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始皇的残暴统治

秦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秦王朝是一个对人民统治和压榨极为残酷的朝代，历来被称为“暴秦”并非都是没有根据的。

秦王朝统治之所以特别残暴，首先是由于专制主义制度决定的；其次，秦的历史传统以及秦始皇个人专横暴虐的性格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秦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历史，也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地主政权对人民残酷压榨的历史。这里仅将秦始皇亲自直接实行的残暴统治事例，择其典型，略述于后。

一 暴虐和愚蠢的“焚书坑儒”

从分封之议到焚烧诗书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当秦刚刚统一全国之后，在一次朝议上，丞相王绾等请求秦始皇将其诸子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他认为在这些地区不置王则不利于巩固统治。其他大臣也纷纷赞同这种看法。但廷尉李斯表示反对，他说：周初曾大封子弟，但后来诸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致互相攻击，势同仇敌，周天子也无法制止。今海内统一，普遍设置郡县，对皇帝的诸子以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重加赏赐，就足够了。这样“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支持李斯的看法，他说：过去长期以来战乱不休，就是因为分封诸侯王。现在刚刚安定下来，又要分封立国，这不是自寻战乱吗？还是廷尉说得对。秦始皇否定了分封的主张，坚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八年以后，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与众臣下宴会。这时有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本纪》），等等。秦始皇听后十分高兴。但博士齐人淳于越对周青臣的“面谀”则不以为然，他向秦始皇提出：殷、周时代王天下千余年，就是由于分封子弟和功臣，而今天秦朝却不实行分封，如果朝廷一旦有事，靠谁来相救呢？淳于越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一个恭维，一个指责，这在秦始皇听来自然感觉不一样。不过，他当时还未动声色，令臣下各抒己见。这时已当了丞相的李斯有意扩大事态，他抓住淳于越主张“师古”的言论大作文章，首先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接着就将矛头对准诸生，说这些念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最后，他又把这一切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因此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这一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于是下令焚书。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根据李斯提出的办法：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

这一次焚书的最初起因，本是由于分不分封的问题，而主张或反对分封者，都是为了秦始皇长久的统治打算，原无根本对立。但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这件事，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实际却有其必然的原因，地主阶级一掌握政权，便十分注意加强思想统治，他们认为人民的头脑越简单越好，所以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有“燔诗书”（《韩非子·和氏》）之举，企图用这种方法消除不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这当然是十分愚蠢的。不过，在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始皇看来，“燔诗书”乃是控制人民思想的有力手段。李斯也可能早就窥知秦始皇本有此意，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到秦始皇的批准。

秦始皇下令焚书，当然不可能达到扼制人们思想的反动目的，更不可能挽救秦王朝的灭亡。正如唐代诗人章碣在《焚书坑》诗中所讽刺的那样：“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随着焚书飘起的缕缕轻烟，出现的是把秦王朝烧毁的熊熊烈火，毁灭文化的独夫，终致玩火自焚。这次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从而被付之一炬。“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载《十批判书》），这是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场浩劫。

从求长生药到坑杀儒生 同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秦始皇是十分怕死的。统一中国后，他就异想天开地要寻求不老的办法。一些方士为投其所好，也就以各种办法骗他，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有齐人徐巿（fú福）等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秦始皇听到后大喜，根据徐巿的要求，派数千童男、童女随他入海求仙人，但徐巿一去数年不归。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巡行至碣石（河北秦皇岛附近），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羡门、高誓；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的不死之药。仙人和不死之药当然无处寻觅，不过卢生、韩终等皆为方士，一时尚使秦始皇深信不疑。卢生求仙、求药不得，先是向秦始皇献伪造的鬼神图书，后来又让秦始皇“微行以辟恶鬼”，行止隐密不为人知，这样“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愚蠢的秦始皇果真照办，并自称“真人”。但不死之药仍不可得。秦代的严酷法律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就要处以死刑。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相谋：始皇如此专断暴戾，“以刑杀为威”，不如早日脱逃，“于是乃亡去”。秦始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怒，他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时，方士卢生早已跑掉。就在“焚书”的下一年（前212年），秦始皇便叫御史把咸阳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把他们活埋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为追求长生，开始一味相信方士胡诌，后来发现受骗，又大施淫威，肆意杀人。充分表现了他的愚蠢和残暴。

