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见到白求恩大夫的回忆

贺云卿 1995年8月18日

中国人民的亲密的战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五年。五十五年前，他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工作期间的许许多多模范事迹，给抗日军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工作，前后五次见到白求恩大夫，亲身感受到他的伟大精神，并聆听他的指导，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当年艰苦岁月里白求恩大夫令人难忘的事迹又一幕幕重新涌现在眼前。

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大夫

1938年，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到中国，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且受毛主席的委托，在郭天民副参谋长陪同下，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越过同蒲铁路，6月中旬安全到达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镇。我接到分区司令部电话，要我赶紧到供给部去。我一到供给部，白求恩大夫已经坐在那里，我向他问了好，他满面笑容地同我握了握手，问我“姓什么？”“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二十三岁了。他随即就问我：“你是医生吗？”我回答白求恩大夫：“我是军医，是红军军委卫生学校毕业的军医，是这个军分区的卫生部长。”白求恩大夫听了很高兴，接着就问：“你们这个部队有几个医院？”我说有两个医院。“有多少伤病员？”“四百多名伤病员。”白求恩大夫说：“那你准备一下，我们一会儿去看伤病员。”这时已经过了中午，白大夫他们赶了好几天路，今天又走了一上午，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我就请白求恩大夫先吃午饭再说。这样，吃完午饭他又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看伤员。我就向他介绍了情况，说明这是前方，现在伤员在后方安全地带，交通不大方便，今天半天的工夫，怕回不来。郭天民副参谋长也向他解释说：明天一早我们还要离开这里，赶到军区司令部找聂司令员，是不是今天就不去了，这样才说服了白大夫。第二天，天蒙蒙亮，他们就继续赶路去军区司令部了。临别时，白大夫还说：“你们部队打仗时，我一定再来。”

这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白求恩来到敌后第一天，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想到伤员同志的健康，是一个满腔热忱，对工作十分认真的人。

第二次见到白求恩大夫

1938年秋天，凶恶的日寇向我五台县耿镇地区疯狂进攻，军分区军民英勇顽强反击敌人。我卫生部野战医院驻五台县马家庄，担负着接受这次战斗伤员的任务。战斗开始后不久，接到上级电报，白求恩大夫要到我们野战医院来参加救护工作。我们医院的同志闻讯十分振奋。当天晚上8时，白求恩大夫和翻译董越千同志及手术队其他同志从阜平县，经过龙台县，翻山越岭赶来了。我们请白大夫休息一会儿喝点水，他不肯休息，马上要我陪他查病房，同时通知手术的同志赶紧准备消毒。

白求恩大夫技术是很高明的，有着丰富的野战外科的实践经验。他对我说：“对伤员的早期手术处理得好，这对于伤员恢复健康，早日返回到前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做好早期手术处理。”就在这次战斗中，许多伤员经过他的检查，需要手术的，立即得到合理的手术，然后才转送到后方。

敌人的炮声离我们医院越来越近，前方司令部电话指示，要我们保证白求恩大夫的安全，在第二天凌晨4点以前保护白求恩大夫，连同整个医院向指定的地方转移。我把上级的指示转告了白求恩大夫。白大夫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上级的命令要执行，工作任务也要完成。”这一天白求恩大夫不顾极度劳累、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民房改成的手术室内，沉着应战，在汽灯照明下，通宵进行手术，把所有需要手术的重伤员都处理完毕，这时已是凌晨3点了。

战役结束后，我同白求恩大夫离别时，我送给他一副红军时期的担架床，他很高兴，并且写给我一封感谢信。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敌人“大扫荡”时遗失了。可是这些往事，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第三次见到白求恩大夫

我第三次见到白求恩大夫是他创办模范医院的期间。

白求恩来敌后工作时间不久，看到我们各军分区医院后送的一些伤员，反映出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治疗外伤药品少，麻醉缺乏经验，伤员恢复慢；医疗技术水平不高，有些骨折伤员处理得不好，影响正常功能，直接影响前方战斗力。白求恩非常着急，他请示上级，在军区后方医院驻地（山西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利用一个破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建设了一个良好的模范外科医院。开院的那天，晋察冀军区首长和各军分区卫生部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开院典礼大会，我也参加了，并且参加了整个学习参观过程，这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下列几方面：

