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三阶段(1947年6月—1948年12月):希望破灭
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称“美国政府应该支持那些正在反抗少数武装分子或者外部势力征服之企图的自由人”,他请求国会通过给予希腊和土耳其的巨额经济援助。杜鲁门主义出台。6月初,新任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毕业典礼上首次公开长期酝酿的马歇尔计划,官名“欧洲复兴计划”,演讲中欢迎苏联加入这个计划。英法外长立刻联手与苏联协商。但是协商失败,7月2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式宣布不参与该计划。费孝通第三阶段的国际时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费孝通认为,时至今日,“‘两个世界’已经表面化了”,“美苏两强的合作在事实上是渺茫了”。他最初寄希望于国际“中间势力”,发挥桥梁,或者合纵连横的角色,改变两强冷战的时局,一次次失望了。他对苏联不参加的“欧洲复兴计划”不看好,不相信马歇尔计划能成功。1948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华莱士组建第三党,参与竞选。他一度满怀期望,华莱士可获胜。杜鲁门赢得了大选。他认为今后“美国经济结构没有大改变,希望美国政策有重大改变,将是落空的”。美国对华政策,自然是放在这个大的国际格局下理解和预测。这一阶段,费孝通的分析方法从早些时候偏爱的“文化解读”越来越偏向经济结构和经济势力分析。
4.1 中间势力的消灭
1947年6月,费孝通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同是在两大之间”。费孝通说,在最近的将来,美苏两个强国“至多不过是能维持戒备森严的武装和平”。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国家,会很是“烦恼和惶惑”。夹在中间的国家,又各有国情。如日本是战败国,政治经济都不能独立,只能一面倒取悦美国,换得美国的偏袒。欧洲的法国,政治上独立,但是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严重。法国人民大多数思想“左”倾,他们要求把重工业收归国有,实行社会保险,改良劳工待遇。左翼共产党在国会中本是多数党,可是他们放弃了执政机会,因为他们知道当下恢复生产,需要国外经济援助,中间的政治势力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国投资。法国工人亦克制,不轻易罢工。这样左右势力均衡,避免了希腊样的国家分裂。英国工党去年不得向美低头借款,在外交上作美国的“小伙计”。但是最近英国外长到莫斯科商谈英苏商约,英波商约也在报上盛传。费孝通说,若中间国家都向英国的行为靠拢,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
到了8月,英国的贸易逆差更严重了,预计到10月美债就会用光。费孝通说,英国工党现在必须下决心放弃海外帝国,撤退驻外军队,这样就可减少海外支出。按统计,维持海外驻军,英国每年至少要费去2亿磅的外汇(去年英国贸易逆差4亿磅)。同时发动增产运动,向富有阶级征收更重的税。这段时间,英国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还摆出一副不妥协的姿态,宣布降低向美购货计划,随时恢复英苏谈判,意在争取优惠的借款条款。如果英国还有更多的西欧国家从东欧“粮仓”购买粮食,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就会大受打击。农业危机,可能引发经济不景气。10月英国政府改组,内政部门有重要调整,新任命的经济大臣力主“自立更新”,但是外交部门照旧由保守派贝文掌管。费孝通认为,这意味着英国会对内加紧社会主义,对外还是要依靠美国。11月,法国进入多事之秋,连续两周的大罢工。代表中间势力的勃鲁姆(Leon Blum, 1872—1950)组阁不成,右翼的许曼(Robert Schuman, 1886—1963)内阁镇压罢工(12月9日罢工结束)。费孝通的解释是:马歇尔计划公布后,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再与劳工阶层妥协,法国左翼亦激化,法国有走上内战的危险(滑向希腊的局面)。苏联这时中止与许曼内阁贸易谈判,自是表示不支持许曼内阁。同时英苏贸易协定缔结,英南贸易谈判继续,荷兰派代表与苏谈判,苏捷(捷克当时是各派联合政府)贸易协定签订。费孝通问:若许曼内阁不能支持,戴高乐会上台吗?戴高乐会否是当年德国的希特勒?
