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阐发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尽管阐发研究是否能代表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尚有许多争议,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阐发学特征却是毋庸置疑和争辩的事实。中国学者以及特有的跨文化经验和传统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使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走出所谓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固有藩篱,这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国际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应该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
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这一提法虽然较晚,但是有关阐发研究的实践却早已有之。中国最早的较为经典的阐发研究实例当推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叔本华的理论密切相关,他在阐述了叔本华的理论后继而推导出《红楼梦》的主题: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固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
因此,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中的“玉”不过就是生活之欲。宝玉因为“得”玉而误入尘世,因为“还”玉而根绝尘缘。“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自此成为中国比较文学阐释学的经典范例。
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大体上奠定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法”的雏形。王国维的阐发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以往在《红楼梦》中从未看到的内容和意义,甚至开创了红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即不再是传统的索引派,而是走向了红学研究中的主旨研究或主题研究。而王国维的研究也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其消极的影响。
与王国维不同的是,钱锺书的阐发研究更多属于比较诗学的范畴,他往往更加注重两种异质的文学理论的互释、互证、互见,而不仅仅是用一种理论阐释另一张理论,或另一种文学现象。杨周翰的《镜子与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也可以看做是阐发研究的经典文本。这篇文章旨在“对比并简略概述当前中西流行的两种差异极大的批评方法或倾向:其中一种用镜子来标志,另一种则用七巧板来标志”。镜子说指的是“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即文学反映论。七巧板指的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这种批评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西方现代批评家犹如一位手拿手术刀的外科医师,时刻准备切开作品的各个部分,以找出一部作品的组成零件,也可以说,如同一个面对这七巧板的整套部件苦思苦想的人。“这两套批评术语的不同表明,中国批评家所专注的是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而西方批评家则关照作品本身,不屑于费心探究作品的‘外部因素’。”[2]两个术语的不同,实际上意味着中西批评家所关注的批评对象的内容和特征的不同。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孙康宜直接选择“表现”(expression)和“描写”(description)这两个西方文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六朝诗歌。孙康宜说,20世纪80年代初,“描写”是许多美国批评家探讨的重点,而在更早的60-70年代,美国学者又特别专注于情感的“表现”问题。因此,“我把‘表现’与‘描写’用作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概念来讨论,一方面为了配合现代美国文化思潮的研究需要,另一方面也想利用研究六朝诗的机会,把中国古典诗中有关这两个诗歌写作的构成因素仔细分析一下。现代人所谓的‘表现’,其实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常说的‘抒情’,而‘描写’即六朝人所谓的‘状物’与‘形似’。我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表现与描写两种因素的互动中,逐渐成长出来的一种既复杂又丰富的抒情文学。”[3]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出版于1986年,因为如此分析、阐释六朝诗歌的著述前所未有,因此,这本书在当时竟成为“一部拓荒之作”。
当然,阐发研究的问题和局限亦一目了然。首先,阐发研究由于并不关注或重视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它依然属于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的范围,而平行研究的局限和问题恐怕阐发研究一样难以幸免。阐发研究如果缺乏对文学事实的考据,对文学现象相互联系的梳理,对各种历史典籍的探微索隐,就很容易成为空泛的议论,以西说东,以东说西,天马行空,汪洋恣意,最后成为无根之谈,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其次,在阐发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更多的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文学中的某些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和分析,而很少采用中国的理论来解释外民族文学中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这种以西释中的现象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而某些更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将中国文学直接变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在这类研究中,阐发研究的优点似乎荡然无存,而其缺点或者问题却反而突出地显现出来了。
第三,阐发研究的局限和问题自然就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局限和问题,当然,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并不仅仅局限于阐发研究,还应该寻找、呼唤和创立更多的研究方法,以适应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其实,较之学派的创立,学术实践的实际成果更为可贵,当我们拥有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并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承认或认可时,所谓中国学派的确立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总之,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或者说,阐发研究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走过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已经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果,当然也留下了许多问题或困惑,这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总结。杨周翰说:“我国早期学者多用外来的方法和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卓有成效。这个途径我觉得应当算做‘中国学派’的一个特点。”[4]虽然我们还不能说,通过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我们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但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阐发研究已确实取得了诸多卓越成果,并越来越引起世界比较文学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1] 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大师谈〈红楼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4页。
[2] 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3] 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文版序》,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页。
[4] 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