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嵇康之死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人，生于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死于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他是曹魏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身为曹魏姻亲，但却志在老庄之道，倾慕恬淡自然的生活，故涉政不深，甚至刻意保持和曹魏政权的距离。曹魏后期司马氏当权，打着名教的幌子，却行不忠不义的谋朝篡位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嵇康特殊的身份，让他深处司马氏集团和曹魏集团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为当时倾动朝野的名士，嵇康无法让司马昭放心，终因他的不妥协与不合作而被杀。与嵇康之死关联密切的有六个人，三个是至亲好友：他的妻子长乐亭公主，好友吕安和七贤之一的山涛；三个是奸枭之辈：吕安的同父异母兄吕巽，司隶校尉钟会和枭雄司马昭。
嵇康被捕下狱的直接缘由是受到吕安一案的牵连，而吕安则是因为同父异母兄吕巽的诬告而获罪。嵇康和吕巽、吕安兄弟都是朋友，干宝《晋书》说：“嵇康，谯人。吕安，东平人。与阮籍、山涛及兄巽友善。”[3]而嵇康和吕安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二人志趣相投、情意相合，故可谓之至交、知己。《世说新语·简傲》称：“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4]对于一个人来讲，能够在思念某人的时候而即刻驾车前往，哪怕彼此相距千里之遥，这样的朋友，在一生中恐怕也并不多见，吕安之于嵇康就是如此。又《晋书·向秀传》云：“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5]山阳是嵇康寓居之地，向秀、吕安到山阳当然是为了嵇康，而打铁和浇灌菜园自然也是围绕嵇康展开的，三人能够一起从事这样的下役劳作，亦可见彼此关系之亲密。
正是因为嵇康和吕安之间的这种情谊，让嵇康在吕安罹难一事中无法坦然处身事外，更何况吕安的不幸和他还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嵇康本人也是吕安一案的直接当事人，无法推卸自己应有的责任。此事起于吕安的一件家丑，即吕安的兄长吕巽乘酒醉奸污了自己的弟妹——吕安的妻子，
干宝《晋书》云：“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6]
孙盛《晋阳秋》曰：“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7]
由史料可知，吕巽是吕安的嫡兄，而吕安则属于庶出，从传统来讲吕安的母亲应该是其父吕昭的妾，地位卑下，而吕安在家族里的地位自然也不如吕巽正统，彼此的嫌隙恐怕由来已久。因为吕巽垂涎于弟妹的美貌，终至借酒而实施奸淫之行。根据中国人的祖训，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吕安虽本能地想告发吕巽并把妻子遣送回娘家，但顾及兄弟情面和家族的整体利益，还是向嵇康进行咨询。这样，嵇康也就不得已而介入了这件不光彩的家事，并居中调停。嵇康应该是向吕安晓喻了其中的利害，为避免家破人亡，吕安放弃了告发行动。至于吕巽私下做出了什么承诺，外人也就不得而知。但是，嵇康和吕安谁也没有料到，吕巽后来居然会反水，而且是恶人先告状。嵇康愤慨之余，毅然与吕巽绝交，并写下绝交书，揭开了其中的隐情。嵇康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说：
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诚忿足下，意欲发举，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故从吾言。间令足下，因其顺吾，与之顺亲，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又足下许吾，终不系都，以子父交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释然，不复兴意。足下阴自阻疑，密表系都，先首服诬都，此为都故，信吾又无言，何意足下苞藏祸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8]
吕巽，字长悌。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嵇康文中称“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意思是说，他认为吕巽应该不会再胁迫吕安。又说“足下许吾，终不系都，以子父交为誓”，由此看来，吕巽确实向嵇康做了某种承诺，而且是以嵇、吕父子两代人的交情发誓，吕巽不会向官方揭发和检举吕安。这两处文字暗示，吕安似乎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吕巽手中，而且很要命。吕巽后来检举吕安“挝母”，即吕安和自己的母亲相互厮打，这里的“母亲”应该是指吕巽之母，而非吕安自己的亲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吕安母子遭受吕巽母子的白眼很正常，吕安的反抗也在情理之中。但儿子“打母亲”，毕竟是不孝之罪。在司马昭提倡“以孝治天下”[9]的大背景下，吕安恐怕在劫难逃，而且这还是一个极其羞耻难堪的罪名。吕巽的检举是否属实，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详尽的资料，但吕安获罪徙边流放确是因为不孝之名。至于背后是否还有政治因素，也不好说。