到12月底,费孝通似乎对英法基本放弃了希望。他说,“罗斯福逝世时描下的平衡中包含五个柱子,战后,有两个(中国和法国)已经折断了”。英国本可以作为一个有担当的柱子,维持欧洲的局面。可是它迟迟不肯放弃有害的帝国政策,为维持那些为当地人所反对的政权,英国付出了太大的海外支出。等到“煤荒”发生时,想退回来,已经太迟了,丧失了战后重建的机会。1947年的特色是两分法代替了五柱形的平衡,马歇尔计划加剧了分裂的形势,“1947年是一出中间势力被消灭的悲剧”。
1月中旬,费孝通又将希望投向意大利。他说,法国罢工是西欧国家与马歇尔交手的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像是鲁尔的罢工。第三个回合则发生在意大利。战后,意大利形成了包含左中右三方力量的联合阵线。1947年联合政府垮台了。但是意大利的中间分子没有采取反共路线,他们持温和的社会主义立场,核心政策是土地改革。这也是意共可与社会主义势力联合的基础。现在意大利城市的罢工此起彼伏。美国在那里“找不到一个反共同时能有若干群众基础的势力”,“除非和法西斯旧势力合作”。“放眼看欧洲,美国可合作的朋友,也许只有佛朗哥”。此后,费孝通就几乎再没写过中间势力,未再对中间势力的作用抱过希望。
历史的实际发生是,在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后,9月,苏联指示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成立了一个类似第三国际的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斯大林下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国内事务中采取不调和的路线,并对已加入苏联集团的、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实行严厉看管。”随后法、意国内发生大罢工。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6日,英法苏三方外长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不能形成一致性意见,尤其是在德国的重建和管理上。法国的经济复兴离不开德国的煤和焦炭。这次会议后,未再安排下一次会议时间。1948年初,英法美三国继续就德国的未来进行商谈。2月下旬,捷克共产党成功发动政变,清除了原联合政府中的其他政治势力,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完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家。这次政变对欧洲的政局影响甚大。西方领导人害怕类似事件重演,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德国。美国国会内部对马歇尔计划本有强烈的反对声音,捷克事变后,反对声浪都平息。4月,美国国会批准了马歇尔计划。二战后,欧洲最终分裂,有不同的历史解释。费孝通的解释可对照他对中国政局的看法。1947年亦是中国中间政治势力消灭的年份。
4.2 马歇尔计划和美国政治的动向
马歇尔计划刚宣布,苏联未拒绝前,费孝通对马歇尔主义的评价取华莱士的看法——“这是杜鲁门主义的军略上撤退”。“要建设欧洲,必须打破横断东西欧的铁幕。如果杜鲁门坚持着贷款的政治性,这铁幕非但透不进去,反而会扩张出来。”马歇尔做了重要修正,“放弃了借款的政治作用”,还“把欧洲复兴计划交给欧洲国家自己去拟,表示美国没有想依自己的政治兴趣,利用美元,去分裂欧洲”。费孝通认为,美国若想维持战后经济的繁荣,有四条路可走:采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罗斯福新政;大量对外贷款;或是战争。马歇尔计划就是第三条道路。马歇尔与苏联协商,苏联的反应是“你急,我不急”。费孝通认为,要想马歇尔计划行得通,美国就必须更彻底的放弃杜鲁门主义,回到美苏合作的道路上来。
苏联正式表示退出马歇尔计划后,费孝通解读,苏联的选择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非意识形态主导的。苏联本有一个东欧复兴计划。二战后,大部分东欧国家已和苏联建立起了密切的经贸联系。有些国家如捷克和芬兰,过去对外贸易偏重西欧。现在则更愿意待在东欧经济体系里。东欧复兴计划的主要方案是提高小国间的贸易,经济互补。如捷克重工业有基础,波兰有煤和化学工业,这两国联合就可攻击东欧内圈的工业品。若纳到西欧经济圈内,西欧工业水平高,他们则可能沦为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地位。另外苏联有粮食,这是战后所有国家在建立外贸关系时都看重的。费孝通强调东欧国家选择苏联集团是在经济上有利和自愿的。“苏联对东欧的支配……并不是单纯靠威力,他们似乎具有威望。他们代表一种对被压迫者的希望,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美国正相反,是靠“威力和金元”。美国还在犹豫要不要施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推迟了在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因为他知道很可能表决不能通过。