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执政的考验：和平主义

过分看重教条，不让思想和经验之间的交流来指导自己的人难免失败。贵格会教徒又至少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教条修身立命，这种教条就是和平主义。1650年，乔治·福克斯在英国宁可下狱，也不为共和政体同查理·斯图亚特作战。他在1664年的《记事录》中表述了贵格会教徒的这个经典立场，它将是他们所有信念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信念：

正如我们的生活和安详的仪态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是平和的，追求所有人的和平、利益和幸福。……我们是和平福音这一上帝权能的继承者。……基督说：“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如在，他的仆人就会打仗。”因此他吩咐彼得：“将剑入鞘，因为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圣人忍受一切磨难的信念和耐心即在于此，他们懂得报复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自会报复伤害其子民、虐待无辜者的人。因此我们不可复仇，只可以上帝之名忍受。基督从未有过失，他的教义是“互爱”，凡信奉此教义者不伤害任何人。我们信奉此教义，我们信奉我们的灵魂我主基督。

但是，在英国复述这个教义不同于在美洲坚持这个教义。在英国，一个贵格会教徒可能不得不为此下狱；而在美洲，这可能葬送教外人的生命。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一直统治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于受到心怀敌意的法国人和渴望剥取人头皮的印第安人威胁的边远地区移民拥有生杀大权。贵格会教徒的殖民地在地理上所处的中心位置，他们所不得不应付的一些印第安人集团（所谓六大部落和特拉华印第安人）的特殊重要性，以及美利坚控制西部边境河流的绝对必要性，使贵格会教徒为宾夕法尼亚所作的战争或和平的决定具有影响整个英帝国和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

贵格会教徒发觉，他们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统治者，并不像他们是个受迫害的少数派时那样自由（例如，自由地做和平主义者）。1703年9月2日，詹姆斯·洛根从费城写信恳求在英国的威廉·佩恩说：“我希望汝能为我们手无寸铁毫无防卫找到更多口实。我总是尽我所能地辩解，说我们是平和的人，完全弃绝战争和战争精神，说我们只愿致力于捍卫上帝……我这么倾诉衷肠，但这不会在英国政府中引起反应，对这里的统治方法的态度也一样。他们的回答将会是：如果我们只丢掉自己的性命，那对王室来说算不了什么，那是我们自作自受，但它还涉及其他人，如果敌人控制了这片土地，就将严重影响英国的其他殖民地。”

在许多年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注意使“副总督”（在美洲代表领主掌握行政权的人）由一个非贵格会派人士，即一个其道德顾忌不会同政府的日常事务冲突的人担任。从殖民地建立到1756年贵格会派放弃权力为止的十多名历任副总督中，只有一名（托马斯·劳埃德）是贵格会教徒。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贵格会教徒能够执政，同时仍保持自己良心的纯洁。

但是，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迟早不得不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抉择中挑选一种，而这两者是同样令人讨厌的。从理论上，而且仅仅从理论上说，有第三种可能性：如果他们能把自己同英国和不断增加的非贵格会派人口隔绝开来，他们或许能以其全部纯洁性从事他们的“神圣的实验”。但这是个虚假的可能性，到十八世纪中叶，唯一的抉择是要么让步，要么退出政府。

在整个美国史中很难找出一个比贵格会教徒最终于1756年作出选择更为错综复杂的故事。它涉及到许多互相冲突的派别和势力。和平主义问题不可避免地同征税问题联结在一起，而没有什么比找理由不纳税更能激起道义上的热情。宾夕法尼亚的政治冲突还涉及反对领主的斗争、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对英国人的敌意、货币改革问题，以及长老会派和英国圣公会派反对贵格会派的斗争。

不过从贵格会派的观点看，人们几乎找不出一个主题更加简单的故事。根本问题是和平主义。如果贵格会教徒试图创造出一个试验其和平主义的环境，那么他们最好莫过于创造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这一环境。十七和十八世纪初，欧洲还没有普遍征兵制，贵格会教徒反对战争的原则不可能得到严格的检验。在西欧所有国家，他们都是微弱的少数派，像乔治·福克斯在共和政体时期遭受折磨这样著名的事件只能是寥寥无几。直到贵格会教徒在一个美洲殖民地掌权，他们的问题才影响到整个社会。在这里，他们直接和反复地面临要和平抑要战争的问题：这里有英国为其帝国进行的战争——他们在其中既充当要塞，又充当一笔可观的赌注——又有抵御土人残酷攻击的自卫问题。

