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经济活动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在关于经济活动区域集聚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关注的向心力是市场关联和前后向联系等产业组织方面的外部性，而他们更关注的离心力则是技术传播、资本的流动等等。关于经济活动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理论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这些理论分别侧重于不同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机制。下面，我们首先介绍传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然后重点关注新经济地理学对于经济活动集聚和分散趋势的研究。
2.3.1 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区域分布的传统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活动在区域之间分布不平衡现象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区域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发展出很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传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有如下五种。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Myrdal,1957）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先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而可以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经济活动区域分布的不平衡，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backwash）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spread）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分布不平衡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
不平衡增长论（Hirschman,1958）
这个理论和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先后提出，其基本的逻辑和Myrdal（1957）的理论接近，Hirschman（1958）提出了“极化（polarization）效应”和“涓滴（trickle down）效应”，这两个效应本质上与Myrdal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基本上一致。
增长极理论（Perroux,1950）
Perroux（1950）的增长极理论原用于分析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应该通过集中发展某个具有关键地位的产业，并扩散到其他产业之中。Boudeville（1966）则将增长极的概念从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将优先发展，并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并把这样的地区称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中心-外围论（Friedmann,1972）
Friedmann（1972）的中心—外围理论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地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这个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这种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会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所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从而使得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各自的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中心—外围的二元空间结构将消失。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这方面的陈述如陈修颖（2003）归纳了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农业社会，工业化初/中/后期等）对经济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要求。经济从依靠背景型资源为主到对象型资源为主再到非物质型资源为主，产业布局的地理局限越来越小，但是他并没有说明这样的变化会对经济的空间分布产生什么影响。另外，也有一些区域经济学者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出现的每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形成所谓“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这种理论以小岛清（1987）对于东亚国家发展过程总结出的“雁型发展模式”为代表。
但是，以上这些传统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般都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不平衡发展格局，而在不同的理论下，这种不平衡发展格局有可能得到修正也有可能无法逆转。总体来说，这些理论一般都是对观察结果的归纳，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持。另外，由于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对于造成区域不平等发展的根本原因，如规模经济递增、经济结构差异等因素，传统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也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2.3.2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区域分布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利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把地理因素重新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他们的研究系统地把个体层面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到空间关系的研究中来，从而解决了Starrett（1978）所说的“空间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活动是完全可分割的，一个竞争均衡就会存在而且每个地点都会完全自给自足，整个经济中只会存在“后院资本主义”（backyard capitalism），所以在一个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是不可能考虑空间因素的。
Krugman（1991）的工作被认为是这个领域重要的几篇开山之作之一。他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农业劳动力不能流动的两地区两部门经济，并且引入了运输成本。通过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加入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可能性，构建了一般均衡框架下的中心—外围模型。垄断竞争厂商的区位决定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1）市场通路效应（market access effect）：随着厂商迁入，对于本地劳动力需求上升，又会引起劳动力迁入，本地需求进一步上升，进而导致更多厂商迁入。（2）生活费用效应（cost-of-living effect）：随着厂商迁入，本地消费品进口的比例降低，本地经济所需要承担的总贸易成本下降，于是本地生活费用下降，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这就会吸引工人流入，使得劳动力供给增加，名义工资下降，这进而导致厂商成本下降和利润上升，吸引更多厂商迁入。（3）市场挤出效应（market crowding effect）：随着厂商迁入，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产品的边际收益下降，这就会导致工人工资下降，进而引起劳动力和厂商迁出。以上所有这些效应的出现都来自于贸易成本和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存在，这就导致厂商选择不同区位可能带来成本节约收益或市场扩大收益。事实上，可以把这三种效应合并成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了最后的均衡分布。其中市场通路效应和生活费用效应都体现为向心力，使生产分布趋于集中；而市场挤出效应则是一种离心力，使生产分布趋于分散。
