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摩罗诗人

——寻访“原鲁迅”

1918年，中国文坛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狂人日记》诞生。

这是鲁迅出手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艺术上却是如此的精粹，令人惊叹。它取法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却以忧愤深广的意境和炉火纯青的现代汉语，青出于蓝；西方的神韵，中国的气派，两者水乳交融，无迹可求。

按照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说，一座艺术高峰的周围，必有许多略低的次高峰簇拥，然而事情到了中国却有点例外，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与其他的“第二”“第三”比起来，明显高出一大截。或许是上苍对中国的垂怜，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不出一个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岂不太煞风景？

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鲁迅的特殊性在于：他艺术上的成功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不像创造社诸公现炒现卖西方的新浪漫派，文名大振的同时，也留下许多遗憾；鲁迅是经过充分准备、漫长潜伏之后登上文坛的，丰沛的天才此时已磨砺得锋利无比，只等一声令下，便扬眉剑出鞘，摧枯拉朽，替中国的新文学开辟道路。

这一切都不能不追溯到鲁迅的留日生涯。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写道：第一次读到鲁迅留日时代的文章时，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原先认为那不过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习作而已，读后才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一个“原鲁迅”已经存在。这个“原鲁迅”，无疑是留日七年刺激培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了世界，发现了自我，诊断了中国的病脉，锁定了人生奋斗的目标，为十年后在中国文坛的崛起做了铺垫。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清末的东瀛，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地理位置，成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小日本的压迫，列强的威胁，清政府的腐败，使留学生奔走呼号，无法安心于学问，鲁迅也不例外。然而，与其他人不同，鲁迅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加入救国行列的。

一提起鲁迅的留学生活，人们马上就会想起著名的“弃医从文”的故事，这个故事经过文学史家的反复演绎，已成为青年时代鲁迅的精神标志。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是所谓“幻灯事件”，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解释了过去仙台学医的背景之后，这样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鲁迅发生史”的角度看，“幻灯事件”意义非常重大，正是它，促使鲁迅弃医从文，如果没有这一专业的“转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将因此而大大地改观。仔细考量这件事，很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并非只有“文艺”，教育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比如留美时代的胡适就认为：树人之道，首在教育，并且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社会教育；而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没提教育，说明鲁迅与“文艺”更有缘分。

值得一提的是，擅长保存文物、搜集资料滴水不漏的东瀛学者，至今尚未找到这些幻灯片，不得不使人对鲁迅的讲述产生疑问。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丸山升等人都认为，这些幻灯片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鲁迅讲述的“幻灯事件”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事物的真相。鲁迅显然没有凭空虚构，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了一次合理的嫁接。鲁迅在仙台医专就学时，日俄两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正打得不可开交，大清帝国躲在一旁大气不出一口，作为战胜国的日本，那个勇于进取、以小搏大的日本，凭什么不蔑视中国？而身处东瀛狂热爱国氛围中的孤独中国学子，又怎么可能不受到刺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讲述此事时，已是归国十多年之后，十多年暗淡的人生经历，遭遇的一切挫折，写下的啼血文字，都在强化同一个意念：改造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鲁迅再一次发挥自己的艺术本能，虚构一个“幻灯事件”，为自己的专业“转向”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很顺理成章的吗？

其实，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本不应做太狭隘的理解，更不应将两者视为彼此孤立，或者非此即彼。事实上，医学与文学，或者说科学与文学，在鲁迅那儿始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好比一个车轴上的两只轮子。鲁迅天性虽然更近文艺，对科学同样感兴趣，并且极为重视。鲁迅成长的时代，正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通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风靡中国知识界，给新一代学人带来空前震撼和希望之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先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进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在那里接触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毕业后才有机会作为官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鲁迅后来选择医学，仍然是沿着科学的路子。而且，即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对医学依然关注，这从鲁迅1906年的“拟购德文书目”购书单上列有大量医学书籍就可以得到证明。同样，即便从文学的角度考虑，医学对于鲁迅也有重要的意义，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能够写出《狂人日记》，仰仗的是过去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些医学上的知识。医学与文学最具互补性，一个着眼于人的身体，一个关注人的精神，唯其如此，作家中不少出自医生。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在鲁迅的医文互动中，“文”占据主导地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初到日本就读弘文学院时，就买了不少日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其中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等。这一阶段鲁迅写了《斯巴达之魂》，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雨果的随笔《哀女》，其中慷慨激昂、洋洋数千言的《斯巴达之魂》，是应许寿裳接编《浙江潮》之约，一日之内挥就的，剑拔弩张的风格虽后来颇令鲁迅耳朵发热，却显露了他的丰沛的文学天赋。如此看来，鲁迅的“学文”是在“学医”之前，证明鲁迅天生嗜好文学。许寿裳这样描绘鲁迅的相貌：“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是一幅未来大文豪的真实肖像，这样的人不从事文学，岂不是天大的误会？

