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秦始皇巡游全国

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巡行。在短短的12年里（前221年至前210年）秦始皇就兴师动众、长途跋涉地巡行达五次之多。这种巡行是秦始皇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构成了秦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 人民对秦暴政的反抗和秦始皇出巡

各地人民反对秦暴政的斗争 对于秦始皇的暴政，人民报之以不屈服的斗争。在秦统一全国前后的长时间内，各地人民反对地主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秦始皇统治的残酷程度加深，人民反抗斗争也愈来愈激烈。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就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秦始皇与四个武士一起“夜出逢盗兰池，见窘”（《史记·秦始皇本纪》）。“盗”竟得以迫近秦始皇左右，而且使这个独夫“见窘”，狼狈不堪，可见当时人民群众对秦王朝的反抗斗争达到多么激烈的程度！这一次遭遇，虽因“武士击杀盗”，而使秦始皇幸免于死，但对秦始皇的威胁是相当大的，他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对人民实行报复性的镇压，用以防范人民的反抗。

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人民群众反抗秦始皇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陨石落到东郡，立即有“黔首”在这块石头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诅咒秦始皇，表达了对统治者的仇恨。秦始皇对此事，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实行大规模屠杀，当他派人“逐问”而捉不到作案者之时，竟“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人民对秦王朝的统治不满和反抗，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由于赋税繁重，“百姓贺死而吊生”，所以在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渭水不洗口赋起”（《七国考》引《大事记》），讽刺横征暴敛。秦代的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卷571引），控诉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还有童谣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述异记》）。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竟有人在华阴的平舒道（在今华阴市附近，北濒渭水，南限华山，为关中通向东方的重要道路），拦截秦始皇的使者，对他说：“今年祖龙死”（《史记·秦始皇本纪》），“祖龙”就是秦始皇，公然咒骂秦始皇今年就死，说明人民的愤怒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人民群众各种形式的斗争，对秦王朝统治者的威胁很大，尽管秦始皇本人狂妄骄横、目空一切，也不能不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感到担心。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他先后五次巡行，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尽管各次都有不同目的，但五次巡行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到各处耀武扬威，加强对各地的控制。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出行时随着他的有隆重的仪仗和庞大的车队：“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秔盖赤里，木（朱）轓，戈矛弩諹，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续汉书·舆服志》）这一套铺张排场的车驾仪仗，兼收东方各国统治者仪仗的特点：“秦灭九国（原文如此——笔者注），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也，尚书、御史乘之。”（《独断》）秦始皇以这样威风凛凛的气势巡行各地，其他的目的——如“游观”、封禅、巡视边防——有的还可以达到，唯有防范人民反抗的目的却达不到。而且就在秦始皇巡行的过程中，反抗秦朝政府的烈火愈烧愈旺，就连秦始皇本人，最后也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前夕，死在巡行途中。

第一次巡行至陇西北地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统一中国的次年，秦始皇就开始远途巡游。这一次的方向是咸阳以西。当时从咸阳通向西方有两条大路：一条沿泾水河谷西行，一条沿渭水河谷而至洮河流域，再往西就是通向西域即后世所谓的“河西走廊”。秦始皇一行由咸阳出发，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达到渭水发源地的陇西郡，又沿泾水至北地郡，直达泾水上游的鸡头山（甘肃平凉西），过回中（甘肃平凉北），然后返回咸阳。

秦始皇结束了在东方的战争后，次年就急急忙忙地到咸阳以西的地区“巡游”，其目的不仅是向当地臣民，而且也是向域外的各国炫耀武功。因为当时通过西域走向中亚的一条路，是中国与外国联系最密切的路线。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有人往来于这条道上（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自秦穆公“称霸”西戎以后，“秦”的名声就从这条路上传至遥远的域外。不久，“秦”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成书于公元前4、5世纪的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就称中国为“赛尼”。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词句：“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来。”上述文献提到的“赛尼”“希尼”就是“秦”的音译。有些《旧约》中译本就径将“希尼”译为“秦”。这一切表明：秦同遥远的西方域外诸国，从很早以前就互通声气，那些域外的诸国，正是把“秦”视为中国的。秦始皇刚刚完成了统一大业，在边境上的战斗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来到秦的西方，正是为了在西部边郡宣扬“国威”，再通过这里的迁徙不定的“戎”人，将秦朝的消息传向遥远的西方，通过这个方式，向全世界宣布：秦王朝在东方诞生了。

二 五年中的三次出巡

从公元前219年至前215年，秦始皇曾连续三次远道出巡，这三次出巡的方向都是刚刚取得不久的东方各地。连同前一次出巡一起计算，我们把这三次出巡分别称为第二、三、四次出巡。

第二次巡行往东南方向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向东方和南方巡行。这一次随行的重要官员，有王离、王贲、隗状、王绾等列侯和丞相，还有当时尚为卿的李斯。车驾浩浩荡荡地由咸阳出发，沿渭水出函谷关（河南灵宝），经雒阳县（河南洛阳东北），至荥阳。由荥阳附近北行，穿过当时在此尚存的河道交通网，直达邹峄山（山东邹城南）。