白求恩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模范医院如何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起来的经过，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教育，看到一间间重伤员编组的病房，使用着白大夫带来的以及自制的各种外用药品，解决了重伤员的痛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求恩大夫做了手术示范，对骨折病人作处理。另外有一名肾脏负伤的伤员，白大夫给他进行了一侧肾脏摘除术，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各分区来参观的干部和医生都对白大夫的高超手术技巧和手术室良好的组织称赞不已。

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指战员，由于物质条件限制，许多人没有衬衣穿，部队好生疥疮病，互相传染，影响战斗力。白求恩的模范医院，分别收容疥疮病患者。他亲自用猪油和硫黄配成软膏，给病人涂擦，然后用木柴火烤，经过八到十天就一个个治愈出院。

我们还看到白大夫非常关心伤员生活和搞好护理工作。他亲自到炊事班抓伤员的伙食。他发现护理员中一些年轻孩子力气小，做事又不仔细，护理重伤员不合适，就在村里动员一些年岁大一点的老头儿来当重伤员的护理员，结果效果很好，伤员住在模范医院里感到很舒适。

还有一件小事。开院典礼的那天晚上，抗敌剧社举行文艺晚会，招待医院、学校的干部。白大夫对于来院学习的同志要求很严，处处要求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同时又十分注意基本功的训练。比如护理伤员换药的方法和顺序，洗绷带、纱布和晾晒的方法（共十三步），都要求很细。学习手术技术，如何先当助手，然后再当手术者，都得按照他的规定进行。通过向白大夫学习，使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医务人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第四次见到白求恩大夫

1939年春天到了，白求恩来到晋察冀边区也快一年了。一天，军区卫生部在河北省唐县某地召开全军卫生部长会议。叶青山部长主持会议。叶部长很尊重卫生顾问白求恩，请他做指示。我记得白求恩同志一上台就诚恳地说：“我讲一讲吧，不过是先讲优点，还是先讲缺点呢？”叶部长和到会同志一致要求请白求恩同志先讲缺点。他突出地讲道：我们各地医院对骨折伤员没有认真按照医学科学的要求处理，结果伤员的外部创伤愈合了，可形成了临时的和永久的残废，伤员不能回到前方的部队，影响部队战斗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们的医生。为什么形成残废呢？有托马氏夹板吗？我们回答附近没有，要走十几里地才有铁匠铺。白大夫不相信，随即请翻译郎林同志和他把托马氏夹板背上，向老乡打听，走了两公里多路，找到了铁匠铺。按照科学要求，把托马氏夹板修理好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又赶回了开会地点，告诉大家：“这才是合乎要求的夹板。”这件事对所有到会同志的教育确实是很大的，我们所学到的不是一个托马氏夹板的正确规格，而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啊！

第五次见到白求恩大夫

1939年夏天，各分区卫生部的领导同志集中到军区卫生部开会，会后组织起来，跟白求恩大夫学习诊疗技术。我们这些同志医学基础理论是不够的，外科技术也不高，白大夫为培养我们，处处手把着手教我们。在手术室做手术，他和我们一起消毒洗手，让我们先做，他在边上指导，如果手术中发现疑难问题，他马上就动手。白求恩同志就这样把一点一滴的经验都教给我们。在他的亲切指导下，我们部队医务人员逐渐提高了医务技术，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们的野战外科技术大大提高，伤员的治愈率也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部队卫生勤务工作不断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老师诺尔曼·白求恩同志当年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白求恩大夫活在我们心中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冀西摩天岭前线的孙家庄抢救伤员时，手术中手指被划破中毒，救治无效，于11月12日不幸逝世。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心中十分悲痛。我们部队卫生工作失去了一个好顾问，我们的医务干部失去了一个好老师，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朋友。白求恩同志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加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谊谱写了一曲国际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我们晋察冀边区军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的历史性文献。白求恩同志的遗体就安葬在河北省唐县军城，革命胜利后，国家将白求恩大夫遗体迁到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重建了白求恩大夫之墓，并建了白求恩同志展览馆，光照千秋！

（注：本文原刊1995年8月18日《吉林日报》第7版。作者曾任晋察冀分区卫生部长、白求恩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