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像火一样燃烧
江一真 1979年11月12日
1938年4月，我带着骑兵连，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去山西接运伤员到后方治疗。回来不久，军委卫生部忽然通知我去接待加美医疗队的白求恩大夫。我听说白求恩大夫是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医术很高明，他到延安后，已经会同马海德大夫做过几次大手术。当时平型关战役中下来不少伤员，我遇到许多疑难病例，正想找人求教。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白求恩大夫的住处，在凤凰山下一个院子里。他随身带来几大箱医药用品，还有一台X光机，屋子里堆得满满的。他是个“引人入胜”的人，灰白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又平又扁的鼻子，模样很慈祥仁爱；但是突出的前额，宽阔的下巴，又显得刚毅顽强。他穿着短外套，长筒皮靴，既威武又潇洒，像个武士，也像个诗人。见了面，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连忙表示歉意，因为我没有名片。他听说前线下来很多伤员，也就不顾这些礼仪了，急匆匆地提起药箱，催我快走。
延安的春天，常刮西北风，把那些连绵起伏的山峦刮得光秃秃的，就像剃过一样。高山背阴处，还留有残雪，但是延河川里，却是苗青水秀，鸟语花香。我们的伤病员都散居在延安东边的二十里铺一带。军委卫生部还住着一个伤员林彪。英雄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大败日寇之后，他骑着一匹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大洋马，穿着黄呢军大衣，威风凛凛地往回走，阎锡山军队误为日本鬼子来了，给了他一枪，子弹从右锁骨后侧射入，于胸脊椎左侧穿出，差点要了他的命。我是主治大夫，因此要求名医复查一下。白求恩大夫和马海德大夫一起，仔细对他作了检查，认为伤口愈合良好。这使林彪大为不满，因为他有轻微的咳嗽，怀疑把肺打烂了。两位名医反复查了几次，又照X光，证明肺部正常，他还不相信，一怒之下，跑到苏联去“治伤”。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刻，他在国外整整住了五年。
当时医院里有大批伤员亟待初步治疗。他们分散居住在山沟几十个窑洞里，炕上只铺一把谷草，重伤员才有一条破棉被，轻伤员只盖一块破棉套。医疗器械残缺，连最普通的药品酒精、麻醉药、橡皮膏，都找不到。至于肥皂、毛巾，更属于高级奢侈品，难以想望。白求恩大夫随我从这条拐沟跑到那条拐沟，所见都相同。我说：“我们条件太差了！”白求恩大夫神情严肃地说：“这是事实，正因为条件差，才需要工作。我一到延安，就有人对我说，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八路军的医疗工作，跟外边大医院也不能比，把正规医院的办法搬来行不通。我已经看到了，也相信了。可是，怎样才能求得进步呢？我们能不能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来改变这种局面呢？”他指着撑拐杖走路的人说：“你不觉得，残疾人太多吗？”
我也注意到，这些人多半是大腿、小腿受伤，由于料理失当，而成了残废。我坦率地回答说，这是医疗技术极差造成的。因为我们医生当中，很少有人上过正规大学或专科学校，也很少有人在现代化医院工作过。他问我是怎样当上医生的，我就照实说，十年前，在红军医院当过学徒，后来上过江西红色卫生学校，自己还没有学好，又留校教书。因为我有点文化基础，可以照本宣科。长征路上，伤员成千上万，无医无药，我看着难过，就拿把裁缝剪子，给自己的阶级弟兄开刀，以后从敌人那里缴获一副手术刀剪，边干边学。我还算幸运的，现在很多护理人员甚至没有进行过消毒防腐基本知识的训练，也不懂应用夹板的常识，因此有很多断肢伤员得不到适当的诊治。白求恩大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忽然紧握我的手说：“在如此简陋的情况下，你们忠于职守，使我很感动。应该办个学校，训练医务人员。我相信，这里伤员的残废，许多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在前线负伤二十四小时内，立刻将伤处开刀，将折骨用夹板夹起来，他们的腿就不会截掉！”接着又说：“我已经向毛泽东同志要求，组织战地医疗队，使75%的重伤员恢复健康。你觉得怎样？”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治愈率。显然，一种新的医疗思想，在他脑子里酝酿成熟了。他说，看到这里的状况，觉得更应该快些到前线去。不能等伤员拖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再来表现自己的仁慈。他们渴望恢复健康，重上战场，医生怎能叫他们扶双拐走路？
一连几天，白求恩大夫除了给重伤员做手术，还和我们一起整顿医院，腾出两间大屋，扫干净作手术室，又用棉布缝了几条垫褥，把谷草包裹起来，剩下的布头就剪成毛巾、纱布块、口罩，都放到蒸锅里消毒。同时又把几十个伤员的伤情分了类，以便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我感觉到白求恩大夫工作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不是为装潢门面做样子。他懂得按科学原则工作，善于引导别人同他一起行动。
