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东：古代朝圣团

伊朗是政治权力关系的另一个例子。1783年时有理由这样说，波斯是所有亚洲国家中被欧洲人研究最透彻的一个。萨非王朝（Safawiden）（1501～1722）的国王允许迁徙自由，欧洲旅行家也充分利用这一自由。为何波斯会吸引如此众多的饱学旅行家，原因难以断定。在文艺复兴后期，一个旅行初兴的时代，波斯这个奥斯曼帝国的东边敌人，是一个比不断和欧洲发生冲突的土耳其更加欢迎欧洲人的国家。近代伊朗的奠基者国王阿巴斯一世（Abbas Ⅰ）（执政期为1588年至1626年），是东方第一位对西方开放，并似乎完成类似都铎英国或法国亨利四世所进行的政治现代化的君主，比彼得大帝早100年，比明治天皇及其幕后推手早250年。17世纪，当萨非王朝的辉煌逐渐褪去，阿巴斯一世的几位后继者成了凶残的“东方专制”的真实典型时，波斯仍有其他吸引人之处：通往印度洋及在陆路上通往印度次大陆的地理位置、文化古国的声誉、宜人的气候、“波斯波利斯”的废墟——按1754年一本旅游导览所言，是地表上最壮丽的废墟。

18世纪伊朗之旅的文学文献数目大减，且无任何新的旅游及风土描述能和17世纪的科学及文学叙述的高峰期相比，其原因并不在于像日本那样实施计划性的锁国政策，而是1722年阿富汗的入侵及之后国家体制的瓦解。除了波斯波利斯的一些零星访客外，波斯不像小亚细亚、埃及及后来的印度，能吸引前来学习的旅行家及观光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在亚洲国家旅行，没有比无政府状态的波斯更加危险的，也没有其他国家在贸易及战略上如此不具吸引力的。直到拿破仑战争及英俄大结盟时期，波斯才在帝国冲突中以同盟角色或缓冲地带获得新的价值。1800～1801年、1808年（彻底失败）及1809～1810年，印度总督三度派遣以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为首的外交使节团前往波斯。这些经验都记载在马尔科姆爵士所撰《波斯史》的后面几章中。如此一来，在19世纪早期，波斯之旅便被政治化了。

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周游的可能性及旅行参访，基本上没有任何资料，个别地区的差异过大。18世纪，亦有数千名欧洲人以被绑架者及被勒索赎金者的身份与北非的伊斯兰地区，即强盗之国阿尔及利亚打过交道，该地统治者只是名义上臣服于苏丹。一批仿莫扎特模式“被囚在东方……”的囚徒报道文学因此出现，其中也有外交官、神职人员及前往旅行的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由于希罗多德的描述，埃及一直是欧洲人心目中的法老之国，尽管距离欧洲不远，但它在17及18世纪早期吸引到的访客，却不比伊朗多出多少。这绝不是政治上有无旅行机会的问题。亚历山大港有人参观，或许还包括开罗及金字塔；由红海前往印度的旅行者会经过苏伊士，朝圣客也会拜访西奈山上的圣叶卡捷琳娜修道院。

大约1585年后，有过近代第一批学者参访埃及的旅行潮，最大收获便是牛津大学天文学及数学教授约翰·格利弗斯（John Greaves）的《金字塔志》（Pyramidographia，1646）。直到19世纪，这本书仍是对金字塔最为科学的描述。几乎在同时，亨利·布朗特提醒大家，除了法老的古埃及，亦不要忘了当代埃及——一个生动的大国。第二波旅行潮约在1740年，两位伟大的旅行家——一位是饱学又勇敢的理察·波考克（Richard Pococke），他也是知名的古希腊语文学家及冰川研究者，另一位是丹麦船长弗雷德里克·诺顿（Frederik Norden）——分别深入上埃及，并在配上华丽插图的大型著作中记述自己的旅行。不过，不管是他们还是后来追随他们足迹的其他旅行家，都未牢记布朗特的劝告。对欧洲而言，当代的伊斯兰埃及（也包含部分基督教科普特族）依然隐而未显，除了17世纪二度来到埃及的约翰·迈克尔·万斯雷本（Johann Michael Wansleben）所留下的札记这个例外。直到萨瓦里（Savary）1785年至1786年的旅行信简及沃尔尼1787年的划时代报道，“生活在现代的”埃及人才进入欧洲大众的意识中。

直到那时，都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好古观点成为认知埃及时的主流。在埃及，见不到传教活动（像在中国及越南）、贸易（在日本）、外交（在暹罗、波斯）或殖民行径（在印度、爪哇）等现实利益。对伊斯兰有兴趣者，自可在伊斯坦布尔更为轻松地研究逊尼派。然而，又是英法间的世界利益冲突改变了这个现象。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军事冒进行动成功，同时展开了帝国方志学的时代。这个国家促成的集体计划规模宏大，连英国在印度的活动都相形失色。1822年，商博良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埃及学这门新的学科跟着诞生。

