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风流

——东晋建康城与士族生活

王志高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教授

从安徽芜湖（或说江西九江）到江苏南京的这一段长江基本呈南北走向，历史上习惯以此段长江为坐标来确定相关区域方位。这一段长江南岸地区，实为“江东”，古人以东为左，故亦称“江左”。江东地区整体实力的大获提升始于三国时期的孙吴，其核心地区便是江东，核心城市是国都建业。太康元年（280）三月，西晋灭吴，改建业为秣陵县。太康三年（282），又分秣陵北为建邺。后为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建邺为建康。建武元年（317）三月，南渡的西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即晋王位，改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正式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历时104年，至永初元年（420）为刘宋禅代。与旧吴相比，无论是都城的规划与建设，还是统治者阶层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面貌，东晋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并由此奠定此后南朝近170年发展的基石，以建康为中心的江东逐渐成为南北士族共同的理想家园。

一、建康城的规划与营建

东晋建康城实际上是由众多城池构成的庞大建筑群体。其内核主要有三重城圈，最内重是周八里的宫城，宫城的外围有周二十里一十九步的都城，都城之外有横跨秦淮河南北两岸的外郭；其四周则有星罗棋布的卫星城，如石头城在宫城之西九里，其北有白下城，南有越城、新亭城，西南有西州城，东南有东府城、丹阳郡城，共同承担着拱卫京师的重任（图1）。因东晋、南朝总管全国政务的尚书台（尚书省）设在宫城之内，故这一时期的建康宫城一般被称为“台城”。台城由多重城垣构成，城内包括百官议政的尚书朝堂区、皇帝朝宴的太极殿区以及后宫内殿区、宫后园囿区等。建康都城内除了周八里的台城及东宫外，还分布有各类府署和宗室贵族宅邸等建筑，其空间面积并不是很大，实际是一座服务于宫室的内城，相当于后世的皇城。当时真正的城郊分野不是都城，而是外郭，约相当于现今北京东路、北京西路一线以南的南京城中南部。

晋室南渡之初，因国力贫弱，沿用了孙吴的都城、宫室与石头城。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来镇，正式即帝位后仍以旧府舍为宫，称为建康宫。其宫室制度明显承袭西晋洛阳之旧，宫内正殿名太极殿，殿前有东堂、西堂。有宫门曰云龙门，宫城中设秘阁。咸和四年（329），位于太初宫故址的建康宫室及宗庙在“苏峻之乱”中彻底被毁，晋成帝不得已以兰台和建平园为临时宫室。次年九月，东晋政府正式在原苑城旧址上修建新宫。新宫营筑由将作大匠王彬主持，至咸和七年（332）十一月完工，仍题署建康宫，亦名显阳宫，一般称为台城。然而咸和年间政局初稳，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物资匮乏，故这次营筑的台城规制颇不完备，不仅宫城前双阙未立，西南一段宫墙仅用茆苫，城墙直到咸康五年（339）方始包砖。孝武帝即位后，成帝始修的台城已历四十余年，部分宫室已有朽坏。太元三年（378）正月，尚书仆射谢安以此为由“启作新宫”。经过重筑，台城一改过去简陋之俗，变得更加华美壮观。元兴三年（404），篡位之后的桓玄再次大兴土木，广修宫室。这是东晋时期对台城的第三次大规模修筑。

东晋台城有两重宫墙，其外城五门，南面偏西正门为大司马门，偏东为阊阖门，后改为南掖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门，分别称为东掖门、西掖门和平昌门。此布局及宫殿形制皆仿自魏晋洛阳城，如司马门、阊阖门、南止车门、西华门、神虎门、云龙门、东掖门、西掖门、千秋门、端门、南掖门、承明门等门名，均见于洛阳宫城，宫后华林园及园内天渊池之名称亦沿自洛阳旧都。除了缮治苑城作为新宫外，咸和五年（330）九月又新修“六门”。“六门”特指建康都城城门，其中南面有宣阳（俗称“白门”）、广阳、开阳三门，东面有清明、建春两门，西面仅有西明门，北面与台城共用北墙而无门。此“六门”之名亦沿洛阳之旧，不过其城垣及城门不是土筑，全为竹篱编制，仍如其前。不仅如此，始设于东晋的外郭亦仅置简易的篱墙和多达56座篱门（或称郊门）。都城及外郭长期设置篱墙的原因可能主要与建康水网密布、沿线地势低洼不易筑土城有关。据近年在老虎桥及城南古秦淮河南岸发现的木栅遗迹分析，这种篱墙的形式很可能是先埋设粗大圆木柱，柱间再以竹篱相连，其特点是修筑方便。总之，东晋国都建康城堪称南渡士族对洛阳城的再造。此后，建康城为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继续沿用，成为六朝乃至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宫城制度及建筑艺术的典范。

