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亚地区集体安全体制初探

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东亚各国军备的急速增长，台湾海峡的潜在危机，柬埔寨的“和而不平”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在东亚确立某种地区性安全体制。

在探讨这种安全体制时，本文首先回顾一下20世纪东亚存在过的两种安全体制，然后再分析冷战后东亚的力量格局及其特点，最后探索一下新的安全体制的几种可能形式。

一、华盛顿体制和美苏冷战体制

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逐步解体。此后，20世纪的东亚出现过两种安全体制。

1．列强相互协调利益的华盛顿体制（1920—1941）

在1920年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四个殖民大国就相互尊重各自在亚太的属地和势力范围达成了一项《四国公约》。这四国加上意、比、荷、葡、中五国就中国的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达成《九国公约》，暂时缓和了列强为争夺中国而产生的矛盾，确立了它们在东亚的竞争规则。但这一体制10年后就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而动摇。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九国公约》名存实亡。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彻底摧毁了华盛顿体制。

太平洋战争改变了东亚的力量格局。美国政府曾一度希望由中国填补日本失败和英法削弱留下的东亚权力真空，充当地区警察。但中国的虚弱和内战，促使美国在战时寻求苏联的配合来打败日本，由此确立了苏联在东北亚的地位。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美苏冷战的开始，美国决定加强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重新扶植日本。二战的另一后果是英法逐步从东亚退出，而中苏1950年的同盟使苏联能够在东亚全面对抗美国。东亚由此出现了新的力量格局和安全体制。

2．相互对抗的东亚冷战体制（1950—1991）

这是一种分裂性的安全体制，对立的双方通过复杂的同盟关系形成一定的均势。冷战与当地因素结合在东亚引发了两次大国直接卷入的地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和多次战争危机。在战争的阴影下，东亚地区大体形成了由双边和多边安全条约构成的两大对抗集团。美国和菲律宾、泰国等国组成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1979）、与台湾地区（1954—1978）、与韩国（1953—）、与菲律宾（1958—）、与日本（1951—）等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与此同时，苏、中、朝、越、蒙五国之间也存在着双边同盟互助条约。这种冷战体制由于中苏分裂（1969）、中日关系（1973）和中美关系（1979）正常化而开始动摇，并最终由于苏联1991年的解体而结束。

二、冷战后东亚力量的新格局及其特点

冷战的直接结果是苏联的解体，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已退出东南亚收缩到东北亚。美国虽然不得不关闭其位于菲律宾的太平洋上最大的空军基地，但它在冷战时期对东亚各国承担的安全合作义务（除台湾地区以外）依然有效。日本作为冷战红利的最大收益者恢复了它在20世纪30年代拥有过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身份。中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脱离了苏联阵营，经过十多年的开放改革，成功地在东亚与美日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当1976年冷战的产物东南亚条约组织寿终正寝时，新的东南亚联盟出现了，东盟六国目前正努力扩大范围，有可能把印度支那三国和缅甸吸收进去，成为十国共同体。^[1]因此冷战后东亚力量格局的基本雏形是美中俄日在东北亚，美中日东盟在东南亚。

在这一格局中，只有美中日三国在东亚两个区域中都扮演主要角色。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美国是惟一的从地理上讲不属于东亚的外部大国，远交近攻的古老原则，记忆犹新的历史经验，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影响，都使东盟国家更愿意与美国保持比他们与日本或中国更密切的关系。俄国与日本并未了结的和平条约、中俄尚未“开辟的未来”，以及现政府对美国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依赖，使俄国在可见的将来也将与美国保持比它与中、日两国更密切的关系。在美中日三者关系中，日本在任何时候都会把日美关系置于日中关系之上。因此，美国仍然是东亚权力结构的核心，将在未来任何东亚安全体制中占据中心位置和扮演主要角色。

把目前东亚力量新格局与华盛顿体制和冷战体制下的力量格局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下述新的特点：

1．东亚力量格局中的外部力量逐步减少。二战后英法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东亚权力中心的地位。冷战后，俄国只是由于地缘的关系，才保住了在东北亚的大国地位。

2．东亚地区内部力量的崛起。中国从华盛顿体制下任人摆布的边缘地位，上升到冷战时代苏联在东亚的最主要伙伴，并进一步发展到今天的东亚三强之一。中国的崛起实为20世纪末东亚国际格局最重大之变化。日本在经历冷战时期美国小伙伴的身份之后，不仅恢复了其原有地区大国的地位，而且就其经济力量而言，已经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作为殖民帝国的日本。

3．美国成为惟一非东亚国家却仍保持住东亚权力中心的外部力量。20世纪20年代它是华盛顿体制的倡导者，冷战时期它是遏制苏联阵营中的盟主，今天它仍然在东亚维持着比任何东亚国家都要强大的海空军力量。

三、寻求冷战后东亚安全的新体制

在这种东亚力量新格局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安全体制？下面将逐一考察若干可供选择的安排。