同样我们应该看到，鲁迅选择医学，背后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与一般人仅将医学当作谋生职业是很不一样的，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表白的那样，他学医的动机如下：第一，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中医耽误了的病人；第二，战时当军医救死扶伤；第三，有感于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然而据许寿裳透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宏愿：拯救中国女子的小脚，将所谓“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后来经过实际人体解剖，发现已断的筋骨无法复原，只好断念。据多位留日同人回忆：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曾解剖过尸体，男女老幼都有，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是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儿的尸体，常产生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鼓起勇气不敢下刀；鲁迅还向他们描述过胎儿在母体中如何巧妙，矿工的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对待医学本身就带着极强的“文学性”。

鲁迅对待医学的这种高度的人文性、精神性和理想性，显示了他人格结构中道德超人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无论从医还是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目标完全一致。其实，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注意到中国人的精神的问题，他与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是诚和爱，换言之，是深中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唯一的救济办法是革命。革命的方式固然有多种多样，然而对于鲁迅来说，最适合的莫过于文艺，《斯巴达之魂》正是这样的产物，它歌颂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强调的是“魂”。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也起了重要的触发作用。此书于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两年后日本就有译本（译为《支那人气质》）。作者根据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活经验，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了全面的批判揭露，误读与偏见之中不无中肯犀利的分析。鲁迅刚到日本时，此书正流行于日本的知识界，它与鲁迅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共鸣。

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表面上看，是“幻灯事件”刺激的结果，深层地看，则是文学家的天赋与超人气质的作用，证明理性意志终究敌不过天赋的本能。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时的一份考试分数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解剖59.3分，组织73.7分，生理63.3分，伦理83分，德文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各课成绩平平，唯独伦理一枝独秀，获83的高分，证明鲁迅超常的人文修养和文胜于理的智能结构。这也可以从另一件事得到证实：在上藤野先生的解剖课做笔记时，出于本能的爱好，鲁迅信手对下臂血管的位置做了大胆的移位，解剖图几乎成了美术图，后来受到藤野先生纠正时，他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藤野先生》）其实，那首《自题小像》（1903）早已暗示了鲁迅的这种精神价值取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辕轩。”气魄如此宏大，境界如此深邃，堪称千古绝唱，预示着鲁迅将以振聋发聩的文学之音承担医国的神圣使命。

1906年春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据朝夕相处的胞弟周作人的描述，鲁迅“过的全是潜伏的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博览群书，凝思默想，逛书店，收集书报杂志，翻译，写作，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期间，鲁迅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吸收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精神成果，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追本溯源，形成了自己对人类文明史，对东西方文化，对文艺的看法，在这个基础上开出了救世良方。

