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心中的素朴丰碑

一个政治领袖若能切实地为百姓谋福利，那么，他即便在去世之后仍然能赢得人民对他深深的敬意。《诗经》中有一首名为《甘棠》的诗，就是普通百姓为怀念一位政治家而作：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砍它，召伯曾宿在那树下；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折它，召伯曾歇在那树下；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拔它，召伯曾停在那树下。

召伯是谁呢？他姓姬，名奭，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驾崩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幸亏得到两位贤臣竭心尽力的辅佐。这两位贤臣，一位是周公，另一位就是召伯。召伯深得民心，在他去世之后，百姓爱人及物，连与他相关的树都不忍心砍去。

身为国家重臣，召伯为什么不在庙堂之上，而坐在甘棠树下呢？古代的学者们对此产生了争议。很多人认为他是在树底下“听讼决狱”，也就是送法下乡、现场办案。可是清人方玉润不以为然，反驳说召伯既为天子大臣，出去办案自然该坐在衙门里，再不济找间房子总不难，干吗非得在田间地头树下坐着？难不成是要故意博取“爱民勤政”的美誉？倘若召伯真的如此，那么“其伪亦甚矣”，太能装了！起初我觉得方玉润有点迂，偏要在“决狱”这事上较真，读到一个“伪”字才明白，大概方氏看过了太多打着亲民幌子沽名钓誉的官员，对种种造作的姿态深恶痛绝，所以坚决不信贤德如召公也会如此“作秀”。

从古至今，“作秀”本就是政治生活的常态，甚至是政治家们无法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吞蝗虫”的故事就是典型。某年蝗虫成灾，李世民在视察农业工作时，捉住了几只蝗虫，一本正经地跟蝗虫说：你们吃粮食就是害百姓，百姓如果有错，应该由我这一国之君承担，你们要是有灵，就把我的心给吃了，别伤害我的子民。说完就把蝗虫往嘴里扔。这场“秀”激发了士气，聚拢了人心。不过唐太宗之所以被尊为“千古明君”，绝不在于他吞了几只恶心的虫子，说了几句感天动地的话语，而是因为在“作秀”之外，他还能踏踏实实地做事。“贞观之治”是靠做事做出来的，“作秀”仅仅是锦上添的那点儿花边而已。

“作秀”，可以赢得关注，笼络一时之人心；做事，方能赢得尊重，稳固长久之基业。百姓未必讨厌“秀”，“秀”得好的确可以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但这“秀”绝对离不开一个前提——做好分内的事，用心为民服务。否则所有的“秀”都会沦为虚伪拙劣的演出。

方玉润提出，后人之所以如此珍爱甘棠树，是因为召伯曾经“劝农教稼”，他向百姓传授农耕知识，和大伙一起流汗出力，累了就在树下歇息。后人不忍心砍树，是因为它不是“作秀”的道具，而是造福人民的纪念碑。

伟大的功绩不需要镌刻在官方的“德政碑”上，它就像一棵茂盛的甘棠树，牢牢扎根在人们的心里。“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马屁吹捧如浮云，而这份朴素绵长的惦念，这份思人爱物的温情，才是人民对一个政治家最高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