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调理脾胃”是刘老对中医学术的贡献，是其对人与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运动的高度概括，闪烁着哲人的睿智。有人说：“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须重视调理脾胃，归根结底，还是对《脾胃论》学术思想的发挥。”这种说法，虽非刘老治病必须治人这一学术思想的鹄的，但从临床治疗学的角度来看，还是抓住了刘老学术思想在临床上的运用核心，不失为刘老治疗学的真精神。

运用脾胃学说应注重的几个基本问题：

刘老认为脾胃居人体之中，主饮食水谷之纳运，是供给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内燃机”，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灵枢·五味》所谓“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就是这个意思。“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气》）“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灵枢·营卫生会》）“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素问·玉机真藏论》）反映了脾胃对人体饮食营养消化吸收敷布的作用，亦说明是维持脏腑功能，生成气血、津液的奉身养神的首要因素。故有“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经旨。

刘老认为：中医所说的脾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功能概念，除了消化系统外，还涉及许多全身性功能范畴，如调节、代谢、免疫等。脾胃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因为“脾禀气于胃而灌溉四旁”，“人生而有形，先天之精气唯赖后天水谷之充养，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有“百病不已，宜从中治”之说。

唐·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东垣云：“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唯益脾胃之药为切。”刘老认为这是治疗内伤杂病的要法，实为金针暗渡之名言。

脾胃各有阴阳，东垣所言，重在健运脾阳多用温燥升提，刘老认为饮食进入机体，必须经过胃的消磨腐熟，脾的吸收运化，才能发挥营养脏腑、百骸、五官、九窍的作用。所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即是根据此生理特性而确定的治法。胃阴之说虽完善于叶天士，但刘完素已开其先河，如论“土为万物之母，水为万物之源……地干而无水湿之性，则万物根本不润而枝叶衰矣”，“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脾胃，土湿润而已”。所以刘老在调理脾胃用药中强调，凡脾胃湿胜者，宜温燥之药以去其湿，脾胃干涸者，宜清润之品以润其燥，语云：“太涝物不生，太旱物亦不生。”除湿润燥，而使土气得其平，此乃用药之关键。

为什么要重视脾胃的胜衰？刘老认为：一是“土为万物之母”；二是脾胃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是增强脾胃，有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此诚为临床实践有得之言。

刘老认为在运用脾胃学中，应注意辨清内伤外感，指出：“东垣在实践中，探索出《内经》‘阴虚则生内热’的原理，又理解到《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益）之’，是温养之温，非温热之温。故发明‘甘温除热法’，为治内伤发热之至剂。并写出《内外伤辨惑论》以严内外之别。但事实上常遇到外感中有内伤，如《伤寒论》：‘伤寒解后，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又内伤中有外感，如《伤寒论》：‘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刘老所举之例，说明内伤外感，在辨证上可以分析，在处方用药上可以综合，关键在于辨清内伤外感。

刘老认为东垣的脾胃学特点是：知机审情，多向调节。如东垣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用药8味，当归补血汤用药2味，而清暑益气汤用药15味，清燥汤用药18味。后人评其药味多而用量少，组方似乎庞杂，其故何在？刘老认为：这决不是无师之智，仲景《伤寒论·太阳病篇》中的干姜甘草汤、芍药甘草汤，药只2味，而《伤寒论·厥阴病篇》中的麻黄升麻汤，用药14味，分5个层次，5个药组，集寒热温凉升发补泻于一方。刘老在论治疑难病中，根据其双向性病理反应的性质、部位、层次及趋势的差异，配伍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复方，即姜春华之言“病性的多向交叉，用药就得多向调节”。常滋阴、助阳同用，或益气、活血并施，或温补、清泄结合，或升清、降浊并行，以纠正疾病双向性病理反应，使失衡的机体恢复动态平衡。如刘老治汪某，男，44岁，患慢性舌炎，反复发作，服药未见疗效。症见舌红如柿，无苔垢，上腭溃疡满布，自诉口鼻经常现火，渴饮温水，盐汤刺激舌面作痛，因进食困难，头晕失眠，双下肢如踏冰雪中，小便多，脉细。辨证属肾虚火浮，治从补益肾气，引火归原。方用：生地、熟地、淮山、山茱萸、丹皮、茯苓、泽泻、菟丝子、牛膝、附片（用此以双足冷感为据）、炙甘草、芡实、金樱子，每日1剂，共服28剂后诸症消失。舌质已淡红，薄白润苔满布，进食吞咽无阻。剖析此例肾阴、阳皆亏，理法方药颇费心思，非大剂辛温燥热或苦寒滋阴方药所宜。刘老以大队甘温滋润，炉中覆灰、柔剂养阳之法，使“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共同组成阴阳并补、双向调节之剂，不伤脾胃而达到治疗目的。