不管去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移民设法规避了欧洲生活的其他什么弊端，他们可规避不了战争。在美洲，把各殖民地置于前线的帝国冲突举不胜举，一张载明这些冲突的单子会吓倒远不如教友们那般厌恶战争的人。三千英里外的大洋彼岸，一个政府持有的各种使人似懂非懂的意图一次又一次地牵扯到贵格会教徒。1689年4月，这个殖民地诞生还不到十年，他们就得知英国对法宣战，这是“威廉王之战”的开端。英国要求贵格会教徒拿起武器防御，并组织一支民兵，总督参事会的一名成员却回答说，“除了熊和狼”，他看不到有什么危险。接着，贵格会教徒认为这是个良心问题，拒绝采取行动。十余年后，英国同西班牙联合起来，再次同法国作战，此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在美洲被称为“安妮女王之战”。虽然在宾夕法尼亚及时“宣布”了这场战争，贵格会教徒控制的议会以类似的理由一再拒绝制定战争立法。它宣称：“要不是筹款雇人互相杀戮关系到我们的良心并违背我们的教义，我们是不会不以微薄之力来为这些计划效劳的。”安妮女王之战于1713年结束，以后二十五年甚为幸运，其间帝国政策未把战争加在殖民地头上。但这只是个间歇。最严重的考验尚在后面，它将把战争带到这个殖民地的前门和后门。

1739年，对贵格会派的这一决定性的考验开始预演，其时爆发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即所谓“詹金斯之耳战争”。这场战争后来成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在英国各殖民地则称为“乔治王之战”。尽管这一领地早先似乎仅仅在法律意义上“介入”母国的斗争，但现在它作为英帝国成员所引起的后果却更直接，也更严重。在美洲有着巨大利益的法国和西班牙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也同宾夕法尼亚处于战争状态，不管贵格会教徒的愿望如何。殖民地战争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特拉华河中即将发现西班牙的私掠船。控制宾夕法尼亚议会的贵格会教徒对此将作何反应？

随之，在非贵格会派的总督和十分顽固的贵格会教徒之间展开了人们所熟悉的斗争。前者试图使殖民地的政策同英帝国的政策一致起来，后者却主要关心维持他们和平主义原则的纯洁。在1741年的一段时间里，贵格会教徒成功地使政府瘫痪，扣住了总督的薪俸，阻止了任何立法。他们的行动得到许多德意志移民的支持，后者被他们散布的谣言吓坏了。他们声称，总督建立一支民兵的计划将把移民们置于一种隶属于皇家总督的奴仆地位，其残酷有如“他们先前隶属于德意志各邦王侯……战费会使他们一贫如洗……如果贵格会教徒以外的任何人被选进议会，他们就会被拖出自己的农庄，被迫修筑要塞，以此为他们被恩准移居这个殖民地纳贡”。这个造谣运动在殖民地内部引起了对于骚乱和暴力行为的恐慌心理。

直到1745年，托马斯总督才终于获得了一笔用于战争目的的拨款，款额四千英镑，用来为现在由英国人占据的路易斯堡的驻防军购买“面包、牛肉、猪肉、面粉、小麦或其他籽粒”。这“其他籽粒”显然意指火药。贵格会教徒以前实际上已援助过殖民地的防务，但也是依靠借口或通过不被规定具体用途的拨款。他们在1693年出过钱，诡称印第安人“饥肠辘辘，赤身裸体，需予以食物和衣服”。1701年，他们为一个要塞拨过款，但只是“在他们的教义允许的限度内”。1709年，他们为远征新斯科舍出资，因为他们“虽不能拿起武器，但他们有责任用钱支持女王政府”。1740年，他们筹款“以为国王之用，用于他将指定的目的”——结果这笔钱就这么花了。有人把后来的困难归咎于总督缺乏谋略，但不如把它们解释为，贵格会教徒是“根据为良心受苦的程度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的缘故”。

