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配置驱力的符号态的“子宫间”（chora）

符号态最早源自古希腊语“”，意为不同的标记、痕迹、指示，先前的符号、证据，镌刻的或者书写的符号、印记、轨迹或者形态。这种词源上的参考仅仅具有考古学意义上的装饰性（这个术语最终具有众多分散的意义，所以这种解释不足以令人信服）。倘若我们将这个词的词源解释放置在比词本身更重要的地位，从而使这个术语指向一种“特殊性”（distinctivité），那么，我们将不能让它在意指过程中与符号态相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这种模态不仅假定一种驱力的“易化”（frayage）和一种对驱力的结构化的“配置”（disposition），同时还假定所谓的原初的过程，即压缩和置换所有的能量和有关能量的记录。有限的能量穿过尚未形成的主体的躯体，在主体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的配置依照施加在身体之上的不同束缚，这些束缚来源于家庭和社会结构，而这一过程则常常并且业已处于符号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驱力所负荷的能量（énergétiques）和精神（psychiques）的标记，即我们所谓的“子宫间”注1（chora），它是指一种非表达的整体，由驱力和其能动性的“停滞状态”（stases）构成。

注1这个词即古希腊语“”，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并不是克里斯蒂娃的原创。这个术语在国内有多种翻译，有译作“母性空间”“穹若”“容器”“场所”“子宫间”，张新木在克里斯蒂娃所著的《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把它译成科拉。它指的是万物被授予秩序之前的孕育的场所或空间，是存在于可命名形式之前的一种无法命名、无形的、子宫般的空间。结合其词义，本译著将其译为“子宫间”。——中译者注

我们用柏拉图《蒂迈欧篇》的子宫间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种本质上不断运动的稍纵即逝的分节，它们是由运动和运动之中短暂的停滞状态组成的。这种不确定的分节不同于所谓的配置，因为后者依赖于再现且将自身化为一种现象学的和空间的直觉，从而上升到几何学层面。尽管对于子宫间的理论描述，我们遵循它是再现话语的一部分从而作为例证，但是子宫间作为一种断裂和分节（韵律），是例证以及逼真性、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先决条件。我们的话语——所有的话语，既依赖于子宫间，同时又将其摒弃，因为子宫间尽管是可以被表达和被规范的，但它永远不能被确切地假定。由此，严格意义上，我们可以确定子宫间的位置，并赋予它一种拓扑结构，但很难使它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

子宫间不是一种假定，能够为某人再现某物，即子宫间并非一种符号；同时，它也不是一个位置，能够为另一种假定再现某人，即子宫间也非一个能指。然而，它生成的目的在于获得这个意指的位置。子宫间既非模型也非复制品，它先于形态和其镜像存在且是后两者的基础，因而只能被比拟为音律或动律。为了从本体论和无形（amorphe）中剔除能动性，我们需要在社会化身体的层面赋予能动性形态和声音（此处仅提及我们所关注的语言这一现象）。柏拉图将能动性限制在静止的状态之中，旨在将它与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哲学中的韵律相区分。无意识理论中所提出的主体理论有助于我们在没有论题（thèse）和立场（positions）的前提下，在韵律的空间中解读意义构建的过程。柏拉图在将容器称为孕育的和母性的之时，以及由于神性的缺席，将容器视为一个尚未统一的整体之时，便将我们引向了这一意义构建的过程。尽管子宫间被去除了统一性、同一性和神性，但它仍然从属于一种规范的过程。这种规范虽与象征规律有所不同，但仍然会通过暂时的分节产生断裂，之后又一次重新开始。

鉴于这种规范，我们此时已经处于意义生成的一种模态之中，这其中的语言符号并未被表述为不在场的对象或者现实界和象征界的差异。我们须强调子宫间被规范的一面：它的声音和形态的组织方式从属于一种所谓客观的配置（ordonnancement），这种配置是通过自然或者社会历史的制约来表述的，如性别的生理差异或家庭结构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社会结构总是象征态的，并通过一种中介的方式来施加限制。这种方式并不依据律法（这个术语是留给象征态的）而是通过配置来组织子宫间。那么，这一媒介（médiation）又为何物？

一些语言心理学研究表明，婴儿主体的具体操作（opérations concrètes）先于语言习得。依据先于语言和超越语言的逻辑范畴，这些“具体操作”组成了前语言的符号空间。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并不能获得操作性，而是获得一种前语言的功能性，这功能性（在身体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调节着身体、对象和家庭结构的主角的关系。我们要将前语言的功能与象征操作区分开来，象征操作依赖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要么是通过声音表意的语言，要么是通过手势（如聋哑人的手语）表意的语言，而前语言的操作却并非如此。符号态的动态功能阶段，先于符号的形成，所以它不能通过一个业已形成认知能力的主体来认知。构成符号态子宫间的功能只能在一种主体理论的内部探寻其起源，而这种主体理论不能把主体作为一种具有理解力的主体，而是在这类主体之内发掘其他的前象征功能。克莱因的理论扩展了弗洛伊德关于驱力的假设，因而可以暂时作为我们的理论向导。

