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叶尔姆斯列夫的预先假定的意义

语言符号学认为，在表达之中，意义作为“内容”先于“形式”而存在；而表达或作为一种命题，抑或作为一种符号（词素、词位等）由思考的主体所提出。叶尔姆斯列夫认为，由此，我们找到了相关性：

Jeg véd det ikke.（丹麦语）

I do not know.（英语）

Je ne sais pas.（法语）

尽管不同的语言表达存在着多种差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和思想本身相同。意义仅仅暂时作为一种无定形的、未经分析的实体而存在，仅能够通过外在的功能来定义我们所引用的句子中每个成分的功能，正如同样的沙子可以放到不同的模具中，同样的云朵也有不同的形态，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会具有不同的形式或者构造。

语言的功能，尤其是符号的功能，在叶尔姆斯列夫看来，决定了无形的意义的形式。只有功能和形式介入，意义才得以变为可能。尽管如此，处于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之外，并且处于内容—实质和表达—实质之外的可表述的意义的预先假定，仍十分重要。

表达（expression）和内容（contenu）的符号功能指向了现象学的整体：在表达和内容这两种情形之下，符号功能联结了某种（已经以某种方式假定的）意义与它的语言学阐释，或者从更宽泛的角度说，沟通了意义与符号学阐释。符号学总是包含着一种被假定为存在的对象的符号。“的确，符号总是代指某物，某物总是处在符号之外。”叶尔姆斯列夫不赞同语法、词汇、句法的差异，然而他所认为的意义总是从形式和实质、内容和表达中产生，是一种隐藏在秘而不宣的命名意识之下的意义。这种命名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展示其先验性，甚至当它将先验性隐藏于它的替代物，即总是已经存在的对象之中时，命名意识仍然传达了一种先验的存在。我们认为语符学的本体论（substantialisme glossématique）与现象学的大厦是紧密相关的，是既包含又超越的关系。尽管叶尔姆斯列夫并不愿意讨论物理主义和现象主义的区别，但是他更倾向于物理主义。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语言形式可能是物理层面的，同时“元符号学在实践中等同于所谓的物质的描述”。然而，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学与语言相关，由此一来，它的语义领域便与表达相遇。这一领域接纳了胡塞尔的意识活动和意向对象，而表达则被视为组成意义的第二种制约。从语言层面来看，表达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语音和精神领域的活动，可以被呈现为一种多维度的空间化，也可以被呈现为一种尚未被分析但可分析的连续统一体”。但是此处存在着某种未被定义的关系，它们可以切分这一连续统一体，从而便能指与特定语言的表述相对应。同时，叶尔姆斯列夫也没有通过符号学的整体生成过程来定义表达和内容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叶尔姆斯列夫所谓的过程并非是异质生产的过程，而是一种纯粹现象学层面的文化表象。过程的概念被提出，然而却直接作为“新的组合中不断出现的有限元素”来呈现。这些元素中的任意一个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因为每一个元素都是依赖于命题意识的同样的、未说出的假定。

事实上，之所以不能区分意指展开进程中性质不同的阶段，是由于语符学中存在着语言在意指展开进程中所处位置不确切的问题。尽管组合方式有所不同，但叶尔姆斯列夫对于表达和内容的认识，建立在对口头语言意义功能的认识之上，然后在所有的意指系统中（色彩的、元音的等）重新发现这些功能。相反，在我们看来，我们必须将语言和其他的意指系统区分开来，并将语言符号（以及它所促进的表达和内容等）作为意指过程中唯一一个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意指活动，并依赖于理解主体的假定，或者由这类主体产生的阶段。

为区分语言与其他意指系统，并从元语言层面进行描述，很明显，我们需要使用概念和分类来研究前符号的功能。这些功能内在于语言，但是同时也可以获得自主性，也可引出其他意指系统。通过这种理论话语中不可避免的分类，我们指定了一个新的对象——符号态，它不可化约到意向活动—意向对象的层次，在这一类层次中，现象学和其符号学或者语用学的衍生物在发生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在主体生成的过程中打开一个基本的阶段或领域，这个阶段被意指活动所掩盖，或者说被象征态所掩盖。在被界定为符号态的领域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很有可能更具体地了解这一为了象征态而变为（斯多葛派和索绪尔层面上的）能指的运作过程。

符号态被表述为一系列的波动和记号，其中包括易化、能量转化、身体和社会连续统一体的分割，也包括意指材料的划分，一种特殊性的确立，以及这种特殊性在动态的子宫间中的排列，在一种具有韵律却未表达的整体性中的排列。德里达在他的现象学批判和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书写、痕迹和文字的功能问题，这些功能都指向了符号态的最本质层面——德里达的书写学（grammatologie）强调对意义的逃离。符号态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指称一种运作——一种在逻辑和线性顺序上都先于象征态和先于其主体的确立的运作。符号态有助于我们认识异质的功能，弗洛伊德将其称为“心身性的”。暂且不论这个词的元语言内涵，这个词的语义客观地反映了一种双重的组织制约，既包括生物学上的，又包括社会学上的，我们将其看成功能的基本先决条件。因此，“符号态”也可以被视为意义生成过程的一部分。符号态、象征态、意义生成这三个术语之间存在的词源学上的亲属关系，是一种求同存异的统一，且最终都指向主体的形成过程。符号态是一种意指过程的模态，着眼于象征态所假定（为不在场）的主体。在我们看来，与象征态相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符号态更接近，因为它凭借确切的自我意识而出现在命题之中。结构主义语言学，以与音韵学的对立或隐喻和转喻的双轴为基础，能够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态的某些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做出解释。

毋庸置疑，结构主义语言学总是从符号态中排除驱力——而驱力作为符号态的基础，也在主体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结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时，构成结构两分法的驱力就吸引了研究者的眼球。然而尽管如此，研究者们又一次移开了视线，结构主义者们仅仅将无意识描绘为一种律法的储存室，从而将其看成一种话语。由于他们只考虑了其结构主义理论和语言的关系，而剥离了驱力的基础，所以这些结构主义的运作只好依赖于对现象学的还原，正如他们依赖于命名时段的象征运作一般（见1.5）。由此，我们需要从弗洛伊德的“原初的过程”这一角度解读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运作，从而将驱力置入这些运作之中，甚至使这些运作消解在不能确定的字符中，以使它们摆脱现象学的庇护，并将其界定为可以生成能指的过程。那么，从逻辑上看，能指生成的过程先于笛卡尔主体文法序列的生成过程，但是二者的呈现是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