半农《车毯》、胡适《老鸦》、刘半农《游香山纪事诗》、沈尹默《大雪》诗6首和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尝试集序》：“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3月

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刊出沈尹默《除夕》、胡适《除夕》、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刘半农《除夕》诗4首，并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刊出《王敬轩君来信》及记者半农的答信。

4月

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刊出胡适的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新婚杂诗》、沈尹默《雪》、林损《苦—乐—美—丑》、刘半农《灵魂》、刘半农《学徒苦》诗5题。胡适文章：“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茅盾：“描写社会现象的初期白话诗因为多半是印象的，旁观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例如刘复的《学徒苦》，列举了学徒工作之繁重与待遇之不良（很有点像《僮约》），然而我们读了并不怎样感动（此诗在形式上也还离不开旧传统）。”（《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5月

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刊出唐俟（鲁迅）《梦》、《爱之神》、《桃花》诗3首和刘半农《卖萝卜人》、胡适《“赫贞旦”答叔永》、俞平伯《春水》等诗4首。

鲁迅：“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1935年3月5日《芒种》半月刊第1期）

俞平伯：“从七年春天我尝试用白话做诗，同小孩学走路一样，语法调子都很招笑的。那时候新诗正在明\[萌\]芽，不但没有法则也没有很多的模范；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做诗应守的戒律，但我很感谢欣幸这个机会，使我能离开一切拘牵，赤裸显出诗中的自我。”“后来继续做《冬夜之公园》《春水船》在《新潮》登载。以人家底批评看来艺术或稍稍进步些，但这几首诗都染上很浓厚的旧空气。且作风太偏于纯粹写景一面，也不是新诗正当倾向，所以我后来很懊悔把未成熟的作品胡乱径行发表。”（《做诗的一点经验》，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

6月

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通信”栏刊出张厚载题为《新文学及中国旧戏》的来信。张厚载信：“仆尤有怀疑者一事，即最近贵志所登之诗是也。贵志第四卷第二号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诗，纯粹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但此诗从形式上观之，竟完全似从西诗翻译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诗否，尚属疑问。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耶？”“先生等作中国诗，乃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之讥，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仆之意思，以为文学改良，乃自然的进化。但一切诗文，总须自由进化于一定范围之内。”胡适答复：“长短句不必即为西洋式也。中国旧诗中长短句多矣。”“作长短句未必即为‘西洋式的诗’也。”“沈君生平未读西洋诗，吾稍读西洋诗而自信无摹仿西洋诗体之处。”“以上所说，但辩明吾辈未尝采用西洋诗体，并非谓采用西诗体之为不是也。吾意以为如西洋诗体文体果有采用之价值，正宜尽量采用。采用而得当，即成中国体。”

7月

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刊出唐俟（鲁迅）《他们的花园》、《人与时》，胡适《四月二十五夜》、《戏孟和》，刘半农《窗纸》、《无聊》，沈尹默《月》、《公园里的“二月蓝”》、《耕牛》诗9首。

8月

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刊出沈尹默《三弦》、刘半农《晓》等诗和胡适复朱经农的信。胡适信：“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释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释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还有一层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做‘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做诗做文的规则。我们做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且让后来做‘白话诗入门’，‘白话诗轨范’的人去规定白话诗的规则罢！”

胡适：“新体诗中也有用旧体诗词的音节方法来做的，最有功效的例是沈尹默君的《三弦》……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看他第二段‘旁边’以下一长句中，旁边是双声；有一是双声；段，低，低，的，土，挡，弹，的，断，荡，的，十一个都是双声。这十一个字都是‘端透定’（D，T）的字，模写三弦的声响，又把‘挡’‘弹’‘断’‘荡’四个阳声的字和七个阴声的双声字（段，低，低，的，土，的，的）参错夹用，更显出三弦的抑扬顿挫。”（《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

茅盾：“这首诗的意境是三段，写式亦只是依意境而分为三段，完全是散文的写式，然而读了只觉得是诗，比我们常见的分行写成长短一样的几行而且句末一字押韵的诗是更其‘诗些’的。”“但是不要误会作者先想定了怎样模写三弦的声浪，刻定了那些舌音的阴声阳声的双声叠韵字，然后写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作者达到了这艺术的境地，由于诗人的‘烟士披里纯’，而这‘烟士披里纯’也不是凭空来的，却由于诗人写作前深刻的实感。”（《论初期白话诗》，1937年1月1日《文学》第8卷第1号）

9月

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刊出陈衡哲《“人家说我发了痴”》、胡适《“你莫忘记……”》、沈兼士《真》、李大钊《山中即景》等诗。

10月

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刊出沈兼士《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们》、胡适《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等诗。

12月

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刊出周作人的文论《人的文学》和沈兼士《山中杂诗》、刘半农《悼曼殊》等诗。周作人文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

朱自清：“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人道主义，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言。这也是时代的声音，至今还为新诗特色之一。胡适之氏《人力车夫》《你莫忘记》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诗为自然主义。这时期写景诗特别发达，也是这个缘故。写景诗却是新进步；胡氏《谈新诗》里的例可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22日《每周评论》第1号刊出适（胡适）的诗《奔丧到家》。此诗又刊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改题为《十二月一日到家》，编入《尝试集》改题为《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29日《每周评论》第2号刊出志希的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