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方学者的批评

自斯密假设的“经济人”问世200百多年来，对其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并且，这种赞同的声音或批评的声音从未中断过。单就批评的声音而言，归纳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批评的观点：

第一，批评者对“经济人”的批评表现在哲学上。他们认为，在不受经济人对自己的行为的道德品质影响的意义上，把偏好视为现实的，这种预先假定的利己经济人的模型是不成立的。因为，经济人的偏好是不可观测的，并且所有的偏好不一定相等，因而这个利己经济人假设的实证基础以及方法论是存疑的。换言之，把经济人的偏好预先既定在不受其道德品质信念影响的意义上，这是缺乏实证基础的，是难以成立的。(20)

第二，在经济学内部，也有批评者。最为重要的抨击来自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完全的场合不是一个有用的假设。假如经常没有办法计算取得额外信息的可能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经济行为者怎样合理决定何时停止活动呢？西蒙（1976年）利用这个问题论证了“满足”模型和“程序”的合理性，取代了最大化模型。他提出，理性就是遵循一个可得到好的解答的程序，而不应该用最优解法来定义。由此可见，经济学家不应当在理想情形中进行分析和假设，而应把注意力直接放在经济活动和消费者实际遵循的程序上，因此，更加应该把“经济人”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21)

第三，认为“经济人”是非现实的。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比较多。如爱奇沃思，作为提出每一个人的行动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的学者，也承认这个原则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22)又如阿玛蒂亚·K.森在其《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批评说：“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23)对于这种非现实的“经济人”，不少学者都强调要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利己的人”或“虚构的人”。

第四，认为利他经济现象的确存在，不可忽视。研究利他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戴维·科勒德在他的《利他主义与经济》一书中论述了大量的利他经济行为，(24)从而使利己经济人在利他经济现象面前，显得格外汗颜，经济人假设的利己模型自然也就在利他实际面前自愧不如，苍白无力了。至于说，当假设的、利己经济人碰上了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事实的冲突或悖论的情形时，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却也表示认同。他说：“无疑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25)他又说：“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26)的确，利他经济现象既然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中，就无道理忽视它，将它排除在理性之外。

第五，认为“经济人”的利己动机属于“个人活动的动机”，“不应过于注重”，应重视“共同活动的动机”。还是那位英国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认为：“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27)他强调说：“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也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主要是将他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对于有关财产共同所有，与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以重大的和日见增长的注意，也是确实的。”(28)这就是说，马歇尔对于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当然包括斯密，认为他们过去太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其中自然也不排除斯密的利己经济人的利己经济行为动机，也属于“个人活动的动机”，不应过于注重，而应重视“共同活动的动机”，因为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第六，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只具有“脆弱的心理学基础”。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是在心理学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因而不具有心理学的基础，最多也只具有“脆弱的心理学基础”。蒂博·西托维斯基指出，经济学产生于理性时代，因而把理性作为它的基本假定之一，但今天已进入了非理性时代，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揭示了人们实际受隐蔽的、非理性力量的推动，经济学家好像置若罔闻，仍然坚持人类理性的假定。(29)这无异是在说经济人假设产生于心理学尚不发达的理性时代，而如今已是心理学发达的非理性时代，经济学家仍旧坚持理性时代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并不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的，因此是难以成立的。

第七，认为经济人“不是抽象的最大化的追求者”。拉宾在一项研究中指出：“经济学假设个人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并用无限理性使这些偏好最大化。这种假设过于简单。”(30)针对“最大化”这个理性定义，经济学家采用了实地调查的方式试图予以证明，其中以霍尔和希奇领导的“牛津经济研究组”和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主持的调查最为有名，但结果却从反面否定了“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方式。(31)可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虚弱的。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非常理想或苛刻的条件下，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补充性假设等，如果这样的条件不能达到，则经济人“最大化”的理性假设就可能过于牵强，甚至会自相矛盾，即形成经济人悖论。

第八，认为理性经济人其实是“有限理性人”。西蒙是这一理论的创导者，这一理论是直接从对传统经济理性的批评中导入的，该理论指出：理性人假定的前提实际并不存在，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理性，因而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最大化。(32)西蒙教授正因为这一理论创新而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清楚地表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仅是有苛刻条件的，而且经济人的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而决非具有无限性。

当然，面对批评者的指责，坚持利己经济人的经济学家也并不是默不作声，而是做出了各自的回敬。以穆勒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虽然自利经济人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假设，但其构成经过合理地省略了某些品质和特征，并不会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抽象是理论构建的必经步骤。(33)另一些经济学家扩大利己经济人的自利行为的界限，试图把利他行为与自利行为统一起来，如内格尔认为，利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原则，一个人明显的利他行为会以间接的方式，或在未来给自己带来好处。(34)又如贝克尔，他把经济人利己的含义从斯密的追求财富扩展到对声望、地位、善举、尊重等精神方面。他指出：利己部分取决于声望和人的社会地位的其他方面。又说：同僚对他的尊重，往往是他产生自尊心的基础。(35)贝克尔作为抱定“经济人”信条，坚持用利己经济人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他不仅拓宽了利己经济人的“利己”含义，为守护“经济人”做出了不小贡献，而且还将似乎抵触、格格不入的利己经济人同利他行为引入“非经济领域”（家庭），社会“仿佛”是一个扩大的家庭，以此间接证明利己主义对家庭的支配如同利己主义对市场的支配一样。认为对同胞、子女、子女的子女或任何具有相同基因的人的利他主义将有较高的存活价值，(36)并用此解释对亲戚的利他主义是人类和动物“本性”的持久的遗传特征。(37)进而说明利他与利己是相依的，以此达到抱定“利己”经济人的目的。当然，还有最新信息表明，有人将利己经济人的“利己”追溯到生物基因，论证了人类“利己”行为有其必然性，即存在“自私基因”或“人类的天性”。(38)概言之，利己经济人的守护者是如此不遗余力地抱定利己经济人假设，从而使它在理论与实践上仍有一席之地，甚至仍占统治地位，这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关于利己经济人假设争议并未结束，且理屈词穷者并不分明，也许这正是经济人悖论的困惑之处吧？这也正说明经济人悖论是需要解困释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