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综述

2.2.1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城市化的拉力与推力

城市化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在某一片区域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其他的经济活动集聚情况一样，也是某种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实际的城市化分析过程中，因为涉及城市和农村两个并不对称的经济部门，现有的分析一般都喜欢把向心力和离心力按照城市和农村这两个部门进行划分，把城市化机制作用力分解为城市的拉力和乡村的推力。在现有的城市化理论文献中，城市部门的拉力主要体现在城市部门较高的生产技术进步速度，这种进步一方面来自于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和创新能力的增强，也来自于共享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市场、产品多样性带来的消费收益等（Henderson,2003）。而农村部门的推力则主要来自于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过多，这就使得劳动力在农村部门中的边际产出很低，从而促使他们流向城市（Williamson, 1988），形成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进程与阶段性

当前的主要成熟经济体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城市化，在对它们城市化进程特征的研究中，大家很早就注意到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Northam,1975）最早提出城市化随着时间的发展进程近似于一个略微拉长的S形，并根据观察认为城市化存在着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并进入第二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此后为城市化进程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进程基本上符合这种趋势。这一成果也被国内研究城市化的学者作为国际经验而广泛引用。

在经济理论方面，Hansen和Prescott（2002）的两部门动态模型展示了一个经济体在从马尔萨斯部门（农业）向索洛部门（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索洛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率服从一个S形曲线。这是因为在工业部门发展的初期，其规模较小，所以可以吸纳的农业劳动力也不多，也就是城市的拉力不足，所以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而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工业有了相当规模，同时农村人口相对于土地仍然较多，从而农村部门的人均产出仍然不高，所以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都很大，城市化进程较快；而到了工业化发展的晚期，农村部门的人均土地和资本存量增大，人口的迁出动力降低，农村推力降低，城市化进程也会减慢。

还有学者利用城市文明的普及过程来解释城市化过程的阶段性（高佩义，1991）。这些学者认为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城市文明的演进过程，而城市文明普及具有阶段性加速规律，当城市化水平很低时，城市文明辐射能力很弱，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不大；而当城市化具有一定水平以后，城市文明辐射能力加强，城市化的吸引力加大；而当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如70%）后，城市文明普及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这个时候即使不住在城市里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城市文明，城市化水平不再提高。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城市化拉力和推力均衡模型。

另外一些学者对于城市化在不同国家的特征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于城市化进程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一般规律存在着争论。Henderson（2003）研究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发现城市化本身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比如非洲很多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城市化实际上伴随着的是很低甚至是负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存在过度城市化现象。但是Satterthwaite（2007）认为这种结论是因为使用了不可靠的数据所导致的，在对分析对象的数据质量进行控制以后仍然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好对应关系。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在苏联、东欧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化滞后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滞后问题主要有两类原因所致：一是人为的政策因素，主要存在于前计划经济国家，另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伊朗、泰国和南非也存在（Kojima,1996）；二是工业的过度分散，乡村人口就地非农化所致（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中）（叶裕民，2001）。

2.2.2 国外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被引用得最多的是Chenery和Syrquin（1975）的研究成果。通过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5个年份的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后，他们得到了一个代表性国家（人口为1000万）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使用这一模型对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而得出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应有水平的结论（如辜胜阻，1993）。但横截面回归包含了一个前提，即各个国家在控制变量以外的其他特征是相同的，但显然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是难以通过少数控制变量完全反映的，这样就很可能导致这一“标准”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后继的一些研究更注意控制不同国家的各种特征因素，如Moomaw和Shatter（1996）在研究各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就引入了更多的国家特征变量。但是这种方法毕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很多无法量化的国家特征仍然会被忽略。

在关于城市化发展规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了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非线性性质。Chenery和Syrquin（1975）与Davis和Henderson（2003）的研究尽管采用了不同的变量，但都得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凹曲线关系的结论，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速度会越来越慢。但这种关系的推论意味着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时候反而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与历史经验并不吻合。

在诺瑟姆提出城市化进程在时间上符合Logistic型曲线，从而呈现出S形以后，另外一些论文如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0）都认为城市化进程近似于一个S形曲线，但他们都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

2.2.3 关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内的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如周振华（1995）就认为中国已经结束了80年代消费品需求和轻工业发展拉动的经济增长阶段，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化和重工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不适合新的工业化发展的需求，所以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将是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下一增长阶段的动力。很多学者还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如辜胜阻，1994）。Li和Yin（2007）更是认为中国目前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跟中国整体处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阶段密切相关。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是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为数不少的研究。

国内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周一星，他早在1982年就对不同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横截面数据的分析，他建立了对数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模型并进行了回归（周一星，1982）。周一星（1997）、张颖和赵民（2003）分别用1977年和1999年的跨国横截面数据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对数线性关系。王金营（2003）利用logistic型曲线对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城市化和GDP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或多或少符合logistic型曲线的特征，但是他的研究都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并没有考虑样本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它们的这种差别很可能只是城市化不同阶段特征的表现而已。不少学者利用横截面或者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问题，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规律进行了比较（如李郇，2005）。周一星（2005）还利用自己修补后的数据提供了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预测，他根据联合国法的原理构造中国城乡人口增长的logistic型曲线来预测中国未来城镇化水平的理论值，结论是：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为46.5%,2014年可能超过50%；预计2020年为57%,2023年可能超过60%，但是这个研究只是利用了中国一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而且纯粹把城市化看作是一个人口学现象，因此其预测结果不能让人信服。

此外，对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差异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Zhang（2002）使用了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中国各省区城市化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FDI能够解释中国各省之间在1978年以后的城市化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在城市化速度上的差异；而且还发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其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在这些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中，大家尤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到底是滞后还是超前于国际一般规律。

孙立平（1996）、郭熙保（1996）、叶裕民（1999）分别把中国的情况与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对比后均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要滞后于这些国家十几到三十个百分点，但是他们的对比从样本的选择以及对不同国家特征的控制上来说都是非常不严谨的。Chang和Brada（2006）利用跨国数据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混合横截面回归方法对线性模型进行估计以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大幅度滞后于经济发展，并且这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大。但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是对数线性模型，一旦真实的城市化进程并不符合线性关系，他们的结果就是有偏的。

与之相对，Li和Chen（2001）发现，尽管中国的城市化仍然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程度所应该对应的水平，但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则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并没有严重滞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是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偏差。

总而言之，在关于中国城市化规律的大量研究中，除了少数结果以外，它们的主要结论都是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而且，大量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其经济发展。但是这些研究从样本的选择、模型的考虑以及变量的控制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最后，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还对中国城市化到底处于哪个阶段以及未来的走向存在很多争议。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如王小鲁，2002；李京文，吉昱华，2004，等等），但这些论述往往是基于某些简单的国际经验或者是小样本的相关指标跨国对比分析，严谨的大样本跨国比较分析非常少见，所以关于中国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上的一般规律，是否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仍是困扰我国城市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赵新平，周一星，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