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贵格会教徒如何错误估计印第安人

一个美洲殖民地在政治上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能生存下去，往往取决于是否能现实地估计印第安人。但是，贵格会教徒关于印第安人的观点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一样，不现实、僵化，并且是以关于人性的错误前提为基础的。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好概述，莫过于1756年7月特拉华族印第安人首领蒂杜斯昆在和宾夕法尼亚领导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手里拿着前不久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给他的一串贝壳，上面有个大方块，代表印第安人的土地，方块的一边站着个英国人，另一边站着个法国人，都准备夺取这块土地。蒂斯杜昆首领恳求宾夕法尼亚人的友谊应表现在担保不再从印第安人那里夺取更多的土地。尽管这位首领的叙述过于简单，但他的确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个殖民地不断增加的西进的人口，就像涨潮的波涛一样涌进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的困难再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当作仅仅是礼仪上的不周、缺乏公平对待的准则或唱一下自责的陈词滥调。这儿出现了历史上的重大冲突之一：一股威力巨大的力量碰到了一个长期静止不动的物体，要么这股力量被挡住，要么不得不搬开这个物体。

但贵格会教徒不愿这么看问题。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这场危机中的政策表明，他们惊人地——即使不是全然令人奇怪地——缺乏实际眼光。他们似乎根本不了解印第安人的长期问题和利益，就像根本不了解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些陌生人的性格那样。例如在1748年，贵格会教徒控制的议会拒绝为宾夕法尼亚的防务拨款，却为印第安人拨款五百英镑，还真诚地希望这笔钱能用来“向他们提供有助于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培养我们之间的友谊，而不致鼓励他们加入战争”。老于世故的贵格会教徒怎么会料不到印第安人的弹药不会只用来打熊和鹿？由于他们的判断如此不切实际，致使西部边境的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过了若干年，到1756年秋天，费城的贵格会派议会得到西部大屠杀的消息后，立即着手调查印第安人不满的原因。议会没有采取军事防卫措施，反而为较好地管理同印第安人的贸易提出一项法案，责成地方长官保证公平对待印第安人，并规定了向他们出售货物的价格上限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保障。然而，对于房屋被焚、庄稼被毁、妻儿被剥取头皮并被掳走的边远地区居民来说，这种值得称道的措施却算不了什么安慰。

非贵格会派的总督罗伯特·亨特·莫里斯和贵格会派议会之间的政治冲突表面化了。副总督为了保护领主们，宣称印第安人对领主的不满同大屠杀毫无关系，真正的麻烦在于贵格会教徒的和平主义，它使这个殖民地处于毫无防御的境地。与此相对，贵格会派教徒则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领主们邪恶的政策。目前在不那么正统的贵格会教徒中有许多追随者的富兰克林持中间立场，他不反对实行一种比较公正的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但要求立即采取军事防御措施。但是，控制议会的少数十分顽固的贵格会教徒仍不肯稍许背离其传统的和平主义，尽管整个边境地区可能因此遭殃。

屠杀在继续，恐怖笼罩着宾夕法尼亚西部。凶杀成风，一个个村镇被彻底捣毁，居民们被逐出家园。1755年11月5日，乔治·史蒂文森从约克写信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留还是走？大多数人愿意留，但他们既无枪支，又无弹药”。政府对人们的呼吁概不理睬。“每时每刻都有来自坎伯兰的一群群逃难者经过本镇，而附近的居民也涌入本镇，尽管这里毫无防御。”边境居民遭受印第安人战斧的杀戮，而东部居民则因要养活不断增多的逃难者亦负担日重。

因此并不奇怪，宾夕法尼亚人已逐渐变得不耐烦了。1755年11月底，大约三百名陷于绝境的德意志移民从西部来到费城，要求议会有所行动。他们成功地使议会吓得表示屈从，并通过殖民地代理人向英国枢密院吁请纠正他们那毫无防御的状况。在这几个月里，贵格会教徒内部出现了一种不断加深和史无前例的意见分歧。9月在费城举行的年会拒绝对防务所需的大笔军事拨款表态，以此来回避争论。许多人都会同意伊斯雷尔·彭伯顿的下列看法：1755年夏秋两季的事态已“在我们的一般事务和我们公谊会的内部事务两方面，造成了比过去七十年更大和更有决定性的变化”。

到1756年7月，杜肯堡的法军指挥官得意地报告说，他已“成功地破坏了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这三个邻近的殖民地，驱逐了居民，并彻底毁灭了从坎伯兰堡一线算起三十里格宽的地区内的所有居民点……印第安人的村庄里充斥着各种年龄的男女俘虏。敌人自开战以来的损失远比他们战败的那天惨重”。