二 专断残忍，穷奢极欲

“少恩而虎狼心”早在全国统一以前，就有一个魏国人尉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尉缭仅仅从秦始皇相貌、声音就下判断，似乎有点轻率。不过，他的确说得很对，秦始皇果然是“少恩而虎狼心”，在全国统一以后，这种剥削阶级卑劣的本性，得到恶性的发展，天下臣民都遭到他的无情蹂躏。

秦始皇不仅视人民为草芥，动辄杀人，“乱狱纠纷、俎烹车裂，黔首穷愁，饮泣永叹”（《太平御览》卷48），而且对他周围的大臣也不放心，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一百二十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在他手下只有那些专搞严刑酷法的狱吏才得到宠幸，其余的大臣不仅只能唯命是听，且随时有被杀的可能。如秦始皇听从卢生之言，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行止，以便取得不死之药。所以就规定：“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例如，有一次，秦始皇在梁山宫，从山上见到丞相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表示不满意。后来，李斯忽然减损了车骑。秦始皇便认定有人泄漏了自己的话。最后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死。从此，再没有人敢泄漏秦始皇的行动和机密了。

豪华富丽的宫殿建筑 秦始皇穷奢极欲，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愈来愈升级。在秦都咸阳和故都雍，本已有不少豪华宏丽的宫殿，但秦始皇并不满足，在与东方六国战争的过程中，他就在咸阳大兴土木，每灭一国就仿照该国的宫殿式样在咸阳“北阪”盖起同样的宫殿，以至“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消灭六国以后，秦更是大肆修建，如统一后的次年（前220年）“作信宫渭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信宫又称咸阳宫，“因此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又如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这个宫殿相当大，“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立于宫门”（《三辅黄图》）。朝宫的前殿，就是有名的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来的诗人曾以“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的著名诗句，来形容阿房宫的修建，其工程浩大的程度可见一斑。此外，现知秦始皇时营建的宫殿尚有兴乐宫（见《三辅旧事》《宫殿疏》）、梁山宫（见《汉书·地理志》）等等。秦王朝时宫殿之多不可胜数，《三辅旧事》记载：始皇“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这么多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三辅黄图》），在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上诸书记载，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据勘探调查，在今咸阳市西起窑店镇毛王沟，柏家嘴，北起高干渠，南至咸铜铁路以北的东西十二里，南北四里的地段，发现有大量的带有纹饰的秦砖、秦瓦以及水管道等遗物。经研究断定，“西起窑店大队的聂家沟，东至刘家沟大队的山家沟，其间是秦咸阳宫殿建筑遗址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最大的地方”。在“毛王沟宫殿建筑遗址曾出土过云山纹瓦当，柏家嘴亦曾采集有关东特点的瓦当”（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年第11期）。1974年至1975年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又在牛羊村发现了一号宫殿，后来又在附近发现并发掘了第三号宫殿遗址。这些宫殿究属咸阳宫何殿，目前虽有争论（见王丕忠《秦咸阳宫位置推测及其它》，载《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但从其遗址可以看出：这组宫殿规模宏大，分布对称，各殿之间有飞阁复道相连。主体宫室建于高台之上，环绕主体宫室分布着层叠的宫室群，建筑结构相当精美（见《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载《文物》1976年第11期）。这两组宫殿群都发现了大型壁画，特别是三号宫殿的壁画，虽历两千多年，又曾遭火焚，但色彩仍比较鲜艳，造型生动，内容丰富，反映了这群宫殿建筑的豪华程度（见《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这些考古资料进一步说明，秦始皇所修建的宫殿规模之大，建筑之豪华，绝非后人虚构。《史记》等书的有关记载是有根据的。

荒淫腐朽的生活 秦始皇纵情享乐，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在那些宫殿中，充满了供他享用的姬妾玩物，他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同历代的荒淫君主一样，秦始皇贪恋酒色，以妇女为玩偶：“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史记·秦始皇本纪》）他还令嫔妃们“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披浅黄鑄罗衫，把云母小扇子，覣蹲风头履，以侍从”。他不过是把这些妇女当作观赏的玩物，所以连宫娥们也要根据秦始皇的爱好而打扮起来：“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为云风虎飞升。”在夏天时，又令宫人“戴黄罗髻，蝉冠子，五花朵子，披浅黄银泥飞云帔，把五色罗小扇子，覣金泥飞头鞋。”（以上均见《中华古今注》）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秦始皇腐朽的情趣，而且证明秦王朝宫内奢侈到何等地步。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还有“宫女侍者千余人”，“作戏倡优”，供秦始皇玩赏，这些宫女都“幼妙宠丽”，每日为秦始皇弹唱歌舞，有人曾写词描写其状：“泣喻而妖兮纳其声声，丽颜歌长㯓兮叹曰骑，美人旎旖纷嬆籱。”（《绎史》卷149引《琴苑要录》）秦始皇“纵酒后宫”，荒淫无度，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各宫殿内的奢华皆不相上下，使得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其荒淫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难怪50岁就一命呜呼了。