《人之历史》介绍西方科学界从古至今对“人”的认识成果，向人们展示了“人”的进化历史，表明鲁迅关注的焦点是“人”，而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科学史教篇》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引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西方科学发达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人文演进的一个方面，科学不仅与人文难以割裂，而且它的发展有赖于人文的发达，因为“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因此，作为一位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所以国人不可只求其枝叶，忘了根本；《文化偏至论》沿着这个思路阐发，认为科学发达的西方到了现代，文化上出现两种严重的“偏至”，一是重物质而轻精神，一是重“众数”而轻“个人”，对此，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并将这种主张概括为“立人”。鲁迅认为欧美强盛，无不以物质和多数向世界炫耀，其实强盛的根本还是在于人，因此要在世界上生存，和各国竞争，“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关键，首先在立人的“心”，即努力使人的“精神”变得深邃壮大，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依靠涵养“神思”的文学。而最能承担这一使命的，是那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摩罗诗人，他们是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这些人无不志向远大，人格高迈，不畏强暴，骁勇善斗，秉有唤醒民众的神奇能量，即摩罗诗力，“摩罗”意即恶魔，上帝的死对头。在鲁迅看来，恶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恩人，所谓摩罗诗人，就是被正统保守社会视若洪水猛兽的精神界斗士；鲁迅推崇这批诗人，是有感于千年古国的萧条沉寂，求新声于异邦，希望打破死水一潭的僵局。在他眼里，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的华夏，找不出一个西方那样的“摩罗诗人”，甚至连他十分喜爱的诗人屈原都不够格，因为他的诗篇“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进而发出这样的追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这些慷慨激昂之论，发自鲁迅内心深处，表明鲁迅决心追随西方“摩罗诗人”，做一名精神界的斗士，实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确定了人生目标之后，鲁迅开始付诸行动，先是创办《新生》杂志，刊名取自但丁的《神曲》，又与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介绍东欧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印出《域外小说集》上下集，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获成功。《新生》还没问世，资本已经逃走，撰稿人云散；《域外小说集》总共只卖出去二十本；甚至连呕心沥血著成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发表后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对鲁迅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如他后来哀叹的那样：“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

今天看来，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过分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夸大了精神的作用。道德超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使鲁迅对“精神”格外重视，认定只有它才是根本，才是一切，因此对洋务派“竞言武事”，追求船坚炮利，对改良派热衷于“制造商估”“立宪国会”，都不屑一顾。然而，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本是一个互相制约的整体，精神的改良，离不开对形成这种精神的环境制度的改良，文艺固然重要，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同样不可缺少。这个道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不可能不明白，问题在于，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气质性格，鲁迅被社会的黑暗、历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深深地攫获，不相信通过任何外在的手段能把中国改造好，唯其如此，他对维新志士提出的各种改良方案都不看好，而宁愿用“摩罗诗力”这一剂西方的猛药来唤醒国人麻痹的灵魂。因此，他对当时留日学生一窝蜂“学法政理化工业警察”，无人问津文学艺术很不以为然。一份保留至今的“拟购德文书目”（1906）清楚地显示了鲁迅当时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列的一百二十三种书目中，自然科学（以地质、生物、医学、人种为主）、人文科学（以文学、哲学、美术为主，其中文学史、文学作品占绝对多数）平分秋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社会科学的书几乎没有。从这份购书单中，可以看到鲁迅博大的知识结构中的某种不平衡，这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于事情的“内面”和“根本”，而对“外部”和“枝叶”则相对轻视。然而事实却是，鲁迅留日时代的作品精神内涵虽然超拔，却因文字的古奥晦涩无法普及于世，恰好证明“外部”“枝叶”也很重要。不过客观地看，这一次失败反而成全了鲁迅，使他大器晚成，潜伏十年之后，乘着新的历史机运再度出山，向黑暗发力，一鸣惊人，这回当然是用白话文，也就是鲁迅当年不曾在意的属于“枝叶”的白话文。

《呐喊》《彷徨》无疑是《摩罗诗力说》的延伸与形象的演绎，将两者互文地阅读，人们在发出会心微笑的同时，定会沉重地叹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无疑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这些中国的摩罗诗人们，处境是如此的惨淡，他们不是疯掉，就是惨死，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立锥之地；洋溢在《摩罗诗力说》里的那份自信与豪情，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沉痛表白的那样：“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番话实际上宣告了“摩罗诗力救国论”的破产，但这丝毫也无损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场伟大的破坏。

鲁迅在东瀛度过了整整七年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洋洋大观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文字中，七年的留学生涯几乎是空白，作者目光所及是西方，思虑所在是中国，对眼皮底下的东瀛仿佛视而不见，甚至连“日本”两个字都看不到。归国之后，鲁迅也很少回忆那段生活，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里略有涉及；写留日生活的只有《藤野先生》一篇，那也是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并且有特殊的背景（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正受“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压挤，心情郁闷，作了一系列怀旧文章，名为《朝花夕拾》，《藤野先生》是其中之一，结尾还特意点出：藤野先生是作者抨击“正人君子”的自勉力量）。一个人不怀旧，无非两种理由：一是往事不堪回首，另一是往事懒得回首，都证明着那段生活并不愉快。