但是，贵格会教徒仍然没有因此而大为震惊，从而认识到他们关于印第安人的理想观念缺乏根据。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印第安人诸首领有时因饮酒过量而近于癫狂，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在乎。例如，他们打算于1756年7月下旬替其好友蒂杜斯昆转达的一系列矛盾百出的要求，是他在酒力作用下提出的。然而，不管是出于乐观主义、怜悯还是出于盲目，贵格会教徒不准备重视这个事实。

伦敦政府的需要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政策，使印第安人把宾夕法尼亚等同于英国的扩张主义和俄亥俄公司之类掠夺土地的企业，尽管宾夕法尼亚人对此可能是多么地厌恶。印第安人的政治可不是简单的事：对于一个部落的友好表示，可能被这个部落的敌人视为宣战。例如，宾夕法尼亚在1742年同易洛魁人结盟，这就不以它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地介入了易洛魁人和特拉华人的纠纷，从而为十三年后的乱子播下了祸种。1756年，贵格会教徒在同特拉华人的首领蒂斯杜昆谈判时，竭力要求非贵格会派的总督缔结一项和约，但莫里斯总督颇有见识，他知道这样的单独媾和很可能激怒强大的易洛魁人。这完全是一件复杂和微妙的事情，靠道德口号和抽象原则是解决不了的。

在印第安人的暴行使殖民地惊恐万状的时刻，如果贵格会教徒不想完全丧失民众的支持，他们就必须立即采取某种主动。他们决意完全站在政府之外，甚至以同政府竞争的形式采取这种主动。1756年7月，他们组成了“争取以和平方式恢复与保持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的友好协会”。他们打算通过这个民间协会，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和印第安人打交道。尽管用意高尚，但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他们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活动几乎只能被称作胡搞乱来。宾夕法尼亚的总督们不管有多么莽撞和无能，至少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性质是看得相当准的。“友好协会”只是进一步搅乱了事情，使印第安人不信任那些他们最终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宾夕法尼亚的统治者，拖延了能使殖民地的新移民感到满意的任何安排。

在1756年那难以捉摸的谈判期间，贵格会派教徒曾说服特拉华族印第安人指定贵格会派领导人之一伊斯雷尔·彭伯顿为代表，负责在所有印第安人事务中同总督交涉。贵格会教徒为这一含糊笼统的信任感到高兴，但对于他们代表着谁或代表什么却糊里糊涂。实际上，他们既不能为印第安人，也不能为宾夕法尼亚人效劳。他们只是把总督的问题搞复杂了，以至后者威胁说，如果他们继续瞎搞，他就要把他们当作国王的敌人对待。

贵格会教徒迷恋于自己的原则，因而对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1751年4月，他们控制的议会拒绝了该殖民地的领主们帮助建造一个要塞的提议，这表明了他们通常的自满情绪。“正如我们一向看到的那样，获得印第安人友情的最好办法是诚恳和正直地同他们打交道，任何场合都友好地对待他们，特别是赠送实用的礼物，以便适时地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我们希望领主们和我们一起置办这些礼物，它们一向那么显著地有助于我们边境村落的安全，因而也有助于他们的利益。”甚至在风暴袭击边境地区，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居民开始由于半个世纪来贵格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慷慨和不抵抗而遭受惨祸以后，许多贵格会教徒仍然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实际道德含义。这种盲目性的最古怪的例子之一可见于丹尼尔·斯坦顿的日志。有许多狂热的贵格会巡回传教士向美洲边远地区传播费城年会的要旨，斯坦顿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看来，1755到1756年边境地区遭受攻击期间被印第安人杀害的贵格会教徒较少，这证明上帝赞同贵格会派的政策。他无法否认印第安人是“对这块土地的一种严酷惩罚，但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上帝的庇佑——这就像一片令人疲惫不堪的土地上有一块巨石的遮蔽——与我们同名的人在这场灾难期间遭到虐待的很少很少”。对于贵格会教徒的幸运，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尽管这对他们的自命正直不甚恭维，那就是——几乎所有贵格会教徒当时都住在这个殖民地的东部，他们同“野蛮残暴的敌人”之间远隔着两百英里山岭起伏、河流纵横的地域。

不管是由于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其他什么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贵格会教徒躲过了印第安人的狂暴，但这个事实并未打动富兰克林。在1756年8月，他更为关切“我们边境地区的人民继续被屠杀”，并对于迟迟不进行反击深感痛心。他以特有的直率断言：“总之，我不信我们在大败印第安人以前会取得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