东晋时期的建康城城郭壮丽，人烟繁密，手工业和商业高度繁荣，逐渐成为一座闻名于世的东方大都会。南朝宋元嘉七年（430），诃罗陁国使臣曾盛赞建康城：

城郭庄严，清净无秽，四衢交通，广博平坦。台殿罗列，状若众山，庄严微妙，犹如天宫。

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六朝建康城遗址所涉的南京城内数十个地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城墙、城壕、道路、砖沟、砖井、木桥、水闸、砖构房址、佛寺、渡口、堤坝等众多高等级建筑遗迹（图2）。出土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材料为大宗，仅各类瓦当即达800件左右。研究表明，自东晋开始，作为孙吴都城建业建筑风貌标志之一的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改为流行与中原有着直接传承关系、以阳线为表现形式的各类兽面纹瓦当。毫无疑问，就以瓦当为代表的建筑面貌而言，因晋室及衣冠士族的南渡，东晋建康城较之孙吴焕然一新，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

二、文物考古资料所见东晋贵族的生活

在东晋这个新时代，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都城的形态。随着中原士族、民众的大量涌入，江东的人口结构因之大变，建康成了真正的移民之都。这种改变当然不是一天完成的，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缓慢改变，在文献典籍中有或繁或简的记载，于文物考古资料亦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服饰之美反映了东晋贵族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南京及周边地区的东晋墓葬中虽尚未发现有机质的衣物保存下来，但作为服饰构成要素的玉石、金银等饰件则较多。当然，这一时期的服饰面貌亦可通过各式人物俑见其一斑。男性服饰遗存大多为各类玉石饰件，主要有玉组佩、心形佩（韘）、带钩、玉环、司南佩、剑具等器类。其组合在显示较大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颇疑与当时流行的朝服葬有关。朝服即朝会时所着官服，其附件依身份高低有着一定的规定。因质料原因，朝服不能久存，但作为附件的玉石饰件则遗留下来（图3）。由于当时南北分裂，东晋政权玉料来源极其有限，所以东晋中晚期以降，以上饰件有以滑石代替的趋势。女性饰件则有宝石、金银等多种质地。一类饰件为簪、钗、胜、镯、指环等一般首饰，不少钗、簪的长度超过20厘米，与当时贵族妇女盛行假发高髻有关；另一类为步摇上的饰件，其中既有叶形、花瓣形、铃形、珠形饰件，也有中镂雀纹、云纹或柿蒂纹的圆形、半圆形金饰，还有辟邪、羊、鱼、比翼鸟、龟、虎等微雕动物形饰件。此外，还发现一类中央雕镂蝉纹、羽人驭龙纹或兽面纹的金冠饰，其中饰蝉纹者当即侍中等近臣貂蝉冠上的“金珰”，而其实际使用者，既有天子及侍中、散骑常侍等高官，亦有贵族女性。

贵族墓葬中瓷器的数量由孙吴、西晋到东晋，似有递减之趋势，表明东晋瓷器普遍化、大众化和商品化后，已失去了昔日美化生活的功效。换言之，东晋统治阶层的生活趣味可能发生了改变。此前风靡的铺首纹、蕉叶纹、斜方格纹等纹样，到东晋早期已趋简化，孙吴时期流行的装饰华丽的釉下彩绘瓷器已不见踪影，稍晚的器物更改为以素面为主，德清窑的酱黑釉瓷器似乎越来越受到欢迎，“点彩”瓷器已然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东晋瓷器装饰的简素化趋势，与其时崇尚自然与玄学的社会思潮不无关系。