可惜他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设想还没有为大家所理解，因此，对待他组织战地医疗队的请求，讨论了几次都没下文。有的说，延安需要他；有的说，敌后太艰苦；有的又说，年近半百跑不动了，需要照顾。越讨论下去，越觉得问题复杂。如果不是他以一种出奇的举动，结束了这场讨论，类似的理由也许可以举出几百条。当他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的时候，忽然跳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掷过去，椅子砸断了窗棂子，落到院子里，他怒气冲冲地叫道：“我不是为享受生活而来的！连实现我的理想，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自己！”全场惊愕失色。可是那么复杂难解决的问题，也一下子变得简单了。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上前线！”
事后，马海德大夫好意劝他，举动太莽撞。马海德原是美国人，1936年同斯诺一起到陕北保安，就留下参加了红军，是个老革命，很懂得一点“组织纪律性”。但是白求恩大夫却嬉笑着说：“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扶拐杖走路的残废人道歉！”
问题就这样以一种“白求恩方式”解决了。在二十里铺为他做出发准备。供给处把必需的药品、器材装了满满十三个骡子驮，他还嫌少。但听说要过封锁线，东西已经十分笨重，他又同意把X光机留下来。5月2日，白求恩大夫像凯旋的将军一样，雄赳赳地率领着他那支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出发了。商定由马海德大夫充当他和国外的联络员。他兴高采烈，得意非凡。我去送行，他拉着我的手说：“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岗位是在前线上！”
不久，我也带着八路军卫生部的手术队出发到西线去了。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但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还派政治土匪潜入边区骚扰破坏，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他们在陇东庆阳地区制造摩擦，残酷杀害边区军民，耿飚等同志率领的三五八旅奋起反击，那里有大量伤员需要救治。白求恩大夫到五台山后来电要我去晋察冀，但我们却被顽军拖住腿，无法脱身。
8月，我刚回到延安，朱总和彭总号召医务人员到前方去，卫生部门迅速组织三个医疗队，姬鹏飞同志带一队到新四军，孙仪之同志带一队到一二九师，我带一队到晋察冀根据地。临行前，马海德大夫让我们给白求恩大夫带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还有一筒可可粉，一管刮脸膏。当初没带走的X光机，也装上了驮子。我们冒着盛暑骄阳上路。可是一到晋绥，我们又滞留下来。三个月前，白求恩大夫路过这里，已经建立了手术室，作了伤情分类和手术记录，还说要回来做手术。当时忻县有三百伤员，岚县有六百伤员，总共只有两名外科医生。国民党军溃逃后，八路军已成为敌后战场抗日主力。伤员猛增，有的战士不过十七八岁，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军衣，就负了伤。就像白求恩大夫说的那样，他们满腔热血，无所畏惧，在人生道路上，甚至还没有体验过“失望”是什么滋味。医生是不能令人失望的。因此，我们不能不留下来进行抢救。
眼看就到冬天，白求恩大夫又来电催促。我们背上背包，向五台山进军。刚过长城，就遇上了暴风雪。天地间银龙飞舞，山山水水尽披银装。山间羊肠小路，本来崎岖难走，现在大雪封山，路也消失了。骡驮子几次跌倒在雪沟里，我们死命扯着尾巴拉着辔头往上拖。我们光担心把骡子尾巴冻掉了，却没有提防背包结成了冰疙瘩。夜间宿营时，我们满身挂着冰凌，背包也解不下来，还不敢硬拉，怕把冻僵的胳膊也拉断；又不敢烤火，怕冷热夹攻生冻疮。我患了重感冒，发着高烧，也不知这一夜怎么熬过的。
第二天又兼程前进。11月25日，我赶到灵丘县下关村，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二所所在地。敌机在村上盘旋扫射，广灵到灵丘公路上的伏击战打响了。我们决定改变路程，迎着枪声，赶往战场。当我们到达黑寺的时候，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已不间断地工作了四十个小时，这里距离伏击阵地十二里，是三五九旅王震旅长选定作手术室的地方。敌人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助战，还灭绝人性放毒气。王震旅长担心这里不安全，亲自来组织战地救护，手术室设在一座破庙里，抬来的担架把庙门也堵住了。做手术的只有白求恩大夫一个人，因为做麻醉手术的翻译累倒了，助手给伤员输了血，被他强令休息。庙里没有汽灯，只点了两盏马灯，灯光昏暗。白求恩大夫眼花，又连续熬夜，做手术看不清楚，还得用手电筒照着，俯下身子查看伤口。那么冷的天，他额角却沁出汗珠子，嘴唇裂得出了血。我顾不得卸骡驮子支手术台，也顾不得说话。我跑上去，从他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他从地上捡起王震旅长送的那顶皮帽子，离开了手术台。他已十分疲惫，几乎站也站不稳了。