通过对这个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克鲁格曼还发现在运输成本很高的时候，一个分散的经济布局是稳定的，不同地方自给自足；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向心力和离心力都将同时下降，但离心力下降得更快（Baldwin et al.,2003），当贸易成本低于某个临界值的时候，规模经济的收益将超过贸易成本，所有企业都将集聚在一个地区，整个经济高度集聚在一个制造业中心周围，这就构成了一个中心—外围结构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但是这个结论明显跟我们现实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不一样，因为很多国家如美国等，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降低以后，经济布局反而变得更为分散了。于是学者们在基本的中心—外围结构模型中引入了其他离心力因素从而构造出一系列可复原的中心—外围结构模型。在这种模型中，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就会超过离心力，从而使得经济出现集聚，形成中心—外围结构；而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使经济活动分布分散化的离心力会增强，到了某一节点，离心力将会超过向心力，从而导致经济活动布局重新分散化，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中心—外围结构复原。这类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所观察到的情形。
在这一类模型中，不同的学者强调了不同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组合。Puga（1999）的模型假设制造业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于是落后地区的低劳动力工资优势就成为了生产布局分散的动力，落后地区在最后将会吸引制造业重新回来，从而构造了一个经济活动首先集中到某些中心地区，然后随着经济发展可以重新分散的模型。类似的，Krugman和Venables（1995）考察了移民限制与中心—外围结构转变。他们指出，经济一体化带来贸易成本（运输成本）下降，当这种下降到达某一临界值时，整体经济就会出现一种中心—外围结构。随着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由于劳动力不可流动，对生产的地理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的已经不再是贸易成本而是生产成本，具有较低生产成本的外围地区开始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会缩小中心—外围的差距。其他学者包括Helpman（1998），Ottaviano, Tabuchi和Thisse（2002），Baldwin等（2003）考察了非贸易品与中心—外围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非贸易品（如住房，也可以扩展到不可移动资源，如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价格在集聚地区的上升使得经济活动集聚地区的生活价格上升，产生了新的离心力因素。在Tabuchi（1998）的模型中，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离心力，即中心地区的拥挤成本，如高房价和高的通勤成本来构造出了一个可以复原的中心—外围结构模型。类似的可复原中心—外围模型还包括Ottaviano和Thisse（2004）所构建的。
除了上面的这些静态模型以外，还有一类中心—外围结构模型的自然延伸，把这些模型放到增长理论框架之中，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Fujita和Thisse（2002）所建的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在原来的两部门模型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部门——创新部门（innovative sector），这个部门负责提供新的知识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且这个部门具有集聚效应；另外，还把劳动力分成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两种，创新部门只能雇用熟练劳动力，并且这些劳动力可以付出一定成本后得以流动。于是，在他们的模型中，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现代部门和创新部门都会集中到一个区域之中，而其他地区则专注于生产传统产品。技术流动障碍的存在尽管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维持一种分散的经济布局，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中心—外围结构也将最终形成。Baldwin和Forslid（2000）也建立了一个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中心—外围模型，但是他们更多地关注增长问题而不是运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包含两个部门。跨地区的知识流动是产生分散结构的离心力，因为随着知识流动更为自由，经济活动分散的成本就会下降，并且使得分散布局即使在运输成本较高时也能成为一个稳定均衡。他们认为有一些技术进步会使得产品的运输成本下降，但也有很多技术进步是使得信息的交流成本下降的，而信息交流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知识外溢性的增加，这种外溢性是对称结构的一种稳定力量，因此，技术进步既带来了集中化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分散化的力量，所以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生产活动的集中。
Henderson（2003）也在城市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了经济的集聚问题。他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某一经济发展水平下，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集中度，如果存在的话，那偏离这个最优水平会导致多大的产出损失呢？他所使用的模型的基本权衡是：集中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上升；但同时集中以后会让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首要城市的生活质量而减少了用于生产的资源。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区域经济分布不平衡的理论文献已经相当丰富，这些模型通过不同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因素的组合，强调了不同的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总体来说，这些模型利用这些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组合证明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将倾向于越来越不平衡；而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种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布局将可能得到逆转。
2.3.3 关于经济活动区域集中度的实证研究
尽管在理论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但目前为止对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实证研究仍然缺乏，而且大部分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世界经济中的南北差距问题，而很少应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上。仅有的一些关于区域经济的文章也集中在某个国家内，对于跨国比较的经验研究依然非常缺乏。
现有的一些关于经济活动区域集中程度变化趋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北美和欧洲的区域经济集中问题。
Kim（1995）对美国的研究发现，美国的各州从1860—1987年专业化分工程度降低了，但是行业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则上升了。在Ellison和Glaeser（1997）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他们发现美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因为自然优势或者外溢性而存在某种程度的空间集中；在Ellison和Glaeser（1999）的文章中，他们进一步发现10%～20%的这种集中是自然条件优势带来的。