秦始皇风尘仆仆地到这里来的目的，除“巡视”郡县、宣扬“皇威”外，主要是为“封禅”。在春秋战国时代，齐、鲁为一文化中心。当时的人们认为人间的帝王应到泰山去祭上帝，表示受命于“天”，在泰山上祭谓之“封”，在泰山下祭谓之“禅”，故称为“封禅”（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秦始皇远道而来，就为了封禅。他先至邹峄山立石颂秦德，然后登上泰山，行封禅礼。谁知这种礼仪当时已无人晓得如何办，气得秦始皇将随从的儒生和博士完全斥退，自己到泰山顶上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山东新泰西）行“禅”礼。这礼仪无非是秦始皇根据秦国礼仪编出来的。封禅以后，秦始皇了结了一件大事，心中非常得意，就在梁父山刻石颂德，宣称“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反映了秦始皇自鸣得意的心情。尽管封禅是一件十分可笑的迷信活动，但在当时的儒生中，却视为最神圣的大事，那些未能参与封禅的儒生博士，为此还十分怨恨秦始皇。可见，这件事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

由泰山下来，秦始皇经黄（山东龙口东南）、裍（山东烟台福山东南），穷成山（山东成山角），登之罘，又于之罘立石“颂秦德”，然后至琅邪。在琅邪，秦始皇留连达三月之久，又迁“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在琅邪台刻石颂“德”，然后继续前进。

自琅邪向西南，经当时的东海郡治郯县而达于彭城（江苏徐州）。据说象征着天子权力的周鼎就沉没于泗水，秦始皇就斋戒祷祠，令千人下泗水捞周鼎，结果毫无所得。又继续南下渡淮水，而至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由南郡到湘山祠（湖南岳阳西），这一段路是利用长江水道浮江而行。在湘山祠因遇大风，影响秦始皇一行渡江，于是秦始皇大怒，听说湘山有神乃尧之女、舜之妻，就令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与“神”搏斗的愚蠢行为，适足以表现其狂妄的心理。

对着秃山发够雷霆之后，秦始皇就率领他的一行人，取道汉水流域，经南阳郡至武关而回咸阳了。

秦始皇第二次巡行的目标是东方和南方，封禅是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这一年也正是秦王朝派兵向南越进攻的时间。秦始皇远渡湘水与此也应不无关系。

第三次巡行至琅邪、上党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即第二次巡行的次年，秦始皇又向东巡游。他如此频繁地巡行东方，反映了当时秦王朝东部地区统治不稳定。原来，这里反对秦王朝的力量较大，六国贵族和人民群众对新建立的秦王朝多抱着敌对的态度。果然，这次秦始皇出行，刚走至阳武博浪沙（河南中牟北）就遭到张良与力士的狙击，差一点送了性命。

张良原是韩国的公子，其祖父、父亲曾为韩国五世君主之相。当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时，张良年少“未宦事韩”，他怀着对秦的仇恨，“弟死不葬”，倾其全家财产“求客刺秦王”。后来得到一力士，张良特为他打造一百二十斤的铁椎一个，埋伏于博浪沙中。当秦始皇车队经过此地时，早已隐藏在这里的力士就将铁椎向车击去，不料没打中秦始皇所乘之车，却“误中副车”，秦始皇得以幸免，遭此一击后，他就下令“大索天下”（《史记·留侯世家》）。但张良早已逃走到远方隐居起来了。

秦始皇“为盗所惊”后，仍沿上一次走过的路线，继续向东走，再次到之罘和琅邪。至琅邪后折向西北，沿漳水河谷抵浊漳水上的上党郡，然后返回咸阳。

第四次巡行至东北方向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又开始了第四次远途巡行。这次巡行的目的地是碣石（河北秦皇岛附近）和北方边塞。从咸阳至碣石的路上，所经过的地方有许多是原魏、韩、赵、齐等国的交界和黄河流经之处。这里有不少阻塞交通的城郭和筑有“以邻为壑”（《孟子·告子》）造成水患的堤防。秦始皇在巡行中，就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堤防”（《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件事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秦始皇对此也颇为自豪，到碣石，照例要刻石记功。在碣石刻石中，还专门提到“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显然，秦始皇是把劳动人民的功绩记在自己的账上了。

从碣石向西，秦始皇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诸郡，巡视秦王朝北方边境。此行的目的乃是为伐匈奴作准备的。所以到上郡后，就直接返回咸阳。