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歼敌七八百人，自己的伤员也有六七百。我们又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一夜，才把伤员处理完。12月7日，我们回到杨家庄，白求恩大夫也从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回来。原来，他离开手术台后，根本就没有休息。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抱着我的肩头，兴高采烈地夸耀说：“真了不起！我刚刚检查过在前线动手术的伤员，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只有一个死亡！而且没有一个受感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延安时，他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过，只要作战时把手术室建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就能使75%的伤员恢复健康。消息传出后，就有人背地叽咕说：“这是吹牛！”他们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宁肯抱残守缺，也不敢多走一步，这种麻木不仁的表现，比肉体的创伤更难医治。但是仅仅过了半年多，白求恩大夫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医学史上的创举，并且还远远超过了那个比例数，他怎能不欣喜呢！他还说在延安、晋绥检查伤员，没有一个腹部伤，这说明他们在运往后方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这一次，有个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被救活了，另一个在十八个小时后动的手术，没有救活。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当天他就给他最尊敬的聂荣臻司令员写报告，详细汇报了取得的成果，当天他还说：“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这就是他的格言：好些，再好些！如果今天不比昨天好，生活也就淡然无味！
白求恩大夫到前线几个月，不仅比过去消瘦、憔悴，也变得“土气”了。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带，长一脸又粗又硬的灰白胡子，也显得更苍老，但也显得更愉快，更活泼。等他稍微安静下来，我就向他点交从延安带来的物品，这时我才发现X光机没有直心器，不知是临行时疏忽忘记带来，还是中途丢失了。这么贵重的物件，竟成了废物。白求恩大夫没有责怪我们，反而宽慰说：“这里没有发电机，X光机不能用。”他拿起刮脸膏，不禁放声大笑了：“我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了！”
他为没有带来书报杂志感到很失望。知识的饥渴最令他烦恼。他说：“我宁愿用这堆好东西去换一张报纸！”过了一会儿，他又生硬地夹杂着刚刚学会的几个中文单词，快活地叫嚷起来：“我很幸福，很快乐，很满足，我一切都有了：山药蛋，火炉子，煤，木柴，马，马鞍子，皮帽子，我生活得像一个国王了！”
离开延安的时候，马海德大夫曾打趣说：白求恩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喜欢捣乱，爱闯祸，自己不安静，也不让别人安静。连他的同事也抱怨说：“结交这样一个朋友实在累死人。”他走到哪里，就使一切静止凝固的东西遭到破坏。在我对白求恩的身世略有了解以后，我也觉得他的确是旧世界、旧观念、旧传统的叛逆，他身上永远充满创造的活力。
白求恩大夫生长在温柔富贵的家庭，祖父是医生，父亲是牧师，母亲是传教士。他上学前就学做生物解剖，研究人体。成年后，他开始收藏美术品，获得厚利，眼看要变成富豪了，他却感到厌恶，跑到美国底特律挂牌行医，给穷人治病，结果生活潦倒不堪，因为穷人出不起诊费，他还常常掏腰包给病人买饭吃。有些“名医”趁机把自己治不了或治坏了的病人，介绍到他的诊所来，从中索取“回佣”。于是，白求恩大夫的声望越来越高，收入也多起来。这时，他发现那些“名医”为了多捞钱，故意把患者的腿骨接错，他就向这种罪恶行为宣战，主张实行“送医上门”的社会医疗制度。后来，他逃脱了发财致富的机会，投入到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一生都在追求、探索，为创造美好的社会而献身。他的生命，像烈火一样燃烧。
现在他又来中国和我们并肩战斗。他并不把自己当作外国人，总喜欢人家叫他“八路”，也喜欢把战士叫作“我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特殊照顾看作是对他不尊重，他见发给他的零用钱比别人多，就严厉抗议。他到晋察冀半年多，就把医疗卫生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创办了模范医院，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守则。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平均一天做七八个手术，大小事情都下手干。编教材，订计划，写诗作画，还写小说。他根本不计较日常生活上的困难。这里没有收音机，没有沙发椅，没有洗澡盆，没有娱乐活动，没有报纸，由于语言不通，甚至也找不到人谈心。有的是跋山涉水，弹雨枪林，但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最珍贵的“共产主义圣徒一般的同志”。他觉得同这些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是毕生最大的幸福。
