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交融

——平城的建康贵胄

张学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一

内藤湖南博士从文化史观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世三个阶段，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大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

不同的历史时期必定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根据内藤博士的学说，古代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进入秦汉以后，中原文化持续向外扩张，促使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所谓中世纪，就是长期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开始觉醒，逐渐成长起来，并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时代，他们凭借民族初兴时期强大的军事活力，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周边民族一举攻灭了西晋王朝；战乱引发大量的人口迁徙，先秦以来蓄积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东晋王朝的建立，在江南地区得以保存和发展；而进入中原的主要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则相互攻伐，称王称帝，建立了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人石氏）、前凉（西晋凉州刺史、汉人张氏）、后凉（氐人吕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匈奴沮渠氏）、西凉（汉人李氏）、前燕（鲜卑慕容氏）、后燕（鲜卑慕容氏）、南燕（鲜卑慕容氏）、北燕（鲜卑化汉人冯氏）、前秦（氐人苻氏）、后秦（羌人姚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夏（匈奴赫连氏）、成汉（氐人李氏）等至少十六个政权。结束这近一个世纪的混战局面、重新统一华北的，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

随着周边民族的不断迁入，中原地区的民族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在各族群的持续交往中，除战争之外，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一种全新的民族认同逐渐形成，而正是这一民族认同缔造了日后辉煌灿烂的隋唐文化。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了极大关注。然而，多数研究都将焦点集中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上：禁止使用鲜卑语，改用汉语；禁止穿着鲜卑服，改穿汉服；提倡与汉人通婚；模仿中原的世族制度改订鲜卑姓氏等。孝文帝改革成为探讨这一时期民族融合问题的关键词，许多研究者站在汉文化的立场上，对这些政策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民族融合这一问题上，孝文帝颁布的汉化政策固然重要，但这只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政策法规，民族的融合却是长时段且日常性的，因此，如果缺乏细节的探讨，民族融合的问题终究只会停留在观念之上。本文拟以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与司马金龙家族有关的墓志为线索，通过个案分析，丰富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的内涵。

二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东南约6.5公里的石家寨村西南方，1965年当地村民打井时偶然发现，文物部门随即对之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次年，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发掘简报见《文物》1972年第3期。

司马金龙卒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此时，孝文帝的所谓“汉化政策”尚未颁行，但墓葬中的随葬物品已经鲜明地反映出胡汉融合的趋势。墓葬中发现5块比较完整的漆屏风，每块高约80厘米，这一高度正是当时席地起居生活方式的反映。屏风两面均有绘画，遍涂朱红漆，分四层绘制帝王、忠臣、孝子、列女、高士、名贤等人物故事，每幅都有文字题记和榜题（图1）。屏风漆画所表现出来的画风，与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传世绘画作品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可以说是一件纯粹的汉文化风格的文物。另外，司马金龙墓中出土了大量陶俑。据发掘报告称，除深目高鼻、黑色胡髭的胡俑外，男俑普遍戴风帽，着披风或窄袖长衣，衣带束于腰上，女俑身着斜领窄袖长衣或长袍，这些都是典型的草原民族风格。

如果说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画和陶俑还是分别反映胡汉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几乎与之同时的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漆画木棺，则在同一件漆棺画上展示出了多种文化因素。漆画绘制于前高宽、后低窄的鲜卑式木棺上，漆棺画的中心内容是中原地区的历史故事，每个场景的旁侧有汉字榜题，这与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旨趣相同。但故事人物的服饰除汉服外，大多数穿着典型的鲜卑服，斜领袍服，长及膝下，下着裙或袴，头戴风帽。场景之间用三角形火焰纹隔开，下方装饰连珠纹的团花图案（图2）。三角形火焰纹在图像学上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了中亚祆教的影响，而连珠纹团花图案则是波斯文化的重要意象。因此，固原北魏墓漆棺画是中原、鲜卑、中亚等各种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已不单是胡汉交流的结果，而是胡汉、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交流，到了北魏前期，胡汉、东西之间的交往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文化交流的繁盛，必定是人物往来、相互认同、相互汲取的结果，而与司马金龙家族相关的六方墓志所承载的内容，正是这一时期胡汉通婚、民族融合的具体例证。