刘老非常赞赏“东垣治痞，消食强胃”，在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用仲景枳术汤加荷叶烧饭制成枳术丸的基础上，按辨证论治的精神，进一步演化出橘皮枳术丸、半夏枳术丸，前者以利气、后者以化饮；木香干姜枳术丸与木香人参生姜枳术丸，则用于健脾胃、助消化，以治饮结寒凝，病多变，药亦多变。既继承又发展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演变为消食助化的“焦三仙”导夫先路。正如朱丹溪云：“用古方治今病。”主张“药随病变，病随药愈”。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是前人在医疗实践中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反映。刘老在调脾胃、助运化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根据人的素质及病的主要特征，辨证结合益气活血，养阴温阳，此即先哲所言“小病治气血，大病治阴阳”之义，及善用化瘀通络的虫类药，如水蛭、地龙、蜈蚣、全蝎、僵蚕、壁虎、蛞蝓、鼠妇之类，以及藤类药，如常春藤、鸡矢藤、鸡血藤、夜交藤、银花藤、钩藤、爬壁藤等。因为人的血脉经络是用药的载体，若载体畅通无阻则事半功倍。此外，虽寻常运用之药品，亦于剂量、炮制、气味和合等特别注意（如水蛭气味腥臭，易惹胃作恶，即伍以少量肉桂，既芳香制秽，亦以其性温中和水蛭的咸寒）。至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有毒之品，则运用更为慎重，若需从权而用，则病退即减，恐其“久而增气”。

刘老认为，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远远超出了西医消化系统病症的范围。这是因为：①脾胃为后天之本，其饮食营养的纳运，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和巩固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②脾胃居五脏之中，脾胃功能障碍可以影响其他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转，而其他脏腑疾病也往往影响脾胃的纳运，所以脾胃在五脏六腑中显得十分重要。③中医对一切病后调理，都着眼于脾胃。“形气不足者调以甘药”，“久病不已，宜从中治”。④口服给药，脾胃为第一关，通过脾胃而达到病所，以发挥疗效，就必须考虑到脾胃能否“胜药”，必须时时顾护胃气，胃气一败，百病难治。基于以上4点，刘老认为：要从内外环境的变化，针对其有关脾胃“寒热温凉”的病因，所谓“寒热温凉则逆之”，此治病的正治法也；辨析其有关脾胃“升降浮沉”的病机，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此治人的调节法也。所以刘老强调：不论是正治其寒热温凉，还是调节其浮沉升降，关键在于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所谓“治病必治人”，治人在于权衡阴阳，注重素质，特别是脾胃胜衰与其思想状态。此脾胃学真谛之所在，亦即治而不治、不治而治的微妙机制所在。

由于脾胃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脾胃学说适用范围也十分广泛。

刘老认为：可以从脾胃学与脏腑证治关系予以探讨。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备急千金要方·脾胃》）东垣著《脾胃论》，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系，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刘老认为：东垣《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所概括的脾胃与心、肺、肝、肾四脏相关的发病机制有指导临床的积极意义。基于此，刘老从实践经验中提出治则20字。即：治肺宜温、宣、清、润；治心宜开、通、化、养；治脾宜升、降、健、运；治肝宜疏、达、平、调；治肾宜滋、填、温、纳。

