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互依赖到全球一体：基欧汉和奈的新研究
197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以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增多及其作用的增强，由于经济、石油、环境等问题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军事安全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无法全面解释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现象。正是在这种现实和理论相脱节的背景下，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寻找新的理论范型来说明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在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开拓当中，当时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基欧汉和执教于哈佛大学的奈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头羊。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1]一书中，他们用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来重新说明国家利益。
他们指出，相互依赖，“这个含糊不清的术语表达了一种理解不深但却广泛接受的感觉，即世界政治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正在代替摩根索所研究的“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在摩根索等传统现实主义者注意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和冲突性时，他们却发现了各国利益的相互依赖的一面；在摩根索把国家利益之争基本上视为一种胜负角逐（zero-sum game）时，他们却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胜负角逐可以转换成为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难分输赢的竞争（non-zero sum game）。这一定条件就是相互依赖。它是指“国家之间或者各个国家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他们强调说，相互依赖并不是均等的，也不排除相互竞争。这个概念的重要在于让人们认识到，在这个充满争夺的国际政治社会中，存在着经济和生态上利益攸关的相互依赖。
他们进一步论述道，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经常出现在各种规则（rules）、规范（norm）和程序（procedures）的网络中并受其影响，这些网络调节着行为并控制行为的后果。这一系列影响到相互依赖关系的管制性的安排被称为国际体制”。不过，他们仍然承认，这些调节和控制跨国间关系的国际体制仍然是各国政府制订的。因此，“相互依赖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国家的行为，政府行为也影响了相互依赖的模式”。[2]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出版二十多年后，已是美国南方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教授的基欧汉和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奈[3]再次合作，重新修订旧作，推出该书第三版[4]。在新版正式出版前，他们节选了其中有关全球化的部分，以《全球化：什么是新的？什么不是？（以及它又意味着什么？）》为题，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5]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试图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广泛使用的“全球化”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与相互依赖这个概念进行对比分析。
基欧汉和奈承认，如果说相互依赖是20世纪70年代时髦的国际政治经济流行语的话，那么它现在已经让位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了。但他们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含义与他们当年所理解的相互依赖大同小异。它们的相同点就是都突出在这个世界中，各个国家、各种问题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相互依赖谈的是一种条件、一种状态，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增强或减弱。全球化则暗示着不断增长的趋势。为了更确切地与相互依赖的概念相对应，他们更喜欢“全球一体”（globalism）这一提法。在他们那里，“全球一体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涉及多个大陆距离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网络（Globalism is a state of the world involving networks of interdependence at multicontinental distances）”。[6]那么，这些跨大陆的网络联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源于资本和物质的流动，信息和观念的沟通，人员和军事力量的交流，还有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诸如酸雨和病菌）的扩散，以及这些联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与相互依赖一样，全球一体也是一种能够增强或减弱的条件或状态。全球化就是全球一体的加强，而非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则是全球一体的减弱。
在基欧汉和奈看来，相互依赖指的是一种涉及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形，因此全球一体也是一种相互依赖。但它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涉及的是多种联系（multiple relationships），而不是某种单一联系的网络。比如，美日之间存在着经济和军事上的相互依赖，但不能说美日之间存在全球一体。因为美日相互依赖只是当代全球一体的部分，但它本身不是全球一体。其二，某一联系的网络被看做是“全球性的”，它必须涵盖多个大陆，而不是简单的区域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说，全球化与区域化不同，它是在更大的规模上使空间的距离缩短。
基欧汉和奈进一步论述说，相互依赖和全球一体都是多相度的（multidimensional），只不过人们常常把它们限定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有多种同样重要的全球一体：
经济的全球一体涉及的是远距离的商品、服务和资本以及与市场交换相伴的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它也包括与这些流动相联系的组织过程，诸如为欧美市场进行生产的亚洲生产组织。
军事的全球一体指的是那些部署了武力、存在武力威胁或期望的相互依赖的网络。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相互依赖的独特之处不是在于它是全新的，而是它的规模以及可能产生的潜在冲突是如此巨大。