1．仿效华盛顿体制，建立多边公约体系。诸如新的三国（美中日）、或四国（美中日俄）或五方（美中日俄东盟）公约，代替现存的多重双边安全条约，保持和维护地区安全，协调利益冲突。

这种新的公约体系能否克服华盛顿体制缺少强制性条款这一弱点还是个疑问。更大的困难在于，公约体系的建立要解散排他性的双边安全协定，就像《四国公约》拆散英日同盟，结束美日兰辛—石井协定一样。显然，在目前东亚各国缺少起码的相互信任、冷战残余尚未完全消除的条件下，做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

2．继续维持某种修正后的冷战体制，类似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欧洲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维持北约框架前提下，把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招安”进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保持一种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制。亚洲冷战的结束与欧洲差不多，都是苏联的解体，美国因而成为亚洲惟一一个超级大国，其冷战时期形成的同盟体系保留下来，东盟、韩国和日本的安全都有赖于美国，这似乎使美国理所当然地处于盟主地位。但实际上，美国这种地位受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美国国内的挑战。如果说美国民众在冷战时期尚能同意美国在东亚扮演警察角色并接受为此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在冷战后的今天，他们有理由怀疑美国是否有必要花大钱向自己的经济对手日本以及东盟提供安全保护，击破难以判定方向的威胁。尽管华盛顿已开始讨论美国在东亚的角色由“遏制”转向“吃定心丸”，即向潜在的对手显示间接的威慑，防止新危险的出现，以此向有关国家提供保证，使之可以不受外界威胁地从事内政和外交。^[2]这种角色在理论上说得通，但在实践中却极难把握。同时美国人民对此种角色似乎也不想接受。其次，与欧洲冷战结果不尽相同的是，中国作为苏联阵营中的叛逆者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东亚的一强。不论是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考虑，还是从政体、意识形态安全出发，中国都不接受这种以美国为主的修正版冷战体制，尽管中国可能不会明确反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3．在现有经济合作会议基础上，逐步建立欧安会式的磋商对话机制。20世纪70年代冷战能够转变为缓和，是和1972年开始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分不开的。尽管这期间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波兰军管这类突发事件，但欧安会作为地区性安全论坛一直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欧洲的稳定。欧安会的模式或许可以引进到东亚地区安全体制当中。

同时，亚太现有的经济合作论坛性组织为欧安会模式安排提供了现成的框架。始于1980年的半官方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已拥有包括美中日俄韩和东盟在内的21个成员国。始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已有17个成员国，上述国家除俄罗斯以外都在其中。后者在1993年11月美国西雅图会议期间，召开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各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这种非正式会议以后每年都将召开。这对增进东亚各国领导人相互了结，增加信任，建立工作关系，大有益处。在当今各国日益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程度，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这种经济合作会议的形式具有某种潜力发展成为既讨论经济合作又注意亚太安全的磋商机制，形成欧安会的模式。

但这种前景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首先，俄国尚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朝鲜则上述两个组织都未参加，而东北亚的任何安全机制都不能缺少这两个国家。其次，从纯经济合作会议转变为经济与安全并重的论坛可能是个艰难的过程，就连利益非常接近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经历了十几年后才由只注重经济问题发展到今天也兼顾政治问题的。

4．分别建立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多边对话的安全体制。任何东亚安全机制的建立都有赖于解决目前相对紧迫的两大安全问题，这就是东北亚的朝鲜核危机和东南亚的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东北亚的核危机可以说是冷战的残余。经过美中俄日的多方努力，最近解决核危机的前景比以前明朗得多。1993年10月17日美朝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协议包括检查朝鲜核设施及恢复南北对话，从而为最后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提供了良好的开端。10月21日，美朝双方代表在日内瓦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从而使困扰双方多年的核争端得以平息。美中俄日应该利用在解决此次危机过程中出现的多方双边磋商这一良好势头，在东北亚建立经常性，进而是制度性的多边对话机制。

虽然东南亚各国在领土、安全问题上也存在着若干分歧，但真正具有地区性意义且涉及多国利益（中、菲、印尼、马、越等国）的纠纷只有一个，这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南中国海及其岛屿的归属问题。随着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这一地区潜在的冲突在发展。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在这一问题上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分歧要少于它们与中国的分歧。中国政府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极具建设性。但是实现这一建议首先要召开一次地区性国际会议，逐步建立磋商机制，防止争执发展到失控的程度。由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良好的美中关系可能是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基本前提。中国是主要当事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这一机制的出现。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解决朝鲜核危机就不可能建立东北亚的安全体制；不搁置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也不可能维护这一地区的持久稳定。反过来讲，这两个区域的安全机制可能会因为上述问题的解决而逐步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机制确立后，统一的东亚安全体制才可能最终成型。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中国作为东亚一强的国际地位，中国应该而且能够推动这一事业。

（本文最初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4年第6期）

[1] 《东盟加紧建立十国共同体》，载日本《东京新闻》1994年6月1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4年6月28日第2版。

[2] 这一讨论可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学者M.Mandlebaum1994年9月19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3—1994年度学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美国对冷战后东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