三

司马金龙夫妇墓共出土墓志三方，其中两方为司马金龙墓志，第三方是司马金龙第一任夫人钦文姬辰的墓志。

墓志一：司空琅琊康王墓表

该墓志题为“墓表”，镶嵌在墓门券顶上部，呈碑形，通高64.2厘米，宽45.7厘米。墓表保留早期墓志中多见的碑的形式，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盛行的方形带盖墓志有很大差异（图3）。墓表内容如下：

司空琅琊康王墓表

维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墓志二：司马金龙墓志铭

该墓志亦为碑形，出土于后室甬道南端东侧，通高71厘米，宽56厘米，志文内容与“墓表”基本相同：

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怀州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墓志三：司马金龙第一任夫人钦文姬辰墓志铭

该墓志出土于后室甬道南端东侧，近方形，长30厘米，宽28厘米。两面刻字，志文如下：

唯大代延兴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河内温县倍乡孝敬里人，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启府仪同三伺（司）、都督梁益兖豫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扬州刺史、羽真、琅琊贞王故司马楚之嗣子，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琅琊王金龙妻，侍中、太尉、陇西王、直勤贺豆跋女，乞伏文照（昭）王外孙女钦文姬辰之铭。

依据墓志内容，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司马金龙的身份十分明确。著籍于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的司马氏家族，从东汉时期起就是“世二千石”的大家族，著名人物如东汉颍川太守司马颖、京兆尹司马防等。司马氏以礼制研究作为家学，很早就走上教养化豪族的道路，成为魏晋之际贵族的一员。公元3—4世纪，中原的汉人社会已经确立了基于门第、血统的贵族身份，贵族们垄断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根据毛汉光先生的统计，中古政治社会最重要的士族共有六十家，河内司马氏便是其中一家。三国曹魏时期，司马懿开始参与国家政治，逐渐掌控军政大权，及其子司马昭、司马师时代，曹魏皇帝已经沦为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接受魏帝禅让，建立了西晋政权。然而，西晋王朝立国仅半个世纪，就在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中原地区再次陷入战乱。西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

公元5世纪初，东晋政权再次面临权臣的篡夺。公元420年，刘裕取代司马氏建立了刘宋王朝，历史进入南朝时期。东晋亡国之后，身为东晋宗室成员的司马楚之从驻防的国境线上逃到平城，投靠了北魏王朝。据《魏书·司马楚之传》记载，投魏以后的司马楚之官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并受封琅琊王，死后陪葬金陵（此处的“金陵”为北魏前期帝陵的总称，在今山西省左云县一带）。不仅如此，投靠鲜卑政权的司马楚之还与鲜卑贵族通婚，娶王女河内公主为妻，生下了汉、鲜卑混血的司马金龙。因此，司马金龙身上的汉人血统占1/2。（下列世系表中，括号内的汉字为民族成分，阿拉伯数字为汉人血统比例，后文世系表同。）

司马楚之﹢河内公主

（汉）∣（鲜卑）

司马金龙

（汉、鲜卑，1/2）

司马金龙的第一任夫人是鲜卑民族的钦文姬辰。据《魏书·司马金龙传》及出土的钦文姬辰墓志铭记载，钦文姬辰的父亲是太尉、陇西王源贺（即墓志中所谓直勤贺豆跋，详见后文），外祖父是鲜卑乞伏文昭王。源氏是鲜卑秃发部的后代，十六国时期其先人秃发乌孤曾在河西建立南凉国，传三代至秃发傉檀时被鲜卑乞伏部建立的西秦所灭。注1源贺即为秃发傉檀之子，后归顺北魏太武帝。钦文姬辰墓志铭中称其父源贺为直勤贺豆跋。“直勤”是鲜卑语“贵人”之意，也作“只斤”，特指王子或魏主子弟；“贺豆跋”即“源贺”，“豆跋”应当是“秃发”的异写。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时，北魏皇室改拓跋氏为元氏，而与拓跋氏同源的秃发氏则赐姓源氏。志文显示，钦文姬辰墓志铭镌刻于北魏延兴四年（474），尚在推行汉化政策之前，使用的是鲜卑式姓名，而《魏书》编撰于推行汉化政策以后，使用的是汉式姓名，故而两者在姓名的书写上存在差异。