1745年的斗争所产生的最重要结果，或许是出现了一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领导的强有力的妥协派。富兰克林一派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既反对领主们的私利，又反对贵格会极端分子的狂热，它最终将取代贵格会派少数的僵硬统治。1747年，在关于防务问题的持续不息的争论中，富兰克林发表了他最精辟的政治小册子之一——《平易的真理》。这本小册子既不赞美，也不贬抑贵格会教徒，它充分、公正，甚至卓有远见地描述了殖民地及其防御需要。宾夕法尼亚位于各殖民地中央，这一幸运的地理位置说明了他们何以泰然自若：“尽管我国正和两个强大的王国进行血战，但我们殖民地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由于有北面诸殖民地而免遭法国人侵犯，另一方面由于有南面诸殖民地而免遭西班牙人侵犯，它们都作了不少牺牲，因而我们直到前不久还在自己家里高枕无忧。”宾夕法尼亚这个唯一未作防御准备的英国殖民地，把漫长和难以逾越的海湾与河流作为天然屏障，以此保护自己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犯。

富兰克林争辩说，即使过去有理由抱有这种安全感，而今在1747年却不能这样认为了，因为这个殖民地已富庶得足以报偿劫掠者的征战之劳。这里已度过二十年和平岁月，但“长路有尽，安久必危”，现在这个殖民地必须预见到法国人在煽动印第安人方面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得逞。“祸害会多快地扩及我们边境各县？我们所能预料的结局只能是离乡背井、毁灭、流血和混乱！”沿海地区将遭受比去年夏天经历过的更大的灾难，当时私掠船进入特拉华湾，掳掠了纽卡斯尔附近的种植园。唯一的对策是备战：

敌人无疑已被告知，宾夕法尼亚人是出于良心而反对作一切防御的贵格会教徒。虽然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只有一小部分人——确实如此，但通常全体居民一概被说成是这样。而且，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为自己的防御做任何事情，这就可能使外人认为情况大概如此。在人世间，拒绝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土地是如此反常的一件事，以致他们可能不会相信，直到他们根据亲身经验，发觉可以不受干扰地不断向特拉华河上游驶去，夺取船只，掳掠农场和村庄，然后带着赃物离去。这难道不就证实了他们的情报，从而极大地鼓舞他们大胆袭击城市和全面劫掠特拉华河流域？

保护人民是政府的明确责任，任何个人的宗教忌讳都不能使一个立法者解脱这种责任。富兰克林如此敦促贵格会派立法者：“如果他们因为宗教忌讳而不能为我们的防务做任何事情，他们可以引退，在目前的暴风雨时期暂时放弃自己的权力，让比较自由的人来掌握。”从全体人民那里征集来的公共资金被贵格会教徒花费于他们享受自己的宗教生活、抵制反对者的请愿，以及使他们自己在英国朝廷上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把这些资金用在全体人民的福利和防务上面？

富兰克林断言，解决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贵格会教徒引退，让其他人治理和保卫这个殖民地。如果说贵格会教徒无权为他们个人的宗教原则牺牲整个社会，那么非贵格会派人士仅仅因为他们将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了贵格会教徒而不去保卫殖民地，就将是愚蠢的。富兰克林拟订了一个募捐防务款项的协作计划，不久后一支一万人的民兵便组织了起来。

不过，“乔治王之战”只是一次彩排。直到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屠杀使恐怖气氛沿殖民地西部边境蔓延开去，对于贵格会教徒和平精神的真正考验才来到。这发生于1775年下半年，当时英国布雷多克将军的战败使法国人能够利用杜肯堡为基地外出掳掠。此外，法国人还挑动特拉华族印第安人用血腥的突袭阻挠领主向六大部落购买宾夕法尼亚西部土地。宾夕法尼亚东部的贵格会教徒对此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他们的老朋友特拉华族印第安人肯定不会大肆杀戮。贵格会教徒通常不愿相信自己的同伙会作恶，他们坚持认为印第安人所以不满，一定是由于英国人自己近来对他们采取的不公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