这股简素之风还表现在出土的东晋漆器的装饰风格上。南京地区发现的东晋漆器，可以江宁下坊东晋墓及仙鹤观两座东晋墓葬出土者为代表，其装饰工艺既不同于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出土蜀郡漆器繁缛的彩绘风格，也有别于江宁官家山西晋墓吴郡漆器及南昌火车站东晋墓之典型漆器。东晋早期，漆器上仅绘简单的图案化的宽弦纹、波浪纹、水珠纹、云气纹等，至东晋中期以后则差不多改为通体素面了。这些漆器很可能是东晋中央政府（尚方或御府）控制的官营漆器作坊在建康生产的。

南京地区东晋墓葬出土的陶瓷器往往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新出现了大量和起居生活密切相关的陶明器：凭几、案、坐榻、盘、果盒、耳杯、勺、灯、砚、钵、托盘、曲柄樽、有盖箱等，器形多模仿同类瓷器和漆木器。新出现的器形有方壶、鸡首壶等，还有各式男女陶俑、陶牛车等（图4），多见于大中型墓葬。其中不少陶器外表涂有朱砂，这一现象不见于此前的南方墓葬，而在洛阳地区的西晋墓中常有发现，显然是来自中原的葬俗。温峤墓、象山M7、仙鹤观M6等东晋早期墓中，还发现一种酱釉小壶，夏鼐先生认为系洛阳附近烧造，用于盛装进口香料类贵重液体，可能是晋室南渡时由中原带来。根据以上现象部分复原的东晋贵族起居、出行等生活场景真实地表明，建康城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东晋时期的建康城是南方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闻名于世的商业都会。其时人烟稠密，商贾云集，珍货辐辏，史称“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珍贿无量”。在大市之外，建康都城内外还有小市十余所，知名者如东市、北市、斗场市、肇建市，以及专业集市牛马市、草市、纱市等。2010年秦淮河旁的颜料坊工地曾出土一件口沿饰点彩的东晋瓷钵，其外腹及底部有多行墨书，内容为多种“塸”注3的统计数据，总计竟达近七千件（图5），如此大宗货物只能通过水运销往各地。

注3六朝时期称“钵”为“”，或简书为“区”。

道教在东晋获得极大发展，以服食丹药为主要特点的丹鼎派尤为盛行。其中丹砂被认为具有“养精神，安魂魄”及“通神明不老”的功效，故被列为“仙药之上者”，服食丹砂在东晋上层社会一时风行不止，乃至有服食中毒而死者。丹药在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中有出土，分粉剂和丸剂两类，经化验分析，其主要成分为硫化汞，是含有剧毒的化合物。同类丸状丹药又见仙鹤观M6内，同出的还有一件内盛云母碎片的鎏金带盖银小鼎。据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载，云母是比丹砂低档的仙药，因此这件银鼎也被认为是用来盛放仙药的服食用具。

着高齿屐亦为东晋南朝贵族纨绔子弟的流行时尚，如《世说新语》云士人“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可以为证。这种高齿木屐近年在南京颜料坊工地出土了多件（图6），其屐齿与屐板多以榫卯连接，故屐齿可以拆卸更换，这便是雅好山泽之游的谢灵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之“谢公屐”了。其屐齿较薄，虽则轻便，行走中有“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之感。淝水大战期间，谢安得喜报，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这是人所尽知的东晋名士矫情镇物的典故。现在看来，谢安所着只能是风靡当时的齿薄且高的分体木屐了。

曹魏、西晋时人热衷的玄学在东晋继续盛行，贵族名士以清谈“三玄”（《庄子》《老子》《周易》）为时尚。其领袖往往以手执麈尾为象征，只有善于清谈的大名士，才有执麈尾之资格。这种助谈兴的名流雅器多以白玉为饰，称为玉柄麈尾，又有犀柄麈尾、玳瑁麈尾等。麈尾昭示倜傥风流，向为名士所珍爱。因质料易于腐朽，麈尾在地下难以保存，但其柄饰在南京石门坎东晋墓中则有出土，整体似麈首形，颈为六角状，可塞入握柄的杆腔之中。