美国国内已有声音,是否要用大规模对外贷款解决美国生产过剩的问题,还是发展国内市场?西欧更是左右为难,内部矛盾重重。东西欧经济有互补性。西欧和美国经济则没有互补性。西欧需要粮食,美国和加拿大可供给。可是美国的工业水平比西欧高,他们不需要西欧的工业制品。那么西欧用什么去购买美国的粮食?鲁尔区对西欧经济复兴很重要,可是英法美在如何发展鲁尔区上,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战前,西欧国家是入超的。他们靠海外投资的利息收入,从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料和粮食。没有了殖民地,欧洲经济能自立吗?总之,费孝通根本不看好没有东欧参加的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需要在几年内把西欧打造成一个有自有购买力的区域。结果却可能是消耗完了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贷款,占去了本是美国老百姓应得的享受。到那时美国要面临更大的困难。“苏联的战略就是促成美国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不发生不景气。结果,如上文,1948年4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马歇尔计划,为期四年,总援助金额124亿美元。四年后,西欧经济切切实实复兴了。
进入1948年,费孝通的美国时评集中在美国大选上。最初,他对美国大选没什么兴趣,“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分别?”“美国有形政府是民主的,无形政府是企业集团的掌中物”。“形式上的两党只是特权阶级改的花样,去掩盖和它们利益冲突的阶层形成政治势力的手段”。不要在意美国政客在选举中说的话。美国政策“变不变的关键不在哪个政党上台,而是在美国实力的消长”。后来传来华莱士将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的消息。费孝通说,华莱士此举表明,美国社会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不赞同当下的马歇尔计划,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会将美国导向不可避免的经济不景气,这是不符合平民的利益的。但是美国的民意不能反映在现有的两党政治中。所以华莱士要站出来,改革美国现有的政治机构。不过,费孝通认为,华莱士此举是不能成功的。“美国这个政治程度极低的国家中,经过思索而投票的人本来已不多,他们独立起来要能得到多数选票是不容易的。”“华莱士动作的道德意味远胜于政治作用。”到了3月份,费孝通开始看好华莱士,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出现分化。杜鲁门出台的反罢工的劳动法案和反种族歧视法案,把民主党中南北两股力量都得罪了。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麦克阿瑟是主战派,费孝通不看好。4月份,费孝通断言,杜鲁门在民主党中“休矣”,且看民主党能否推出新的有号召力的候选人。若是艾森豪威尔,那和华莱士还有得一拼。5月中旬,费孝通在南开大学讲演,分析“美国大选”时,宣称“华莱士获胜的可能性很大”。费孝通认为苏联最近和美国交换公文,这是苏联支持华莱士的一种策略。共和党推出杜威作候选人,民主党方,艾森豪威尔拒绝出马,民主党败局已定。
最后出人意料的杜鲁门赢得大选。在国内,有人欢呼,“杜鲁门的胜利就是华莱士的胜利”,还有人说,这次民主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大选,还控制了国会两院,美国会在杜鲁门的领导下,重回“新政”。费孝通说,杜鲁门赢得大选是因为,美国反动势力利用他们对新闻机构的控制,污蔑打压华莱士及其团队。美国没有给予新党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一些想投华莱士的选民看到华莱士当选无望,不满杜威的盛气凌人,就将票转投给杜鲁门了。杜鲁门绝不可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罗斯福之所以能标榜居中偏左的路线,不只是他的主观上有所偏好,而是当时美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没有历史上稀有的不景气,罗斯福绝难以‘新政’入主白宫。”“罗斯福任内已表示出他逐渐放弃新政所代表的进步势力。到了战时,这趋势更为显然。原因是美国的资本势力在战争中得到滋养,更见庞大。”1944年罗斯福虽然当选总统,但不得不向膨胀的资本势力妥协。他起用了杜鲁门为副总统,放弃提倡平民世纪的华莱士,还挑选代表大企业利益的人物主持海军。罗斯福中途逝世更使右派有隙可乘。美国资本势力本以为这次大选可以十拿九稳的将杜威送入白宫,没想到杜鲁门当选。但是民主党中的进步人物已经被华莱士搜罗去了,现在的内阁是以保守人物为主。“这次大选可以看作是平民势力对现状的一个严重抗议”,“美国平民势力的抬头则还要等待一个时候”。未来四年,“资本和平民势力的冲突会尖锐化”,但还不到“经济危机爆发的程度”。杜鲁门会实施一些公共事业,推迟不景气和危机的爆发,但他不会去接受一个更彻底的社会主义政策。在《美国人的性格》中,费孝通对美国人民政治行为的分析是侧重于文化解释。在1947年底,费孝通还在谈“乡土情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但是此时,一切取决于结构因素,费孝通说,“美国经济结构没有重大改变,我们要希望美国政策有重大改变,将是落空的”。费孝通最后三篇谈美国政治的时评都发表在左翼刊物《中建》或《展望》上。