惊人的陵墓建筑 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下为自己修坟墓。统一后又继续建造。据记载，始皇的陵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从目前考古发掘的初步成果，可证明此记载是可信的。不久前，有人利用地质测探仪器在始皇陵地面测试，初步断定地下可能埋藏有汞，如果以后考古发掘能加以证实，则表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不虚。又以秦始皇陵考古著名的秦陵专家杭德洲同志研究，始皇陵的规模决不止于《水经注》所记“旁行周回三十余里”的范围。初步普查和钻探可知：始皇陵的建筑遗迹南北长15华里，东西长17华里，周长64华里。其外部封土高大，“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汉书·楚元王传》）。折今日之度量，其坟高为120多米。1962年陕西省文管会对始皇陵调查，测出陵丘下部已成方形，东西长345米，南北长350米，周长1390米，在陵丘正西约277.7米处实测封土尚高约43米（《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年第8期）。明人都穆《骊山记》记载，“始皇陵内城周五里，旧有四门”。据近年考古工作者调查结果表明，始皇陵内城城墙东西长580米，南北长1355米，周长约3870米，城墙宽约8米，是用每层6—8厘米左右厚的夯土筑起的。推断其高度应在8—10米以上。

考古工作者还在秦始皇陵封土北探出大型宫殿遗址，其中一处，南北长62米，东西宽57米，总面积为3524平方米。仅从遗留下的门道、地面就可看出，这座宫殿十分讲究。这只是陵墓的附属建筑，其正殿内有用青石板铺成的台阶，殿内地面是在原筑的夯土台上，又叠铺四层鹅卵石，中间以细砂灌缝，上铺一层2厘米厚的泥土，再上残存着略略雕过的线雕菱纹石铺地。地面就如此讲究，其他就不言而喻了。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附近钻探、调查发现的许多遗物、遗迹都表明汉人所说的“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汉书·楚元王传》）是毫不夸张的。

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就是始皇陵的附属建筑之一，从现已发掘的情况推测，在三个俑坑内将出土陶俑、陶马八千余件。这些陶俑、陶马的塑造形象生动、逼真，陶俑一般均在1.80米左右。据研究，制作时，先用泥作好初胎，再上一层细泥，然后在细泥上雕塑出俑的五官、衣纹等细部。陶俑细部的雕塑颇费匠心。以俑的发髻为例，发髻雕塑质感甚强，不仅蓬松，且走向清楚，形象逼真。陶俑身着的甲衣，也雕塑颇细，每片甲片上的甲钉和甲片之间接连的甲带等，类型分明，出土的陶俑面部雕塑，均各不相同，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技巧和付出的巨大劳动（见杭德洲《略谈修建始皇陵的徭役负担》，载《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集》），也反映了劳动力的浪费。秦始皇不仅生前，而且为了死后也如此穷奢极欲，充分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贪婪和腐朽的本性。

秦始皇时代动工修建的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都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如修骊山陵用“七十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工程前后历时三十余年，至农民起义爆发的公元前209年才被迫停止。此外，还有“北筑长城”用“四十余万”人，“南戍五岭”又用“五十余万”人（见《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这几项工程加在一起，就超过一百五六十万人。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刑徒。其实，秦王朝把全国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严刑酷罚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所以刑徒和服徭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没有实质的区别。据估计，秦时可统计的人口大约有二千万，而每年所征发的徭役起码不下于三百万人。服役的人数竟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在滥发徭役的同时，统治者必定对人民横征暴敛。所谓“头会箕赋，输于少府”（《淮南子·氾论训》），就是说将搜刮来的财富，都归于皇室享用。秦王朝对人民的压榨，早已超过赋税制度的规定，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