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关于区域收入差距演变规律的文献综述

2.4.1 关于区域收入差距演变规律的理论文献

新古典增长模型

Solow（1956）和Swan（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特别是他们这些模型的一些外延版本，为大量研究收入趋同（即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模型中，均衡点是鞍点稳定的，所以经济都会趋向于长期稳态均衡。实际上，如果技术可以自由传播，则所有经济体的稳态路径都是一样的，那么从长远来说，每单位劳动力的有效产出将会相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实际收入会相等）。如果资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一定，如在Cobb-Douglas技术情况下，那么通过简单计算很容易得到结论：增长率与资本劳动比率成负相关关系，因此，人均产出越低，经济距离均衡增长路径越远，增长率就越高。因此，如果所有国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增长稳态，贫穷国家就会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这就是新古典模型中关于趋同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或者对于储蓄有不同的态度，那这些经济体就拥有了不同的增长稳态，所以增长速度和人均GDP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不能在一个横截面样本中成立。在同一个稳态下的趋同被这些学者称为绝对趋同或者无条件趋同，而第二种类型的趋同则称为条件趋同，或者是俱乐部趋同。

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

1965年，Williamson（1965）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基于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随着经济发展，在一个国家内部一开始将会经历一个地区收入趋异和分化的过程，然后是一个趋同的阶段。也就是说，一些地区一开始相对于其他地区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率，然后边缘地区会追赶上来。他的研究还发现，人口的重新分布对于这种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没有影响。Alonso（1980）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收入差距可能先扩大后缩小的现象进行了小结。尽管这两位学者关于收入差距变动的预言受到了很大关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为此提出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古典模型中的地区人均收入趋同现象也可以理解为威廉姆森倒U形曲线的一部分。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经济集聚的发展趋势和原因提供了理论研究框架。在他们的模型中，有一部分也可以用于解释区域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如Fujita和Thisse（2002）就发现，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强，运输成本将降低，熟练工人就会集聚到先进地区，从而使得落后地区的非熟练工人利益受损，而且整个落后地区的平均福利水平也将受到损失。只有当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某种离心力——比如落后地区可以受到先进地区的知识外溢而取得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让经济布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重新分散化，从而使得地区之间的收入重新均等化。

2.4.2 国外关于区域收入差距变化的实证研究

在国外，对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非常之多。其中有少数利用了发达国家较早的数据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时期的区域收入差距问题，也有一些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大量的这些研究主要都是针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成熟以后的区域收入差距问题，而且研究的思路也往往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思路。他们关注的对象往往是区域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趋同的现象。

在这些研究中，有少量的研究对威廉姆森的倒U形假说进行了检验。如Green（1969）利用加拿大经济起飞时期的数据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形假说。他分析了加拿大从1890年到1956年的人均收入和劳均收入的变化情况，发现从1890年到1910年间，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生产要素的区域间转移能很大一部分解释这种差距；从1910年一直到1929年，这种差距依然在扩大，但在这个时期，差距扩大的主要作用力变成了各地区和各产业内部生产力的差异；从1929年到1956年，地区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对缩小起主要作用的是各地区和各产业内部生产力的趋同。其他对于倒U形假说的验证，还包括Terrasi（1999）对意大利1953—1993年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他把意大利按照1953年的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地区、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和落后地区三部分，采用泰尔熵来进行分解，发现以1973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所有区域趋同，而在此之后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趋于发散。他认为自己的发现并不是对Williamson（1965）的倒U形假说的颠覆，而是由于1973年后新的增长稳态路径形成，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正是因为意大利又开始处于另一个倒U形曲线的左端。Mathur（1983）对于印度的研究则发现区域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微弱的U形关系，但是他认为这是因为印度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经济起飞期，所以这个例子不能说明威廉姆森的倒U形规律不成立。

但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已经进入经济成熟发展期的大背景下，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围绕着区域趋同的现象而进行的。Barro和Sala-i-Martin（1991,1992）、Sala-i-Martin（1996）分别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地区增长数据中研究了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化情况。尽管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的跨区域移民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日本的研究他们发现落后地区的追赶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多少实质性的移民，相反，落后地区的追赶主要是通过生产率提高来达到的。

在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启发下，大量研究使用横截面增长回归来检验区域之间是否会向稳态路径趋同。我在这里仅举几个跟我们第五章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研究作为例子。Cashin（1995）发现在澳大利亚各州之间存在着趋同；Coulombe和Lee（1995）发现加拿大各省之间的无条件趋同假设无法拒绝；Caselli和Coleman（2001）对美国的区域收入差距缩小提出了自己的新解释，认为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转变速度的不同以及教育和培训成本的下降使得地区之间生产力差距缩小。而在对于欧洲国家的研究中，总体的发现是这些国家中的趋同要比世界其他发达地区弱很多，而且这个过程受到国家特征的影响很大。关于这部分文献的一个比较详细的综述见Magrini（2004）。

2.4.3 关于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提到的那样，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地区差异问题，所以区域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已有的对于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基本上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之间是否存在趋同现象。但是，跟对西方成熟经济体的研究相反，在我国，这些研究基本上都认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杨明洪和孙继琼（2006）将中国分成7大经济区，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差距（人均收入差距）的变迁进行了分解。和很多人的结果一样，他们发现中国80年代省区之间的差异在下降，这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鲁地区内部差距的减小，同时区域之间的差异也有微弱下降；进入90年代以后各区域内部的差异保持稳定，但区域之间的差异变大，于是整体地区差距开始增大。与他们的发现类似，Kanbur和Zhang（1999）把中国的省区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大片，他们也发现，内陆和沿海之间的收入差距对于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上升。

蔡昉和都阳（2000）对1978—1995年我国总的省际差异指数进行了分解，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差异对全国整体差异的贡献份额很大，而且呈扩大的趋势。而通过对这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和1978年的人均GDP进行回归以后发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分别收敛，但两大地区之间的总体差异则上升了。他们还认为，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含义就在于创造条件使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趋同的趋势，而投资的重点应该选择那些能够改进西部地区增长条件的领域。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实际上也印证了Jian, Sachs和Warner（1996）的发现，即中国的区域收入差距在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呈现出比较强的收敛趋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区域收入差距则开始迅速地变大。王洪亮和徐翔（2006）对比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后认为，在我国城乡差距问题要比区域差异问题严重，但是因为区域差异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所以其福利效应更为明显。江小涓和李辉（2005）则认为在考虑了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以后，区域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数值小。

其他不少学者研究了造成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认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上，因此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落后地区利用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提高西部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同时注意培育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流动。

Fujita和Hu（2001）使用GDP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

Kim和Knaap（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更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更高等等。Demurger等（2002）的结论也与此类似，发现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分别可以解释中国区域差距的很大一部分。

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下挫后持续上升，同时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出现分化，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优势日益明显。通过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基尼系数分解，他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

Lin, Wang和Zhao（2004）认为有两种力量导致了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一种是外来的力量，如经济高速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来的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对农业比重更大的内地不利等；另一种就是制度的因素，即对移民的限制，尽管移民速度有了提高，但是跟同样是大国但是地区差距小得多的美国比起来就知道中国的移民率还是太低了。

王小鲁和樊纲（2004）发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在利润的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这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地区人均收入差距；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财政资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银行信贷资金）则更多地向中西部流动。

刘力（2005）、李斌和陈开军（2007）分别强调了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综上，绝大部分关于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区域收入差距都明显拉大了，而对于这种差距加大的成因大家则分别从产业结构、地区发展政策以及全球化等因素中找到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