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结语
据以上详细的介绍，可以看出：在二战结束前，费孝通心中已经存了一个疑惑、一个关切：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尤其是当技术使地球变小，“地球上人们的生活正变得如同家里人一样：痛痒相关、休戚相系”，这时原先相对封闭的小群体，如何融合成一个大人群。费孝通最初的理想是在全球范围内能实现罗斯福高举的“四大自由”。在制度形态上，他期待美国“新政”的路可以走得通，可以从政治民主进一步实现经济民主。“邦各有其道”。苏联“经济民主已达到了某个程度”，“已经做到了人人有工做，有饭吃，生产分配都达到合理的地步”，二战中苏联之所以得到了人们的鼎力支持，就是因为“苏联的政权给普通人民解决了贫困”，苏联的“政治民主也许还不如美国，但是他们是会进步的”
。费孝通希望战后美苏合作，共同促进“平民的世纪”的到来。可是，战后世界秩序却演变到美苏争霸，两大世界对立。费孝通最初倾向于从文化解释“美国民主的弱点”。他指出美国的移民和拓殖文化，养成了美国人民的消极的个人主义，厌恶政府干预，缺少积极的政治责任感。不尊重传统，地理和文化上的“孤立主义”，缺少社会责任感。还有1929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美国人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导致美国人强烈的反苏情感。1948年后，很明显，费孝通偏向了“另外一套理论”：“欧美民主所标榜的自由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而是少数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不过是一种烟幕……政治民主如果要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就会破坏民主。”他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已经完全被资本势力把持了，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操纵民意，美国政策的变化只能等待平民和资本冲突的尖锐化，等待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的老师、同事潘光旦和吴景超参与到同仁杂志《新路》的创办时，费孝通不在这个圈子内，而是常在多少与《新路》杂志打对台的《中建》杂志发文章。
这种对世界秩序，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看法，对费孝通的中国研究及他对中国政局的看法，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对美国和西方文化缺陷的认识，激发了费孝通对本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的探寻和思索。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中（“‘文化自觉’的萌芽：《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的文本分析”）具体讨论。对美国政治的解读似乎也影响到了费孝通对中国政治的期望。
1949年1月下旬，受中共邀请，费孝通和张东荪、雷洁琼等赴西柏坡，商讨成立联合政府。费孝通描述这次旅行，“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的粮队，车上插着一面旗，没有枪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个印象打动了我，什么印象呢？简单地说：内在的自发的一致性。……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这个场面当年一定深深感动和震撼到费孝通，五十年后费孝通还在文章中提到它，“这个景象强烈的震撼了我的心，我被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
8月，费孝通参加了新政权下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费孝通在文章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感想：“我很早就听过民主这两个字。民主究竟是怎样的呢？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是不大明白。六年前，我到美国去做文化联络工作，我开始研究这问题。……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初访美国》。我当时以为我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看看又不太对劲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不能调和的矛盾。于是我想我所追求的民主，大概并不完全如此的罢。……战后的英国给我的印象的确很深，刚从官僚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出来看到有条不紊的配给制度，印象怎能不深？……又写了一本书：《重访英伦》。我那时说，美国的民主成分很浅，英国则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对劲了。……我们知道民主这个名词已经30多年，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经有6年多了，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堂民主课。”“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我很老实说，在参加代表会议之前，我是不太敢相信的。……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代表性啊！……这许多人并不是由市民普选来的……但是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我们要的是选举的形式，还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实呢？”“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只是中国民主的起点。它教育了我。”我相信这文字表达的是费孝通当时的真实感受。
30年后，费孝通再次访美、访英。在《访美掠影》结尾，费孝通又从美国的能源危机扯到“信心危机”。他说美国总统卡特在一篇演讲中说，“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能源危机，而是在信心危机。……信心危机就是广大人民对当前的政府以及政治制度丧失了信心”。我不知道这段话表达了费孝通多少真实想法。费孝通似乎总对英国偏爱些。他说，“英国同美国还是有点不同，究竟是老牌。‘老牌’是指有个骄傲的灵魂”。“《重访英伦》里对工党新政的期望，没有成为历史事实，可是他们在战后所开创的种种社会福利，在这几十年却已融入了英国的传统。”费孝通在1988年为《外访杂写》选集写序言时，重提这四五十年心里一直存着的一个疑问：“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来体现宇宙的不断发展？这是个大题目，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会出现巨大的灾难。”1994年，费孝通重编外访杂写文集，这时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已经解体，纷纷向西方市场经济转型。费孝通在后记中说，“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50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到冷战结束前不久，正是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时期。看来从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所建立的这个世界秩序，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新的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时也还难说，在这个交替时期所看到得，在今天来说都已带着历史陈迹的味道。……但是我还是相信尽管往事如烟，新的世界还是要在这片旧的底子里生长出来得，而且也许正式要在解决旧秩序的矛盾里发芽……历史的长流是割不断的”。这后记似乎在说，“两大世界”结束了，但是旧的矛盾还在，新的世界秩序还是无解。若我们相信这是延续了几十年，费孝通到晚年还关注的中心问题，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文化表述，这样的“文化自觉”，就要放到解决旧秩序的矛盾的可能制度选择中（邦各有其道），才能评价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