但是他和人相处并不始终都是和谐的。他为伤员端屎端尿，和颜悦色，像慈母一样体贴；但是一看到办事拖拉，优柔寡断，敷衍了事，他就要大发雷霆。特别是看到对伤员不负责的现象，他更不能容忍。有一次，一个医生用手术刀削梨吃，他愤怒地把医生推出屋，禁止他做手术。因为手术刀不洁净，容易造成感染。有个医生没有给伤员上夹板，还挨过一巴掌。因为不上夹板，伤员就会落残疾。不少人因此抱怨他“脾气大”。他常说：“医生要有狮子的勇敢，慈母的心肠。”他对伤员是慈母，像教徒对上帝一样虔诚。对那些不把伤员放在心上的人，就是一头暴怒的狮子！
显然，这些习以为常的纠纷、争吵，也使白求恩大夫感到不安。部队里很多医务人员还是文盲，他们宁肯相信良心，而不肯相信科学。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暴跳如雷，或一走了之，而是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业务水平。在延安时，他就向毛主席建议过，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训练，当时还希望能送到大城市去培养。过黄河后，他就认识到这想法太脱离实际了，所以，一到晋察冀，他就给党中央和军区领导写信，提议“设立完善的医学校”，培养训练医务人才。然而“完善”又谈何容易，只好因陋就简，先办特种外科实习周，轮训卫生干部。
1939年1月3日，实习周正式开课，学员一期二十多人，白求恩大夫要我去教书。因为他语言不通，讲课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他想到前线去，推广组织战地医疗队的经验。我知道他打电报催我来，就是要办学校，只得答应说：“试试看吧！”他见我同意了，高兴地叫道：“那么，我又有一个化身了。”我也开玩笑说：“我不是你的化身，而是替死鬼！”他听翻译说完，就哈哈大笑。
春节的夜晚，吃罢饺子，白求恩大夫带着东征医疗队向战斗最残酷的冀中平原挺进，天寒地冻，大雪飘飘。他戴上心爱的皮帽子，放下帽耳，把脸包得严严的。他矫健的身影隐没在漫天风雪中。
我们在外科实习周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卫生学校，从各军分区卫生队、休养所抽调学员来学习。第一期就集中了五百人。我们总算前进一大步了。
接着，卫校迁移到唐县神北村。
这年夏天，连降大雨，唐河一带荒山秃岭，每逢下雨，山洪暴发，泥流浊浪把沿岸四十八滩淹没了。神北村在唐河东岸，依山面水，也被洪水所困，连一块上课的干地方也找不到。6月底，白求恩大夫返回冀西山区，不几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名义，到学校检查工作。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卫校筹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表示很满意，因为他原来设想每期只招收两百人，没想到规模会搞这么大。白求恩大夫同我们详细谈了卫校的组织方法和教学分科问题，还谈了新医生的培养、旧医生的训练，以及护士、特别护士、麻醉师、调剂师和病房、手术室护士长的课程安排。最后，他又拿出为学校准备的各种表册，原来还在冀中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文件制定好了。其中还有教学方针、教学计划、作息时间表、课程表。这使我十分惊异，当这里还像一团乱麻的时候，他却早已抓住线头了。他不尚空谈，讲求效率，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行动，而且善于把每一个思考都化为行动。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我看了教学计划，就提意见说：“这些文件好是好，可是谁来教课呢？”白求恩大夫胸有成竹地说：“你！”我为难了。这一大摊子，仅仅日常事务工作，就要把我缠住，何况学校处于战争环境，敌人说来就来，要掌握敌情变化，指挥行军打仗，哪有时间备课，研究学问。但是白求恩大夫是不易改变主意的，他说：“你是校长，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就是直接培养训练人才！”他打开公文袋，掏出一份在冀中战地编写好的《外科教材》递给我。他不仅给我安排了课程，连教材都为我准备好了。他那个公文袋像个万宝囊，谁能估量里面装着他多少心血！他自己总嫌担子轻，也往别人肩上加重量。他工作起来总是有声有色。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感到最大的愉快和满足。
白求恩大夫说，他已经请求军区从冀中调来五六个专家、教授来教书，那些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卫校应该把第一流人才集中起来，培养医务干部，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也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他想得那么远那么深又那么细，他把我的名字排在功课表的头一名，就是要我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
