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在我的研究著述中，《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部，尽管它不如《暧昧的日本人》影响大，却是在《暧昧的日本人》的基础上诞生的。

读过《喧闹的骡子》的朋友多认为：此书的精华，主要在留日部分，相比之下，欧美部分显得单薄，“东风”盖过“西风”。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我曾在日本住过四年，自信与日本有某种文化上的“宿缘”，留日期间就开始相关的研究写作。这一切，后来定格在《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有了这样的铺垫，再来书写《喧闹的骡子》（留日部分），便有举重若轻的感觉。可惜，我没有留学欧美的经历，缺少活生生的感性认识，只能凭借纸上所得，做知性的分析，尽管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感到隔一层。

《喧闹的骡子》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在学界引起反响，评论文章登载在《中华读书报》《读书》《文汇读书周报》《时代阅读》《书屋》等报纸杂志上。有意思的是，《喧闹的骡子》中的个案研究，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称道，而序文中关于“骡子文化”的议论，却受到质疑。先有赵京华的《我观骡子文化》，后有董炳月的《多元的留学，多元的文化》。前者认为，“骡子文化”可以涵盖西方“现代性”发源地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性，造成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骡子文化”的普遍性，因此，没有必要为“骡子文化”担忧，进而指出：“在一百年来吸纳和迎拒西方现代性的激烈较量过程中，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乃至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然成为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或者说‘现代’已经成了我们的肉身。”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很有道理，并且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至少就中国而论，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确已为多数人接受，变成“自身的东西”，然而“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却远未被人们（尤其底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官员）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唯其如此，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呈现矛盾冲突的状态。这种中国式的“骡子文化”特征，与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骡子文化”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列宁同志早就说过：“比喻都是跛脚的。”董炳月的《多元的留学，多元的文化》抓住“骡子”比喻的漏洞，对“骡子文化”的“生殖”问题做了机智的阐发，对笔者“骡子文化”难以传承、杂交品种“代际退化”的看法进行了辩驳。在他看来，近代以降，中国的“骡子文化”展示了超强的生殖力，“一直在茁壮成长，在延续，在发扬光大”；进而指出：“李兆忠所谓‘遗传焦虑’并非‘是否能够遗传’的焦虑，而是‘遗传之后’的焦虑——即‘文化意义上的骡子’及其后代们在诞生之后面临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焦虑”，可谓精当，与笔者“马骡”（西体）与“驴骡”（中体）相争不休的看法，正好不谋而合，不同在于，笔者有感于中国现代文化根绪断裂、狂悖暴走、主体性缺失的历史状况，看法比较悲观。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与学者高屋建瓴的理论阐发相比，普通读者对《喧闹的骡子》的视角和看法更加切合实际。在当当网上，笔者读到这样的评点：“此书快读完了，很值得阅读。这是作为去留学的参考读本开始的。‘学术’二字的形容对此书而言过于重了，此书更像随笔，风趣幽默的文字读起来趣味盎然，很容易就进入语境。作者具较深厚的人文功底和心理判断，中肯的批评中应该较真实地还原了光环下的一系列名人留学的历史。推荐给对百年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对于人生价值和个人定位有探寻兴趣的人。文中最后结尾很耐人寻味，也非常沉重。历史和当下总是没有缝隙，想起来让人很纠结。”评判之中肯、精到、实在，令笔者惊异，欣喜之余，不禁要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评论者致以敬意！

《喧闹的骡子》初版以来，一晃七年过去，重读此书，新鲜感犹在，且平添一种历史的会心，令人欣慰，十年工夫没有白费。承蒙三联书店厚爱，得以再版，在此深表谢忱。同时也感谢责编王海燕女士为此书付出的心血。

还有，本书所引近现代诗文，以目前通行的版本为依据。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在用字用词上尽量保持原貌，特此说明。

李兆忠

201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