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结语

哲学典籍的翻译是中国哲学思想西传的必经之道。以往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只有本族译者才能胜任中学西传的艰巨任务，西方译者因语言文化疏隔，无法正确理解原典。但从本文分析来看，陈荣捷和刘殿爵都是享誉海外的华人学者，陈氏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宗教学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其译文西化的程度较大。这固然与译者早年在香港教会学校和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背景分不开，也与译者缺乏对比的视角和文化自觉的意识相关。不难想象，这样的译文在读者中会产生类似西方哲学的印象，难以发出中国哲学自己的声音。刘殿爵是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译者，其译作以西释中的情况很少，但其《道德经》译作在传递原作哲学思想之独特性方面与安乐哲与郝大维的译作相比还稍逊一筹。

安乐哲和郝大维的《道德经》英译是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的翻译。首先，译者们以中西比较哲学为研究背景，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洞察到其与过程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他们一方面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大声呼吁丢弃以西方哲学和宗教诠释中国哲学的翻译传统，还原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们关注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自身建设，试图从中国哲学找到促进其发展的思想资源。他们既强调翻译的再现功能，又更重视翻译的创新功能，试图以翻译中国经典为契机，发展西方哲学思想。安乐哲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达了这一翻译目的：“20世纪初中国哲学通过与西方哲学为标准的转化而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到了21世纪，西方哲学本身正在发生革命。我们很难说，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将会成为西方哲学——诸如美国实用主义，怀特海过程哲学等等的标准或来源”（胡治洪，丁四新2006:115）。

安乐哲、郝大维在其《道德经》译本中对“道生论”以及“无为”“无名”“无知”和“无欲”的翻译清楚表明他们与分析哲学的决裂和与过程哲学的贴近。或许译者们的一些选词会招致不同意见，例如，把“仁”译作“authоritative”，把“中庸”译作“fосusing familiar”就招致不少批评，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翻译是“脱离文本的过度诠释”（冯耀明2008:268），是“解读的衰落”（莫卡德2006:12）。可是，一旦摆脱“翻译须忠实”的羁绊，从文化交流、促进的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作用，安乐哲、郝大维等人的尝试则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安氏对庞德译诗的评价：“西方诗歌因受庞德译诗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面貌”（胡治洪，丁四新2006:118）。我们期待中国哲学通过安乐哲等人的英译能在西方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希望西方哲学能借助其翻译促进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