整个7月，白求恩大夫都是在神北村度过的，一边审查改编各种教材，一边编写他的重要著作《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他住在村头一间不到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天气死热，阴暗潮湿，蚊子又多，他把桌子搬到树林边上，光着膀子，紧张地工作。（有趣的是，当时光着膀子拍下的照片，在前几年出版的书籍上刊出时，却给他加了一件背心，这样是“雅观”一些了，但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白求恩大夫却无法获得这样一件背心。）他自幼喜欢森林，喜欢夏日的天空，工作得累了，不是跑到山坡上作太阳浴，就是倚着椅背，仰望着对面的罗浮山。那里，山上奇峰怪石，像莲花瓣倒披着，在云中忽隐忽现，幻化出千姿百态。传说那是葛洪炼丹的地方，以后这个葛公服了仙丹飞升了。山上建有清虚宫，因此又叫葛公山或清虚山。而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这个荒僻的山沟，不是为了出世，而是为了入世，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那种幻想长生的人，显得多么渺小啊！
紧张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白求恩大夫又在计划下一步的行动了。有一天，他对我说，这里工作告一段落，他准备回加拿大。我说：“你想家了吗？”他毫不掩饰地说：“想。”我曾听说，十年前，他得过严重的肺结核，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恳求年轻的妻子同他离了婚，以免拖累她。他孤单一人从底特律回到故乡蒙特利尔，一边躺在疗养院里等死，一边同死神作战，他用自己的身体实验一种新技术——气胸疗法，终于治好了肺结核。而今，他还在思念这些往事，可是那个家不会再有了。他解释说，他想回去，并不是寻找过去的生活，也不是在这里生活得腻烦了。在他看来，看着虱子在腿上爬，比观赏芭蕾舞更有趣；在一座残破的小庙里，背后有一个二十尺高的没有表情的神像盯着他做手术，比在一间有绿瓷砖墙、自来水、电灯和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医院做手术更有意义；在神仙的炼丹炉旁按动打字机编讲义也更富有浪漫色彩。他的牙齿坏了，一只耳朵聋了，眼镜也坏了，手指多次感染，都没有使他忧愁，但他却为只剩下二十多根羊肠线而焦虑不安。如果都用完了，将采用什么代用品来缝伤口呢？他准备回去，就为这个：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进步人类理应把中国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因此，他要返回加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浴血奋战的八路军。白求恩大夫说：“这儿是我的生活领域，这儿需要我，我一定还回来。我在这里有用，为什么不回来呢！”
不久，敌人在神北村南边的洪城安了据点，卫校转移到山高谷深的牛眼沟。唐河正发大水，我们只好把簸箩绑在梯子上当小船，把药品、器材运到西岸。白求恩大夫也泅渡抢运，还帮助不会游水的女同志渡河。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10月，延安抗大女生队和军委卫校开到敌后，和晋察冀卫校合并，学员增加到一千多人，牛眼沟住不下，卫校又迁移到罗浮山下和敌人据点隔河相望的葛公村。白求恩大夫组织巡回检查团，到各分区检查医疗工作，还来卫校了解教学进展情况。
10月下旬，敌人发动了冬季“扫荡”，已经决定回国的白求恩大夫临时改变计划，带医疗队奔赴涞源前线。这时，卫校也离开葛公村，同敌人打游击。大概是11月10日，我从卫生部知道白求恩大夫因左手中指受伤和遭受致命感染的消息。聂荣臻司令员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抢救。我们正要出发，12日，噩耗传来，他已经于凌晨逝世了。他曾经给我那样多的帮助，在遗嘱中还特意要我挑选两件遗物作纪念，而我在他病危之际竟没尽一点力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追悔莫及，忍不住要落泪！
11月17日，反“扫荡”战斗间歇，军区在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隆重殓殡典礼。卫校正式转移到离于家寨不远的和家庄。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会场。下午5点，典礼开始，会场上响起一片抽泣声，当大家排队随着聂荣臻司令员绕过白求恩的遗体向他告别时，一些同志竟失声痛哭了。
时已深秋，落叶纷纷，河滩上笼罩着一片肃穆悲哀的气氛。我站在白求恩的遗体前，久久凝望着他那眼窝塌陷、双颊消瘦的面容，默默地思索：白求恩大夫在我们边区不过工作了二十个月，他何以如此感动了我们的战士和群众？我认为就是他那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表现出来的不顾一切的精神。
为了永远纪念白求恩大夫，1940年2月，军区决定将卫校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命我为第一任校长。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亲眼看到同志们以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做白求恩式的科学家自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今天，白求恩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但他生命的火花，仍闪耀着光芒，他的崇高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愿和同志们一起，把白求恩精神继承下去，并且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中发扬光大。
（注：作者当年担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