4.3 美国对华政策
1947年7月,蒋介石签署《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国共间的战争早已无可调停。在国人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在美国会为国民党提供多大的军事援助。费孝通的看法是一贯的,基于他对世界格局的理解:美苏争霸下,中国是处在美国军事防御圈的外围,美国不会给国民党太多经济支持。
杜鲁门宣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巨额债款后,国内有不少人相信迟迟不决的对华贷款这下很快就能落地。费孝通撰文说,中国和希腊不同。美苏在日本投降前商定的办法是:在远东,中国以长城为界,朝鲜各得其半。这不仅是受降范围,也是战后两大势力的分界。马歇尔到中国来,就是想看看能否将东北纳入到美国的圈子内。后来发现国民党太腐败,美式装备也难帮到他。在美国内部,本有争议。麦克阿瑟一直主张以日本为防苏的军事根据地。马歇尔失败后,麦克阿瑟正可以大踏步扶植日本了。中国既然不在美国军事防御带的要害,美国自然不会大力援助中国,也不热心压迫国民党改良政治。但是美国也不会完全放手不管中国。美国的希望是:一、中国至少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二、中国经济能早些恢复,成为美国的市场。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差不多代表了费孝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看法。
美国扶持日本,对东亚和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费孝通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扶植日本,就会容忍日本的不民主政权。美国缺乏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因此美国若要保全日本的工业基础,就要纵容日本走上帝国扩张的旧路。美国扶植日本,就如一战后英国扶植德国。有人提出,日本军事力量和太平洋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绝不希望用日本去侵略中国,所以不用担心日本复兴会对中国造成军事威胁。费孝通说,这种观点忽视了经济侵略一面。中美商约已给优势的美货打开了方便之门,若美国在日本投资,日本货以美货进入中国,这会对成长中的中国工业造成重要伤害。
美国进入大选年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竞选中都有提到对华政策。6月后,围绕着柏林封锁,美苏关系有激化的趋势。这些时事变动都引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揣测。费孝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看法不变。他说竞选中的话当不得真。美国对华政策“不取决于哪个政党上台,只在于美国实力的消长”。中国对美国军事上的价值不大,以为美苏必有一战,中国政府可“苦撑待变”的期望是没有依据。杜鲁门当选总统后,时中国国内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开始,费孝通评论这时美国对华政策还可做哪些调整。他总结对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失利有五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援助数量不足。第二种认为不是数量不足,是美援落到了贪污腐化的机构手中。所以若要继续援助,美国就要加紧监督。第三种认为,现在的执政集团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美国应该扶持国民党内另外的政治人物和势力防共。第四种观点开始怀疑反共是否必要。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线,有沿大陆的岛屿在握已经足够。中共掌权后,如果要搞建设,还可以是美国的市场。所以现在不妨停止援助,袖手以待赢家。第五种是认为根本无需反苏,反共自然更无必要。费孝通说美国现实对华政策还在第三种和第四种观点间徘徊。他认为,“除了第四条路可走外,已别无他途”。这是费孝通一直期待的,中国的新政权不是美苏任何一方的傀儡。新中国是一个繁荣中立的国家,对美苏都有好处,中国可以与双方进行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