东晋延祚百余年，官私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文化发达。出土的东晋遗物中，与文房器具相关者不胜枚举，常见者为陶、瓷、铜、石等各类砚台，比较罕见者还有铜、铁质书刀和木柄铁刻刀等，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涂金铜书滴就更是一件制作精巧的高级文房用品。这一时期流行的六面铜印多制作工整，印面设计颇具匠心，一印有多种印文，可供不同情景之下使用。更珍贵者则为墨与笔，见诸报道的东晋古墨已有十多例，其中以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出土古墨保存最好，代表着当时制墨工艺发展的新水平。笔之实物仅南京上坊东晋墓发现一例。其笔杆虽已朽腐，但笔头见存，两端均见笔锋，中以丝帛紧束（图7）。此笔头如插入杆腔，则整个笔头有近三分之二部分（连同束帛）一起进入腔体，而仅剩三分之一露在杆外，用于书写。这种深纳笔头于杆腔的制法不仅可使毛笔的储水量增加，可连续书写，达到快速记写之目的，还能使笔头根深稳固，不易松脱，书写厚实有力，且便于笔头的取换。在我国书画史上，东晋是极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书画名家辈出，这和当时墨、笔制作质量的大大提高不无关系。

东晋时期书坛繁盛，篆、隶、楷、行、草诸体各臻其妙，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书文并茂，成为千古绝唱；此时还有以墓志为代表的铭石书，均可窥见当时的法书面貌（图8、图9）。书法艺术可窥探书家对精神修养、内涵格调的个性追求；而铭刻墓志因其功用与载体的特殊性，往往强调庄重匀称，与上层文人书家抒发个人情感、表现个人精神境界的行狎书差别甚大。更为重要的是，东晋贵族似乎不屑于“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故太元年间新造太极殿，谢安欲请王献之题写大殿榜额，以为万代之宝，却遭拒绝。

同书法一样，东晋的绘画艺术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其中以顾恺之成就最为杰出。顾恺之的人物画线条犹如“春蚕吐丝”，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被谢安誉为“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唐人张怀瓘评论人物画则称“顾（恺之）得其神”。传世的顾恺之绘画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虽皆系唐宋时期摹本，但仍保留了他的绘画风格和技巧，是十分宝贵的艺术珍品。

三、4—5世纪东亚世界的中心

东晋虽仍偏安南方，但先秦以来中原地区逐渐积累的汉族传统文化却得以在“江东”传承。东晋时代的建康城不仅是两汉以来华夏文明的所在，更是其时东亚世界的中心，与长江以北诸政权及海东、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多国保持着十分频繁的使节往来和活跃的商业贸易。为了安置、管理这些远道而来的各国使臣、商人、僧侣、归附者等特殊群体，建康城内特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东晋初年沿用西晋旧称“典客署”，后改称为客馆。

以文献记载的朝鲜半岛西南部（今韩国境内）古国百济为例，短短的44年间，两国之间的正式往来就有八九次（表1）。

同时，东晋派遣国使、僧侣出访异域，其著名者如高僧法显西行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前后长达14年，途经三十余国。义熙九年（413）回到建康，与北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等在道场寺共同翻译佛教典籍，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记载当时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经济生活、宗教文化、典章制度等内容。

作为东晋与各国文化交流的见证，出土文物中亦有不少充满异域色彩者，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便是被称为“宝器”的舶来品——玻璃器。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南方地区已有16座六朝墓葬先后发现19件玻璃器，东晋墓葬占13例，其类型有罐与杯两种，又以京畿地区东晋贵族墓出土的玻璃器数量为最多，当时权贵对异域奢华玻璃器皿的追逐由此可见一斑。化学成分的检测及相关研究表明，这些玻璃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南京象山M7出土的两件筒形杯为代表，厚壁、直口、深腹、圜底，其成分与德国出土的罗马玻璃相似，尤其是和莱茵河流域科隆4世纪墓葬中出土的一块淡绿色透明玻璃瓶的残片成分几乎完全相同，可以确认属于罗马玻璃系统（图10）；一类以南京仙鹤观M6出土的一件玻璃碗为代表，薄壁、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其成分与伊朗高原发现的玻璃器皿相似，属于典型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224—651）时期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图11）。玻璃器是当时频繁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东晋墓葬出土的这些玻璃器均为圜底。为保持平衡，在使用时，它们下面应有垫承。南京富贵山M4的玻璃碗出土时即置于一件银碗中，仙鹤观M6玻璃碗出土时底部也发现有漆托的痕迹。如广州狮带岗东晋墓中与玻璃残片同时伴出的一件铜碗，从形制和装饰来看，发掘者认为它是一件海外制品。此外，出土玻璃残片的安徽当涂来陇村东晋墓内亦见一件制作精美的薄胎铜碗，最薄处仅0.7毫米，其腹部主题图案不见于其他铜器，现在看来也可能来自异域（图12）。无独有偶，出土完整玻璃碗的广东肇庆坪石岗东晋墓内亦发现一件与来陇村东晋墓几乎完全相同的带盖铜碗。