小亚细亚，也就是狭义的土耳其，是亚洲最常被造访的地区。甚至在与基督教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基本上还是可以在小亚细亚旅行。伊斯坦布尔是亚洲最著名的城市，亦可以说是欧洲最宏伟的城市，在规模和美丽程度上胜过其他城市：“我们在法国没有可以和其相比的东西。”就如同前往罗马、巴黎或维也纳一般，观察家于旅行及写作时“衔接着前人的足迹”，原创的作品愈来愈难见到；多数的记述作品出自法国人之手。

尽管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文献汗牛充栋，旅游及报道作品这种文类还是少见。正如在所有其他伊斯兰地区一样，天主教及新教的传教活动几乎完全绝迹。使节团类的报道——对了解中国、暹罗、波斯及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来说都相当重要——无足轻重，原因是欧洲强权在伊斯坦布尔——在亚洲也只有该地——派驻常任大使，因而没有必要周游该国。这样的使节或大使都是饱学之士，或至少赞助着其他人的科学活动。少数一些人有足够能力与兴趣自己写书，像1747年至1762年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爵士，他是一名杰出的土耳其学家，亦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及威廉·琼斯爵士的朋友，或许也是18世纪英国最优秀的土耳其专家；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使安得罗西（Andreossy）伯爵，他写过一本有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然地理及伊斯坦布尔水道的作品。不过，特别重要的方志作品却是出自低阶的外交官。博学的保罗·莱考特将自己1667年至1678年在士麦那（伊兹密尔）担任英国领事的工作经验，转成土耳其王朝的（当代）历史。在1799年至1807年间，博学多才并勤勉不倦的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曾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担任奥国的各种外交职务。在波特和哈默-普格斯塔之间的世代，伊格纳斯·穆拉甲·多桑算是最优秀的奥斯曼帝国专家，尤其熟悉该国的司法体系及文化。他原籍亚美尼亚，先是长年担任翻译人员，1782年至1784年为瑞典代办，1795年至1799年为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他根据研析史料而完成的《奥斯曼帝国概述》（Tableau générale de l’Empire Othoman，1787-1820），内容翔实，对2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学来说仍是“不可或缺”。

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少有或从未有欧洲人造访：内陆的安纳托利亚、黑海的部分地区、波斯的边区、利比亚、商队路线以外的美索不达米亚，或是直到卡斯腾·尼布尔才仔细探勘的也门。造访希腊及小亚细亚沿岸的频率则特别高。在这期间旅馆大量出现的伊斯坦布尔，于18世纪后期成了贵族骑士之旅的东边终点站：人们由维也纳经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及亚得里亚堡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再继续搭船前往意大利或马赛。这条路线还可顺道造访雅典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古代遗迹。古希腊两度在此被重新发现或重新架构：一次起自1755年，出现在约翰·约阿希姆·温克曼（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的想象及艺术理论中；一次是在1751年，透过两位年轻的英国建筑家詹姆斯·斯图尔特及尼可拉斯·雷维特（Nicholas Revett）之手，他们由“艺术爱好者协会”派出，拿着专业的画笔。许多旅行家跟随着他们的脚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地前来学习及修身，有些人主要是来收集纪念品及掠夺。1801年至1803年，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即艾尔金（Elgin）伯爵七世，侵占了部分帕提农神殿的檐壁雕饰（并在1816年卖给英国），他便是此类人物的代表。出使中国的外交代表团成员会偷偷把长城或北京城墙的砖石藏在口袋里，并在瓶子中灌满黄河水，相形之下，奥斯曼政府简直就是无能或无所谓，才会容忍私人在古代遗址上大规模挖掘。不过，一些旅行家过分的为非作歹行为，却难掩许多造访希腊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博学访客共同在19世纪初奠定的此区生动的方志研究。英国的炮兵军官威廉·马丁·黎克（William Martin Leake）几乎和弗朗西斯·汉密尔顿-布坎南的科学性南印度研究同时，且运用类似的方法学，完成了一本有关奥斯曼帝国希腊化地区的详尽地理描述。

黎克及布坎南作品中那同时为帝国政治战略利益服务的严格科学研究，并不符合大众口味。诗人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首创一种只先出现在地中海地区、深具文学魅力的新式主观学习之旅。1806年至1807年，他由巴黎出发，周游了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及突尼斯，再回到巴黎。他并不反对偶尔带回小礼物的行径——“我一直都偷拿一些途中名胜古迹中的东西”——但他最在乎的，还是古迹及圣地中的宗教经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感性经验，而不是波考克这类旅行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夏托布里昂前往埃及与巴勒斯坦旅行，是要更进一步想象圣经的故事。夏托布里昂可以一直嘲笑同行者的古代妄想，但在巴勒斯坦，他不想让别人注意到自己因为不断受基督教感动而显得疲惫的样貌。

当我们认定这些旅行家只对自己周游过的古代遗址和圣经纪念物而非当代风土人物感兴趣时，并不算冤枉他们。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令人讨厌，只是因为受雇而无法避开；至于喜爱幻想的古希腊爱好者，也很少幻想在希腊牧羊人身上见到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后裔。这类古代朝圣者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中：他们到东方旅行，却从未抵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