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引退

到1756年春天，甚至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都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长时间地照旧在坚持他们宗教原则的同时掌握政府权力。早在1702年，詹姆斯·洛根就向威廉·佩恩报告：执政“不符合他们的原则”，十八世纪前半叶的事态证实了他们的敌人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与贵格会派宣称的原则绝不相容”。

在危机时刻，冲突已不再仅仅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统治集团和固执的伦敦帝国政府之间展开。宾夕法尼亚有三大派互相争斗。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大众派，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开明的贵格会教徒，既反对宗教上的绝对教条，也反对寡头制统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求所有人都承担军事义务，否则须交纳罚金，而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贵格会教徒不一定非得拿起武器，但需要以支付防务费用来助一臂之力。反对富兰克林一派的是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分子，由拒绝为任何军事目的纳税的伊斯雷尔·彭伯顿之类顽固的和平主义者领导。与上述两派相对立的是领主及其总督，他们不愿由领主承担理应由贵格会教徒缴纳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方法选举民兵军官，但也不同情和平主义。

尽管反对贵格会的情绪不断高涨，该殖民地的非贵格会派人口也在逐渐增加，而且历任总督也对贵格会很恼火，但贵格会教徒在1756年开始时仍然控制着政府。这一年，贵格会教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不足四分之一，但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三十六个席位中，他们却占了二十八个。而且，顽固分子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

边境地区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反对贵格会派统治的鼓动大为加强。英国政府又一次威胁要采取某种果断措施，如永久取消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担任官职的资格。大西洋两岸的舆论看来都支持这种措施。伦敦年会的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博士这样概述了领主们反对贵格会教徒的理由：

最根本的是你们不适于执政。你们接受了我们公众的信托，同时却承认不能履行职责。你们本该保护人民，现在却不让人民保护自己。难道所流的全部鲜血不会淌在你们门前？难道我们——他们问道——能坐视这个殖民地放弃给残酷无情的敌人、见危险而不力加拯救？

若干实际问题的考虑变得重要起来：害怕制订出禁止贵格会教徒担任官职的法律，希望通过让非贵格会派人士执政来转嫁有关印第安人大屠杀的责任，期望保留以后重新掌握政权的机会。所有这些考虑都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的愿望结合在一起。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敦促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趁着还来得及把对于屠杀的责任转嫁给别人的时候，赶快引退。他们在伦敦政府中进行了紧张的幕后活动，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使贵格会教徒不被取消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就将使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退出殖民地议会。约翰·福瑟吉尔博士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引退的必要性，而费城年会答复说，他们保证尽力劝使教友派教徒在战时不担任官职。这个保证并未使伦敦的教友们满意，他们马上派遣两名成员——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督促这一诺言的履行，并试图弥合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内部的裂缝。

1756年春末，事情到了决定性关头。当时总督及其参事会对特拉华族和肖尼族两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宣战。1756年6月4日，议会中六名贵格会主要议员辞职。他们自鸣得意地否认“有意使议会陷于不必要的困难”，但宣称“看来许多选民认为目前时局要求我们以军事方式提供服务，而我们在仔细考虑后确信不能从命。我们认为批准我们像现在这样提出的辞职决定，最有利于我们良心的安宁和我们宗教信仰的名誉，并要求把这些理由载入议会记录”。在暴风骤雨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不是由于被击败，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引退。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松了一口气。在殖民地，各种信仰的人都为解脱了教条的重负感到高兴。富兰克林喜形于色地报道说：“除了那种怕被怀疑为出于宗教动机而反对尽职的人，冬烘先生们全都自愿退出了议会，国教教徒被建议来取代他们。”这些变化最终将“带来我盼望已久的好天气”。

富兰克林很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从引退一事中得益最多的正是他那一派。在取代刻板的贵格会教徒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有六名他的忠实追随者当选。10月间举行了三十六个议席的正规议会选举。伦敦年会的使者未及时赶来说服贵格会教徒不要选自己的教友，或最好干脆不投票。尽管富兰克林派和领主派（它们彼此深为忌恨）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最后计票时仍有十六名贵格会教徒当选为议员。当然，这说明贵格会教徒们多么不乐意默认伊斯雷尔·彭伯顿等顽固分子为他们作的决定。选举完毕后不久，英国贵格会教徒的使者亨特和威尔逊到达，与彭伯顿一唱一和。每个当选的教徒被单独召到“贵格会派苦难会议”面前，听取要其辞职的劝说。于是四人辞职，尚余十二名信奉该教的贵格会派议员。正如贵格会教徒及其对手都欣然发觉的那样，这十二人中只有八人在公谊会中有好名望。