此次巡行归来后，秦始皇立即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向匈奴进攻。（见本书第一章）

三 第五次巡行和始皇之死

走向死亡的第五次出巡 在秦始皇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两件事像魔魇一样始终威胁着他，这就是死亡和人民的反抗。他虽知死亡不可避免，而加紧为自己修坟墓，但又妄想长生，故接二连三地派人找不死之药，甚至屡次被骗亦不悔悟。对于人民的反抗，更是毫无办法，尽管秦始皇采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实行血腥镇压，还频繁地到各地巡行，而各地反对秦王朝统治的斗争火焰愈烧愈旺，最后竟发展到拦截皇家使者、公开咒骂“今年祖龙死”的地步。这些现实不能不使秦始皇感到恐惧，他占卜、算卦“得游徙吉”（《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就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出发进行了第五次巡游。

这一次随同秦始皇出巡的有已升至左丞相的李斯和少子胡亥，其余近侍如赵高等当照例一起前往。十月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至云梦（洞庭湖及武汉附近一带湖泊区），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安徽当涂东），又利用水道和运河至钱唐（浙江杭州），临浙江，原来准备从这里渡水上会稽（浙江绍兴南），但因“水波恶”不宜渡舟，只得西行二十里，改由狭中（浙江富阳附近）渡水，上会稽山，祭大禹，并于会稽山上刻石留念。

在会稽刻石中，除一般“颂秦德”以外，还针对当地文化、风俗比较落后的情况，特别指出要“禁止淫泆”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会稽返回后，秦始皇等从江乘（江苏镇江北）渡江，至琅邪。秦始皇数次至琅邪，大约是因为这里是东海之滨，而传说中的仙人，就在东海的蓬莱山上。这一次秦始皇来至琅邪，为他求神药数年不得的方士徐巿等，又跑来骗他说，蓬莱山上神药是有的，只因海中有大鱼阻挡通路，请派人先把这些大鱼除掉。秦始皇求药心切，竟愚蠢地对这些荒诞不经之言深信不疑，立即派人入海射鱼。自己也拿起连弩等候大鱼“出射之”。结果，从琅邪北至荣成山，也没见到大鱼，又至之罘，才射杀一条巨鱼。然后登陆，那个方士徐巿早已不知去向，秦始皇只得取道临淄西归。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秦始皇，平时就纵欲过度，又加之旅途劳累，当车驾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南）时，就得了重病。此人一贯怕死，更忌讳说“死”，故群臣“莫敢言死事”。但事实无情，秦始皇的病愈拖愈重，他自己也感到死亡就在眼前。于是，令中车府令赵高赐公子扶苏书信，令其速来咸阳安排后事。然而，这封书信尚未送走，当七月丙寅这天，行至沙丘平台（河北巨鹿东南）时，秦始皇就死了。这个幻想长生不老的一代暴君，只活了50岁，就结束了他的一生。

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贸然宣布会引起大乱，于是先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辌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以掩人耳目。只有赵高、胡亥及五六个宦者知道底细。车驾兼程向咸阳赶路。这时赵高趁机进行阴谋活动。原来赵高曾当过胡亥的老师，给他教“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颇得胡亥宠幸。公子扶苏则信任蒙恬，而蒙恬之弟蒙毅也曾受到秦始皇的信任，有一次赵高犯法，蒙毅曾判处其死刑，因秦始皇说情才把他赦免，得以不死。有这样的关系，赵高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史记·蒙恬列传》）。开始时，胡亥和李斯都不敢，但在赵高的怂恿下，终于参与了赵高的阴谋。他们将秦始皇诏书召扶苏来咸阳会葬并继承帝位的内容，改成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并令其自杀，还责备蒙恬“为人臣不忠”（《史记·李斯列传》），同时“赐死”。书信伪造完毕后，盖上秦始皇的玉玺，令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的驻地——上郡。

当扶苏在上郡驻地见到来书后，立即要奉“诏令”自杀，蒙恬劝他调查一下原委再说，但扶苏不听，毫不怀疑，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便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使者逮走，囚禁起来。

这时，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驾已从井陉绕道九原向咸阳进发了。他们故意从北边转一大圈，为的是掩人耳目，也为等扶苏的消息。时值盛夏，载尸的辒辌车已散发出臭气，赵高就令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篡位，胡亥、赵高等可谓用尽心机矣！

由九原沿直道抵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回。于是，赵高、李斯等代表朝廷公开发丧，太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皇帝。

秦始皇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形势下，惊恐地离开人世，胡亥依靠赵高进行宫廷政变当上秦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但是他哪里会想到，这个“神圣”的皇帝宝座，正处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

对秦始皇的评价 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要全面地评价秦始皇，必须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这样才可望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其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是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但是，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具有宏大气魄。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是推动统一事业的主观原因。就是在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秦王朝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它所创建的许多制度，在当时来说都是适应历史进步的大胆的改革。秦王朝的许多制度和措施，不仅对后来的两千年封建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及于今天，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代开始，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基础。这当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功劳，但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的贡献也是应当被承认的。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他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一般原因去解释，也不能用秦国的历史传统为之开脱。秦始皇完成了秦国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酷烈”的残酷统治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苦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