环境的全球一体指的是那些事关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大气或海洋中的物质以及生物（诸如病毒和基因）远距离的扩散和运输。南极臭氧层的破坏和艾滋病的传播可以说是环境全球一体的典型。某些环境全球一体可能完全是自然的现象，但大部分近来的变化却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社会和文化的全球一体涉及思想、信息和人群的流动。宗教的传播和科学知识的扩散就有这种特征。通常，社会的全球一体是随军事和经济的全球一体而来的。在军事和经济扩张后接踵而来的是观念、信息和人群，它们改变着社会和市场。但在目前，由于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其低廉的费用，思想观念的流动日益独立于其他形式的全球一体。
基欧汉和奈承认，把全球一体人为地分为不同的相度显然有武断的成分，但他们坚持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分析上的方便，因为每个领域的变化并非必然同时发生。
与一些学者强调“全球化基本上是一种新现象”不同，基欧汉和奈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或全球一体，不应用“新和旧”来衡量，最好是用“初浅”（thin）和“深厚”（thick）来描述特定时期的全球化。以丝绸之路为例，它只是由少数商人参与的贸易活动，影响所及也非常有限，只能看做是一种“初浅的全球化”。而“深厚全球化”则涉及众多既深入又广泛的关系，长距离的资本流、信息流和物质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持续不断，影响到无数人的生活。今天世界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复杂运行和巨大影响就可以看做是“深厚全球化”的典范。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全球一体得以愈加深厚的过程。
基欧汉和奈认为，今天的全球化自然不同于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带来的全球化。但与20年前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引用一位新闻记者的话说，今日之全球化走得“更远、更快、更深、更便宜”（farther，faster，deeper，and cheaper）。全球一体的深厚程度可能正在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三种不仅是程度上的，也是实质性的新变化：（1）网络密度的增强（increased density of networks）；（2）制度性速率的加快（increased institutional velocity）;（3）跨国参与的增多（increased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ion）。网络密度、制度速率和跨国参与可以说是他们这篇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概念。
基欧汉和奈提出网络密度的概念看来是受经济学中“网络效应”（network efforts）这一概念的启发。经济学家在谈到“网络效应”时，是指一旦某种东西用的人越多，它就越有价值。国际互联网（因特网）就是典型。他们引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勒（Joseph Stiglitz）的话说，知识经济激发起“强大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s），常常如烈火燎原，引发进一步的创新，带来新发明的连锁反应”。更为重要的是，相互依赖和全球一体变得愈加深入，不同网络之间的系统关系也就越来越重要，互动越来越频繁。在今天的世界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影响到社会和环境领域的相互依赖，而对后一依赖关系的认识回过头来又影响到经济关系。他们举出国际贸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联系。贸易的扩大推动了一些环保标准较低国家的产业活动，而这些产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又促使国际环保积极分子行动起来，要求这些环保工作欠佳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注意环保。这些活动的结果可能会对环境上的相互依赖产生影响（如迫使有关国家减少跨越国境的污染），但也可能激起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愤怒，认为这是发达国家以环保为由压制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影响社会和经济关系。
1997年7月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网络间的相互联系。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都没能预测到这次危机。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使金融活动更难把握。1998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告诉他的听众：“我在过去12个月所了解到的这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比过去20年还多。”基欧汉和奈总结道，量大、面广、神速（sheer magnitude，complexity and speed）是今天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网络密度的增加给国际政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网络密度日益加强的环境中，不同领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越来越深地搅合在一起（intersect）。结果，全球一体很可能伴随着普遍的不确定（pervasive uncertainty），这就存在着需要政府、市场参与者和其他行为主体去努力理解和管理这些日益复杂的相互联系的体系。他们的结论是：“全球化不仅影响到治理（governance），它也被治理所影响。”从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对很多国家及其人民来说，灾难的不确定性（chaotic uncertainty）实在是全球化过高的代价。“除非全球化的某些方面能够得到有效的管制，否则，全球化不大可能以目前的形式持续发展。”
他们提出的第二个新变化是制度性速率的增加。网络密度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通讯费用的降低和通讯速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费用的降低。在基欧汉和奈看来，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核心是信息革命，它使市场的扩大和组织跨国市场成为现实。1866年电报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从那以后，电话和因特网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交换信息的费用。其影响可以从全球一体的日益加深中感觉出来。甚至在1977年，打国际电话对西方一般消费者来说仍是承受不起的，但到了2000年，你只要有一台联网的电脑，国际通讯几乎是免费的，而越洋电话也在因特网的推动下变得异常便宜。它们所带来的影响需要通过全球一体的深度（intensity）而不是广度（extensity）来理解。