虽然人们至少在1776年以前继续谈论所谓“贵格会派议会”，但这只是因为许多议员仍然喜欢不经宣誓而作出正式证词，或者与早先的贵格会教徒有某种关系。事实上，1756年戏剧性的引退远不止是个姿态，它是费城年会这一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派的最高权威放弃政权。某些伪教徒或半截子教徒继续在议会中谋求和掌握政治权力，但正统派拒绝为此承担责任。严谨的贵格会教徒明确表示，他们既不由这些背教者代表，也不对其决定负责。顽固分子甚至在所有的好教友中间“做工作”，使他们不谋求议员职位，也不投票选举任何这样做的贵格会教徒。已经有迹象表明，某些贵格会派领导人指望殖民地战争的结束会使他们重掌政权。

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对政府的控制不是可以随意取舍的。贵格会教徒的引退以及他们承认其原则同政府责任相矛盾，或许是证明他们尚有现实感的最大证据。但他们企图伴随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来的和平重掌政权那种隐秘希望表明，他们基本上不理解社会和社会问题。

美国革命粉碎了这种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贵格会教徒的反战原则也是个反革命的原则。他们的年会在近一个世纪前宣布：“扶立和推翻国王与政府是上帝的特权，上帝为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或废或立。”就像贵格会教徒十七世纪在动乱的英国各种阴谋和反阴谋中力图保持中立那样，他们在美国革命的岁月里也谋求中立。他们又一次关注起是否有任何法律违背了他们个人的贵格会派良心，而忽视复杂的施政问题。随着革命的临近，年会询问下属的每个月会：“教友们是否注意不去骗取应归于国王的权益？”英国某些较有远见的教友们认识到，英国的自由事业同美洲自由事业的成功休戚相关，强烈要求美洲的教友们不要加以阻挠。但是，后者出于良心，谨小慎微地遵从英国政府一切非军事性的要求，而且总的说来是一视同仁地不和英军与美军合作。他们拒绝缴纳美利坚政府征收的税款和罚金，无怪乎被人称为托利党人。1756年时他们被指责为盲信，现在更被冠以通敌的臭名。

贵格会教徒自1756年退出政府后，遂致力于纯净他们自己的教派。到1777年，年会已要求进行“一次改革”。如果说他们不能治理这个殖民地，至少不可不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某些季会，如切斯特县的季会，力图“恢复古朴之风，即衣着朴素，家具简陋，教育青少年简朴纯真，参加宗教聚会按时认真”。例如，他们企图废除墓碑，认为这只是尘世间又一虚荣之物。他们打算加强宗教在教育中的影响。他们更热烈地着手“在教友酿酒饮酒和保持各类酒馆这一有害做法的问题上进行改革努力”，并开始报道“一些教友在最近的收获季节里饮酒极有节制，另一些教友则完全自愿地滴酒不沾”。他们加强努力，争取使所有贵格会教徒蓄养的奴隶都获得自由。总之，他们致力于在公谊会周围建筑一条抵制一切外来影响的围墙，甚至反对参加其他教派的宗教仪式。毫无疑问，放弃政治权力导致他们更专心地修身养性，更严格地坚持本教派的信条。

对公谊会和宾夕法尼亚来说，幸运的是贵格会教徒并未全然从社会事务中引退。他们中有些人成了兴旺发达的商人和锐意进取的科学家。随着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派内政治倾向的削弱，它的博爱主义倾向愈益加强。十八世纪中，他们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日益发展的运动，致力于建立医院、改良监狱和疯人院。许多遗留下来的机构，诸如费城妇产医院，就是贵格会教徒在现实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领域中成效卓著的纪念碑。不过，这种成功正是贵格会教徒不再致力于政治的一根标尺，它是一个适当的——虽然是具有讽刺性的——尺度，表明他们的教条多么不适合在新大陆建立新社会这一更巨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