吕安在流放途中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去矣嵇生，永离隔矣！焭焭飘寄，临沙漠矣！[10]
这封信当然会落到司马昭手中，而信中的狂放之辞，充分显示了吕安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与浅薄。司马昭正欲粉饰太平，为司马家的事业发展奠定理论、道义和社会风气上的合法性。吕安却在信中抱怨世道不公、民怨沸腾，似乎整个社会都处在一团乌云笼罩之下，所以他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让整个社会恢复应有的秩序。这无疑是对司马氏集团高压统治的一种影射与强烈反弹，尤其他还试图踏倒昆仑、登翻泰山，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公开挑衅。难怪司马昭会心生厌恶，把他从流放途中缉拿回京，关押入狱。吕安一案的性质也就由家庭纠纷案，而转变为政治刑事案件——藐视朝廷、诽谤当政、试图扰乱社会秩序。如此一来，吕安也就把自己置于绝境。
如果吕安被放逐，但没有这封信，嵇康或许还可以安然处身事外。但这封信的出现，也就把嵇康放在了和吕安同谋的位置上。这样，无论吕安的家庭纠纷案还是政治刑事案，都让嵇康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不管是为了道义担当还是为了辩明是非，是出于主观愿望也好，还是因案件牵连而被引证也好，总之，嵇康都不得不站出来，为吕安一案出庭作证。然而，吕巽所以敢于检举吕安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是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靠山：一个是正在司马昭面前得宠的红人，司隶校尉钟会；另一个，就是司马昭本人。《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世语》云：“昭字子展，东平人。长子巽，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文王。”[11]由是可知，吕巽和钟会一样，都是司马昭的身边近臣，得宠于司马昭，彼此关系自然非同寻常。而嵇康在吕安一案中的出现，让这个本来比较简单的案件变得复杂，因为钟会和司马昭显然对嵇康更感兴趣。于公于私，嵇康都是钟会和司马昭共同的敌人，吕安一案的焦点迅速从吕安转移到嵇康身上。
事情的结局，就是嵇康和吕安都被判处死刑。到了这个时候，嵇康已经成为整个事件的主角，而吕安反而是陪衬了。可以说，在嵇康之死的问题上，钟会是十分卖力的，司马昭最终决定除掉嵇康，和钟会的进言关系密切，
《文士传》曰：“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12]
钟会时任司隶校尉兼镇西将军，地位显赫，是司马昭的心腹与得力干将，很可能嵇吕一案即由他亲自侦办。钟会的话虽是庭论，但显然是说给司马昭听的，而且也戳中了司马昭的心事。第一，他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不为物用、无益于今，即点明了嵇康不为司马氏所用且不合作的态度。第二，他说嵇康轻时傲世、负才乱群惑众，是点明嵇康具有反司马氏的煽动能力和言论事实。第三，他说嵇康不诛便无法清洁王道，即暗示嵇康是司马氏执政道路上的绊脚石。这三点都正中司马昭下怀，可以说刀刀扎在了要害之上。钟会既然端的是司马家的饭碗，为司马家服务也是情理必然。但钟会所以想要嵇康的命，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个人恩怨，那就是对嵇康的羡慕、嫉妒与怀恨在心。
《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13]
《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4]
《魏氏春秋》：“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15]
钟会是魏太傅钟繇之子，出身世家大族，身份地位显赫，司马昭当政时更是红极一时。钟会才思敏捷、擅长名理思辨，在当时关于才性异同的辩论中，他写了《四本论》，很想让嵇康看一下，但又惧怕嵇康的反驳与论难，不敢当面交给嵇康，只好隔着墙把文章丢进叔夜家的院子里，然后转身就跑。虽然史家对此事的记述略显夸张，但从中不难看出钟会对嵇康才华的钦羡与仰慕，以及嵇康在当时文化界的地位与影响。当钟会带着一群时贤俊杰慕名拜访嵇康的时候，正赶上嵇康和向秀在忙着打铁，二人居然没有和他打招呼，更不用说以礼相待、寒暄问候了。这对自视甚高的钟会来说，当然是一种蔑视和侮辱。而临走时嵇康和钟会的机锋问答，已经是矛戢相向、剑拔弩张了。无怪乎孙盛在著《魏氏春秋》时，把这个事件当成了钟会谮杀嵇康的理由之一。
当然是否杀嵇康，决定权在司马昭手里。司马昭最终的决策表明，在他看来，嵇康是司马氏执政道路上的一个潜在威胁，如果不除掉，早晚会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当其时，司马昭已经大权在握，在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司马氏集团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嵇康可以说是曹魏集团的最后一根旗帜，也是司马昭眼中的最后一颗钉子。
