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及南亚：帝国的迁徙自由
没有其他亚洲国家像日本、朝鲜及中国那样，执行严格的外国人政策。欧洲人对东南亚国家的兴趣及是否进入这些国家，要视当地的政治发展及经济情况而定。
整体来看，18世纪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衰退而非扩张的时代。18世纪末，欧洲对暹罗的了解基本上仍依赖路易十四与那莱国王短暂外交蜜月期（1673～1688）中所出现的许多且部分十分精确的报道；此后，双方只有少数的旅行接触。越南自17世纪10年代起分裂成东京的黎氏北朝及由北朝分裂出来的阮氏交趾支那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特别活跃成功，同时也益遭敌视。1624年起，亚维农的耶稣会修士亚历山德罗（Alexandre de Rhcdes）奠定了传教活动基础，并于1650年出版了有关东京的第一份民族史论文，其他的传教信息也随之而来。第二份资料是中文的报道，主要来自有朝贡义务及汉化的东京；耶稣会修士在欧洲传开了这份资料。直到17世纪末，西方商人才经常造访越南。马戛尔尼外交代表团在前往中国途中，曾在沱灢湾（Turon）短暂停留，出版了一些报道，不过只限于沿岸部分。缅甸、老挝及介于暹罗与越南间、颇受蹂躏的柬埔寨，比其他位于印度后方的国家更少受到造访。1727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冒险报道，大概一直是西方有关高棉最常被引用的资料。
亚洲罕有人前往旅行的地区，自然包括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直到尼泊尔廓尔喀族和中国间的冲突引起英国人注意前，传教的个体旅行家——特别是耶稣会修士伊波里托·德西代里，他是第一位描写圣山冈仁波齐峰（Kailas）的欧洲人——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东印度公司两位政治代理人——威廉·奇克帕翠克（William Kirkpatrick）及更为重要的弗朗西斯·汉密尔顿-布坎南（Francis Hamilton-Buchanan）——的报道主导着欧洲19世纪的尼泊尔图像。17世纪欧洲几乎无人知晓“西藏这个大型瑞士”，而18世纪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德西代里的报道没有出版。再一次，中文的资料相对最为可靠。沙皇前来朝圣后，佛教臣民带回的传说传到了俄国。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1774年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接着在1783年派遣塞缪尔·特纳出使西藏。两人都写下详细生动的报道；特纳的报道在1800年出版，而波格尔的要到1876年才由手稿中整理出版。由于文献稀少，少见的资料便特别突出。不过，波格尔和特纳的报道当之无愧。《喀布尔王国记》（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Caubul，1815）也是如此，那是约翰·马尔科姆爵士的朋友暨同事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通在他1808年出使回来后所撰的作品。1722年，阿富汗人入侵波斯时，即已踏入近代史的舞台，但直到艾尔芬斯通，才出现关于这个在帝国时代保有其独立性，且欧洲人从未轻易进入的国家的报道。
相反，没有其他亚洲国家比印度更易进入，没有其他国家在17世纪即已被密集造访。莫卧儿王朝允许欧洲人自由旅行，换句话说，并不理会外国人。在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中，外国人根本不会引人注意，甚至无足轻重。欧洲人加入了王位继承者之间的战争。他们任职于宫廷，致力于贸易。在18世纪，有些欧洲人以军官及武器技师身份受雇于印度大公。和中国与越南相比，传教活动在印度扮演着次要的角色；有关印度的文献，并非由传教报道主宰。在18世纪，也还有英雄般的个人旅行家前往印度。没人比亚布拉罕-扬金特·安奎特-杜培宏（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更能体现这种类型。他是个怪人，一位语言天才（奠定了古波斯语言及文学的研究），空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讲求精确的地理学家及现代政治局势的冷静分析家。安奎特仇视英国，这有点不合时宜：在步入老年后，他还恳请拿破仑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印度，并自告奋勇率军远征。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已无可动摇，有关印度的文献所用语言全是英文。
在英国人征服并建立起其帝国威望的地区，旅行的特质也跟着彻底改变，由冒险变成了公务活动。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下，危险的再也不是当地人，而只是炎热、疾病及偶尔会打扰艺术之友参观印度庙宇与如画景色的老虎。约1770年至1830年间的印度内陆之旅，几乎全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的活动，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旅行是在胜利取得的军事阵线后方。除了行政长官、税务人员、土地测量者及制图师，现在亦有心平气和且不带偏见撰写被征服的民族及胜利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此旅行，因而诞生了伟大的作品：詹姆斯·伦内尔（James Rennell）撰写的莫卧儿王朝的历史地理及当代地理，詹姆斯·格兰特·达夫（James Grant Duff）撰写的马拉塔族史（大英政权最危险的印度对手），或弗朗西斯·汉密尔顿-布坎南——“观察最敏锐的印度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对南印度乡间社会经济的微观剖析。第二种旅行形式则是跨界突进：越过帝国的安全界线，进入日后可能合并的地区或只是一再反抗的邻国。于是欧洲人造访并描述了旁遮普（Panjab）的锡克族、俾路支人及其他一些民族。随着帝国建立，边疆文学也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