刘老阐发肺与脾胃关系时认为：肺主气，肺气有赖于脾气散精而脾又需肺气宣发，则水谷精微敷布于全身，若脾失健运，则湿气凝聚化为痰饮，上逆犯肺，以致肺失肃降而咳喘，所以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在治疗上刘老认为：“用药之关键，在于不是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而是重在根本，按标本先后，从健脾助化入手，执中央以运四旁。”用整体疗法改善局部。

刘老在阐发心与脾胃的关系时认为：心主血、脾统血，脾气健运，气血生化之源充足，则心血充盈，体健神旺，若脾虚不健，生化之源不足，则心脏失养，而呈现心悸、健忘、记忆衰退，或因脾虚不能统血而心无所主，导致血不循经而产生各种出血疾患。更重要的是“心主血脉”，历代医家认为：脉孳生于胃，其根在肾，以脉动在于心阳，脉所以动在于肾气，食前脉衰，饭后脉旺，更与胃气有关。

刘老在阐发脾与胃的关系时指出：叶天士认为纳食主胃，胃宜降则和。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能食不能消，病在脾；能消不能食，病在胃。所以叶氏制养胃汤以补东垣之不逮，对不欲进食的病人要作具体分析，如舌红少苔，口干便结，心烦失眠，属胃阴虚损无疑，用叶氏养胃汤：玉竹、沙参、石斛、麦门冬、生地、甘草等加生北山楂，养胃生津，则胃气和，食纳增，卧亦安矣。《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与半夏秫米汤其卧立至，此和中降逆、协调阴阳之效也。又如“脏躁悲伤欲哭”而不得卧，用甘麦大枣汤，甘平以缓中和脾胃，从而达到静脑安神之效。

刘老对于脾胃与肝之关系，认为：“肝主疏泄”，“木喜条达”，“肝病传脾”。如肝硬化腹水，即有腹胀大静脉曲张、淋溲便难、尿黄等见症。肝郁脾虚则纳少运迟，“肝为罢极之本”，则肢瘦乏力。“肝病传脾”，虚则能受，实则能传，不治其虚，安问其余。因此，用六君子汤以健脾，加丹参、五灵脂、蒲黄活血化瘀，楮实子、刘寄奴、隔山消、白芍、楤木、半边莲以疏肝利水，麦芽、鸡内金以助消化。此治肝硬化腹水之经验。

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脾得肝之疏泄，则升降协调，运化功能健旺；脾气健运，则水谷精微充足，才能不断输送营养于肝以周全身。刘老治一小儿，湘雅医院诊断为“好动症”，曾从肝论治而无明显疗效。刘老察之，患儿面色白，挤眉弄眼，手足乱动，禁不能止，夜卧不安，自汗、盗汗，食欲不振，舌质淡，边有齿印，舌苔薄白，神疲、脉缓。刘老认为此系脾虚气弱不能滋养肝木，以致肝失所养。治宜健脾培中，养肝息风，予以六君子汤加白芍、夜交藤、钩藤而愈。刘老认为，小儿“好动症”临床多从平肝息风着手，但要注意，脾虚不能滋养肝木，导致诸风掉眩，虽然“肝为刚脏，治宜柔克”，但“脾主四肢”，在于健运，故宜健脾培本，使化源不绝，并结合“静以制动”，则善行数变之风不治而自息。

刘老在论述肾与脾关系时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与肾的关系体现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脾肾如此，诸脏皆然。

刘老治慢性肾炎水肿，宗“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其制在脾”之旨，常以真武汤加党参、黄芪、薏苡仁、荜澄茄、鸡内金、杜仲、补骨脂、淮山。如腹水盛则重用苍术以助化，全身肿而无汗，则重用苏叶、藿香以开汗窍，即《金匮要略》所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旨。肿消食增后，以香砂六君补后天以培养先天，此从治病治人之法也。

总之，刘老认为脾胃学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这是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内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是‘代’的过程；“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谢’的过程，“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可见整个机体的代谢过程，脾胃是关键。东垣云：“人以胃气为本。”善医者只论元气精神，即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