在此之前，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通过高平陵政变，将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曹魏集团的核心力量几乎一网打尽，重创了曹魏集团的统治基础。齐王曹芳嘉平初年，太尉王凌和他的外甥令狐愚准备在淮南起兵，讨伐司马懿，阴谋另立楚王曹彪为帝，事变被司马懿扑灭，嘉平三年（公元251年）王凌事败自杀。嘉平六年，曹芳和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谋划发动政变，废黜司马师。结果事情败露，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被杀，齐王曹芳被废，司马师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曹魏集团的中央力量，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抗司马师，结果被司马师击溃，毌丘俭被杀，文钦逃亡到东吴。这是曹魏集团地方势力的又一次重大损失。
曹髦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将军诸葛诞不满司马昭专权，又心向曹魏，担心司马昭对自己不利，于是袭杀扬州刺史乐
，并联合东吴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氏执政。甘露三年，诸葛诞兵败被杀，司马昭将最后一支拥曹的地方势力镇压下去。甘露五年，年轻的皇帝曹髦眼看曹家大势已去，不忍坐等司马昭的废弃与羞辱，于是对身边近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16]没想到，王沈、王业原来是司马家的卧底，二人早将此情通报给了司马昭。当曹髦带着几百名童仆气势汹汹地杀奔司马昭府邸的时候，被司马家的心腹贾充带人挡在了半路上，年轻的皇帝就这样死于非命。此后，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改甘露五年为景元元年（公元260年）。这样一来，司马家的执政道路已经隐然可见，天下人几乎都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故事发展的剧情——即曹丕禅让称帝模式的重演。
然而让司马昭不放心的是，还有一股潜在的舆论力量，这就是那般名士和他们的追随者，必须让他们死心、闭嘴。以何晏、夏侯玄等为首的“正始名士”，凡是和司马家作对的，大都早已灰飞烟灭。正当其时的“竹林名士”，像山涛、王戎、阮籍等人，也以不同的方式被招安到了司马昭麾下。其中名声最大、影响力最盛的嵇康却始终不肯低头，如今他被同为“竹林名士”的吕安牵连入狱，拿这两个人开刀，无疑具有强大的震慑力。但在嵇康身上却找不到实质性的违法、悖逆行为，吕安的政治刑事案则勉强可以作为一个说辞，这也是司马昭诛杀嵇康的风险，即让天下士人寒心，进而对司马家的政权不抱什么希望。
当然，嵇康之死也是事出有因、形势使然。司马昭杀他的理由大体有三个，都和当时曹家与司马家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第一，嵇康的身份、地位和他倾向于曹魏集团的政治立场；第二，嵇康反对司马氏执政的言论与行动；第三，嵇康在士人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一点尤其要命。
从政治立场来看，嵇康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倾向于曹魏集团的政治态度，因为嵇康和曹家有姻亲关系。《三国志·魏书·沛穆王林传》注云：“案《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17]《文选》江文通《恨赋》注引王隐《晋书》曰：“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18]沛穆王曹林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但以上两说，一个认为嵇康的妻子是曹林的女儿，一个认为是曹林之子的女儿。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倾向于认为，嵇康是曹林的女婿、曹操的孙女婿。《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章叙录》云：“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19]嵇康临死，最终的官衔就是中散大夫，这还是因为妻子是公主而获赐的荣誉头衔。中散大夫是一个闲职，大约七品的官阶，没有实际权力，史书中甚至没有嵇康上班的记录。可以看出，嵇康终其一生，并没有进入曹魏统治集团的实力圈子，应该说嵇康自己的志向并不在官场，而在老庄出世、隐居之道。否则，以嵇康的才华和声名，进入曹魏集团的核心圈并不是大问题。
作为曹家的女婿，嵇康的身份是一个天然的标签，标志着他属于曹魏集团。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确定他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司马昭也是清楚的，嵇康这样的人还是以拉拢为上，这个任务很可能就落在了嵇康的好友山涛身上。