注1〔唐〕房玄龄等：《晋书·秃发檀载记》，第3147—3157页。

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生下司马延宗、司马纂和司马悦三子，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就只剩下了1/4。

延兴四年，司马金龙的第一任夫人钦文姬辰去世，不久后，司马金龙续弦沮渠牧犍（《晋书》称沮渠茂虔）的女儿，生下了司马徽亮。沮渠氏属匈奴，十六国至北魏前期曾在河西建立北凉政权，沮渠牧犍即第二代北凉国王。沮渠牧犍娶北魏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所生女就是司马金龙的第二任夫人（鲜卑、匈奴混血）。可见，自司马楚之投魏以后，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先后与鲜卑拓跋氏、鲜卑秃发氏、匈奴沮渠氏通婚，司马金龙诸子的汉人血统都只剩下1/4。其中，司马延宗、司马纂、司马悦是汉、鲜卑（拓跋、秃发、乞伏）混血，司马徽亮则是汉、匈奴、鲜卑三族的混血儿。

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去世，葬于北魏国都平城（今大同）。此后，民族融合的历史车轮仍在不停地前进，司马金龙后人的墓志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仅目前所知，与司马金龙家族有关的墓志还有以下几种：

墓志四：司马金龙第三子司马悦墓志

司马悦葬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墓志题为“魏故持节督豫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渔阳县开国子豫州刺史司马悦墓志”。志首称：“君讳悦，字庆宗，司州河内温县都乡孝敬里人也。故侍中、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贞王之孙，故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司空公、康王之第三子……”（图4）可见志主即为司马金龙第三子司马悦。墓志未载司马悦的配偶，但称其“男降懿主，女徽贵嫔”，也就是说，司马悦所生子女与帝室联姻。

墓志五：司马悦第三女司马显姿墓志

司马显姿是司马悦第三女，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的第一贵嫔，正光元年（520）卒，次年陪葬景陵。墓志题为“魏故世宗宣武帝第一贵嫔司马氏墓志铭”，志首称：“夫人讳显姿，河内温人，豫郢豫青四州刺史、烈公之第三女也。其先有晋之苗胄矣。曾祖司徒琅琊真王，垂芳迹于晋代。祖司空康王，播休誉于恒朔。父烈公，以才英俊举，流清誉于司洛……”（图5）

墓志六：高雅墓志

河北景县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为渤海郡蓨县，是渤海高氏的籍贯地。渤海高氏虽然比不上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这样的一流高门，但能与崔、郑、李、卢通婚，在当时社会上仍不失为豪门望族。高氏家族墓地位于今景县城南15公里的野林庄和北屯乡一带，当地称“高氏祖坟”或“皇姑陵”，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编号景高M13的为高雅夫妇子女合葬墓，葬于东魏天平四年（537）。

景高M13的葬俗比较特殊，由甬道、主室和东、北两个侧室组成。主室葬高雅及夫人司马显明，北侧室葬高雅次子高德云，东侧室葬高雅长女、北魏孝明帝嫔妃高元仪。出土墓志一方，志面刻高雅生平事迹，志侧刻“夫人河内琅琊王司马金龙之孙，豫州刺史悦之长女，字显明，年卌九。大女，孝明皇帝嫔，字元仪，年卅二。第二息镇东府骑兵参军讳德云，字仲武，年廿一”（图6）。夫妻与子女合葬这种埋葬形式非常罕见，属于祔葬的一种。究其原因，或许与胡太后毒死亲生儿子孝明帝、引发尔朱荣屠戮宗室大臣的“河阴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的墓葬均在平城附近，而司马悦的墓葬却在洛阳附近的孟县，亦即司马氏的故里，这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结果。按照当时的规定，原居住在旧都平城、后迁往洛阳的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而景高M13是高雅夫妇子女合葬墓，墓主人高雅之妻司马显明是司马悦的长女，亦即司马金龙的孙女。渤海高氏是“天下贵族”的十三姓之一，鲜卑的血脉通过这种方式，流入另一汉人世家大族的血管之中。