驱力理论包括了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符号功能，以及一种维系和确定婴儿身体与母亲之间关系的能量释放。须强调的是，驱力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含混性的，同时还具有同化的、毁灭性的特征。正是这种双重性——被再现为一种四位一体或者是DNA和RNA分子结构中的双螺旋——使得符号化的身体成为一种永恒处在裂变之中的存在。口腔驱力和肛门驱力（pulsions orales et anales）都围绕母亲的身体构建和确认，而这两种驱力则主宰着感知运动的组织。由此，母亲的身体可以调节组成社会关系的象征律法，同时，也成了符号态的子宫间的排列规则，且后者总是处在毁灭、侵略和死亡的过程中。可以说，驱力是不连贯的或自相矛盾的结构，并且在驱力中“积极”与“消极”并存。尽管如此，这种双重性仍可以生成一种主导性的“破坏波”（onde destructrice），并成为驱力最明显的特征。弗洛伊德指出其中最为本能的驱力即死亡驱力。由此，驱力表现出一种抵抗停滞状态的破坏波，它由负荷的重复构成，负荷和停滞状态不能容忍任何一种身份，甚至不能容忍其“自我的身体”（corps propre）。也就是说，符号态的子宫间仅仅是主体生成和否定的位置，在这里，主体的统一性让位于生成主体的负荷和停滞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负荷和停滞状态称为“否定性”（négativité），从而将其与判定主体的否定（négation）相区分。

由于被生物和社会结构的种种限制所抑制，驱力的负荷经历了停滞状态：驱力的易化作用暂时固定下来，同时也标志着可以被符号化的不同物质中存在着不连贯性，如声音、姿态和颜色等。声音的（音素的）、动态的、彩色的统一或差异都标志着驱力的停滞阶段。这些分散的标记之间的联系和功能都建立在驱力基础之上，它们根据相似性或者对立性，要么通过转化，要么通过整合，实现相互连接。转喻和隐喻的原则，与作为它们基础的驱力的结构是不可分割的。

尽管我们意识到压缩和置换在符号态组织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些过程中加入最终可以作为拓扑空间再现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方面联系了破碎的身体的各个区域，另一方面也联系着这些区域和对象以及主体尚未形成的所谓“外部的主体”。这种关系，使得符号态可以被看成一种意指过程的心身的模态，换句话说，它不是象征模态而是一种连续体（continuum）的分节（在词的宽泛意义上）。这种连续体具体表现为（韵律或者语调）声音控制的（喉音或者肛门的）括约肌之间的关系，或者括约肌和家庭主角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不同的过程和关系，都先于符号和句法，我们已经从发生学的角度将其视作语言习得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同时不少将其混同于语言。这个理论可以将这些过程和关系历时地放置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在主体本身的意指过程中，它们是共时地发生作用的，这类主体是思想的主体。然而只有在梦的逻辑中，这种过程和关系才受到关注；也只有在与梦类似的意指实践，如文本实践中，过程与关系才主导着意指过程。

可以假定，这种符号分节通过生物学密码或者生理学的“记忆”传输，并由此形成了象征功能的先天基础。事实上，生成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已经确定了语言先天存在着共性的特征。象征态以及与其相关的句法和语言分类，是与他者紧密相关且通过“客观束缚”（contraintes obj ectives）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产物，这些束缚通常源自于物的（包括性的）差异和具体的、历史的家庭结构。发生学上的程序必定是符号态的，它包括原初的过程，比如压缩（condensation）和置换（deplacement）、吸收（absorption）和排斥（repoussement）、抛弃（rej et）和停滞，所有这些可以作为语言习得的先天条件（pré-conditons innées），因而可以进入物种的“记忆”。

马拉美在《文学的奥秘》（Mystère dans les lettres）一文中谈到语言内在的符号学的韵律这一问题，他不关注神秘的、阴性的语言，而注意到隐藏在书写之下的空间是有韵律的、无拘无束的、不可化约到可理解的口头翻译之中的。同时，这一空间又具有音乐性并先于判断，但却受到某种单一的保证（即句法）的制约。要想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整体引用《文学的奥秘》，但是在此，我们只引用将“文本之下的气息或乐曲”的功能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段落：

他们处于黑暗之中，一言不发，除了否认她是一个未解的谜团；免得她用裙角来解决问题，说“我不知道”。

批评家极少不偏不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无私地为了极少的利益扮演自己的角色：即将女性和女主人暴露在外，将女性的分裂或者空白呈现出来，关于某些梦境，就好像这是万物化约的标准一样。

我们在某些段落中添加了一些其他元素，它们指向文学的“神秘的”功能，并通过句法作为一种韵律被感知。

诗人被韵律的本能选中，然后跟随着这种本能，诗人并没有回避在情感释放的方式和结果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

我知道，当写作激发出一种音乐性之时，人们便想要将写作的奥秘局限于这一音乐领域。

在一些巨大的反差中，可读性的关键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保证——

句法——

……即让清晰的结构出色地适应逻辑的最初的灵光（primitives foudres）。句子在此处压抑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内容。

对于这个争论，无论必要的平均明晰度是否在个别细节上有所偏离，在语法学家看来，其都是一个整体。

很明显，对符号态的假定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中的主体观紧密相关。在我们看来，语言中的主体与先验的自我相偏离，这类主体切割先验的自我，同时打开一个辩证的空间。在其中，对句法和范畴的理解仅仅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这一主体通过与死亡驱力所主导的他者的关系，以及通过能指有效的重述的关系来发生作用。拉康的分析为我们打开了这一视野，然而在拉康的研究中，相对于主要的精神分析而言，这一研究被局限为一种次要的文本实践活动，而我们则会在拉康提供的视域下试着阐释符号态和象征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