《晋书·山涛传》：（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帝尝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20]
《晋书·宣穆张皇后传》：“宣穆张皇后讳春华，河内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内山氏，司徒涛之从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识过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阳公主。”[21]
宣穆后即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是司马师、司马昭的亲生母亲。张春华的母亲山氏夫人是山涛的从祖姑（堂姑奶奶），就此而论，张春华应该是山涛的远房姑姑，而山涛和司马师、司马昭也就成了表兄弟。有了这层关系，加之山涛向司马氏的主动靠拢，我们再看司马师（景帝）、司马昭（文帝）兄弟对山涛的器重，以及山涛很快就能当上尚书吏部郎这样的重要官职，也就很好理解了。从司马师、司马昭对山涛所表现出的热情可以看出，他们二人是把山涛当自己人看待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山涛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那么，让山涛出面去拉拢嵇康，自然是上上之选。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前后，司马昭欲任命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这是一个负责甄选并向中央推荐官员的职务，实权很大，山涛于是以此为借口向司马昭推荐嵇康担当这个角色（背后很可能是和司马昭商议过的），并转托吕安和公孙崇给嵇康带话。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前年从河东还，显宗（公孙崇）、阿都（吕安），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22]《与山巨源绝交书》约作于景元二年（公元261年），故所谓前年，应指甘露四年（公元259年），当时嵇康避居河东，山涛没有机会见到嵇康，所以托人传话。关于此事，《世说新语·栖逸》注引《嵇康别传》云：“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23]
至于嵇康避居河东的原因，应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24]这一条正好和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说辞相吻合，可见，山涛举荐嵇康也是司马昭的意思，目的是以此试探嵇康的态度，如果能把他拉过来当然更好。山涛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又不得不担当这个“劝降”的角色，一是职责所在，端谁的饭碗为谁说话；二是为好友考量，当时的政治形势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样做，等于为嵇康谋划一条退身之路。嵇康当时并没有答复山涛和司马昭，而是采取了“拖”字诀，这本身就意味着委婉拒绝，避免了和司马家的公开摊牌。很可能后来曹髦的被杀（景元元年），或者其他什么事件，刺激了嵇康的神经，让他对司马昭彻底失望乃至绝望，进而借《与山巨源绝交书》划清和山涛的政治界线，同时，也就是公开和司马家摊牌，摆明了自己不合作的政治立场。到此，司马昭也就不再对嵇康抱任何希望。
从嵇康的政治言行来看，司马昭对他则是极其不满乃至耿耿于怀。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十六岁的皇帝曹髦来到太学，跟经学博士们讨论起了孔子、周公的品格得失问题。当时的太学已经被司马家控制，舆论倾向是为司马氏执政说话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王肃，他是司马昭的岳父，也是后来晋武帝司马炎的外公。在孔子与宰我、周公与管叔蔡叔的问题上，王肃等人的观点是宰我、管叔蔡叔属于顽凶，错误在于他们自己；而周公和孔子是贤德的圣人，没有任何错误。所以这样说，目的当然是为孔子和周公开脱失察的责任。其中的关键还不是孔子，而是周公摄政问题的敏感性。当其时，曹髦年幼、司马昭摄政，正好和昔年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的情形相仿佛。
西周初年武王驾崩，成王三岁，于是周公摄政，他的兄弟管叔和蔡叔联合当时殷商后裔武庚一起起兵，反对周公执政。后来周公镇压了叛乱，杀管叔而流放蔡叔。曹髦到太学的前一年，即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刚刚镇压了毌丘俭、文钦在淮南反抗司马氏的军事行动。如果说武王、周公任命管叔、蔡叔去监察武庚有失察的责任，那么司马师和司马昭对毌丘俭、文钦的兵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王肃的经学观念，恰恰在此为司马家建了一道防火墙。曹髦当时在太学质问经学家们说：“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又说“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25]周公、管蔡之言一出，在场的人应该马上就警觉地意识到了皇帝的言外之意。年轻的曹髦，已经对司马氏的专权心怀怨愤了。