确实，对于留日时代的鲁迅来说，日本只能是一个冷漠的、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其中虽有藤野先生那样的有正义感的日本教授的亲切关怀，但这只不过像漫漫暗夜里的一支微烛，反而将黑暗衬托得更加清楚。关于这一点，“幻灯事件”已有形象的说明，然而比起“幻灯事件”来，“泄题事件”更具杀伤力。鲁迅的学医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名第六十八，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使他解剖学得了高分，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他饱受屈辱。关于这件事，二十年之后鲁迅这样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藤野先生》）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了一年半，就不辞而别，连退学手续都是委托他人经办的。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精神强者，小日本的歧视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伤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鲁迅不会为这类事耿耿于怀，事实上，对日本的岛国根性，鲁迅从未给过以牙还牙的抨击，这一点他与郭沫若很不一样；相反，他对日本的观察总是着眼于正面，结合鲁迅后来有关日本的零散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日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发户”，虽然没有卓越的伟人与独创的文明，却比僵化的破落户的中国更有生存的希望，在一篇文章中，鲁迅借厨川白村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这样写道：“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越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人物，……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出了象牙塔·后记》）第二，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做事认真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医治中国人的毛病。据日本友人回忆，鲁迅有一次同内山完造谈话时这样说：“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作‘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日本人，但必须买到这种药。”（内山完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岛崎藤村《鲁迅的话》）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总结的这两点有特殊的语境，他对日本的肯定赞美并不是出于特别的喜爱，就像其弟周作人那样，而是另有一个令人绝望的参照——中国的存在。由此可见，日本在鲁迅笔下的空白，既不是出于通常的“大中华”对“小日本”的文化优越感，也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鲁迅特殊的思维方式所然。确实，相对于鲁迅那样的博大深邃的胸怀，日本毕竟小了一点，也浅了一点，无法从根本上给中国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这个国度里既不出尼采、叔本华这样的文化超人，也没有拜伦、雪莱那样的摩罗诗人，闻名于世的，只有那种接近“兽性爱国主义”的武士道、泯灭个性的集团性和礼仪烦琐的“人情美”，那些都是鲁迅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

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认为：鲁迅留学时代的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这一点与后来的创造社形成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据周作人介绍，留日时代的鲁迅对于日本文学殊不注意，对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诸人，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只有夏目漱石的讽刺小说《我是猫》《虞美人草》他比较爱读，对岛崎藤村的作品从不问津，自然主义文学盛行时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但并不感兴趣。（《关于鲁迅之二》）这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鲁迅感兴趣的日本作家（前四位）都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关注的是他们的翻译评论而不是创作；二、鲁迅对那些本土趣味浓郁的日本作家没有什么兴趣；这证明鲁迅读日本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对于鲁迅充其量只有媒介的作用。

然而，这绝不意味日本文化对鲁迅无足轻重，事实恰好相反，七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和窗口，鲁迅了解了世界，发现了自我，形成了“立人”与“摩罗文学救国”的思路；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那种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某种潜移默化之力。鲁迅本是一个理性丰沛的人，家道中落后饱尝世态炎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给他的性格蒙上一层阴影，加上留日后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与岛国悲情的双重刺激，使精神天平倾向于非理性，形成了他特有的冷峻、深邃与虚无的思想风格；在此基础上鲁迅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中国文坛。然而，相对于鲁迅博大的胸怀与深邃的气质，东瀛岛国毕竟小了些，假如有机会到欧美留学，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方文化，鲁迅定当有更大的收获。

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丁文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留学横跨东西，历时九年，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有心栽花的失落，与无意插柳的收获，相随相伴，让人领略到“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精彩。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人，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重镇之一；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赫胥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一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与他早年的留学生涯是分不开的，那是丁文江的天赋与异域环境——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与“情感”——积极互动的结果。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力仍在遗传，“情感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水，天性是江河源头，环境是江河的地形，情感随天性环境发展，正如江河从源头随地形下流，知识是利用水力的工作，防止水患的堤岸，根本讲起来也是离不开地形的”。那么，异域的“环境”和“地形”究竟给了丁文江什么样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