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圣的文本

我欢快地收集着地上的花朵，

这些他人不经意掉落的花朵。[8]

道伯特别钟爱词汇，钟爱这些词汇的流传。不是这些词汇受到了损害、曲解或篡改，而是人们为了解密这些完整词汇的意义而显得过于天真，过于随意，过于缺乏想象力了。In dubio pro verbo［遇有疑义，即依词汇］这句话道出了道伯的基本态度。对他而言，文本就是神圣的，而不管这些文本本身是神圣的文本抑或世俗的文本。他的这种态度从一开始便是如此。

1936年，为了一个在所有文献中均出现过的词erit，[9]道伯一直殚精竭虑，指出它的“将来时”形态，最终他讲述了一个有关Lex Aquilia［阿奎利亚法］[10]的全新而迷人的历史，[11]说明这个词从哈罗安德（Haloander）[12]时代开始，就为罗马法学家公会所质疑，并被订正为fuerit。[13]稍后的1938年，为了使一些词汇，如animus［灵魂］、affectio［情感］连同其所在的文本从当时流行的“拜占庭诗歌”（Byzantine poetry）式的怀疑和论断中摆脱出来，[14]他又一次站了出来。而其对手则是维亚克尔博士（Dr.F.Wieacker）。[15]他冒失地作了篡改（Interpolation）的推测，从而将societas［团体、共同性］一词考订成古典罗马法学领域中的诺成合同（Konsensualvertrag），并因此将其作为尤士丁尼的编纂者的一个发明而予以贬低。维亚克尔是普林斯海姆（Pringsheim）[16]的学生，道伯是勒内尔（Lenel）[17]的学生，二者早些年曾一同在弗莱堡大学求学。1938年道伯通过电报去信德国，称“consensus［一致、相符］一词在古典文献中的使用并无consensus之意”这种说法并使其信服（同时亦缺乏相应的文本）。于是，在这两个几乎同龄的弗莱堡人之间，出现了一条再也没有合拢过的学术壕沟。而使他们分道扬镳的不仅是英吉利海峡，更是稍后的大西洋。

道伯忠实于词汇，一直致力于更精确地聆听，培养（抑或生来如此）对细微的差别、音准、弦外之音的绝对音高感（das absolute Gehör）。在1956年出版的《罗马的立法形式》（Form of Roman Legislation）一书中，他分析了（法律）规范的语言：videtur[18]一词听起来很适当，它包括了错误的可能性，作为拥有权威性的直接命令形式，它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大的说服力，尽管这种权威性只能持续五年（lustrum）时间。此外，他于1969年出版的《罗马法》（Roman Law）一书在很大部分上亦由语言分析组成。罗马法史首先是词汇史，比如在由动词形成名词的变化趋势中显示了罗马法的演变。动词的名词化（Nomen actionis）显示了抽象化、系统化和制度化，[19]也就是通过使动词与名词隶属于一个词目的罗马法学词汇（Vocabularium Iurisprudentiae Romanae）隐藏了一种法学思想本质上的移动。“很明显，现在所需的就是罗马法历史的彻底重写。”[20]除此之外，名词也“适合于正式的、权威的宣判”，因此19到20世纪“由于其对力量的赞赏”而偏爱damnatio memoriae［记录抹煞之刑］、[21]rescissio actorum［行为撤销］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怪物——“这些都是瓦格纳式的景象（all Wagnerian images）”。[22]

道伯在美国的《圣经》翻译中发现了非常现代的“景象”。[23]他发现《马可福音》5：36（“不要怕，只要信！”[24]）被译作“害怕（Fear）是没用的，所需要的只是信任（Trust）”——“这让人震惊”。不仅是鲜活的动词被抽象冰冷的名词替换，而且还混入了一个关于有用性和必要性的恣意判断：“对我们的先锋派（avant-garde）来说，一个预期行动的有用抑或无用是需要遵守的首要准则。”此外“信任”（Trust）——代替了“相信”（to believe/glauben）——用“积极的思维”（positive thinking）和巨大的基本信任（Urvertrauen），而不是用信仰的个人理智表现的要求来服务现代读者。正如道伯所认为的，面对这些翻译诡计，令人欣慰而又沮丧，但同时也形成挑战的是，它们的来源自身，即《新约》和《旧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翻译，并因此是由文化迁移（kulturelle Transfers）所组成。他早已着手致力于这项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