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抵达长城

是否能够广泛深入地了解亚洲的不同地区，主要视其是否易被欧洲人接近。不同于19世纪后半叶，许多亚洲政权在18世纪尚能控制外国人的进入与流动。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东亚。朝鲜是一个完全闭锁的国家，可算特殊个案，而日本则与其相当类似。整个18世纪，日本严厉执行锁国政策，只有荷兰人还被允许在人造的出岛上继续经营他们的小商行。1708年，在镇压基督教70年后，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是1853～1854年门户开放前最后一位冒死进入日本本土的传教士。他立刻遭到逮捕，1714年11月死于被囚禁的地洞中，可能是饿死的。英国人对日本不太感兴趣，也或许是认为在遭遇日本人及荷兰人的共同抵抗时，任何冒进必然会失败。英国在拿破仑发动战争之际占领了荷兰的殖民地爪哇后，于1813年派遣两艘船舰前往长崎，以打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但他们最后不得不折返爪哇，一无所获。他们也把原本准备献给幕府的礼物中最珍贵的一样，即一头活生生的大象带了回来，这头大象让那些登船的日本官员彻底察看了一番，也在日本——是当地所见过的第四头这种动物——留下深刻印象。

18世纪时，沙皇王朝发展成北太平洋最活跃的海上强权，但也未让日本人特别重视。1811年7月，当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宁船长来到千岛群岛南方从事地理测量工作时，他和六名同伴因为之前个别俄国人进行武装骚扰、在千岛群岛住民之间所造成的不安，遭到日本警卫扣押，被拘禁长达26个月之久。这些俄国人得到不坏的待遇，但日本人使用各种特务工作的技巧，从他们那里套取信息。尽管戈洛夫宁船长和陪伴他回来的里科尔德（Rikord）船长事后发表了富启发性的报告，但是透过此次接触，日本人的欧洲学或许比欧洲人的亚洲学取得了更大的收获。至少1804～1805年，亚当·约翰·克鲁森斯腾船长率领的俄国第一次环球航行队伍已未得到盛大的接待。克鲁森斯腾可以仔细探勘日本周围海域的水文地理，但几乎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在陆地上只见到长崎。唯一能接近内地的机会，便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代表身份，前往江户参拜幕府——荷兰人仿佛被分封者一般，必须定期踏上这约90天左右的宫廷之旅。然而，路线总是一成不变，而且透过安格贝特·坎弗1691年至1692年的出色报道以及卡尔·彼得·桑伯格1776年稍嫌薄弱的复述，已为欧洲熟知。

中国的情况类似，却又完全不同。1860年以前，对西方人而言也说不上有迁徙自由，但仍有更多的旅行及获取信息的机会。这可分成三类。首先，清帝国的海外贸易不像日本那样受到严格管制。基本上，中国当局并不在乎哪些外国人造访了由葡萄牙人管理的澳门及广州的欧洲商行。几乎所有文字记录的中国之旅，至少都会略微描述广州。若有谁跨不出广州，便使用一个奇怪的假说来掩饰窘境：反正中国到处看起来都是同一个样子。

18世纪，耶稣会修士仍然继续着他们的中国报道。17世纪，教士在宫廷中的地位、在文官学者中的威望及所具备的科学知识，要比后继者来得高。在早期他们留下许多依据在众多省份跋涉旅行而撰写的优秀风土描述，特别是阿瓦罗·赛门多（Álvaro Semedo）于1642年出版及加布利耶·德·马加耶斯（Gabriel de Magalhães）于1688年出版的书籍。不过，直到1688年2月，第一位法国耶稣会修士抵达北京后，欧洲读者才开始被有关中国的文献淹没。18世纪中期左右，法国人或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已凌驾于对某些欧洲边陲国家的认识之上。路易·勒·孔德（Louis Le Comte）的科学成就没有一些修会兄弟来得高，却是一位机灵的作家，在1696年出版了一本很快受到多方引用的风土人物入门书。1702年起，《耶稣会士书简集》在巴黎出版，定期收集传教士来自北京及东南亚的信件。1776年，即1773年解散耶稣会后，《耶稣会士书简集》改称《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风俗论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 des Chinois），直到1814年共出版了16册。1735年时，相关材料已相当丰富，巴黎耶稣会修士让-巴蒂斯特·杜赫德已能据此写出四大册的中国百科全书。该书不久便被译成英文、德文及俄文，成为有关中国的重要权威作品。1742年，学者暨作家的郎格莱-迪弗雷努瓦已可以说，“大家详尽正确地认识今日的中国，已如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修道院院长格罗西耶（Grosier）50年后再度更新信息，并于1818年至1820年出版了耶稣会有关中国的最后一批信息。大约自1710年起，耶稣会在北京宫廷中的地位下降，而那是他们之前必须完全仰赖其庇荫的地方；18世纪30年代起，他们只不过是紫禁城中的技术人员。在他们最开通的支持者康熙皇帝于1722年去世后，基督教在中国完全陷入困境，内陆传教愈来愈困难。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耶稣会修士在内陆周游的机会逐渐减少。他们在大城市受到排挤，变得较依赖运用中国文本，而不是自己的经验。

第三种在中国旅行的形式是外交使节团。对非传教士来说，没有任何机会认识中国内陆。1692年至1795年，共有三个俄国使节团、两个葡萄牙使节团、一个英国使节团及一个荷兰使节团来到中国。每个这类旅行都记载详细，最佳的要算1792年至1794年的马戛尔尼代表团。1805～1806年，尤里·戈洛夫金（Jurij A. Golovkin）伯爵率领俄国使节团再次出使中国，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后来的客人尤利乌斯·冯·克拉普罗特也在其中。但他们在中国边界就折返了，因为在外交礼仪上没有达成共识。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第二次英国代表团，也因类似原因失败，不过，他们毕竟还是抵达了北京，并促成霍尔船长额外前往朝鲜及琉球群岛。由于代表团走的是不同路线，而非日本宫廷之旅的标准路线，路上所见所闻也因而不同。中国当局提供运输工具及住处，西方外交官基本上只见到对方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1830年时，有些访客及报道表示中国部分地区几乎仍未受现代旅行家探勘，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关于这个国家所有省份的旅游报道，要到1900年左右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