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中为病”——探讨中医病因学中的儒家“中和观”
草园学记：文章作者从探讨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和”观出发，讨论了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致中和”，进而提出“失中为病”的观点，得出结论，儒家之“中和”观对中医病因学具有全方位、深层次的渗透和影响。我们知道，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之儒、释、道相互关联，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中医学文化之源泉，此文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儒家是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学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尊为“显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广泛渗透于古代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
《中庸》是儒家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哲学原理，其核心命题是“致中和”思想，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宇宙万物便达到了一种最佳动态平衡。中医学作为一门具有明显民族人文特色的传统医学，根植于丰厚的儒家文化土壤之中，其历史渊源、学科范式与实践应用无一不被打上深深的儒家烙印。它汲取儒家“致中和”的平衡思想，并进行卓越的再创造过程，建立了严密而科学的平稳理论，贯穿于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中，指导着理论与实践，在生理上强调自体稳态平衡，在病理方面突出失衡病态的研究，在诊断上注意辨别失衡征兆，在治疗方面则力争纠正失衡，在养生方面注重“天人合一”的平衡观。
一、儒家“致中和”思想及其特点
“中和”一词首出《周礼·大司乐》，后经孔子注入中庸之道普遍和谐观的丰富内涵，而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儒学的“中和”观涵盖五个层面：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人之身与心的中和观点。
“中”，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荀子·宥坐》曰“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认为“中正”为上，故《论语·先进》曰：“过犹不及。”朱熹引程子话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即中和、用中，是恒久不易，是万物之常理。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包含科学理性和辩证色彩的思想方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事事恰到好处，绝无顾此失彼之弊。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不仅尚中和，而且将其作为道德修养和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和”，《说文解字》曰：“相应也。”“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调和；二是指和谐，表示协调、和合、均衡、统一的状态。故儒家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重“和”观念。“和”存在于天地事物变化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荀子·天论》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董仲舒直谓：“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中和”观是儒家的核心观点，“中和”一体不可分。《礼记·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具有时间与空间、质与量完整统一的内涵。“中和”一体表述了系统在时间与空间、质与量上存在及运动的理想状态，是世界万物存在的一种理想状态，它是一种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生统一体系的最高法则，是宇宙生成、万物化生、自然社会、伦理道德等诸方面的最佳体现，推而极之，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自然界便处于一种最佳的动态平衡之中。《礼记·礼运》明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中和”是在时间、空间轴上的一种动态趋向和动态稳定。儒家的中和是要在对立的两个方面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力求在运动中达到理想状态。“和”既是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又是最终目标。致“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交感，一是中节。儒家十分强调交感，认为“致中和”，天地万物才能达到最佳动态，要保持这种最佳状态，就须恪守“发而中节”的原则。
二、儒家“致中和”思想在中医病因学中的反映
中医学与中庸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明末清初医学家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辨》论“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者不偏，庸者不易。医者以中庸之道，存乎衷，则虚者补，实则泻，寒者温，热者凉，自有一定之至理。”“中”虽是讲不偏不倚，但“中”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相对的动态平衡。以中医学阴阳来说，是在消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平衡。阴阳的平衡是动态平衡，当平衡被打破后，阴阳失和，人体即是病态。治疗时当据其偏而调之，使其“以平为期”。儒家的这一“致中和”理论，在中医病因学中有深刻体现。
“失中为病”，这是中医病因学显而易见的观点。中医病因大致有时气失常、情志失平、饮食失节、劳逸失度等方面，这些均为“失中”思想的具体表现。
时气失常指时令气候的变化超出人体所能适应的调节能力，或人体因自身调节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气候变化，从而引发疾病。故曰：“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气交变大论》论述了木、火、土、金、水五运在气象系统运行变化中的自稳调节现象，故曰：“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这是从四时气候变化中得出的结论，表明无论“年之所加”“气之盛衰”，气象变化从整体上呈现一个相对平衡状态。所以五运的正常，犹如权衡，人体生命活动的一切变化与四时气序变化是同步的，所谓“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若悖逆时序规律，即会发病。
情志失平指因精神失常而致病。《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指出了七情调养，贵致“中和”，既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否则均伤和气。中医学认为，七情皆为五脏所主，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悲，肾主惊恐。在正常情况下，七情属生理状态，不会致病，但当精神刺激过于强烈或持续过久，超出了人体自我调节的能力，则会引起人体各系统功能的失调，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七情失调，神气损耗，五脏气乱，故曰：“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这里的上、下、消、缓、乱、结是指由情志过激所致气机失常。
饮食失节主要有饮食无度、饮食不洁、五味偏嗜等情况，其中饮食无度和五味偏嗜更明显是失中思想的体现。食能养人，亦能伤人，取养之道贵在和而有度。儒家强调“不多食”（《论语·乡党》），“不可过饱也”（《十三经注疏》），中医学尚“饮食有节”。故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痹论》）孙思邈则直言，“如食五味，必不得暴嗔”，“是以养性之士……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饱食过多则结积聚，渴饮过多则成痰癖”（《千金要方》）。“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千金要方》）。中医学认为，饮食五味能化生阴精，分别补养五脏，但若五味偏嗜，则必将伤及五脏，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饮食当有节，“中和”为其度，“饮食有量”（《孔子集语》）。故曰：“人能清心寡欲，慎起居，节饮食，则病自不萌而龄可延矣。”（《简明医彀·却病延龄》）
形劳、心劳、房劳均可造成劳逸失度而致病，《素问·举痛论》曰：“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孙思邈又曰：“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千金要方》）心劳过度则耗伤心血，易致心神失常，故曰：“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灵枢·本神》）房事不节，会损伤肾脏中所藏之精而致病，故曰：“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素问·痿论》）《内经》更反对“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素问·上古天真论》）。故节制为贵，诚如儒家所言，“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说苑·杂言》），需“宫室有度”（《孔子集语》）。从病因学的角度分析，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纷繁复杂，但纠其根本失中是关键。《韩诗外传》有言：“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过者，病共杀之。”尚“中和”观点与中医病因学说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儒家中和观对中医病因学的影响、渗透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是贯穿于历代医学理论的，深入分析和了解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特征，对于我们钻研中医病因学、指导临床治疗和保健具有积极意义。失中为病、以平为期是指导我们临床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张河，杨波．孔子养生与儒医．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夏延章，唐满先，刘方正．四书今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