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留学。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纪录，这一百七十多年来，留学之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其间尽管出现反复（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战”时期中国停止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中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联”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羡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化的报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为十三万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两万一千人；另据1945年《联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西南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学生一百五十六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百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危机激荡的结果，种子其实多年前早已布下，且与“留学”有直接的关联。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破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遂有后来的洋务运动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留学生派遣；其近因，则主要由三件大事构成：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的1895年甲午战争，在宣告中日国际地位发生逆转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西方近代文化的胜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学生，以此为开端，留学的大门正式开启，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一步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三民主义第五讲》，1924）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界，留学渐成一种风气；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前废除，釜底抽薪，断绝了中国学子历来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兴，五千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到东京，第二年激增到一万三千。至此，出洋留学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观地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学子想接受地道的现代教育，成就一番事业，出洋留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如开弓之箭。此后十年，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学取代旧学的时期，日译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词，通过留日学子之手铺天盖地涌入中国；与之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不断地给故国输入新文法、新学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留美学子，在大洋彼岸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文学鸣锣开道，也在操作层面上为新文学的诞生做了示范。至此，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矻矻，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疴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鲁迅和胡适，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留学时代写下的《摩罗诗力说》《非留学篇》，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他们都具备文化圣人的气质，一个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他们的救国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个主张“立人”，从精神入手，改造国民性，建设一个外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固有血脉的新中国；一个主张“树人”，通过滴水穿石的教育，为未来“造新因”。他们的思想基石，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回国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确实，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学给我们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彻底遗忘；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师父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逆转过程，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的严峻现实。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造成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丧失。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性格气质，都潜在地制约着他们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经契合，便产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扞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在客观的态势上，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留欧/美派和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留日/俄派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是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一向瞧不起留学生，早在1920年给友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其有更严厉的批判——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对留学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一面倒地否定，却有失公平。毛泽东固然没有留过学，但这并不意味没有受留学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包括他用的词汇（如上述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学生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他的天才头脑的整合，变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广义地说，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留没留过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受“留学”的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西风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其是其非，都包含在其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细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姑且称“驴骡”，一派性近马，姑且称“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他们争吵不息，经常上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表面上热闹，却少了祖先的眼光和气魄。“驴骡”个头小，势单力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由于血液里文化基因的作用，时时萌发返本的冲动，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让辉煌的古典传统重新闪光一把；“马骡”个头高大，气宇轩昂，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一直占据优势，隔三岔五从西方师父那儿批发些新鲜玩意儿，各领风骚三五天，其语言是中式鸟语，深奥如天书，故只能在一个极小的行家圈子里通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运昌盛，国粹行情日渐看涨，“马骡”们也纷纷鼓吹起中国传统文化来，用的却是他们的洋腔洋调。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做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二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由于不擅长理论思辨，只好采取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惨淡经营十余年，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
李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