事后嵇康著《管蔡论》，对曹髦当时的政见进行了回应：
（管蔡）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推此言，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26]
简而言之，嵇康认为管蔡起兵是为了勤王，是出于忠心要维护天子的正统地位，所以不惜兄弟反目，这是愚诚之心。因为周公摄政的时候，就连召公也曾起疑心，管蔡不相信周公亦在情理之中。至于武王、周公也没有用错人，没有失察的责任；而管蔡反叛，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嵇康这样的回答，无异于为毌丘俭、文钦的叛乱平反。尽管也算为司马师、司马昭开脱了责任，但这种言论在司马昭心中，无异于一把无形的匕首。嵇康当然也明白其中的利害，所以后来，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27]。嵇康的性格，决定了他飞蛾扑火的行为方式。
就毌丘俭事件而言，嵇康除了在理论上进行支持，恐怕行为上也曾经想有所动作，这更是司马昭所不能容忍的。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语》：“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28]
《三国志·傅嘏传》注引《世语》：“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29]
《晋书·文帝纪》：“景帝崩，天子（曹髦）命帝（司马昭）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都（洛阳）。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30]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在镇压毌丘俭反叛的过程中眼疾发作，死在了许昌，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去处理后事。当时的曹家似乎看到了一缕曙光，打算有所行动，挽回败局。于是，曹髦颁布诏书命令司马昭镇守许昌，让傅嘏带领大军返回洛阳，言外之意是要把司马昭赶出京城，并把他架空，以便于进一步采取行动，铲除司马家的政治势力。嵇康所谓欲起兵响应毌丘俭，应该就是在毌丘俭尚未失败，而曹家准备对司马氏采取行动的时候。但司马师很快就把叛乱之火扑灭，司马昭也没有傻到会听从一个小孩子皇帝的话，而是按照钟会、傅嘏的建议，径直带领大军返回洛阳，粉碎了曹家的幻想。如果联系嵇康身为士人却喜欢打铁，可知他并不是普通的读书人，而是身怀侠义之风，那么关于他欲起兵的传言，也就不会是空穴来风。即便这纯属谣言，但在司马昭的政治嗅觉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司马昭心目中，嵇康是一个既有行动能力又有心反抗司马氏执政的人。
那么嵇康的行动能力是什么呢？除了侠肝义胆，那就是嵇康在当时士大夫、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嵇康入狱事件的后续发展，充分证明了司马昭的担心并非多余，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
《世说新语·雅量》云：“（嵇康入狱）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31]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32]
嵇康入狱后，有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为嵇康求情，并请求让嵇康到太学作他们的老师。此外，还有许多时贤豪俊跟随嵇康一起入狱，愿意和他一起共进退，其目的和那些太学生的行为相仿，无非是想以这样的行动逼迫司马昭放人。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一代枭雄怎么可能会轻易被人要挟。反过来，这种举动恰恰把嵇康推上了不归之路，成为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司马昭最终下决心杀掉嵇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虽然有风险，但他不可能为自己的儿孙留下一个隐患。他的后悔也可能是真的，但如果事情从头来过，结果可能还是如此，这就是世人面对现实的无奈之处。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秋，四十岁的嵇康被斩杀于洛阳东市，《广陵散》绝响。同年钟会带领大军征蜀，后与姜维图谋据蜀对抗司马氏，结果在次年正月被部下所杀，司马昭带兵平定了叛乱并灭蜀。是年，司马昭灭蜀有功，改元咸熙元年。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同年十二月，他的儿子司马炎效法曹丕模式（禅让），登上了皇位，历史由曹魏过渡到了司马家的晋朝。世道轮回，曹操和曹丕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汉献帝的命运会戏剧般地落到自己儿孙的头上。