四

从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开始，北魏政府进一步实行改革的基本方针政策已见端倪。文成帝拓跋濬（452—465年在位）之后冯氏（冯太后，即文明太后，北燕宗室），在其孙孝文帝即位初年临朝称制，制定和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孝文帝亲政后，于太和十八年（494）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洛阳，改制的内容更加深入，包括变革胡服、禁鲜卑语、定籍贯和度量衡、定族姓、胡汉通婚、改姓氏、改官制以及变革礼制等，进一步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周边民族的融合。

实际上，民族的融合不仅存在于司马金龙等贵族身上，北魏帝室的混血现象更加明显。北魏前期所谓“子贵母死”的规定，即“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使得多数鲜卑女子都不愿因所生子嗣被列为太子而身受杀戮，因此北魏皇帝的母亲大多是汉人出身。这样的现象，从北魏正式建国就开始了。据《魏书》帝纪与皇后传的记载，第一代道武帝拓跋珪的生母尚为北族的东部大人野干之女；第二代明元帝的生母刘贵人为汉人刘眷之女；第三代太武帝拓跋焘的生母杜贵嫔为魏郡邺城人、阳平王杜超之妹；未即位即薨的太子（恭宗）娶北族郁久闾氏生下了第四代皇帝文成帝；第五代献文帝的生母李贵人为梁国蒙县汉人；第六代孝文帝的生母李夫人为中山安喜汉人；第七代宣武帝的生母高夫人，为司徒高肇之妹；第八代孝明帝的生母胡充华为安定人、司徒胡国珍之女。“子贵母死”的规定，促使汉人血统快速进入了北魏帝室。以著名的孝文帝为例，他身上的鲜卑血统最多只有1/16，及其孙孝明帝就只剩1/64了。其他帝室成员身上的汉人血统也当与之相近。司马悦之女司马显姿成了孝文帝之子宣武帝的第一贵嫔，而宣武帝身上的鲜卑人血统则仅占1/32。

孝文帝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利用政权的力量，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大大促进了鲜卑民族的文明化进程。但是，这样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即鲜卑民族的消亡。因不满朝廷的汉化政策和贵族官僚的腐败，驻扎在北部边境六镇的鲜卑臣民发动了叛乱。这场动乱导致北魏政权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不久后又分别为北齐高氏和北周宇文氏所取代。鲜卑文化虽然在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下得以复辟，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现象，“汉化”的历史大潮已经无法逆转。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四年后，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晋王杨广率军南下，次年平陈。至此，分裂两个多世纪的南北朝重归一统，中国历史迎来了隋唐时代。

过去，我们常常对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津津乐道，然而，通过对司马金龙家族墓志的分析可以发现，北朝时期族群之间的交融，绝对不是单一的“汉化”，而是族群间的相互交融，即所谓的“民族融合”。正因为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进入隋唐以后，十六国以来活跃一时的鲜卑、匈奴、羯、氐、羌诸族，作为单独的族群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甚至直接左右当时的政治。隋唐帝室分别自称弘农杨氏和陇西李氏之后，却有着普六如、大野这样的鲜卑姓氏；鲜卑独孤氏、鲜卑长孙氏、汉人萧氏等各个家族，都成为他们的联姻对象。他们的血管中必定流淌着汉人、鲜卑人，甚至其他各族群的血液。注2另一方面，当时所谓的“汉人”也不再是两汉时期的汉人，“中国文化”也再不是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化。经过多民族混血的新一代中国人——隋唐人，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隋唐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司马金龙父子几代人的经历，正是这一历史大潮的缩影。

注2〔唐〕令狐德等：《周书·杨忠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17页；〔五代〕刘等：《旧唐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