Aiginger和Davies（2004）对于欧洲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在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制造业的整体分布在欧洲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
Hanson（1998a,1998b）对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后的经济活动布局的研究中发现，贸易对于墨西哥整体经济活动的分布和集中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加强了跟美国的经济联系以后，墨西哥的经济活动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北部跟美国临近的地区之中。
2.3.4 关于中国经济活动区域分布的研究
目前对中国经济区位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整体活动集聚现象以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二是对产业分布集聚现象的研究。
对整体经济活动集聚程度的研究
关于中国整体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一些学者对这一分布的历史趋势进行了研究，其中还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国际比较，但是这样的研究并不多。
Kim和Knaap（2001）研究了中国1952—1985年的经济活动布局，他们发现尽管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推行了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使得某些产业的区域分布趋于分散，但是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里，中国经济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趋于集中的动力，使得整体经济活动的集中趋势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改变。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重新布局和区域经济集中程度提高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造成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地区经济活动重新布局的原因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执行的与要素禀赋不相称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纠正，从而导致了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现在的经济集聚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对过去错误的区域发展政策的一种更正。
李国平、范红忠（2003）对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活动集中程度进行了比较，发现我国生产集聚程度并不高，人口集聚程度则更低，我国核心发达区域还有接受人口的很大潜力与空间。他们还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东部地区对生产活动的集聚力仍将大于分散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资本将不可避免地流向东部地区，生产将进一步在该地区集聚。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人口流动继续受到限制，生产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必然会扩大，并导致更严重的地区经济差异。尽管他们对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国际比较，但这种国际比较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存在一定的缺陷。
在关于经济集聚现象以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中，范剑勇和杨丙见（2002）分析了美国中西部制造业崛起的原因并以此对中国落后区域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他们认为美国中西部当地的城市化和内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加上与原来制造业集中的东北部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较高是造成美国中西部制造业崛起的原因。根据这个研究，他们提出了要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就应该促进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并改善西部地区内部的交通条件，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
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分析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的高劳动力流动成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他们还认为这种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
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研究了我国工业的空间分布。他们利用各省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来度量工业集聚度，然后分别考察了三类因素，即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对工业集聚度的影响。
对产业分布区域集聚程度的研究
除了关于整体经济活动分布的研究以外，对于不同层次的产业在区域之间的集聚情况，以及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性的变化情况，也有不少学者利用不同层面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
Young（2000）利用五大产业（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不同省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趋同。Bai, Du和Tao（2004）研究了1985—1997年29个省区32个两位数产业的地理格局，发现总体上中国产业分布在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逐渐集中，税收利润大和国有企业比重高的产业其地理集中度较低，表明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产业集中。Wen（2004）使用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集聚程度提高了。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则利用1998—2003年中国四位数行业的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的制造业区域集聚水平和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样本区间中国的制造业集中程度稳步上升，但通过与其他学者研究结论的比较，他们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区域集聚程度仍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此外，其他学者如魏后凯（2001）使用了CR4、CR8、HHI、泰尔熵等指标对中国的三位数工业行业的集中度进行了度量，发现工业的集中程度在提高；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也分析了1980—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80年代初以来，劳动力密集型或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产业在空间上逐渐向沿海地区集中，而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则在80年代经历了空间扩散过程，而在90年代也逐步向沿海集中。大部分内陆省区的产业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而沿海省区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
综上，目前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方面，对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研究还比较少，而且这部分研究更多地关注政策对于区域经济活动分布的影响，而对于经济力量对产业布局影响的研究还不多。尤其是关于这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更少，只有少数的研究通过简单的横向对比得出了中国的整体经济的区域集中程度还偏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