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在冷战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中，美日两国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日关系一度决定了东亚的战争与和平（太平洋战争）；从现实来看，美日同盟是冷战后东亚地区惟一的一个两强同盟。因此正确认识美日关系的实质，是把握21世纪东亚格局的关键。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美日关系的看法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一是经济摩擦说：美日经济摩擦的“总趋势是愈演愈烈”^[1]；二是相互争夺说：美日两国争夺亚太主导权，“都想在亚太地区扮演领导的角色”^[2]；三是日本一极说：在冷战后的“亚太多极结构”中，日本被视为独立的一极，并被置于美日中三角关系或多极结构（美日中俄东盟）中加以考虑。^[3]尽管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并不全面，似未能揭示美日关系的实质。

美日关系的两项最新发展，使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美日关系对东亚的意义。经济上，美日两国在1995年6月就它们之间最严重的经济摩擦——汽车贸易达成协议；安全上，1996年4月克林顿访日时美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安全保障的联合宣言》。这两项发展不仅巩固了美日冷战时期的同盟，而且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美日东亚轴心”的新的特殊关系。也就是说，美日两国正在努力利用它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相互间牢固的同盟关系，互相配合，共同维护它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影响东亚其他国家围绕美日轴心转动。同时，东亚大部分国家，由于在经济和安全上有求于美日两国，也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这一轴心转动。

我们可以从经济和安全两方面来分析这一轴心的具体表现：

首先，经济上几十年来困扰和颇伤两国民众感情的美日贸易摩擦开始趋缓。美日经济摩擦自20世纪50年代纺织品贸易一直到80年代的汽车贸易，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以日美汽车贸易协定为标志，双方的贸易摩擦呈下降趋势。199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出现了4年来的第一次下降，1996年第一季度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只有微不足道的十几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趋缓不单是美国加外压、日本自我约束的政策性结果，同时也是美日经济关系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被认为有“一定的客观性、持续性和稳定性”^[4]。

这一趋势有两重意义。从美日双边关系看，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将会趋向平衡，两国经济政策更容易协调，美国国内反日情绪也会减轻，从而使两国的合作关系更为巩固。同时也使双方在处理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时更易协调立场。从地区关系看，东亚各国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将仿效美日贸易的解决模式。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东盟各国和中国正在步日本之后尘，因贸易顺差而与美国发生相似的经济摩擦，美日解决摩擦的方式方法不能不成为它们与美国解决类似问题的先例，即后者受制于美日模式。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就曾指出，“美日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所达成的贸易条件可能成为世界的惯例”^[5]。此外，日美两国分别是东亚地区数一和数二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东亚各国对它们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远甚于后者对前者的需要，因此，东亚各国对美日两国的经济以及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任何变动均极为敏感。

其次，美日的安全合作已从美国向日本提供安全保护扩大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6]目前美日已开始着手讨论在东亚出现不测事态时两国的防卫合作，这一合作的第一步便是1996年初两国订立的《互供物资和劳务协定》。^[7]这种协定原来是20世纪80年代美苏冷战强化时美国与北约盟国签订的。显然，美日之间的这一协定以及美日安全宣言表明，美国开始不仅把日本作为保护对象，而且把它视为较为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这一趋势也有两重意义。从美日双边关系看，冷战时期西方的亚洲安全结构中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东亚新战略》的报告书，决定在东亚保留10万人的军事力量。与美国降低在东亚军事存在的水平相对应的却是日本在1995年11月《新防卫大纲》中对日美安全体制的再三强调以及日本自卫队任务的扩大（1976年大纲只提到了3次，新大纲提到了13次）。联系到美国多年来要求日本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美国事实上已经打算让日本分担其在亚洲的安全责任。从地区角度看，尽管东亚各国对日本新军国主义抱有戒心，但出于对美国的信任，它们对日本角色的这种微妙变化并未表示明确的反对。因为在它们看来，只要美国留在亚洲，美日同盟就可以防止日本重新武装。^[8]况且，东盟中的一些国家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都与美国有程度不同的军事合作关系。

正在形成中的这一美日轴心对未来的东亚安全结构，特别是对中国的东亚国际环境将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

首先，美日轴心说穿了就是美日合霸东亚，但此时之霸业非彼时单个国家的称霸。它更多地是通过美日两国的政治合作与政策协调，确定和确立东亚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规范与惯例，来维护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共同利益。它的目标就是维护现存秩序的稳定，威慑任何潜在的外来和内在的破坏者。

其次，除中国和朝鲜以外，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由于与美日两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在安全上多多少少地依赖于美国，因此，对正在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并不感到威胁。

第三，美日在东亚的轴心对正在崛起并渴望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联系到国际舆论中先后出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人们对美日轴心矛头针对中国的怀疑不无道理。^[9]

我们必须看到，在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国间的关系主要是有胜有负的零和角逐（zero-sum game）。日本是通过1895年的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而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美国成为东亚霸主则靠的是太平洋战争。战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地位，而且也显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潜在实力。当冷战在世界范围内结束，东亚开始具备可以改变这种零和角逐的模式、建立起更为平衡和相互依赖的安全格局的条件时，美日两国不仅没有削弱冷战时期的同盟，反而采取加强这种同盟体制的举措，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东亚强国，有理由要求美日尊重中国要求改变分裂现状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权利和各种努力，也有理由为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权利采取各种必要的行动。因此，如何消除美日轴心潜在的负面影响，处理好与美日这两个东亚最有影响的大国间的双边关系，将对中国未来的国家统一和大国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就目前情况来看，试图消解美日轴心的存在，建立所谓新的三角关系（美中日）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因为美日之间无论在经济利益、价值观念，还是在制度化的政策协调方面，都要比中美、中日有更多的共同点和沟通渠道；同时，毫无保留地接受美日轴心所确立的东亚现存秩序，对于两岸分裂需要统一的中国来说，将是痛苦而不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克服美日轴心这一障碍，完成祖国的统一，成为统一而又强大的国家，将是一个艰苦和漫长的过程。

（本文最初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1] 王伟军：《日美经济摩擦的由来和发展》，载《国际问题论坛》1996年第1期，第53页。

[2] 曹云华：《变化中的美国与东盟关系》，载《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1期，第77页。

[3] 许多学者开始把日本作力独立的一极加以阐述，但具体表述不同。王纯银认为，冷战后的亚太呈多极格局，最终将“形成美、日、中、俄、东盟和印度六极”（《21世纪初的亚太安全形势展望》，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4期）；吕莲、刘大涌认为，在亚太地区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由于日美经济摩擦、日本右倾势力的增强和军力的不断增长，“日美同盟的基础必将进一步削弱”（《东亚兴起与大国关系》，载《国际展望》1996年第6期，第4页）；王逸舟则认为，亚太地区已出现由美、中、日、俄四国构成的“一个四面均为三角的几何形体，即由美日中、日美俄、中美俄、俄日中四个三角关系组成的复合关系结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480页）。

[4] 参见杨伯江：《日美贸易摩擦何以趋缓》，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3期，第20页。

[5] “冷战后的美国东亚政策”，曼德尔鲍姆1994年6月13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3—1994届学员结业典礼上的演讲。

[6] 美日安全合作的新内容可参见《国际展望》1996年第9期的有关文章。

[7] 吴寄南先生对日本《新防卫大纲》有精彩的剖析，见《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载《国际问题论坛》1996年第1期，第67—75页。

[8] 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就曾表达过这种看法，参见《国际展望》1996年第5期，第23—24页。

[9] 《日美安保体制目的何在》，载《亚洲周刊》199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