南京象山M7出土的嵌金刚石金指环也是重要的舶来品。金刚石在美洲、南非发现以前，主要产于印度、锡兰、波斯一带。因此，一般认为此嵌金刚石指环来自南亚。又有象山M7出土的一件鹦鹉螺杯，以鹦鹉螺的天然外壳为杯身，再用鎏金铜边镶扣加固螺壳的口沿及中脊等处，其构思绝妙，是一件珍贵的酒器（图13）。鹦鹉螺杯，《宋书》《南史》等记为“螺杯”，乃出自南海诸国之珍品。

由于4—5世纪的中国大陆政治上南北对峙，加之航海技术的发展进步，海上交通便成为这一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途径，史称其时“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南海洋面呈现“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繁荣局面。除了上述舶来品，南京地区东晋墓还偶见有胡人俑，如富贵山M2一件陶俑头戴三瓣式螺顶帽，铁心桥尹西村王家山及后头山的东晋墓砖上均发现刻画有人物图像，一戴尖顶帽，一为秃顶，都是高鼻深目的典型胡人形象。这些与异域人物形象相关的文物的发现，也是东晋建康城作为国际化都市的旁证之一。

东晋的典章制度、文物及工艺技术对同时期周边地区影响深远，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最。根据文献记载，日本列岛的倭国遣使赴东晋国都建康朝贡始于义熙九年（413），此后的联系频繁。这种交流已经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如爱媛县松山市曾出土一件口沿饰酱褐斑的典型东晋时期四系罐，九州岛曾发现东晋时期的四系盘口壶，大阪黄金冢出土的一件铁刀上竟锈粘着东晋的沈郎五铢，而奈良县橿原市新泽千冢126号古坟出土的萨珊玻璃碗，也被认为是在东晋后期输入日本的。其时的朝鲜半岛上，北部的高句丽、西南部的百济和东南部的新罗三国鼎立。高句丽故地发现的不少古坟在墓壁题记和墓砖铭文中见有“泰宁”“咸和”“建元”“永和”“元兴”等东晋年号。其中冬寿墓墨书铭记不仅使用东晋穆帝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的纪年，且其体例、内容，乃至墓主人正面端坐的彩绘画像都继承了两晋传统（图14）。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古国新罗皇南大冢北坟出土了一件极为典型的东晋时期小型褐釉瓷盘口壶，推测是从与东晋、新罗皆有外交关系的百济间接获得的。

与东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百济。百济故地古坟和遗址出土的东晋时期瓷器至少有数十件，有青釉和黑釉两类，器形主要有鸡首壶（图15）、盘口壶、罐、砚、盏等，其中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发现的一件东晋青瓷羊形烛台（图16），其造型和装饰都极类南京象山M7中同类器，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越窑青瓷精品。此外，近年备受关注的作为百济早期都城的首尔风纳土城遗址，不仅出土有与建康城东晋瓦当图案别无二致的兽面纹瓦当，还发现了39件来自中国南方的大型釉陶瓮，其中13件外壁拍印钱纹，称为钱纹陶器。根据笔者研究，这些大型釉陶瓮的时代均属东晋中后期至南朝早期，推测多为浙江德清窑烧制，瓮内最初应该盛有各类美酒，是作为盛酒器输入到百济的，而其始发地很可能就是东晋及南朝宋的国都建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