其次是通讯速率从单一速率发展到制度速率。通讯费用的急剧降低加快了所谓的制度速率。他们认为应该区分两种通讯速率，一是单一速率（message velocity），即某一特定通讯手段的速度。自从电报发明以来，对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这一单一速率变化不大。二是制度速率，即某一体系以及其中的单元迅猛变化的速度。制度速率更多的是源于相互交往的深度或曰全球一体的厚度。他们以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来说明这个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人获得新闻的形式没有什么变化：从晚间电视新闻中了解一个大概，第二天再看报纸的详细报道和分析。但1980年全天候24小时播放新闻的电视网的开播和因特网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获得新闻的形式和节奏，各种新闻媒体为了争取速度上的几分几秒的优势而不惜血本。因此，制度速率拥有比单一速率更快的加速度。“它反映的不仅是单一的联系，而是网络以及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一现象是变化的真正所在。”
第三个新变化是跨国参与的增多。在谈到跨国参与行为增加时，基欧汉和奈非常自豪地认为他们20年前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假设越来越得到了现实的验证。所谓的复合相互依赖是他们对现实世界提出了三种假设（三个特征）：多个社会之间的多重角色的多重交流渠道，而不仅仅是国家；多重问题，且没有明显的轻重秩序；由复合相互依赖联系起来的国家关系与武力使用和武力威胁无缘（irrelevance）。当时，他们用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来描述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但无法概括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与第三世界相关的国际政治。
在他们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三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复合相互依赖出现的最重大的变化是，由于远距离通讯费用的急剧降低而出现的不同社会之间接触渠道的空前扩大以及行为主体的增加。那些曾经为富有者所垄断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所用。他们概括说这是技术、金融和信息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意为全球网络中参与者的类型和数量的大量增加。仅仅在90年代，非政府组织（NGOs）的数量就从6000猛增到26000。而且，不论它们的规模多大，非政府组织现在借助通讯网络所发出的声音的影响所及是以前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传媒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跨大陆的国际交流渠道迅猛增加，结果涉及不同社会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以前通常属于一国政府专管的事务诸如药物试验、劳工保障、生产标准、银行规范等等现在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讨论的是以前国际体制从未涉及过的服务业；而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加强了政府和私人机构要求国际金融交易更加透明的努力。
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前苏联及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回归西方，预示着军事全球一体的下降和社会经济全球一体的扩大。社会和经济的全球一体也推动南美洲的领导人解决它们的领土争议，以免被排除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外。因此复合相互依赖也可以开始用来分析这些国家间的关系。
不过，基欧汉和奈也承认，复合相互依赖不是对世界的精确描述，它仍然和20年前一样，是一种理想的概念（ideal concept）。首先，复合相互依赖远非普遍，90年代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司空见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战犹如瘟疫一样蔓延。信息革命和电视可以增强全球感受，但结果未必导致更大程度的和谐。其次，复合相互依赖的发展并没有暗示政治和权力的结束。甚至在复合相互依赖非常突出的领域内，在所有行为主体——不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政治很不对称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赖。尽管如此，他们相信，复合相互依赖越来越多地与现实世界的很多地方相契合，而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与旧有的世界政治图景——只注重于实力和安全的简单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相比，复合相互依赖更贴近现实世界。”显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领头羊的基欧汉和奈，是在用这一结论向新现实主义挑战。
那么，在当代的全球一体概念中究竟有那些新内容呢？基欧汉和奈最后总结说：那就是深度的或曰深厚的网络之间内在的互动联系（network interconnections），它们经常产生出乎意料的系统效应（systemic effects）。这种深厚的全球一体形式多样，因问题和区域而变。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速变的产物。全球化所带来的空间距离的缩短和交往费用低廉，产生了世界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在指出这些变化正在给世界政治带来新的内容的同时，他们也承认主权国家体系作为世界的主导结构将继续存在。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极有启发性的思路和分析框架，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是在修补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而无法从根本上取而代之。
（本文最初发表在南京大学文科强化部2001年《学衡》电子杂志）
[1]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Little，Brown ＆ Company，1977.
[2] 上述引文均出自R．Keohane ＆ J．Nye，op．cit.，pp.10—12，19，5.
[3] 基欧汉20世纪80年代后被他的母校哈佛大学聘为政治学教授，1993年由于其妻出任杜克大学校长，他又转到该校任讲座教授。奈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期间出任助理国防部长，卸任后重返哈佛，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
[4]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3rd edition，New York：Longman，2000.
[5]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Globalization：What's New？What's Not？（And So What？）”，Foreign Policy，spring 2000，pp.104—119.
[6] 对globalism的理解和翻译颇使笔者费心。从基欧汉和奈的论述来看，译为全球主义显然不妥。只好暂译为全球一体，还请方家指正。下面的institutional velocity（制度速率）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